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志  李  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

【摘  要】本文首先对先秦诸子百家财税思想的进行了论述与分析，然后探寻了中国财税文化的内涵，阐明两者的渊源，道出了由诸子百家财税思想所导出的八种财税文化。

【关键词】诸子百家、财税思想、财税文化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财税文化，也伴随着中国文化走过了五千年的光阴，它沉积而深髓的历史内涵一点不逊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只是历代的文人儒豪很少去触及与深究。如今，随着中国财税实力的增强和财税与人民生活的日益紧密，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国的财税文化，使之除弊存益，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与弘扬、光大中国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财税文化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及经济学功底，很难作全景性研究，本文仅就先秦诸子百家的财税思想与中国古代财税文化的渊源作一肤浅的探究。

一、先秦诸子百家财税思想及比较研究

诸子百家并非指当时真有上百家学术派别，只是形容学术派别很多而已。最早提及先秦诸子百家是在西汉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撰有《论六家要指》，分为儒、墨、法、道德、阴阳、名家；著名学者刘歆在《七略》中将诸子分为十家，有儒、道、墨、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其中较为重要的、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要数儒、道、墨、法四家。这里我们也仅仅研究这四家的财税思想。

儒家财税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及荀子。

孔子的财税思想主要有：1、主张“敛从其薄”，[1]恢复井田制度下什一而税的彻法。2、主张“节用而爱人”，[2]即强调“政在节财”，[3]国家的治理要做到尽量节俭。3、主张重视生产，不在农忙季节征发徭役，不浪费民力，“使民以时”。[4]同时主张从事生产的人要多，要效率高，而消费要少，不要一次吃光用净，要有节余，这样财富方可永久充足。

孟子的财税思想主要有：1、方张“薄税敛”，[5]“取财有制”[6]或“取财有度”。第一，坚持什一之税，第二，主张单一税，反对复合税；第三，反对征收各类杂税。2、主张用财有节，强调通过正经界、均谷禄，达到分田制禄，保证诸侯官吏收入合理，运用有度。3、主张生财有道。孟子认为要生财则国君官吏们必须厚道，要厚待百姓，因为百姓是其生财之本，因此，要重民、裕民，使百姓富足。另外，对鳏、寡、独孤等生活有困难者还应该给予救济。

荀子的财税思想主要有：1、主张“开源节流”，就是把管仲重视生产和理财的思想与孔、孟“节用”的思想结合起来，提出“节其流，开其源”，[7]认为这种增收节支的方法是治理财政的良方。2、反对重敛。主张什一税，反对开征商税等各项杂税。3、反对大肆挥霍，奢华无度，主张官吏的禄俸应与职位及所做的贡献相符。4、提出“富国裕民”的主张。富国就是节用、裕民、留有节余。裕民则是“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8]另外还不与民争业。5、保证经济与财源的可持续性。做到设官管理，使山林川泽各种资源按季砍伐捕捞，通过使用与保护并重，以保证经济与财源不至于枯竭。

道家财税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老子。他的财税思想主要有：1、无为而治、富国裕民的理财观。老子认为国家理财应无为而治，君主若“贵异物，宝远货”，“食求珍馐，衣求锦绣”，[9]则奢侈之风助长，百姓苦忧，市风败坏，只会劳民伤财。老子认为无为而治就是追求去华求实，没有私欲，不好功利而荒政，不穷兵黩武，这样就可使府库不空虚，百姓则自富。2、老子主张轻税。他认为人民遭受饥荒，难以统治，就在于统治者政令繁苛，赋税太多，喜欢“有所作为”。因此，无为可以达到减赋轻税的目的。3、主张节俭。他认为从道的角度，劝诫君主要慈爱，重节俭，远奢侈，以节约人力、物力。

墨家财税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墨子，他的财税思想主要有：1、主张“官府实则万民富”。[10]他认为官吏征收赋税，可以充实国家财政，而国家财政充实了，君主、官吏才不会搔扰百姓，保证万民富裕。这也说明，他已意识到赋税是政权运转的基础，保财不散，方可富万民。2、反对重敛。墨子虽主张官府应征收赋税，但他也认为征收要合理，要有度，“以其常正，收其租税”，[11]坚决反对“厚作敛于百姓”。[12]3、生财节用，讲究效益。墨子承袭了儒家节用的思想，同时他还主张生财，他认为生财与节用并重，才能保证国家富足。而节用，一要去掉无用之费，二要讲究效益。4、主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墨子之所以不反对征税，是因为他认为如果征收赋税的目的是为了百姓，就不应该受到责备。他还以圣王用赋税制造舟车减轻百姓抬轿、驾舟的负担，造乐器乐民的例子来说明取之民用之于民的意义。5、对俸禄制度的认识。墨子认为官吏应该能上能下，俸禄应该能高能低；凡胜任者就应该给予厚禄；他还认为俸禄应与年成的丰歉联系起来，年成欠收，则俸禄相应减损，以减轻遭灾百姓的负担。

法家财税思想的代表人物是管仲、商鞅及韩非。

管仲的财税思想主要有：1、以人为本，富国裕民。在古代，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在于其人口数，以富国强军，称霸天下为己任的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尤其看重人的重要性。他的理财与治国观特别强调“以人为本”，把合民心、顺民意，富国裕民作为治国的根本。他认为国富仓实即财政充足就能够吸引和安定百姓，使百姓讲究礼仪，崇尚道德，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国家统治，而裕民根本在于“务五谷”，“养桑麻、育六畜”。[13]2、取之有度。管仲反对重税，主张轻税，公平税负。轻税就是要求减少税种，最好实行单一税，公平税负就是实行“相地衰征”，[14]即按土地的质量征收差额税。3、推行专卖制度。对粮食、盐、铁、山林川泽等物产实行国家垄断经营，这也是一种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4、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及旅游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5、主张“用之有止”。[15]管仲认为支出既不能过于奢华，也不能吝啬。要保证合理支出，在财富积累多、需要推动消费和赈济时，可以侈靡一些。6、官禄思想。《管子》对官吏的俸禄支出十分重视，认为官吏的俸禄应与其功劳大小，贡献多寡，业绩程度相匹配。7、社会保障思想。管仲强调要赈济贫困，在《管子》一书中对老幼寡疾等生活困难者都提出了一系列救助措施。还提出以工代赈的思想。8、保证经济财源永续发展。强调山林江海的开发利用要保持生态平衡，禁伐时间有隙，并制定了保护自然资源的严厉刑法。设置管理的官署和官吏。

商鞅的财税思想主要有：1、农战思想。指出平时百姓主要任务是务农，以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家富裕，财力有保证。战时当兵杀敌，为国建功，即所谓“内务耕稼，外劝战死”。[16]2、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这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做法是重征商税，重役商人，由国家掌控物资实行专卖，抑制商人谋利，使商人归农。3、统一财政制度。包括统一税率，统一税种，均平税负，统一财政管理机构和人员。4、运用税收促进经济发展。主要做法是重税抑商；用减免政策鼓励耕垦，发展农业；用税收制度鼓励勤勉，惩治懒惰。

韩非的财税思想主要有：1、富国与富民。韩非主张先富国，再富民，其秩序是国富，然后是君富，第三是臣富，最后是民富。他认为国家财力分配应遵循这个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稳定。而富国就要以农为本，重农抑商。2、对赋税的理解。韩非一方面反对对百姓聚敛重税，另一方面也反对轻赋敛。他认为轻赋敛不能使百姓最终富裕进来，反而助长奢侈和懒惰，不如征收重一点的税，以督促其勤俭劳动。他还反对向富人征重税以布施给穷人，认为只有通过对贫富之人征收相对应的税收，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达到均贫富的目的。3、俸禄思想。韩非认为俸禄应与官员的能力、功劳相对称；同时还应与百姓赋税负担成正比。他主张高俸养廉，反对买官卖官。4、增收节支的思想。增收的途径有：以不误农时，研究植物升长及蓄养的环境与规律，鼓励女子织布来增收：以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而获益大来增收；以通道路，开辟商业市场，设关卡及管治机构来增收；以山川江河物产来增收；节用的途径有：支出讲求效益，以收定支，节约宫室君主支出，避免挥霍。

下面我们通过表1来归纳儒、道、墨、法四家的财税思想。

表1  儒、道、墨、法四家的财税思想

通过对儒、道、墨、法四家财税思想的归纳，我们可以比较发现，它们的共同点大致有：1、主张富国裕民；2、反对重敛；3主张支出节，不奢侈。另外，有三家主张增收与支节并举；强调俸禄应与贡献、能力相符合。而它们的不同点，即各自的特点是：儒家提出恢复西周时期什一税，提出“开源节流”一词。道家提出无为而治的理财观。墨家提出财富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主张俸禄应与年成的丰歉结合。法家提出了农战思想，主张重农抑商，推行国家垄断的专营专卖制度。

二、先秦诸子百家的财税思想与中国财税文化的渊源

（一）   中国财税文化的内涵

要界定中国财税文化的内涵，首先必须明确文化的内涵。

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后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文化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提出的。他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此后，文化的定义层出不穷。美国著名文化学专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出版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共收集了166条文化的定义（162条为英文定义），这些定义分别由世界上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分析学家、哲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所界定。目前，世界上对文化的定义多达200多种。

中国最早对文化一词的界定出现在春秋旧战国时期，当时对“文”和“化”是分开解释的。《礼记﹒乐记》中有“以进为文”。其“文”有美、善之义。“化”的本义为生成、造化，教化。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归纳以上诸说，“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西汉以后，“文”和“化”合成一个词。如“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因此，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领域之范畴。

当代著名学者钱穆认为：“文化即人类生活之大体，汇聚起人类生活之全体即文化”。《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中国传统文化要论》一书认为：“文化的含义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所施予自然与社会的所有影响，当然也包括人类自身的精神创造；狭义的文化则是指人类的精神创造。而精神创造又可分为意识中的精神创造与可以物化或外化的精神创造”。

通过对文化一词界定的诸多了解，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应该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从事生产和社会活动所创造的各类物质与精神成果。它是一个宽泛的、复杂的而又有一定智慧层次的集合体。

确定了中国文化的内涵，那中国财税文化的内涵又是什么呢？学者陈光焱教授认为中国财税文化是古今财税活动中所积累的精神成果。是中国文化与中国财税相结合的产物。笔者以为中国财税文化是在中国长期的财税实践活动中积累的各种价值观念、物质形式、行为规范、管理制度、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总和。它是中国文化在财税领域的延伸，并伴随着财税管理活动的扩展而不断壮大。

（二）   先秦诸子百家的财税思想孕育了中国财税文化的精要

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结点。它们的财税思想与中国财税文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1、它们的财税思想争鸣，为中国财税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它们的财税思想凝聚了数千年中国财税文化的精要。3、它们所提出的一些财税名言以成为当今中国财税文化的标志。以下我们从先秦诸子百家的财税思想体系中提炼出八种财税文化。

1、  富国富民的财税文化

中国财税文化的发展深受诸子百家富国富民思想的影响，应该说富国富民是千百年来中国财税文化发展的主轴、核心。（1）历代财税思想家和理财高手多主张富国富民。东汉的王符主张治国要“以富民为本”[17]；唐代陆贽认为民富才有国富，因此，他主张首先让人民富裕，在保证人民“家给人足”前提下，国家“借其瑕力，敛其余财”。[18]明初学者方孝孺则说：“天下何患无财，能养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国而国自富矣”；[19]明代丘浚提出“立经常之法，以为养民足国定制”，[20]并认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21]清初唐甄认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22]西汉理财高手桑弘羊认为，聚财富国的手段不是重税搜刮，而是充分利用山泽盐铁之利，实行官营专卖。他还轻简赋役，用均输、平准法来减轻百姓负担。司马迁赞赏他的理财功绩，誉之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23]（2）富国富民也是有为的帝王君主的价值取向。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以及宋、元、明开国之君，都是通过轻徭薄赋、鼓励垦殖、休养生息来推行富民富国的财税政策。（3）富国富民也是政治改革家的主张。北宋政治家司马光认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应注意培养财源，宽恤于民，通过民富达到国富。他说：“古之王者，藏富于民”。国家就“养其本而徐取之”。[24]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认为，富国是富家的基础，他指出：“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25]明代贤臣海瑞主张富国强兵应先富民，他认为“利国（富民）之道于利民得之，……必先有以生其财于先，然后（国家）得其耐而用之于后”。[26]明代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他强调通过均平税赋，减轻百姓的赋役，以达到国力充实。（4）现代政治家更强调富国富民。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在规划强国蓝图时，提出了人民共同富裕观。邓小平在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领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他们认为实现的途径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与财力的增强。总之，富国富民的思想增厚了财税文化的底蕴。

2、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税文化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我国社会主义财税文化的重要标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强调国家只能为公为民而征税，明代财税思想家丘浚认为，国家征税应“为民聚财”。凡所用度，“必以万民之安”，不能“私用”。[27]清代学者严复提出，赋税收入不应只供少数统治者享受，应“取之于民，还为其民”，为民兴公利，除公害”。[28]倡导“天下为公”的孙中山更看重财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作用。他在《三民主义》一文中谈到“象现代的广州市，如果是照地价收税，政府便有一笔很大的收入，政府有了大宗收入，行政经费便有着落，便可整理地方。一切杂税固然可以豁免，就是人民所用的自来水和电灯费用，都由政府负担，不必由人民自己负担”。

西方国家的财税征收原则虽未提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观点，但他们的交换说、牺牲税、利益说都涉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方面。

我国作为一个以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强调财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作用。

建国初期和“一五”时期，我国每年要拿出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财税收入用于建设和民生的支出更大。目前，我国用于保民生的支出以占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主要涉及农业、教育、社保、医疗等方面。今天可以说，财税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其紧密度超过了已往任何时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税文化将进一步深人民心。

3、  开源节流的财税文化

开源节流，又称增收节支，是平衡财政预算，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壮大财政规模的有效途径。开源节流之所以能形成一种财税文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开源节流思想自从被提出以后，一直为中国历代政府所延用。如“文景之治”时，所采取的方法就是通过轻徭薄赋，来发展农业生产，包括增加人口，开垦荒地，以达到开源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节省皇室支出、少建浩大工程、避免战争等手段达到节流的目的。明代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新政改革，也是为了达到开源节流，以避免明王朝亡国的目的。2、目前我国财政部门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开源节流的工作，开源节流一词已成为许多财税干部的口头禅，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开源节流工作深入人心。3、开源节流不仅通行于财政部门，它在企业中也非常流行，成为企业增收与成本核算的重要一环，也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4、  量入为出的财税文化

量入为出是安排财政支出，平衡财政预算的重要指导原则。与其相反的是唐代理财家杨炎所提出的量出为入或量出制入的原则，后者所产生时代背景是战争不断，土地荒芜，老百姓流离失所，各地藩镇割据，政府财政收入大减。从我国历史上看，绝大部分年代都采取量入为出原则来安排支出。目前，我国的财政预算安排也多遵循这一原则。当然，最近一两年来，由于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采取了积极地财政政策，它实际上就是一种量出为入的做法。这种做法在特殊时期，为挽救经济危机是有效的。但是，一旦经济恢复就应该马上转入量入为出，否则会带来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都是安排我国财政支出的重要指导原则，只不过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安排。由于它们在当今经济财政中的重要性，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财税文化。

5、  专营专卖制度的财税文化

自从管仲提出盐铁专卖制度以来，中国历代政府均实行过专卖制度。如西汉的盐铁专卖，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盐、茶、酒专卖，现代的烟专卖。由专卖制度，还引出了盐商文化、茶文化、茶马古道等文化现象。专卖包括了专营，但它不能全括专营，象古代的一些专供皇室享用的产品和一些矿产品就属于专营产品。现在我国对一些国计民生产品也实行专营，如铁路、电信、石油、水、电等领域的产品。专营专卖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和高额的税收。当然，我国当前专营的目的有些还是为了防止垄断。总之，专营专卖因其与财税收入紧密相关，因此它的存在和延续也是一种财税文化的延续。

6、  俸禄制度的财税文化

俸禄支出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保障政府正常运转和国家管理有序的前提。俸禄制度延续了数千年，它设计的好坏，对官吏制度的建设，防范官员腐败与扰民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清朝的低薪制造就了腐败现象的滋生。新时期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包括公务员工薪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将公务员的职称、能力及对社会的贡献与其薪酬联系起来，同时，也要将公务员的薪金收入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挂钩，这样就可以达到精减去冗，提高效率，防止腐败的目的。所以说俸禄制度既是一种财税文化，更是一种俸禄文化。

7、  社会救济的财税文化

今天以财税为主体的社会救济以成为一种常态化现象，说是一种财税文化也不过份。中国古代社会救济有：赈灾制度，移民就食制度，蠲免制度，义仓、常平仓制度，养老育幼制度，疾病救助制度，济贫助学制度，理丧恤葬制度等等。现在许多的社会保障与救济项目都承袭了古代社会救济制度的项目，如赈灾、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助学金、奖学金、孤儿院、养老院、贫穷救助金、伤残抚恤费、丧葬费等，但现在意义上的社会救济除了国家财政出钱外，很多费用已来自个人及社会各阶层，如赈灾中有个人、企业与社会团体的捐款，各人缴纳的养老医疗保险，助学贷款，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及外国政府的贷款，还有个人投资等等。因此，现代意义的社会救济已成为一种以国家财政为主导的多元化救助体系。

8、  保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财税文化

二千多年前，先秦诸子百家就知道运用财税政策来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今天它的迫切性更超过已往任何时期。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国也根据自身发展的情况与要求，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即《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开始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现如今高科技、低碳经济、清洁能源、循环经济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也是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可见，保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需要财税政策及财税文化的保驾护航，这种可持续性的文化升格，必将使我们的明天发展的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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