起初，看到“人类学之滇”的“自述”很是兴奋，内心深处蠢蠢欲动，也想写点我的心路历程，但落笔时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这篇自述从2017年年末开始酝酿，直到新年第二天才动笔。期间恰逢圣诞和新年，我忙着在剑桥体验“他者”节日中的习俗。自从踏入“人类学”的大门，观察、体验、参与和理解“他者”已经成为我的习惯。回顾自己十几年的学术之旅，几乎一直在各种地理和文化的田野时空中行进，一直在接触和认识他者的文化和世界，也一直在不断反省、认识及提升自己。
启蒙：成长于天山、游走于荒野
记得有人说过，每个人类学研究者都与自身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对此，我深有同感。我生长于天山脚下，自小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环境中。从小学开始，班级结构就一直呈现多民族共处的状态。高中时认识了一位哈萨克朋友则和我成为了一生的挚友。我在新近出版的《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序言中有写到我与他的相识过程。与这位哈萨克朋友及其家人的相处经历，恰巧是我后来从事游牧社会研究的基础。
爱好旅游探险摄影可能是后来促使我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99年，我在新疆师范大学的一场讲座上结识了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家冯刚，并有幸成为他的摄影助手。2000年夏，我刚大学毕业就与冯刚老师前往准噶尔盆地拍摄蒙古野驴。此行是我平生经历的第一个生死考验。关于这段经历我在另一本书《回归荒野：准噶尔盆地野马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序言里有所提及。这次摄影经历也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让我明白了人类学中“跳脱固有藩篱，审视他者世界”的意义——原来口舌相传的“蠢驴”一点都不“蠢”，原来野驴有着井然有序的家族结构和分工明确的社群行为。
随后的时间，我徒步穿越天山博格达峰大本营，徒步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探寻3800年前的小河墓地，环塔里木盆地自驾。这些经历让我真切体验到新疆多样性的地理地貌和风俗各异的民族文化，也感受到新疆厚重而又复杂的历史。尤其是2003年春节的小河墓地探险之旅，让我第一次体验到自我的存在。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感受——冬日的沙漠里，周围一片死寂，行径途中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真切用心地感受到一个生命的存在，自我的存在。这些经历开阔了我的视野，为我后来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积累了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
初探：走进戈壁荒漠、走进野马的世界
2004年8月，我辞去乌鲁木齐市第六中学的教职进入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学习民族学，师从崔延虎教授，也正是他开启了我的人类学之旅。崔老师根据我的兴趣爱好及野外经历，很快在入学后就为我确定了硕士论文研究主题：从生态人类学与恢复生态学的跨学科视角，研究濒危物种野马在人工饲养、野放荒野过程中与自然、哈萨克牧民等人类群体的关系。最终，我以“野马”为关注点，通过跨学科视角，研究三对复杂关系：人与人、人与自然、生态系统内部各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通过对野马这一濒危物种的保护研究，让我逐渐明白人类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在经过前期三次短暂的踩点调查后，我于2006年6月正式进入田野。我的田野点分布在准噶尔盆地的三个区域，其中一个点（野马野放区）就是我四年前经历生死的地方。三个地方跨度达几百公里，涉及到两个地区：阿勒泰地区和昌吉回族自治州。随着调查的深入，调查对象、内容及区域在不断扩大，原来的设想、计划及行程也在不断调整和改变。为了解野马和哈萨克牧民的关系，我背着睡袋、帐篷跟随牧民转场，从冬牧场跨过乌伦古河到达阿魏戈壁，又沿额尔齐斯河到达阿尔泰山夏牧场。一路上，我曾经在很多善良淳朴的哈萨克牧民毡房里留宿过。多年后回想起来，当地人当时对我的无私帮助和完全接纳，成为了我继续游牧研究、人类学研究的最大动力。
三年的研究生经历，收获颇丰，我对自然环境、野生动物及哈萨克牧民社会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在对野马及其生存环境的调查中，我发现自己以往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很浅显、很抽象，也有偏见。大自然中看似微不足道的一草一木，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都有其特定生态位和作用。比如，准噶尔盆地卡拉麦里地区有1种拇指大小的生物——沙蜥。它们趴在草丛或石头上一动不动，你根本看不见，但它们不仅是蝗虫的天敌，也是许多猛禽类的食物，在维系荒漠草原生态链的平衡中起着重要作用。还有那些戈壁、荒漠中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头，对阻止草原退化也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在自然界中，任何一种生物经过与自然环境的长期演化适应，对于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只不过由于人类认识水平有限，可能还没有发现其在自然界中的作用。
通过研究野马，我发现作为同为哺乳动物的人，在生物属性方面与野马有很多相通之处。野马是较高等级的哺乳动物，具有严格的家族结构和分工明确的社群行为。在一个家族结构中，头马经过争斗获得首领地位，负责保护整个群体，拥有最大权力以及与雌马交配的唯一权力。家族群内的成年母马都是头马的“妻妾”，对于这样一个“一夫多妻”制社群，在配种季节，母马之间为获得交配权也会争风吃醋。这是否标志着在配种期间出现了短期的母系社会序列。最令我震撼的是，野马的“杀婴”现象，即成年雄性野马有咬死非己后代的习性。每个群里都有一匹“头马”，其在争斗中失败，那么新产生的头马就会把原来头马的幼子踢咬致死。这些场景似乎经常会出现在早期人类学家的对人的书写中。而这种“由我及他再由他及我”的研究发现愈发让我沉迷于人类学的魅力当中。
我对田野调查一直怀有极大热情。在牧区做调查，牧民居住分散，白天我需要来回步行一二十公里走访，晚上回来还要整理访谈和写田野日记。我积极主动地去结识尽可能多的访谈对象，认真聆听和记录，只要条件允许，随时随地展开访谈。每份访谈基本都整理了3遍，所以我对每一次的访谈都记忆深刻。我的田野一直持续到2006年12月初才结束。在此期间还有一个插曲，导师带我去参加11月底在中山大学举办的“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有幸在“海峡两岸研究生”论坛中发言，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麻国庆老师。
读研期间另一个收获是有幸参加了导师的课题及其学术活动。田野中的机遇巧合，我还承担和参与了与我研究密切相关的国内外科研项目，结识了一些来新疆做研究的国外人类学博士。所有这些经历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也让我对人类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入门：深入阿尔泰山、走进游牧者的世界
2007年7月，我进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攻读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师从麻国庆教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自由、宽松、开放的学术氛围，深厚的人类学底蕴及人文关怀思想对我影响至深，其天然的地理优势，与国内外学术界交流密切，经常有南来北往的学者在此停留。我有幸跟着麻老师结识了很多知名学者，在倾听与交流中慢慢引导我走向人类学更加广阔的天地。读博期间，麻老师对我这个来自大西北研究游牧的笨小伙子特别关心。2008 年初南方雪灾的那年春节，我没有回家，老师把家里的钥匙留给了我。
博士阶段，我的研究以草原生态与牧区发展为背景，围绕着“哈萨克游牧知识体系与草原生态之关系”，主要探讨了这套“本土知识”体系在生成、发展与变化过程中与草原生态的互动关系。田野主要在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及其之间的戈壁河谷地带。2008年8月中旬，我从乌鲁木齐出发前往阿勒泰富蕴县。时值北京奥运，新疆的安检很严。在乌鲁木齐客运站经过6道安检，我才坐上了前往富蕴县的班车。一路上又经过多次检查，民警甚至会为了验明一个人的身份不得不让整车人等待几个小时。没想到，后来这种情况成为一种常态。
因为之前有在当地做田野的经历，而且还给哈萨克牧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这次很快就投入到田野工作中。我在牧区之所以能被当地人接纳，源于我发自内心的真诚、尊重当地习俗、平等与之相处，并从日常行为举止中和他们打成一片。例如，为了和当地小伙子看齐，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吃下一大块羊尾巴油（能吃羊尾巴油被看作是小伙子能力或体力的一种体现）；日常饮食中更是如此，我与牧民们一样用手抓着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常常喝得不省人事；由于长时间很少能吃到蔬菜，我的手开始蜕皮，即使吃维生素药片也无济于事。而牧民就不会，他们的饮食结构、习惯及身体适应性是在与草原生态长久的磨合中形成的。牧民在草原上的生存之道就是游牧文化。所以在田野中，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触摸到文化。
田野期间，我怀揣热情，乐此不疲地奔走于一个个牧民家庭，几乎走遍了富蕴县境内乌伦古河河谷200多公里的牧民定居点，其间参加了无数场婚礼、割礼、走路礼及宗教节日等活动。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不断进行调整和修正原来的思路，并越发惊叹于哈萨克游牧知识的丰富性。我经常被老人们丰富的放牧牲畜、草原利用、气象物候等知识所折服。牧民熟知草原上的一草一木，对自然的变化非常敏感。他们每年驱赶着畜群在阿尔泰山与准噶尔盆地之间往返达上千公里，一路上不知亲历了多少事情。所以牧民们都有自己的一套放牧经验和不一样的经历，也因此他们有讲不完的故事。
在牧区做田野有很多特殊性，不能照搬农区，要结合牧区生产生活特点，随时做出调整。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现在，我田野点各乡镇的行政边界经历了多次变化，又存在氏族部落时期的传统放牧区域与迁徙路线。当时的情形是传统习惯放牧范围与行政边界交叉相错在一起，即当地各乡、村牧道、牧场及农牧民居住格局呈现交叉或叠加。于是，我以县域为单位打破乡、村行政边界，以部落历史以来的传统放牧区域为研究范围。受此启发，我又前往其他县及阿勒泰地区行署，甚至乌鲁木齐，寻访那些曾经在当地政府部门工作过的退休人员。在此过程中，人类学研究中所提倡的“突破既定思维模式”又为我指明了方向。
田野中，我身体力行地和牧民一起进行了数次“转场”。随牧民一起转场，除了真真切切感受到放牧的辛苦以外，让我对“游牧”的理解更加深刻。游牧其实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游荡，在外人看来牧民闲散自在，没有时间观念。因为，他们的牧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牧草生长、牲畜繁殖也有其规律性，草原上的一切人类行为活动都要服从于自然。牧民熟知这些规律，并通过观察周围一草一木的细微变化做出判断。
2009年7月中旬，我结束了田野，回到中大开始整理各种调查资料，之后就进入艰苦的写作过程。我特别怀念那段写作的日子。当时，我住在中大488研究生宿舍楼，时常写作到凌晨。每当写作无法进行时，我会去操场跑步。时常会遇到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遂约去中大小北门小酌三五杯，发发牢骚，然后回去继续写作。
人类学里有一句名言——“田野工作经验是一个人类学从业者的成年礼”。现在回想起来，硕博期间，我在阿尔泰山区域田野调查时间跨度长达4年。而正是这4年扎实的田野调查让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人类学入门者成长为“初窥门径”的人类学从业者。
痴迷：探索高原游牧民的世界
2010年7月，博士毕业后我去了武汉，任职于中南民族大学。工作后，我和很多同仁一样，按部就班地上课、写各种申报书、带学生实习及参与其他诸多科研活动，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
虽身在武汉，我依旧坚持做新疆游牧社会研究，并逐步拓展自己的研究区域和领域。从2011年开始，我和崔延虎老师一起在塔城开展“运用传统知识创新牧区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管理”的课题研究。为进一步拓展新的研究领域，2016年暑假，我带着吴泽霖老先生编译的《穿越帕米尔》，历经重重困难到达帕米尔高原上的石头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虽然这次调查时间有限，但我发现我已经深深爱上这片土地。首先征服我的是其雄壮、高冷的地理景观，世界几大名山——喜马拉雅山、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都在这里交汇；然后深深吸引我的则是高原上游牧的塔吉克牧民他们的淳朴、善良、高贵及坚毅品质。
十几年的人类学探索之旅，人类学之于我，早已不是稳定工作晋升职称的工具，而是审视自我探寻自我的途径。研究“他者”，走进“他者”，从而反观自我，寻求人生真谛。
（转自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