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对 1019 位返乡农民工及其家庭的调查数据， 采用统计描述的方法考察了返乡农民工的家庭收入结构和创业选择，并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和创业意愿的因素。结果显示，外出务工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返乡农民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外出务工劳动力的返回，经营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据更大的份额。家庭经济状况、返乡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个人信仰和生产积极性对返乡农民工家庭的创业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而那些有着共产主义信仰、外出务工时从事加工制造业和个体经营、参加过技能培训、交际能力强的返乡农民工，其创业意愿更强。
关键词： 返乡农民工 家庭收入结构 创业行为 创业意愿
一、引言
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大量的回流现象。返乡后的农民工利用外出务工获得的资金或者技术创办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成为中国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新现象。根据中国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返迁人口占所有省际迁移人口的 5.276%，占全国总人口的 0.1446%，由此推算出全国返迁人口的规模大致为 1795789 人（周皓、梁在， 2006）。另外，农业部乡镇企业局2006 年底的统计结果显示，全国累计有 1.2 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同时，近 500 万农民工回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开办工商企业，兴办的企业总数约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 1/5（陈卫洪、漆雁斌，2009），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人数约占各地外出农民工总数的 3%～8%（刘唐宇， 2009）。
在当前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农民工回流尤其是返乡创业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关于回流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及回流后的就业选择问题，学术界进行了不少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张善余、杨晓勇（1996）的研究认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以初高中文化程度的男性中青年为主， 且大多数有一定的专业技术。 王西玉等（2003） 通过对 9 省（市）13 个县 136 个村返乡农民工的调查，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以创办小型企业为主，同时又以创办个体私营企业占绝大多数，这些返乡农民工虽然从事非农产业，但是仍然没有离开农业，具有兼业经营的特点。 林斐（2004） 通过调查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后返回本地创业的 193 个个案发现，外出务工过程促进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高，为他们返乡创业提供了技术、信息、市场和资金等必要条件， 并且外出务工的职业经历影响其创业时的方向选择。 董伟才（2007） 在对湖北省部分县（市）进行专题调研的基础上研究认为，来自劳务输出起步较早县（市）的那些有文化、有技能、有市场头脑的中青年农民工更倾向于返乡创业。韩俊、崔传义（2007）对全国 28 个省份 101 个县的农民工进行了返乡创业方面的调查，该研究指出，农民工返乡创业以第一代农民工为主，大多数从事个体和私营经营，企业规模较小，半数选择在离家较近的小城镇创业。
关于农民工回流对农区和农户发展的影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一部分学者认为，仅有一小部分农民工的回流对农区和农户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大多数农民工回流后对农区和农户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影响： 外出务工经历并没有对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或者社会资本带来多大的改观和进步，回流者在外务工期间并没有获取充足的技能（Stark， 1995），或没有能力来应用所获得的技能，回流农村后又重新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其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低于未外出农户（Bai et al.， 2003）。另外，回流者带回的务工收入也没有被有效地应用于能够带动其家庭长期发展的投资中。农民工回流之前，他们的汇款主要用于家庭消费，回流之后，有一半的积蓄用来盖房子和家庭日常开支，而用于生产投资的部分仅占 22%（王西玉等， 2003）。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回流者已经对农区和农户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因为迁移本身就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获得了技术和知识（石智雷、 杨云彦， 2009）， 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见识， 为人处事等各方面的能力也有所提高（Galoret al.， 1990）。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工个人素质和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回流者经济行为的改变，包括职业的改变（Ma， 2001）、生产效率的提高（Zhao， 2002）、社会资本的增加（Ma， 2002）等方面。特别地，农民工返乡不仅实现了自我就业，还带回了技术，带动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对农区发展的实际价值已经超过创业活动自身的意义，对农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王西玉等， 2003）。
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虽然已经就中国农民工回流对农区和农户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有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但是定性分析较多，经验研究不足；围绕农民工回流后就业和创业选择问题展开的研究，大多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的深入程度不够；探讨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因素的研究也主要从个人特征的角度展开，很少研究家庭资源禀赋对返乡农民工从事非农经营活动的影响。另外，以往的研究多是对外出农民工群体进行调查和分析，而缺乏针对返乡农民工群体的研究。本文认为，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发展的影响会在农户收入结构上有着根本的体现，而返乡农民工个人的就业选择尤其是创业行为，会在很大程度上受返乡农民工个人特征和家庭资源禀赋的影响。鉴于此，利用对湖北省恩施地区返乡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本文在描述分析返乡农民工家庭收入结构特征及创业意愿的基础上，试图利用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返乡农民工个人特征和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对其创业行为及创业意愿的影响，并着重分析返乡农民工的个人信仰和生产积极性的影响。
二、概念界定与调查的基本情况
（一）概念界定
1.家庭经营性收入。 本文对“家庭经营性收入”的界定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对其的界定有所区别。《中国统计年鉴》中定义的“农户总收入”指调查期内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从各种来源和渠道得到的收入总和。按收入的性质划分，可以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指农村住户成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出卖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指农村住户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农村住户家庭经营活动按行业划分包括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文教卫生业与其他家庭经营。在本研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是指年内家庭劳动力从合股企业经营、合伙经营、集体经营以及个人经营中所实现的产品收入、营业收入，也包括从事农业规模经营和开发性生产而获得的收入。“外出务工收入”的含义和《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工资性收入”比较相近，不过在本文中强调在外地务工获得的工资性收入。
2.返乡农民工与返乡创业。 在本文中，农民工是指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城市务工，但是户籍仍在农村且在农村还有土地的一个社会群体，亦即人们所说的“进城务工农民”。返乡农民工则主要是指农民工由于种种原因从在外的工作地返回到原籍农村或者回到家乡所在县城及乡镇所在地。
目前学术界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一词并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界定。在本研究中， “返乡创业”的定义为，从农村出县境到城市务工或经商半年以上的农民，由于在外务工、经商过程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胆识和才干，积累了较多的资金，或由于在外务工或经商失败，返回原籍农村或回到家乡所在县城及乡镇创办工商企业，或从事农业规模经营和开发性生产。这里的“创业”既包括投资数百万元办企业，也包括投资数千元开饭店、经商，或进入非农产业部门或从事非原来意义①的农业生产活动等。本研究同时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和创业意愿进行了分析。在具体变量的选择中，本文用家庭收入构成中“自我经营性收入”的存在来体现被访者正在创业，而创业意愿更多的是表示一种意图和倾向，是由被访者自我评价得出的。
（二）调查基本情况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2009 年 8 月湖北民族学院与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就业局联合开展的对恩施州返乡农民工的入户抽样调查。 通过分层整群抽样， 在全州每个县（市） 抽样调查 2～3 个乡镇，在每个乡镇抽样调查 40～50 户农户，共发放问卷 10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019 份，有效率为 97%。调查地点为包括恩施市、利川市在内的 8 个县（市）的 21 个乡镇。调查内容包括五个部分：家庭基本信息、家庭经济状况、被访者外出务工和经商情况、被访者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变化情况以及被访者的创业情况。各部分包括的具体内容为：家庭基本信息部分包括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是否曾外出务工等内容；家庭经济状况包括农户拥有的生产性资产及其构成、住房现状、耕地数量与质量、农作物产出量、现金收入来源及生活中现金支出构成等内容；被访者外出务工和经商情况包括外出就业地点、职业状况、获取工作的依托、有无参加技能培训、外出务工和经商面临的主要困难等内容；被访者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包括兄弟姊妹的情况、社会网络现状（由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工作学习关系、地缘（居住）关系、组织领导关系等构成）、获取信息的方式、生活的地理足迹、获取新技术的主动性以及农闲时间的活动安排等内容；创业情况包括创业意愿、创业动机以及创业困难等内容。
在本研究中，被访者是曾经在外务工超过半年而现在返回到原籍农村或者家乡所在县城及乡镇、且近期内没有外出务工打算的返乡农民工。被访者的基本特征是，平均年龄 37.8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 7.9 年；从性别看，男性被访者居多，占 72.6%；从婚姻状况看，已婚被访者居多，占 87.4%；从民族构成情况看，汉族被访者占 22.3%，土家族被访者占 66.7%，苗族被访者占 10.3%；从现居地的性质来看， 82.0%的被访者住在一般意义上的农村， 13.3%的被访者住在农村集镇， 3.6%的被访者住在建制镇上；从户口性质看， 93.9%的被访者为农业户口。
三、返乡农民工家庭收入结构及创业选择分析
很多学者认为，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职业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相当大比例的返乡农民工已不再退回从事原来的农业生产（Ma， 2001）。他们利用外出务工获得的人力资本和资金、信息乃至社会关系等发展非农产业，例如投资开发性农业（Murphy， 1999； Bai et al.， 2003）、开办企业（王西玉等， 2003）、从事服务行业（King et al.， 1984）等，以追求更高的经济回报。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家庭收入结构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哪些返乡农民工更倾向于创业？下文将从不同外出务工状况、不同财富积累水平和户主不同文化程度三个方面对返乡农民工的家庭收入结构和创业选择进行考察。
（一）不同外出务工状况的返乡农民工家庭收入结构及创业选择
农民工外出务工状况包括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外出就业途径、在外就业类型、外出务工收入等内容，本文在此主要用家庭外出务工人数来体现。外出务工人数是家庭成员外出就业状况的综合反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和家庭收入结构。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见表 1）， 返乡农民工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外出务工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这两项收入合计占家庭总收入的 90%。家庭成员的外出务工状况对家庭收入结构有着明显的影响，随着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外出务工收入所占比重逐渐增加，种植业收入及家禽养殖收入所占比重逐渐降低。尤其是售卖经济作物的收入所占比重的下降幅度最大：无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时，家庭售卖经济作物的收入占总收入的10.0%；而有 3 个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时，家庭售卖经济作物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 0.4%。家中有无成员外出务工，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并无明显差异，不过，当外出务工的家庭成员数在 4 人以上时，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会明显下降。
从创业意愿来看，对于返乡农民工家庭，正在创业的占 23%，有创业意愿的占 43%，现在没有创业打算的占 32.1%，由此看来，有 3/4 的返乡农民工家庭倾向于自己创业。相比之下，那些家庭成员只在当地打零工的家庭，虽然正在创业的比例（30.8%）稍高一些，但是，从创业意愿看，返乡农民工家庭的创业意愿更强。
（二）不同财富积累水平的返乡农民工家庭收入结构及创业选择
家庭财富积累水平①对农户收入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结果见表 2）。随着返乡农民工家庭财富积累水平的提高，种植业收入、家禽养殖收入以及外出务工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都逐渐降低；尤其是外出务工收入所占比重的下降幅度最大， 从财富积累值在 0～25%水平的 79.1%下降到财富积累值在 75%～100%水平上的 40.5%，下降了 38.6 个百分点。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只有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在增加，从 6.2%上升到 55.3%，增长了 49.1 个百分点。
农户多年积累的家庭财富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最初的物质保证。 从调查结果来看（见表 2），随着家庭财富积累水平的提高，正在创业的农户所占比重逐渐上升，从财富积累值在 0～25%水平上的 4.9%上升到财富积累值 75%～100%水平上的 60.2%，而没有创业打算的农户所占比重迅速下降。财富积累水平较高的农户，其创业动机更强一些，财富积累值在 25%及以下水平上有 55.2%的农户有创业意愿或者正在创业，而在财富积累值超过 75%水平上时，有 84.4%的农户正在创业或者有创业意愿。
（三）户主不同文化程度的返乡农民工家庭收入结构及创业选择
在中国农村，家长制依然有着广泛的影响，户主是家庭行为的重要决策者，其文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家庭的生产行为。从调查结果来看（见表 3），户主的文化程度与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呈“倒 U 型”关系，即户主文化程度较低或者较高的家庭不倾向于创业，而户主文化程度中等的农户创业的概率更高。随着户主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户种植业收入所占比重逐渐降低，其中，售卖经济作物的收入所占比重的下降速度快于售卖粮食作物的收入所占比重。当户主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时，农户种植业收入所占比重又有所上升。
户主文化程度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随着户主文化程度的提高，返乡农民工家庭正在创业的比重逐渐上升， 从户主为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时的 6.5%上升到户主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时的 38.7%。整体上看，随着户主文化程度的提高，正在创业和有创业意愿的返乡农民工家庭所占比重逐渐提高，没有创业打算的返乡农民工家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
（四）返乡农民工家庭的创业打算及存在的困难
返乡农民工中，一部分是主动返乡希望在家乡获得更好的发展，另一部分则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无法在城市生活下去而被迫返回家乡。因此，他们返乡后创业的动机各不相同。从表 4 中的结果可以看出，超过一半的返乡农民工创业是为了有更好的发展，有近 1/3 的返乡农民工创业是出于谋生需要。
从创业方向的选择情况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项目大多和农业相关。从调查结果看（见表 4），77.8%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时会选择和农业相关的产业，其中，选择成为种养专业户的占 46.4%，选择农产品加工的占 10.4%，从事农资经销的占 9.2%，另有 5.2%的人打算从事观光农业。调查样本量较小带来的样本选择性偏差， 使得这一统计结果不足以说明所有农民工返乡后都有类似的创业选择。但是，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返乡农民工的眼界和见识影响了他们返乡后的就业选择。是否选择创业是个人的意愿问题，但是，创业成功与否则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在被问及创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时， 81.9%的被访者认为是缺乏资金，另外有 11%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不足是当前创业遇到的最大困难。
四、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与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
（一）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1.变量设置。 基于前文的分析可知，返乡农民工是否会选择创业受个人特征和家庭资源禀赋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考虑到某些因素间存在相关性， 在设置变量时应尽可能选择有代表性的因素。
在本研究中， 构建计量模型时所选入的自变量有两组。 一组是反映返乡农民工个人特征的变量。返乡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决定着其在家庭决策中的话语权。一般来说，青壮年劳动力返乡后，更倾向于创业。不同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创业对农民的文化程度、交际能力等有一定的要求，所以，有必要将受访者的文化程度和交际能力引入模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预期文化程度、交际能力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有正向的影响。技能培训向来都是决定个人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具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独立性更强，在创业时会有一定的优势。同样，在外务工期间的职业对于返乡农民工是否正在创业及其创业意愿也有一定的影响。在外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工由于已经积累了一些经营经验，返乡后更倾向于自己创业。在外务工时间也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外务工时间越长，农民工越不容易返乡（石智雷、杨云彦， 2009）。但是，他们一旦返乡往往不愿意自主创业，而是大多会选择在当地企业就业。另外，本研究还引入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变量，即返乡农民工的个人信仰。马克斯·韦伯（2007）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论证了人们的宗教信仰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尤其是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考虑到这一点，本研究预期返乡农民工的个人信仰也会影响他们返乡后的创业选择。同时，返乡农民工的生产积极性也会影响其是否选择创业。一般来说，农民的自我经营事业在起步时都是利用农闲时间做起的，所以，勤劳的人更有可能创业。
另一组变量则主要反映返乡农民工的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中外出务工人数、返乡农民工人数以及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后文简称为“劳均文化程度”）等因素，都会影响农民工返乡后的创业行为和创业意愿。由于创业需要一定的创业资本，所以，家庭的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可行性。为此，本文引入以下三个变量来体现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财富积累水平、2008 年家庭总收入以及家庭经济水平的自我评价。 家庭财富积累水平是一个综合了家庭生产性资产和消费性资产的测算指标，能综合衡量一个家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户主作为家庭的主要决策者，其文化程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选择。
模型中自变量的含义及统计描述见表 5。
2.模型选择。 本研究构建了两个模型：模型Ⅰ考察影响返乡农民工是否正在创业①的因素，模型Ⅱ考察影响返乡农民工是否有创业意愿②的因素。 为了便于对两者进行比较， 本研究对两个模型选入了相同的自变量。返乡农民工是否正在创业以及有无创业意愿都是二元变量，农民工返乡后是否选择创业的情形可以明显地划分为“是”与“否”。在模型Ⅰ中，本文将农民工返乡后正在创业设置为“1”，其他设置为“0”；在模型Ⅱ中，将农民工返乡后有创业意愿设置为“1”，没有创业意愿设置为“0”。建立返乡农民工现在是否正在创业以及有无创业意愿的模型，其具体公式为：
（二）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1.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1）个人特征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从性别特征看，相比于女性，返乡农民工为男性对于其家庭的创业行为有反向影响，也就是说，返乡农民工为女性的家庭更倾向于创业。返乡农民工的年龄和年龄平方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影响系数前者为正、后者为负，即返乡农民工的年龄与其创业行为之间呈“倒 U 型”关系，返乡的青壮年更容易选择创业。
受教育年限、生产积极性和社交能力对农民工返乡后创业的影响都是正向且显著的，可见，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多是文化程度较高、社交能力较强的青壮年，这从侧面反映了创业对创业者个人素质的要求。实证结果还显示，返乡农民工的个人信仰对其创业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信仰共产主义对其创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信仰共产主义的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概率是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返乡农民工的 3.136 倍。这一结论和马克斯·韦伯研究西方社会所得出的结论有较大差异。在中国，信仰基督教或其他宗教对劳动者的创业行为并无积极影响，正在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中反而是那些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占多数。这一情况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基督教文明在东西方社会中存在的意义有较大差异，尤其是在农村，信仰西方宗教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生产和创业的动力和积极性。
从农民工返乡前在外务工状况的影响来看，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对返乡农民工在家乡创业并无显著影响；而在外作为手工业工人或者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工返乡后创业的概率更高。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多数返乡农民工创业的项目大多和农业相关，而在外务工时的技能培训一般是非农业方面的，因而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没有显著影响；在外从事个体经营或作为手工业工人的返乡农民工，会有一定的商业经营经验或者有一技之长，并且在外务工经商的收入相对较高，这对他们返乡创业有较大的帮助，因而他们创业的概率更高。农民工在外务工时间对他们返乡后的创业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实证结果印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
（2）家庭资源禀赋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从返乡农民工家庭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看， 所选入的 7 组变量中只有家庭经济状况和户主文化程度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有显著影响，返乡农民工家庭中外出务工人数、返乡农民工人数及劳均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都不显著。就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而言， 家庭财富积累水平和家庭总收入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可见，家庭经济状况好的返乡农民工更倾向于自己经商，也可以说，其创业具有更好的资本条件和资金基础。从返乡农民工对家庭经济水平自我评价的结果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自己觉得家庭经济水平处于中上等的返乡农民工比自我评价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返乡农民工更倾向于创业。户主文化程度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文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返乡农民工创业。这和一般的经验认识有较大的差距。人们一般认为，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农民工返乡后创业的可能性会越大，但实证结果并不是这样。可能的解释是，农民以风险规避者居多，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更多地是鼓励和支持家庭成员在当地正规部门就业，而不是从事有风险且比较辛苦的创业活动。
2.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1）个人特征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返乡农民工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其创业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可见，有没有创业打算和现在是否正在创业对于个人素质的要求有较大的差别。无论年龄大小、文化水平高低，返乡农民工都可以有创业意愿，但是，只有那些年轻、文化水平高的返乡农民工能够具体实现这一意愿。
和男性相别，女性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愿要强于男性。交际能力和生产积极性对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相对于交际能力差和懒惰的返乡农民工，交际能力强和生产积极性高的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更强，交际能力强的返乡农民工有创业意愿的概率是交际能力差的返乡农民工的 2.733 倍。个人信仰对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影响显著，信仰共产主义的影响系数为正，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影响系数为负，且信仰共产主义的返乡农民工有创业意愿的概率是没有信仰的返乡农民工的 2.226 倍。可见，相对于没有任何信仰，信仰共产主义对于返乡农民工创业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则会抑制人们的创业意愿。
农民工返乡前在外务工状况对于他们返乡后的创业意愿有着较大的影响。返乡前在外从事个体经营或者加工制造业的农民工，其返乡后的创业意愿要强于返乡前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工；返乡前在手工工厂工作对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外务工期间参加过技能培训对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过技能培训的返乡农民工有创业意愿的概率是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的返乡农民工的 1.909 倍。其可能的解释是，参加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可能对事业发展有更高的期待，因而更希望利用他们在外务工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资金、信息以及社会关系等回乡务工经商或创办企业，以追求人力资本的更高回报。
（2）家庭资源禀赋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相对于个人特征因素，返乡农民工的家庭资源禀赋因素对于其创业意愿的影响要小一些，在引入的 7 类反映家庭特征的变量中，只有家庭财富积累水平和家庭经济水平自我评价两组变量影响显著。家庭财富积累水平对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经济水平自我评价中等及中上等对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家庭实际经济状况好或者较贫困家庭的返乡农民工越倾向于创业，而那些自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一般的返乡农民工则没有创业的动力。可能的解释是，家庭实际经济状况越好，越能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资本条件；在当地较为贫困的家庭，越有动力通过创业改变其目前的相对贫困状况。而那些对家庭经济水平评价中等及中上等的返乡农民工，由于认为自家经济水平已经达到了“比上不足、不下有余”的较好境况，因而缺乏经商创业的动力。家庭资源禀赋因素中返乡农民工人数、外出务工人数、劳均文化程度、家庭总收入和户主文化水平这 5 个变量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并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
3.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与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比较。 从模型Ⅰ和模型Ⅱ回归结果的比较来看，两个模型所选入的同一组自变量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和创业意愿的影响有着较大的差异。
从返乡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因素看，返乡农民工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其创业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而对其创业意愿的影响却不显著，并且两者的影响系数是相反的。也就是说，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返乡农民工多数正在创业或者自我经营，而那些年轻的或者年龄稍长、文化程度较低的返乡农民工反而有着更强的创业意愿。在外务工的职业在两个模型中的结果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外为手工业工人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和创业意愿都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前者的影响系数为正，对后者的影响系数为负。也就是说，返乡前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农民工返乡后大多正在创业，但是，他们的创业意愿并不强烈。可能的解释是，手工业工人大多有一技之长，他们返乡后一般还是从事原来的工作，长期从事相同的工作让他们对这一行业已心生厌倦，但是，放弃这一行业后又很难有更好的选择。参加过技能培训只是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并没有显著影响；相比之下，外出务工时间则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而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两者的影响系数相反。可能的解释是，参加过技能培训和较长的外出务工时间虽然实现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但是，这部分人力资本只有在外务工时才可以得到更好的效用发挥。所以，虽然参加过技能培训和在外务工时间较长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比较强烈，但是，由于其返乡创业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他们的创业行为并不比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和在外务工时间较短的返乡农民工多。从返乡农民工家庭资源禀赋因素看，返乡农民工对家庭经济水平的自我评价显著影响他们的创业行为和创业意愿，但是，对前者的影响系数为正，对后者的影响系数为负；并且，家庭总收入仅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其创业意愿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那些实际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返乡农民工一般都正在创业，而自我评价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的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并不是很强烈，他们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自我优越感让他们失去了进一步辛苦创业的动力。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整体上看，返乡农民工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外出务工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随着家庭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外出务工收入在其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家庭种植业及家禽养殖收入所占比重逐渐降低；随着家庭财富积累水平的提高，种植业收入、家禽养殖收入以及外出务工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渐降低，而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逐渐上升；户主文化程度与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呈“倒 U 型”关系。
第二，从创业意愿来看，有 3/4 的返乡农民工家庭倾向于创业；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的创业意愿要强于没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随着农户财富积累水平和户主文化程度的提高，正在创业的农户所占比重会逐渐上升。
第三，在农村创业对于返乡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有一定的要求，那些文化程度较高、有着共产主义信仰、生产积极性较高以及交际能力较强的青壮年农民工在返乡后创业意愿更强，并且大多数正在创业。在外务工期间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手工业生产的农民工在返乡后正在创业的发生比更高，但是，在外务工期间为手工业工人的返乡农民工，其创业意愿并不强烈。在外务工期间参加过技能培训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四，家庭资源禀赋因素也是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和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家庭财富积累水平和对家庭经济水平的自我评价越高，农民工返乡后越倾向于创业，但是，其创业行为并没有对家庭中返乡农民工人数、外出务工人数以及劳均文化程度提出要求。
并不是所有农民工返乡后都打算创业，也不是每个返乡创业的农民工都可以成功，它对创业者的个人素质有一定的要求。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那些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和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民工在返乡后自己创业的概率更高一些。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反映出，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地方政府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和金融支持。从调查结果来看，在 678 位有创业意愿的被访者中，有 46.8%的人认为在自己创业过程中最需要的帮助是政府的政策优惠和扶持，有 36%的人认为在创业过程中最需要的帮助是银行信贷的支持。因此，创业环境的构建和创业机会的增加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前提，地方政府必须搞好政策配套，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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