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运用湖北省恩施州的农户调查数据，系统地研究了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回流及 回流后自主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禀赋能够提升劳动力回流农村后的个人发展能力， 对农民工回流以及回流后自主创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相比， 回流劳动力在农村可以更好地利用家庭禀赋，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率和投资回报，这也正是导致 部分农民工回流农村的主要原因。丰富的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对于农 民工回流有着促进作用，尤其会增加农民工回流后自主创业的可能性。通过家庭禀赋对农民工 回流及返乡创业的积极效应，也反映出在农民工回流和返乡创业的过程中农村市场化的滞后和 社会支持的不足。各级政府需要加大力度，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搭建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 平台。
关键词:家庭禀赋;农民工回流;返乡创业;社会支持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已有对农民工回流动机的研究，但大多 数理论分析认为，农民工回流后人力资本获得更高 的投资回报是其回流的主要原因，并未深入探究农 民工回流后投资回报增加的机理。Stark( 2003) 从 相对购买力水平和家庭分散风险的角度分析了回 流的动机，由于外出务工者在城市里很难进入正规 劳动力就业市场，他们返乡后即使不能获得更高的 收入，为了降低相对贫困感，迁移劳动力也会做出 回流的决策; Dustmann( 1996) 通过构建一个个体谋 求福利最大化的生命周期模型来研究农村劳动力 外出后回流的原因，他认为，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务 工期间实现的人力资本积累，在农村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益，但是，并未进行相应的经验论证。张 露文( 2005) 通过模型推算认为，家乡非农产业发展 和外出务工期间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农民工回流的 主要原因。但是，他们都没有再深入分析是什么因 素增加了农民工回流后的投资回报。本文从家庭 禀赋①的角度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
从经验研究来看，影响和决定外出劳动力回流 决策的相关因素有很多，如个人素质、家庭禀赋、外 界环境( 社区环境、制度、区域收入差距、就业机会 等) 等。已有文献多关注于个人素质和外界环境对 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影响( Zhao Yaohui， 2002; Christian Dustmann， 2001; Monika Sander， 2007) ，而缺乏 对家庭层面相关因素的考察。中国农民工是收入 和消费与养老保障相分离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里做工赚取工资并在城市消费，但还是需要农村家 庭为其提供保障支持系统( Murphy R， 2002) 。西方 国家的迁移更多的是迁移者个人决策，为了自己个 人更好地发展，而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主要是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和分散经营风险( 杨云彦、石智 雷， 2008) 。所以，以家庭决策为基础的新经济迁移 理论可以为中国乡城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和回流提 供更好的解释和分析框架。另外，以往研究主要从 个人特征的角度来探讨影响农民工返乡后就业选 择的因素( G. M. Arif ＆ M. Irfan， 1997; Mesnard，A， 2004;罗凯， 2009) ，很少研究家庭要素禀赋对回流 劳动力创业参与的影响，并且现有文献多是对回流 农民工群体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而缺乏对返乡后 农民工个人发展和就业选择的研究。
家庭禀赋是个人发展能力的拓展，家庭成员的 个人决策是基于家庭禀赋状况做出的最优化选择。 在我国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 户的生产方式落后，市场化程度不高，中国的传统 文化保留相对较为完整，农户家庭禀赋对成员行为 选择的约束力较强。这也是本研究选择调研地点 的主要根据和原因。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证实农民 工回流及创业过程中的家庭禀赋效应。首先根据 家庭禀赋影响农民工回流及就业选择的相关特征 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并借助农户抽样调查数据 构建计量模型，研究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 机制，然后重点探讨了家庭禀赋对返乡农民工就业 选择，尤其是返乡后自主创业的影响。家庭是介于 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一个单位。对于家庭禀赋效应 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影响农民工回流及返乡 创业的内在因素。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描述
1、研究设计与抽样调查
( 1) 抽样调查。选择湖北省为调研地点，不仅 仅是因为其“九省通衢”的优越地理位置，更因其作 为中部重要省份所具有的代表性。湖北省是农业大省，一直是农村劳动力净流出的重要省份，近些 年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尤其是惠农政策和中部崛 起战略的实施，回流劳动力在逐年增多，为研究农 村劳动力回流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①。恩施州处 于湖北省西部，和其他地区之间有大山阻隔，区域 内具有山地、河谷和盆地平原等多种地形地貌，多 民族杂居，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由于地理环境闭 塞，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初期。恩施州 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十分适合进行外 出务工劳动力的回流和返乡创业动机研究的实验 案例。
2010 年8 月在湖北省恩施州做了专门针对回 流劳动力的农户抽样调查，抽样方法为分层随机抽 样在全州每个县市抽样调查2 个乡镇，每个乡镇抽 样调查2 个村，每个村抽样50 户。为了深入研究外 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本文把 调查对象分为两部分: 一类是曾经到县城以外打工 或经商六个月以上的农民，称为“有外出务工经历 的农民” ;另一类则为“从未外出务工过的农民”，虽 然她们中有家庭成员外出过或正在外务工，但是， 他们本人没有外出务工经历，因此，她们与有外出 务工经历的劳动力形成了农村中两种不同的人群。 这两类不同的人群，也许由于本身就具备不同的特 质，也许因为有过不同的经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 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实际抽样过程中，抽取 40% 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居民作对比分析。调查 的样本包括了恩施州 8 个县 25 乡镇、 62 村、 1598 户、 6372 人。其中，从未外出务工的劳动力3307 人，占所有样本的 52. 2%; 现在正在外务工的劳动 力1667 人，占所有样本的 26. 4%; 曾经外出务工现 在已经回流的劳动力1358 人，占总样本的 21. 4%， 占有外出务工经历者样本的44. 9%。
由于一部分样本是同一家庭内的兄弟姐妹，本 文将样本在家庭水平上聚类后进行分析，以解决分 组数据的异方差性。在数据选择上，扣除在当地政 府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样本②; 扣除年龄不在 15 ～ 64岁之间以及失去劳动能力的样本，以便将研究对象 集中于劳动力这一群体; 扣除正在读书的学生这部 分样本，保持与同类研究的一致; 样本的个人信息 如年龄、婚姻状态、性别和文化程度等存在数据缺 失的将不予保留。另外，在具体的模型构建过程 中，对研究群体做了针对性取舍。在研究农民工回 流决策影响因素时，扣除了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 村劳动力样本，只保留已经回流和正在外务工的劳 动力样本，共得到2953 个符合条件的样本。在研究 回流劳动力就业选择时，扣除了正在外地务工的劳 动力样本，只保留农村常住居民样本，调查数据中 共有2908 个符合条件的样本。
( 2) 目前学术界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并没有 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定义。在本调查研究中，本文 对返乡创业的定义为，农民从农村出县境到城市打 工或经商半年以上，或者是在外务工、经商中，开阔 了眼界，增长了胆识和才干，积累了较多的资金，或 者是由于在外务工及经商失败，便返回到原籍农村 或回到家乡所在的县城及乡镇所在地，创办工商 企业，或从事非原来意义的农业规模经营和开发 性生产，这里的“创业”可以大到投资数百万元办 企业，也包括投资数千元开饭店、经商，或进入非 农产业部门或从事非原来意义的农业生产活动 等。另外，本文使用劳动者当前的就业状态来衡 量其是否正在自主创业，是现在进行状态。从农 村劳动力的就业分布可以看到，回流劳动力中选 择自主创业的比重明显高于未外出务工者，占到 回流劳动力总数的18. 4% 。回流劳动力创业的资 本投入规模也高于未外出者，回流劳动力创业的 平均投资规模为 80413 元，而未外出者平均投资 规模为 63621 元。由此可见，外出务工不仅促进 了劳动力回乡创业，而且还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多 的创业资本。 从创业的行业选择来看，农村劳动力的创业以 零售业为主，其次是养殖业。未外出农村劳动力的 创业选择更为集中和单一化，零售业占了近一半的 比重;回流劳动力的创业行为更为多样化，但是，创 业的选择仍然没有脱离农业，而是农业产业链的进 一步开发和延伸。回流劳动力中从事养殖业、特色 农业、农资经销和运输业的比重多明显高于未外出 者( 如表1 所示) 。
从创业的类型选择来看，农村劳动力的创业类 型以个体户为主，占到创业者总数的 60%以上。和 未外出务工者相比，迁移劳动力回流后创办企业的 比重更高，从事个人经营的比重要低一些。回流劳 动力为私营业主的比重为16. 1%，合伙业主的比重 为6. 9%，而未外出者的分别为 8. 1%和 3. 5%。未 外出者从事个人就业的比重较之回流者高出6 个 百分点。
2、变量选择和指标测度
从未外出务工、正在外务工和回流农村，是在 当前农村三类不同就业流动群体，也是某一回流劳 动力就业流动的三个完整阶段，本文关心的是农村 劳动力外出务工一段时间后是否选择回流? 家庭 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和回流后自我创业有怎样 的影响? 为了证实前面的研究假说，本文构建了两 组计量模型，一组是重点考察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因 素，以劳动力是否为回流劳动力为被解释变量; 另 一组模型用来考察农民工回流的个人发展状况， 以农村劳动力回流后的就业选择为被解释变量。 农村劳动力一般有三个就业选择: 务农、进入当地 企业务工或者是自主创业，本文利用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来做计量分析。外出劳动力是否选择回 流是一个二项选择问题，本文利用 Logistic 模型来 做数据分析。本文的变量选择与统计描述如表2 所示。
本文主要解释变量设置如下:
( 1) 家庭人力资本。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劳动者个人人力资本的测度选取的指标多是文化程 度、健康和经验技能。但是，对于农村家庭人力资 本的衡量就有所不同，首先，在农村就业一般对劳 动者个人的个人技能要求不高，尤其是从事农业生 产和在企业做普通工。由于一般没有技能资格证 书和分级，关于农村劳动力的经验技能的衡量存在 很大的局限性;其次，由于健康状况衡量，只是收集 到了个人的主观判断，缺乏客观性，所以，未引入模 型。本文用家庭成员中15 ～64 岁、非学生的劳动力 数量和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家庭人力资本 的代理变量。在研究农民工就业选择和职业转变 的模型中，因为要做交互分析，本文只是引入了家 庭劳动力数量这一个变量。
( 2) 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劳动者 的就业选择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并且劳动者的就业 状况也是家庭经济水平的直接影响因素。为了尽 量避免家庭经济资本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 家庭财富积累值作为代理变量。家庭财富积累值是一个综合了家庭生产型资产和消费型资产的综 合测算指标，可以代表家庭长期经济水平和收入 能力。指标获得方法为: 直接询问农民家庭中所 拥有的生产性资产和消费性资产，将拥有某项资 产的样本比例 p 标准化为数值 Z，由 Z 的相对大小 来决定权数 W，然后与家庭中所拥有的各项资产 的数量进行算术加权平均得到每一户才的财富积 累值。
( 3) 家庭社会资本。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社会 网络发挥作用的形式以提供人情为主，以传递信息 为辅。职业流动者的社会网络主要是由亲属和朋 友两类强关系构成( 边燕杰、张文宏， 2001) 。本文 也用家庭亲戚朋友的数量来衡量家庭社会资本。 “亲属”包括核心和扩大家庭的成员、各种血缘关 系、姻亲关系等 ; “朋友”包括朋友和关系密切的同 学、邻居、过去和现在的同事、战友、同乡、生意和项 目合作伙伴等。家庭社会资本的维持需要一定的 经济投资，并且家庭社会资本投资规模越大，社会资本的质量往往越高。所以，本文还用家庭人情年 支出来体现家庭社会资本的质量①。在研究农民工 就业选择和职业转变的模型中，因为要做交互分 析，本文只是引入了家庭亲戚朋友数量这一个 变量。
( 4) 家庭自然资本。
对于中国小农户来说，拥 有的自然资本主要是土地、树木等，并且现在也不 是每家都种树，即使有也已经只是少量的。本文利 用家庭承包的耕地数量和耕地质量来做家庭自然 资本的代理变量。家庭承包的耕地包括旱田、水浇 地。从1998 年开始中国农村土地承包时间确定为 30 年不变，到 2010 年调查时间点土地按人分配已 有12 年时间。相对于2010 年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和 年收入，家庭土地数量可以视为前定变量。在研究农 民工就业选择和职业转变的模型中，因为要做交互 分析，本文只是引入了家庭耕地数量这一个变量。 从以往的分析和前面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家庭 禀赋对劳动者个人行为选择和职业转变有着重要 的影响，但是，在这里本文要证明的是，相对于未外 出务工劳动力，家庭禀赋对于回流劳动者的就业选 择和职业转变有着较为特殊和更为重要的影响。 或者说，回流劳动力能够更好地利用家庭禀赋，使 得其效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体现这一效应，本 文将家庭禀赋与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组合成交互 项，和家庭禀赋变量一起引入模型。 另外，为了避免因为引入交互项导致的多重共 线性问题，本文将四类家庭禀赋分别建立模型。 控制变量。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劳动力个人 特征变量，如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性别、婚姻、政 治面貌以及户籍性质等。
三、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
家庭禀赋影响农民工回流的回归结果见表3。 考虑到家庭禀赋效应的估计结果，在控制个人特征 效应的条件下，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部分通 过家庭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起作用
通过方程表 3 中模型 R1 、 R2 、 R3 和 R4 的比 较，本文发现，大多数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并 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家庭耕地数量变量 的回归系数在控制了家庭经济资本的变量之后，影 响系数从不显著变为在5%水平上显著。在引入家 庭经济资本变量后，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系数稍有 下降，在继续引入家庭人力资本后，该影响系数又 有所上升，这说明家庭社会资本对于劳动力回流的 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家庭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来 发生的，并且通过有效的利用社会资本可以发挥更 好的效应。从个人特征变量系数的变化来看，加入 更多的家庭禀赋变量后，性别、受教育年限和健康 状况等变量的回归系数有所上升，可见，人力资本 较为丰富的劳动力可以更好地利用家庭禀赋，所 以，选择回流的概率也会有所增加。
2、家庭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回流具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
由 R4 回归结果可知，家庭人力资本因素对农 民工回流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分变量来看，家庭 劳动力数量每增加一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就会下 降18. 6%。另外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对于农民工 回流也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 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农民工回流的概率就会下降 6. 5%。可能的解释是，在外就业的工作岗位对于 农村外出劳动力文化程度有一定的要求，或者说农 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教育投资回报更高一些。在 农村家庭自然资本一定的条件下，家庭劳动力越 多，家庭成员越倾向于外出务工，并且随着劳动力 生产率的提高，外出的比重还会有所增加。只有农 村家庭的劳动力发生短缺的时候才会有家庭成员 选择回流。
3、家庭财富因素对农民工回流具有正向影响
本文引入家庭财富积累值来体现家庭经济资 本因素，是一个可以反映家庭经济资本存量的变 量。从回归结果来看，家庭财富状况越好，外出劳 动力越倾向于回流。可能的解释是，家庭财富状况 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是一个家庭长期生活水平的综合体现，财富积累值越高，表明这一家庭长 期以来经济条件都比较好，劳动力外出一段时间 后，如果在外生活或者工作条件不好很容易选择 回流。
4、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回流具有正向影响
本文在模型中还引入了家庭亲戚朋友数量和 家庭人情年支出两个变量，来体现家庭社会资本效 应。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引入的两个变量对劳 动力回流都有正向影响。但是，家庭亲戚朋友数量 变量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并不显著。家庭人情年 支出对农民工回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人情支 出每增加 1%，正在外务工的劳动力回流的概率就 会增加 15. 1% 。在这里，本文将家庭亲戚朋友数 量看作家庭社会资本的规模，而家庭人情支出看 作是家庭社会资本质量的替代变量。可见。农村 家庭的社会资本规模对正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的 吸引力并不明显，而多年社会资本投资积累的“人 情”，可能会对农民工回流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 帮助。
5、家庭自然资本也是影响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
本文分别考察了家庭自然资本的数量和质量。 表3 的回归结果显示，单独引入家庭耕地总量对劳 动力回流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当引入家庭经济资 本后，家庭耕地总量变量才开始变得显著，影响系 数为反向。也就是说，当家庭经济状况较好时，家 庭耕地数量的增加并不能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 这一结论和本文的研究假设正好相反，和 Wang ＆ Fan( 2006) 利用 1992 年四川和安徽调研数据的研 究也有较大的差异。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家庭耕地 数量越多，劳动力越容易选择回流。这可能是由数 据的调查时间差异造成的，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劳 动力迁移刚刚兴起，在农村，土地禀赋是决定一个 农户家庭发展的根本。和家庭耕地质量较差的相 比，家庭耕地质量一般的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后更容 易选择回流。家庭耕地质量较好对劳动力回流的 影响系数并不显著。
四、家庭禀赋、社会支持与农民工返乡创业
1、家庭禀赋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
从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家庭禀 赋中四组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都有着显著 的影响，且各家庭禀赋的影响系数( Exp( B) 值) 相对于进入当地企业务工要更大一些; 反映个人特征 的八组变量中只有五组对劳动力自主创业有着显 著的影响，而对于进入当地企业务工，几乎所有的个 人特征变量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可以认为，劳动力进入当地企业务工主要是依靠人力资本和个人的其他 特征。而所选入的家庭禀赋变量对劳动力自主创业 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可见，如果是选择自主创业，则 就需要整个家庭禀赋的支持。结果如表4 所示。
家庭人力资本对于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有着 负向的影响，且在1%水平上显著; 而对于回流劳动 力自主创业却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 数量每增加1 个，一般的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的可 能性就会降低45. 6%，而回流劳动力自主创业的可 能性就会增加15. 1%。这与 Mesnard( 2004) 对突尼 斯回流劳动力的研究结果比较类似，他发现，家庭 规模越大，劳动力越多，农民工回流后越容易选择 自主创业。并解释说，从事自主创业可以为家庭劳 动力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另外，创业经营本身也 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本研究的回归结果很好 地证明了本文的假设。
一般来说，从事自主创业首先需要一定的经济 资本。从回归结果来看，家庭经济资本对于农村劳 动力自主创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相 比较于从事农业生产，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村劳 动力更倾向于自主创业。国外学者利用其他家庭 经济指标也进行过类似分析。Piracha ＆ Vadean ( 2009) 研究认为，家庭的经济地位对农民工回流后 自主创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正好和本研究的回归结果相互印证。
家庭社会资本只是对于回流劳动力的创业参 与起着促进作用，对于一般劳动力自主创业的影响 系数为负，统计上不显著。由 Exp( B) 值可以计算 得出，家庭亲戚朋友数量每增加1%，回流劳动力创 业参与的概率就会上升19. 4%。可见，农村劳动力 转化和使用家庭社会资本的能力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外出务工经历使得回流劳动力可以更好地利用 和转化家庭社会资本。在问卷调查中，当问及“您 认为，您回家就业( 创业)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多 选) ”，有30. 5%的被访者回答说是“外出务工期间 学到的技能和经验”， 23. 6%的人回答是“在外积累 了一定的资金”， 25. 1%的人回答是“家庭在当地有 一定的社会网络”，另外还有10. 5%的人认为，自己 的优势是“在外打工建立了一定的人脉关系”。可 见，农民工回流后带回的不仅仅是人力资本的积 累，还有农村社会所缺乏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 并且这些因素对于农民工回流后的非农就业，尤其 是自主创业有着重要的作用。
家庭自然资本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必备条件和核心要素，一般研究用家庭耕地数量作为代理变 量，认为，家庭耕地数量越多，农村劳动力越倾向于 从事农业生产。在本文的回归结果中，家庭自然资 本对于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和以往的研究结果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在引入回 流劳动力和家庭自然资本的交叉项后，本文发现， 家庭自然资本对于回流劳动力自主创业有着显著 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家庭土地数量越多，回流劳 动力越倾向于自主创业。家庭耕地数量每增加1 亩，回流劳动力创业参与的概率就会增加15. 4 个百 分点。
2、社会支持与农民工返乡创业
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回流及返乡创业具有积极 影响，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对劳动力个体 的影响，或者说这是家庭的功能之一，但是，更为重 要的是，本文从农民回流和返乡创业的过程中发现 了社会支持的缺席。农民工回流，尤其是返乡创业 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对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当地非农产业转 移、加快推进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也有显著作 用，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实施有关产业迁移和梯度 转移战略、实施农区产业开发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但是，地方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明 显不足，这不仅影响了农民工回流后创业的积极 性，也会影响农村劳动力及农民工对农村发展的 信心。
对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的缺位已经 成为他们创业动机和创业成功的主要约束。从调 查结果中可以发现，当被问及“您认为，您回家就业 ( 创业)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多选) ”，有 71. 3%的人 回答说是“资金不足”，另外有 14. 8%的人认为，最 大的困难是“缺乏销售渠道和社会关系” ;当被问及 “您回家从事自我经营( 创业) ，希望政府在哪些方 面给予支持 ( 多选) ”，回答最多的是“对创业、经营 提供低息或免息贷款”，占68. 6%，其次有42. 6%的 人认为，需要“对创业、经营提供优惠政策( 如减免 税收、降低从业门槛等) ”，另外有 26. 6% 人认为， 需要“对创业、经营提供技术指导和帮扶”。生产 能力不仅有人自身所具有的生产意识和技能，而
且有人通过自身能力所掌握的生产资源可用性， 如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所以，对返乡创业 农民工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有着特殊重要的 地位，有效的政策性贷款是实现初始创业启动的 基础。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微观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个家庭禀赋 影响农民工回流和返乡创业的假说，然后利用湖北 省恩施州返乡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家庭禀赋与农民 工回流和创业的关系进行了经验论证。结果发现， 农村劳动力利用和转换家庭资源的能力会影响他 们的迁移行为和就业选择。和没有外出务工经历 的劳动力相比，返乡农民工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家庭 禀赋，尤其是家庭禀赋可以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 有效支持。家庭禀赋效应的发挥也是农民工回流 的主要动力。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越丰富，农 民工越倾向于回流农村; 而在农村家庭自然资本一 定的条件下，家庭劳动力资源存有挤出效应，家庭 劳动力越多的家庭，其成员越倾向于外出务工。家 庭社会资本对于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有一部分是通 过家庭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来发生的，并且家庭人 力资本和经济资本也可以通过有效地利用社会资 本来收获更高的投资回报。 本文认为，给予农村劳动力尤其是返乡农民工 足够的社会支持，才是促使他们在农村创业发展的 必要条件，或者通过相关政策改变农村劳动力自主 创业的不利局面，以及取消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于 他们的各种限制和歧视性政策。只有如此，才能够 更好地发挥外出务工经历对于返乡农民工的能力 发展效应( 石智雷、杨云彦， 2011) ，让他们能够更多 地利用农村的家庭禀赋和社会资源，以发展农村非 农经济和带动就业。在当前中国农村中，社会可以 为劳动者提供的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并且在很多地 区市场机制也不健全，从市场中获得资源的途径也 比较有限。政府不能希望单纯地通过市场机制来 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发展的机会，这是因为农户参与 市场并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的机会比在城市要 低很多，如果政府忽视了这一点而不采取主动的干预措施，将会使得农村群体被进一步边缘化，逐步 被排除在市场活动之外，从而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 的缩小。所以，提供功能完善的市场以及保持经济 的快速增长，只是农村就业问题解决的必要条件， 而提高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参与市场的能力和社会 资源的可获得性，才是解决返乡农民工再就业以及 自主创业问题的关键环节。
劳动者的个人发展能力不仅是劳动者自身所 具有的生产意识和技能，而且也包括通过自身能力 所掌握的生产资源可用性，如社会和家庭提供的经 济资本、社会资本等。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对返乡创 业的引导与扶助力度，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 搭建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平台，在信贷、税收、用 地、市场进入及创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给予农民工返乡创业大力扶持。对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资金支 持和政策优惠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有效的政策性 贷款是实现初始创业启动的基础。另外，农业省份 可与制造业发达的省区市围绕劳务的输出输入，在 技能培训、轮换雇佣和促进返乡劳动者对口就业上 实现互利合作。
最后需要指出，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例如，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考 察家庭禀赋和社会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 此外，本文也没有进一步区分农村创业类型内部存 在的差异，如“个体经营”与“开办企业”受家庭禀赋 的影响显然不同。这些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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