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正面临着人口转变与经济转型的历史性交汇，如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在理论逻辑上，人口与生产力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呈现出不同的规律。前工业社会时期，人口在增长和衰减间周期性摇摆；进入工业社会后，人口与生产力呈现结构性互动关系；步入后工业社会时代，人口要素的创新性转化成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实践逻辑上，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力支撑。人口总量充裕的规模效应引领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人口素质优良的创新效应保障科技创新动力强劲，人口结构优化的结构红利促进生产要素组合效率跃升，人口分布合理的集聚效应促进要素空间配置优化。在实践逻辑的指导下，可以从系统性观念谋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有效劳动供给、市场需求引领几个方面展开具体措施，以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目标。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人口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生产力理论
【文献来源】石智雷,彭锐城,王璋.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5):83-96.DOI:10.19836/j.cnki.37-1100/c.2024.05.008.
一、问题的提出
纵观历史发展进程，每一次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都伴随着生产力的质变和跃迁。当前，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基因工程与航天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会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着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原创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重要概念，其内涵为“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现代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创新与发展，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指明道路。在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要重视人口这一基本条件。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看，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所必需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数据等要素，都以“人”为其主要载体；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看，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才驱动，高层次领军人才是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的主力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进一步强调了人口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
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社会正面临两个重大转型。其一，经济发展模式正从过去粗放式、以劳动力消耗型为主的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型。新中国成立70余年，我国依赖劳动力、土地、环境和资源等成本优势，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质量更优、效率更高、更可持续的先进生产力，即生产力发展进入新质生产力阶段。其二，人口发展实现了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转变，走向从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近年来，中国正在经历人口的历史性转变，主要体现为少子化、老龄化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面对人口新形势，党中央从战略高度提出人口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人口高质量发展目标，标志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同时步入新阶段的历史交汇期，促进新质生产力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口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关系？如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是当前亟须回答的理论和实践命题。
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在理论层面，马尔萨斯最早论述了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周期性摇摆规律，认为人口增长受到生产力的约束，当人口增长速度超出生产力发展速度，会出现饥荒、营养不良和疾病等苦难抑制人口增长。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更加深入地论述了人口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既需要人类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也需要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维系劳动力供给。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口和技术进步的统一分析框架，认为在考虑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劳动力质量和企业家精神是影响生产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在实证层面，有关人口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文献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人口规模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人口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率具有先增后降的“倒U型”规律。但在当前发展阶段，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仍然是区域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二，人口年龄结构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有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和医疗服务供给的增加，这种负面影响逐渐减小。该结论也在陶涛等的研究中进一步得到证实。第三，人口素质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人口素质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同时，加大对高校学科质量的投入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渠道。
现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仍存在可推进之处：一是有关人口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理论研究大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有关中国的研究很少，尤其缺乏在当前发展阶段，对于新质生产力与人口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的系统思考。二是目前有关人口与生产力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互割裂，相关理论尚未转化为实践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方案或做法，更没有提出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鉴于此，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人口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互动关系；其次，结合中国实践和习近平经济思想，论述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最后，提出了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二、人口与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次的人口与生产力关系转变都源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贝尔在其经典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三个核心阶段，分别是人类依赖自然资源发展传统行业的前工业社会、人类利用能源代替体力劳动并展开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工业社会，以及人类开发信息、知识要素发展服务业的后工业社会。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跨越都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人口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其与生产力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生产力水平在影响人口与生产力关系的同时，还塑造着人们对人口与生产力关系的认识，因此，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人口与生产力发展理论体现出人们重新认识人口与生产力关系的过程。
（一）马尔萨斯：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周期性摇摆
在几千年农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人口发展与生产力发展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的经典话题。最早研究该问题的学者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其代表作《人口原理》就是对人口发展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探讨。书中的核心观点是，物质资料增长将带来人口增长，但资源依赖型的低水平生产力难以维持人口规模持续扩张，使得人口在增长和衰减之间周期性摇摆。因此，在前工业社会时期，人口发展与生产力发展处于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中，人类始终无法走出人口增长与生产力不足的恶性循环。这一观点是马尔萨斯基于“两个公理”和“两个级数”推论而来的，“两个公理”是指食物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两性之间的情欲也必然存在。在这两个基本前提下，马尔萨斯提出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若不加以限制，人口每25年将增加一倍；而物质资料则是以算数级数增长，哪怕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土地产量能在第一个25年增加一倍，在第二个25年也绝不会保持相同的增速。因此，人口的增殖力将无限大于土地能够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这就是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人口陷阱”理论。后来人们将该理论公式化，确定了人口增长模型，即“马尔萨斯模型”：
随时间变动的人口发展公式如下：
式中，P(0)代表人口变动伊始的人口总量，P(t)为人口经过t年变动以后的人口总量，∆P(0-t)是t时刻的人口增量。那么，根据人口年增长率r(t)=
，可将公式进一步整理为：
根据马尔萨斯对人口几何级数增长的描述，人口增长是以一种固定的增长率变化实现快速发展的。所以，当我们将人口年增长率r(t)作为固定值代入公式可得：
其中，t代表时间，P(t)为t时刻的人口数量，P(0)为t0时刻的人口数量，r为人口年增长率。该定理验证了“人口若不受限制，将以几何级数增加”的观点（见图1），为马尔萨斯有关人口发展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数理基础。在后续的研究中，英国人口变迁史也验证了这一定理的正确性。
（二）马克思：人口与生产力的结构性互动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工业化大生产使得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生产力不足抑制人口增长，而是生产力发展导致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因此，马克思在前人基础上对进入工业化大生产后人口与生产力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开拓性研究，进而提出人口与生产力之间具有结构性互动的关系。首先，马克思对生产力概念作了经典论述。生产力就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反映出的本质属性，而通过人类体力和智力劳动过程，将自然界物质资料“人化”的过程,就是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生产力是人作为社会历史创造者的主动能力，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该能力源于“人的需要”，即从自然界获取衣食住行等物质资料来维持生存的需要。这种“需要”的必然性确定了人类进行劳动生产以及形成生产力的必然性。除了物质生产过程，人类劳动生产还表现为社会关系的生产，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到决定作用，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到反作用。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看，“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这说明生产力形成于过去的生产实践，是一种可以传承和发展的能力。这种既得力量与当下的生产活动相结合时，需要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存在，即马克思所说的“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当然，它要依靠工具并作用于原料”。因此，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的，“生产力是生产社会财富的力量和能力，它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所组成”。从构成生产力的要素来看，马克思继续将生产力水平定义为生产的技术构成，也就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会刻意将一部分劳动者排除在就业岗位之外，形成一批产业后备军。那么，有工作的工人会在巨大的产业后备军竞争压力下服从于资本，其从事的过度劳动又进一步强化了产业后备军规模，工人阶级内部也因此产生了分化。过度劳动迫使失业者无事可做，失业者也反过来迫使就业者服从过度劳动。这种由生存资料的再生产条件引发的人口相对过剩，表现为生产力对人的压迫。借由产品恒等公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过程：
其中，W为产品价值，c代表生产的固定成本，q代表劳动价值（即工资），s代表剩余价值。当剥削率
固定时，可得成本利润率：
进一步将上式分子分母同除q可将公式简化为：
式中J为生产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的比例关系，代表资本的有机构成。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是资本代替劳动力，即在J=c/q的比例关系中，c值上升，q值下降，资本有机构成J值上升。因此，在剥削率x固定的情况下，利润率p必然下降。这也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压迫人口”的观点得到了验证。
其次，马克思在马尔萨斯的基础上对人口发展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更全面的论述。第一，生产力发展一定是人口发展与生产力的结合。正如马克思所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态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在彼此互相分离的状态中，它们之中任何一个也不过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不管要生产什么，它们都总是必须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物质资料生产必然是人与物结合的产物，是人力与物力以适当比例相匹配的结果。那么，不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之下，生产力发展一定是人口与生产力的紧密结合，这种结合包含了人口在内的生产三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二，生产力发展需要人口发展作为载体。马克思认为，“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指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活动,人类自身的生产则指人口增殖和人类繁衍。前一种生产是生产者的物化，后一种生产是生产者创造的物人化。物质资料生产在为人口发展提供生产、消费的物质基础时——需要通过人类的劳动实现生产过程，还需要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获得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只有在一定数量的人口环境下，生产力才可能形成，进而得到发展。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两种生产”发展历史的对立统一。
第三，生产力发展是劳动分工合作方式变化的结果。生产力是人类获取生活所需物质资料的能力，但“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人”属性，生产力发展离不开“个人共同活动方式”的发展。在他看来，“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共同活动方式意味着个体之间的互动交往形式，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专业化的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活动需要“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基于社会分工形成的协作生产模式，“不仅能够提升个人生产效率，也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因此，生产力发展伴随着不同时代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而人口发展为这种“共同活动方式”的变化提供环境。
（三）熊彼特：人口与生产力发展的创新性转化
随着人类社会步入后工业时代，掌握特定科学知识、专业技能的人才和精英开始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熊彼特关注到人口素质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影响。其核心观点“创新理论”以人口素质为核心，重点探讨了掌握先进技术和具备企业家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如何运用科技、制度创新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发展成果的过程。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变动的方式，这种方式并非静止的，而是发展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发展的力量，即便不借助外力，资本主义也能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破旧立新，以“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实现生产力发展。在熊彼特这里，创新“一开始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必须同生产的纯粹技术问题区别开来”,“创造性的破坏”是以新 的产物代替了既有生产力，其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形式是新型生产力的产生。因此，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源。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新组合”的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原材料和新企业组织来实现经济发展。在实现创新的过程中，熊彼特特别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在发现和创造市场、组织生产资料、增加技术研发投入时的作用。作为资本主义的“灵魂”，企业家需要以资本作为其与市场的“桥梁”，“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从而将生产也引入新的发展方向，而利用资本成功创新后产生的利润和利息就是企业家“应得的合理报酬”。这也是熊彼特与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观点在讨 论利润如何产生时的区别。后来，Aghion和Howitt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以数理模型的形式进行了总结，形成了著名的“熊彼特增长理论”模型:
其中，Yt为最终消费品，At为当期中间产品（技术研发）质量，反映t时期的技术水平，Xt表示t时期为生产中间产品投入的劳动力总量，α为市场垄断程度，值越低垄断程度越高，最终消费品对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就越小。在生产函数模型中，中间产品质量提升代表着创新的产生，每次成功创新会导致中间产品质量提升γ倍（γ>1），那么在经历过多次创新后，中间产品质量At=γAt-1。由中间产品质量提升带来的增长，意味着技术进步正是通过来自内部的“创造性破坏”实现生产力的提升，这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供了实证基础。
此外，熊彼特对人口发展影响生产力发展的论述集中在人口要素方面。一方面，人口质量直接关系到劳动力质量，技术进步环境下的生产模式对劳动力素质有更高的要求。正如熊彼特所强调的，技术变革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可节省劳动力的工艺创新，引进新产品的同时需要增加新的生产部门，并以此刺激额外的消费和就业。在新生产部门中，技术进步并非表现为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劳动力投入需求减少，而是能够适应新生产环境的高质量劳动力的增加，而劳动人口素质提高恰恰反映了人口质量方面的发展。
另一方面，具备特定素质的人群可以具有以技术创新引领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作用。熊彼特认为的“企业家精神”，是先于他人的市场嗅觉、组织管理能力，同时还强调了其面对风险因素的能力。生产的风险因素分为“技术失败的风险”和“商业失败的风险”，企业家在预见这些风险情况下，“要么将其看作成本或开支，要么选择避开最大的风险，并寄希望于由风险导致的产品价格提升作为一种补偿”。这些规避风险的方法并不能直接创造利润，因此企业家在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和组织生产的过程中，需要为创新付出额外的代价。这些具备“企业家精神”特质的高素质人才，将资金投入技术研发和组织管理，通过科技、制度创新的方式实现了生产力的发展。
（四）人口与生产力发展的高级进阶与互动逻辑
1.人口与生产力发展的高级进阶。人口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由不同社会阶段中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决定的。马尔萨斯对前工业社会时期人口与生产力关系的判断，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其“生产力约束人口”的观点是以农业社会中的生产方式为前提推论而来。但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转变了人们的观念。在生产力水平足以满足人口增长的情况下，马克思意识到生产力发展需要在人的劳动过程中实现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良性互动，资产阶级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剥削才是阻碍人口再生产的关键。因此，改变绝大多数劳动者长期贫困的局面，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并实现经济制度创新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因素。到后工业时代，以熊彼特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现了生产力进步依赖于具备“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在组织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然而，这种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只局限于掌握生产资料的企业家层面，并未承认广大劳动者对创新的贡献。在此观念指导下的创新驱动理念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所以，立足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强调所有阶层劳动价值、创新能力的观点为基础，发挥各类高素质人才创新转化能力，重新认识人口与生产力关系是历史进阶的必然结果。
2.经济发展目标在人口与生产力发展的互动逻辑中转变。人口发展既是工具，也是目的，生产力发展既是目的，更是工具。从马尔萨斯到马克思，人口与生产力何为经济发展目标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以其自然属性存在于生产过程之中，人口现象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因而人口发展规律也仅遵循自然规律。这种只重视人口数量特征而忽视人口社会属性的观点，未能指出人口为生产提供劳动力的工具性作用，更没有点明人的发展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目的性意义。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进一步明确了人口与生产力的双向互动关系，批判了单纯以生产力发展为目的、以人口发展为工具的经济发展理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发展将人口作为劳动力要素纳入生产过程，此时，人口和固定成本的比例构成资本有机构成，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就是说，人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以生产力要素的形式存在，人口只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人口提供的劳动力会被资本所替代，这种将人口作为工具的发展方式将会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积累难以维系，最终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所以，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由此而言，人口与生产力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即人口发展可以为生产力提供工具性作用，但生产力发展更应该以促进人的再生产为目标而服务于人，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由此才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生产力发展持久供能。
三、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生产力水平跃迁使得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由“生产力约束人口”发展为“生产力关系约束人口”，生产力水平制约下的人口周期性增长和衰减转变为人口与生产力相互影响，即人口与生产力之间产生结构性的互动。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人口素质成为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才将科技、制度创新转化为生产力发展成果的过程，形成了人口与生产力发展的创新性转化关系。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战略符合人口与生产力关系的历史性要求，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基础上，对人口与生产力互动关系的拓展。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要从营造人口素质创新性转化环境着手，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良性互动。具体而言，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认识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
（一）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经济思想为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理论基础。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传统生产力理论基础上，对生产力理论内涵的进一步拓展，展现出高质量发展理念在人口与生产力关系上的统一。人口是劳动过程的起点，也是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人口素质全面提升、现代化人力资源合理分布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从人口要素与生产力发展的紧密联系来看，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提质增量、优化组合的环境，进而有助于先进生产力质态形成。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能以优质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优化组合、劳动对象更新升级的方式，推动产生新质生产力。就理论意义而言，这也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的新发展理念的进一步探讨。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过程是有目的的劳动本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者相结合。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劳动者劳动素质的提升，还包含劳动力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合理分配，以及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的改造，使其适应人的需要。从人口素质来看，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人口科学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提升技能水平，为生产技术实现质的飞跃进行了量的积累。同时，具备科技创新能力的劳动者更是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从人力资源来看，人口高质量发展要求人力资源合理化配置，提高开发利用效率。人作为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其使用生产工具、利用生产技术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劳动者是否能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以及这一结合能否被有效地应用于劳动对象。将不同类型、不同水平的人才合理配置到适当的岗位，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力资本利用效率，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来看，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在人口总量充裕，资源、环境需求巨大的情况下，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就对劳动对象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要求传统的资源依赖型产业摆脱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另一方面，要求以科技资源整合引领新兴产业发展并带动经济新增长点。
“创新”发展精神推动人口与新质生产力的良性循环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下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以内部循环的方式推动人口与新质生产力的良性循环发展，这种循环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了“创新”的发展精神。首先，在技术创新直接带来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还体现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创新，技术革命性突破也表现为劳动者正确使用新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的能力。其次，在劳动素质提升、生产工具更新的情况下，组建新企业组织、使用新技术和新原材料生产符合新市场需求的新产品，需要发挥“企业家”引导生产要素和资源流向新劳动对象的能力，以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这种建立“新生产函数”的方式也将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和未来产业诞生。最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意味着劳动者需要适应新生产模式下更全面的素质要求，而这种新要求又为技术革新提供人才积累，推动生产力要素进入不断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
综上，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如图2所示。
（二）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逻辑
逻辑一：人口总量充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规模效应，引领新兴产业发展方向。适度人口规模保障劳动力分工协作，引导资本投资方向创新。
人口总量充裕是指在适度的人口规模下发挥人口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总的来看，人口规模扩大能够以知识、技能和生产经验积累等形式促进技术创新,但过快的人口增速也会对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而适度人口规模则能够减轻资源环境需求压力，为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由投入资源利用型产业转向投入环境保护型产业提供空间。同时，适度人口规模意味着劳动力供给有保障，现代化生产模式中的分工合作得以实现，生产技术在更加精细化的分工中迭代升级，从供给侧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适度人口规模营造多样化市场需求，为产业转型升级指引方向。人口规模效应从需求侧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的方向。一定的人口规模意味着消费规模和需求结构形成，通过市场交易，人口的需求效应会向生产者传递市场信息，从而引导生产行为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在人的需求和消费互相促进的过程中，人口规模为经济发展持续供能，营造生产力创新发展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适度的人口规模为我国营造了体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市场需求环境。人口规模效应表现为以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的途径引导产业创新产品种类、拓宽主营业务，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对象在与市场需求的互动中变更，进而通过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方式实现生产力发展。
逻辑二：人口素质优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创新效应，保障技术创新人才储备。
人口素质提高为生产技术创新提供研发型人才。人口素质优良是指人口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综合水平较高。人口质量和劳动力素质提高不仅能够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为技术创新奠定基础，提升创新能力，从而带来生产力的根本性发展。目前，我国拥有完善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全国受高等教育人口已达到2.4亿，人力资源体量庞大，各类研发型人才总量更是位居世界首位。研发人才优势是实现生产技术革命性突破的基础，科研人员从生产技术开发、生产工具更新等方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量。
人口素质提高为生产技术创新提供应用型人才。人口素质提升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还表现为劳动者应用新技术从事生产的能力。技术创新只有投入生产才能作用于经济发展，这一环节离不开劳动者的劳动参与。在劳动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环境下，生产力发展对一线劳动者的专业学习和实践应用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高水平应用型人才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新需求。高素质应用型劳动者能够更高效地使用先进生产工具，并在使用过程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以实践的方式检验技术创新成果，为下一次技术突破累积经验。
逻辑三：人口结构优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释放结构红利，更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
平衡年龄结构缓解老龄化效应，激活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力。人口结构优化要平衡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从年龄结构来看，其与创新的关系为“倒U型”,即老龄人口比重过高不利于生产创新。这一点体现在人力资本积累和对年轻劳动力的影响上，一方面，技术、知识随着年龄增长的累积有助于创新，但这种情况是以高技术水平人口老龄化为前提，低技术水平人口老龄化对创新反而起阻碍作用。另一方面，老年人在企业中的比重高使得新技术应用更加困难,而较为年轻的企业家更愿意承担风险并接受创新，老一辈在企业中掌握话语体系不利于年轻人发挥创造力，有碍年轻人创业活力。因此，优化人口年龄结构能够激活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年轻人力资本活力，为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供能。
平衡性别结构提高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为生产要素创新配置提供更多选择。从性别结构来看，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但充足的劳动力是生产资料创新配置的前提。此外，性别偏好不仅不利于维持生产的劳动力供应，还会形成消极的社会舆论导向。近年来，我国人口性别失衡又已有改善趋势，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性别红利优势也开始显现。针对女性的就业参与和生育支持政策使得更多女性劳动力能够进入生产环节，为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能。总之，平衡性别失衡能够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人力资本。
逻辑四：人口分布合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集聚效应，提高生产要素空间配置效率。
人口集聚扩大市场规模，降低生产要素配置成本。分布合理是指人口在城乡间、区域间的分布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成为人口发展趋势，人口流动范围收缩且主要向城市集聚。截至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呈持续增加态势，且未来仍将保持这一趋势。如此规模的人口集聚将带动城市消费需求，扩大城市地区市场规模，降低企业组织生产和市场交易的成本，使企业能够更迅速地获取市场动态，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城市创新集聚水平。
人口集聚打破流通壁垒，促进人才要素向高新技术产业集中。从空间上来看，人口集聚能够促进地区内的人力资本积累,这种集聚效应减少了企业进行人才匹配的成本，实现了人才要素向高新技术产业集中的区域流动。人力资本以人口向城市集聚的方式进行配置有助于生产要素跨越空间流动壁垒，提高生产要素配置范围。根据不同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分布情况，合理规划人才布局，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劳动力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空间上的配置，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
人口集聚助力产业分工协作，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人口集聚反映出城市空间的集聚，表现为劳动力和产业的集聚，并以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通过产业在城市内部的集聚，企业能够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结成合作关系，为更精细化的专业分工提供可能。专业化分工使企业能够集中资源投入主营业务的研发创新，提升行业竞争力。在形成区域产业发展比较优势以后，企业从上游企业获取的资源更加专业，产业链供应质量提高，各产业内部及产业之间能够建立更深入的协作关系。在产业分工协作的过程中，人口和其他生产要素也实现了区域内的配置和协调，劳动力、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配置效率整体提升。
综上，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逻辑如图3所示。
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价值在于，人口发展目标与新质生产力的催生手段和基本内涵相互契合。以总量充裕、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分布合理为目标的人口高质量发展，通过规模效应引领新兴产业发展方向、通过创新效应保障科技创新动力、通过结构红利促进生产要素组合效率跃升、通过集聚效应优化要素空间配置等方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实践思路。在实践逻辑的指导下，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目标，可以从系统性观念谋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有效劳动供给、市场需求引领几个方面展开具体措施。
（一）以系统性理念统筹谋划人口高质量发展
首先，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维护人口安全。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是以“大人口观”统筹谋划人口问题、维护人口安全底线的方法论指导。在系统性观念指导下，要将人口问题看作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紧密相关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把人口问题作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出发点，发挥劳动者在推进
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巨大潜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对未来我国“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发展新常态，正确看待人口规模缩减现象将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新出路。一方面，人口减量发展蕴含着绿色经济新机遇，适度人口规模将减轻资源环境消耗的压力，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提供契机；另一方面，人口转变新趋势下我国仍保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同时需求侧消费升级引发的现代化产业结构转型也将成为新经济增长点。
其次，维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以维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为前提，要将人口工作重心由关注数量转变为提高生育支持质量，降低生育、养育、教育中的成本，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支持政策涵盖住房、就业、教育、保险等诸多方面，需要建立起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以医疗、教育、经济各方面资源投入提高生育政策扶持力度，让育龄家庭既“敢生”也“愿生”。具体来说，一是要以覆盖范围更广的生育保险、婴幼儿医疗保险以及生殖辅助医疗服务补贴保障孕产妇生育权益。二是要给予父母双方育儿假期，尤其是落实父亲陪产假；给予孕产妇孕期津贴补助，做好产后岗位安置，维护女性劳动权益；鼓励社区托育发展、幼儿园教育资源下沉，通过开设托育班等方式，降低育龄妇女养育负担。三是要积极落实“双减”政策，推进学校教育“减量增质”，积极开展德育、体育、美育培养，缓解家庭教育担忧，减少额外教育成本。
（二）以全素质理念转变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其一，扩展素质教育培养方向，兼顾各类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全面提高人口教育素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依靠科教兴国战略部署，打造教育、科技、人才强国。这要求高校教育体系中的人才培养模式要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求，重视培育产业所需的应用型技术人才。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应拓展人才培养目标，提高现代化职业教育重视程度，培育一批能够适应数字化生产场景的高水平技术型人才，加快数字要素赋能生产力发展进程。同时，要拓宽人才培养环境，鼓励人才教育市场化发展，丰富在职教育、继续教育、专业技能培训途径，向劳动者提供更便利的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实现人口素质全面发展。
其二，加快医疗卫生服务改革创新，全面提升人口健康素质。人口健康素质是贯穿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是劳动力质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全面提升人口素质应从个体生命起点的生育质量开始关注人口健康素质，对婴幼儿出生时的生理性表现和成长发育初期的身体发育、运动能力、语言表达、社交情绪等功能性表现予以同样的重视程度，完善新生儿健康筛查测度标准。从生命历程初期开始防治婴幼儿生理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为人口健康素质打下良好基础,持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通过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创新，转变医疗卫生服务理念，改治病为防病。以健康档案管理、疾病预防知识普及、人口健康状况监测等措施实现“上医治未病”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此外，还应将社会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尤其要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通过学校定期心理健康测评，专职教师心理疏导，向家庭宣传正确教育理念，提供心理援助服务，打造社区协同社工提供专业心理辅导服务模式等方式，联动学校、家庭、社区单位，共同助力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发展。
（三）以保民生理念优化生产要素配置
第一，支持年轻劳动力创业就业，促进年轻劳动力资源进入生产要素配置过程。就业是民生之本，通过按劳分配的方式能够实现生产力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追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就业优先，要重点改善年轻劳动力就业参与状况，鼓励年轻人通过就业或创业的形式进入生产过程。挖掘青年群体在数字经济、信息化技术应用、乡村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潜力,为生产要素配置提供新动能。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尤其要重视外来劳动力市民化问题。保证流动人口享受与本地市民同等条件的就业岗位，保障劳动者权益，改善流动人口城市生活条件，提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让流动人口“进得来，留下来”，消除流动人口在城市地区稳定工作生活的准入门槛。同时，对流动人口问题的关注要延伸至其后代的发展方面，以“全生命周期”理念为流动人口二代家庭提供随迁落户、随迁子女入学、成年流动人口二代技能培训等系统性的养育支持。
第二，保障劳动参与性别平等，释放女性劳动力要素投入潜力。激活劳动力市场活力还应消除性别歧视，保障男女享受平等就业条件。要通过立法形式建立针对女性的就业支持体系，重点关注女性孕期和产后的就业权益保障。女性生育权益与就业权益冲突的关键在于企业用工成本负担，延长产假、生育津贴和孕期岗位调整的隐性成本应获得政府财政支持，并纳入生育保险支持体系，多渠道分担企业用工成本，形成全面的生育保障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其在实施过程中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效果。以延长产假政策为例，原本旨在保护弱势群体的产假政策虽然增加了流动女性生育意愿，但同时也加剧了她们的失业风险。这一政策导致了流动女性群体内部的社会分化：越是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女性，越容易受到延长产假带来的就业歧视。因此，保障女性享受平等的劳动参与权利，应当重点关注女性“工作-家庭”生活情景，打造符合各类女性群体的定制化福利措施。对于因生育失业和陷入经济困难的女性，要提供社会救助和返岗培训支持服务，减轻母职惩罚对女性职业地位的负面影响。
第三，加快城市群、都市圈建设，优化城镇化发展格局。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要依托人口分布变化趋势，以中心城市人口集聚效应辐射周边，联动城市群之间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探索城镇、产业“双集中”发展模式，打造以城聚产、以产兴城、产城融合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依照各城市人口分布特征和集聚规模，在城市规划布局中进行片区分类开发，加快主城区优质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承载能力提升，优化功能区建设用地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完善新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建设城市群际交通网络体系，畅通生产要素跨区域流通。发展城际交通运输网络体系，以主城为中心覆盖联通各个新城、城市群的立体交通圈，降低不同城市企业间联合协作成本，打破人才要素、生产资料区域流动壁垒。以“一小时通勤圈”“15分钟生活圈”交通环境建设，增加区域空间可及性，发挥中心城市重要经济增长极作用，推动中心城市创新发展能力向邻近区域扩散，提高区域协同创新能力。
第四，丰富人才落户待遇内容，巩固城市群人才集聚效果。城市发展的关键是人才，人才集聚会带动资本、技术、需求等多要素集中，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孕育潜在动能。为吸引人才落户，目前各地均已放宽户籍制度限制；要进一步提升城市人才吸引力，还需探索多样化的优惠补贴政策。一是满足人才落户住房需求，通过保障性租赁房、青年人才公寓建设满足青年群体临时住房需求；同时向有能力购房的群体提供购房优惠补贴、购房券，帮助人才扎根城市。二是满足家庭发展需求，为高层次人才解决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问题，提高城市宜居水平，提供人才引进的配套家庭服务，增强落户幸福感、满足感，形成人才与城市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