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KEYANCHENGGUO

摘  要：基于2010 年全国106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农民工的职业上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在行业内的职业垂直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并且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初次进城务工时职业为一般劳动者，目前职业为管理或技术人员的农民工比重为7.12%。初次进城务工时无固定职业者实现职业上升的比重最高，其次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在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农民工职业发展的行业因素(比如行业性质、企业所有制类型)之后，以文化程度、进城务工时间为标识的人力资本显著地影响了农民工从一般劳动力上升为技术精英或管理精英。这些研究表明，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资源分配机制和机会结构的变化，也为农民工群体打开了职业上升通道。

关键词：农民工；职业上升；人力资本；行业分割

How Many Migrant Workers have Get Upward Mobility in Career?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and Industry Segmentation

SHI Zhile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Laws, Wuhan, 430073）

Abstract: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106 cities in China in 2010, we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promo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ind out that the migrant workers have already entered the first social class and become management elites or technical elites with their personal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s. The migrant workers who were common labors when they first entered cities for work and now are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staffs occupy 7.12%. The migrant workers who had no fixed jobs when they first entered cities for work are the largest groups that get upward mobility in career. Next follow the business service staffs, and the industrial workers are most difficult to get upward mobility in career. Comparatively speaking, the business service staffs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individual businesses, and the industrial workers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The migrant workers who have got more education and spend more time working in cities also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become management elites, technical elites and private entrepreneurs from common labor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Upward Mobility in Career; Human Capital ;  Industry Segmentation

一、研究回顾与问题提出

目前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处在剧烈的重组、整合和发展之中，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流动，本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对于农民工群体，学术界在其职业流动的方向上至今未达成共识。部分学者研究认为 ^[[1]-5]，农民工一般初次职业流动由于实现了就业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换，收入大幅改善，而再次职业流动基本上是水平流动，工作级别和待遇改善并不明显，工作的改变并没有带来职业的变化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的跳槽多是一种“原地踏步” ^[6]。也有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朱静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发现，不论是农民工还是非农业流动人口，都呈现职业不断向上流动的趋势^[7]。严善平利用2003和2009年上海就业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外来人口中从非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门的人员比率明显上升^[8]。符平、唐有财和江立华利用全国26个省份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有近10%的农民工真正实现了基于职业的向上流动^[9]。以上研究都是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的差异性主要来至于数据调查的时点和样本量不同，由大样本调查结果可以判断，从2003年开始农民工逐渐显现出职业上升流动趋势。但是关于目前农民工职业上升的比重和路径，还需要全国范围的调查和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作为支撑。

说到农民工职业上升的影响因素，人们往往关注制度因素在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中的作用^[10-12^]，认为依托于户籍制度形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产生了持续的就业歧视效应 ^[13-15^]。由社会位置本身所带来的不平等和由占据社会位置的人所带来的不平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6-17]。劳动者的社会流动是以上两种结构性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前者来至于制度，后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

在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随着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部门成长壮大,包括国有部门在内的所有企事业单位灵活利用市场的调节机制，在录用员工、决定员工晋升等方面享有了很大的自主权 ^[18]。企业作为理性的市场参与主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职员的聘用和管理上会主要参照边际劳动生产率。所以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越多，他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越高，相应的职位晋升的机会当然也就越多。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资源分配机制和机会结构的变化，其直接的作用是弱化了制度约束，提高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 ^[19]。一般来说，给定初始职业，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劳动者职业上升的概率也就越高 ^[[2]0-22]

   在我国，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和竞争机制，文化程度、技术水平等因素在劳动者职业垂直流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渐凸显。目前已有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在下降 ^[2[3]]。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社会关系对个人职业发展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父亲为党员将增加子女获得党员资格的机会，而党员资格的取得也将增加个人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2[4]]；父亲的“工作单位部门”影响了儿子能否进入单位的核心部门 ^[2[5]]。严善平进一步在人力资本模型中导入了家庭背景和工作努力情况对职业地位实现的影响，认为对个人来说，“家庭背景-基础教育-工作后努力情况-现在的职业地位”在时间序列上形成了前后的因果关系^[2[6]]。以上理论都有经验研究的支持，但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为一般城市居民，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有其特殊性。首先家庭背景对于农民工群体的职业上升失去了显著的作用。农民工离开家乡到城市务工，其父母一般都在农村，且多为种地农民，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发展只能依靠自己 ^[2[7]]。其次，在农民工向城市转移以及职业水平流动中社会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农民工职业上升的影响并不明显 ^[2[8]-30]，在符平、唐有财和江立华 ^[31]的研究中甚至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职业垂直流动有负向影响。本研究认为在农民工职业垂直流动中，人力资本发挥着主导作用。贝克尔（Becker）研究发现，在一个市场化较完备的环境中，新迁入的移民主要凭借人力资本来实现经济地位获得^[32]。奇西克 （Chiswiek）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新迁入美国的移民，他们务工和居住时间越长，技术、经验等人力资本积累越久越多，越有可能实现经济地位的提升^[33]。沃尔德等（Walder）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也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学历对于城市劳动者实现职业上升的作用越来越大^[34]。但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工作环境和工作稳定性差，缺少晋升机会，甚至人力资本因素(教育和资历)与工资收入和职位晋升几乎无关 ^[35-37]。吴愈晓 ^[38]利用2009 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因素对低学历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没有影响，他们只有通过职业流动来实现收入增长。

  劳动力市场差异始终是存在的，尤其是基于行业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差异。但近些年随着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完善，这种差异对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发生了哪些改变？进城务工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职业垂直流动状况和职业上升路径怎样？揭示农民工群体内部职业上升的“游戏规则”是考察农民工群体发展状况及中国劳动力市场所处的阶段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2010 年全国106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农民工的职业上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刻画农民工在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过程，研究农民工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应对市场转型中机会结构的变迁。

二、实证研究设计与数据介绍

（一）农民工职业上升的衡量[①]

要想知道农民工是否实现了职业上升，首先要对农民工的职业地位进行衡量和排序，目前主要采用的方法是职业声望评价 ^[3[9]-41]。李春玲基于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调查数据，利用修正后的布劳和邓肯设计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计算公式，把原先的300 多个职业细类归并为161种职业分类，在此基础上进行职业声望分层^[42]。

然后在职业评价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职业进行再分类。埃里克森 （Erikson）等人根据雇佣关系、权威、技能和部门四个标准，将西方劳动者职业分为10大类^[43]。而沃尔德（Walder）将中国劳动者的职业划分为3类：管理精英、技术精英和非精英^[44]。第一类管理精英，主要是政府、企业等单位管理人员；第二类技术精英,主要是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第三类为一般务工人员，如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也包括农民。

本研究结合中国农民工群体实际情况，借鉴已有研究的结论和方法，将农民工的职业划分为7类：管理精英、技术精英、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无固定职业者。其中管理精英、技术精英、私营企业主属于农民工群体第一阶层，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无固定职业者属于第二阶层，农民工从第二阶层进入第一阶层就为职业上升。而把个体工商户界定为第一和第二阶层之间的中间过渡阶层。

（二）数据与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的是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由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于2010年4月采取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抽样方法，对全国106个城市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16-59岁之间男女人口的调查而得到的。被调查对象包括全国31个省（市）、106个城市、2456个街道、4912个居委会或行政村、122548个流动人口个案。为避免在同一户中出现2名或以上个人调查对象的情况，要求采用“分组法”后的按户排列的合格个人名单不得少于100人。被调查的106个城市包含了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东中西三大区域在城市数量上分别占比45.2%、27.4%、27.4%。问卷内容包括被访者基础信息、子女状况、就业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和生活情况等信息。

本研究在数据选取上采用如下几点标准：扣除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只保留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即农民工样本；扣除流入地为“兵团”的样本，以保证样本之间的类型可比性；样本的个人信息、职业信息等存在缺失的不予保留。共有86711个符合条件的样本调查数据。其中男性50.07%。按照文化程度划分，小学及以下22.25%，初中文化程度占58.71%，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占16.35%。按照流动类型划分，跨省流动占47.71%，省内跨市35.02%，市内跨县占17.27%。

用于分析农民工职业上升的总体特点、分因素特点以及初始职业为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无固定职业者职业上升特点的样本都为同一样本，共计16632个，为了符合研究，我们把调查问卷中“初始职业”回答为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或无固定职业者，并且“现在职业”回答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或个体工商户的个体，称为实现了职业上升。鉴于回答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农民工过少（10个），代表性不强，本文不再对其作单独分析，仅在统计职业上升比例的指标时加以考虑。

（三）实证模型构建

哪些农民工实现了职业上升？凭借什么实现的？这是本文实证分析部分要重点回答的问题。首先我们将总样本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前职业为第一次流动获得；另一种是目前职业经过一次以上变动工作获得的[②]。比较这两种类型农民工的职业分布差异，以考察职业水平流动和职业垂直流动的关系。这部分的研究重点是分析那些初次外出务工时处于第二阶层的农民工，谁进入了第一阶层。

然后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农民工职业上升的影响因素。我们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分析农民工的职业地位获得，二是分析初次流动的一般劳动力如何实现职业上升，三是分析产业工人和服务业员工的职业上升路径。计量分析的基本模型如下：

上式可以解释为农民工i实现职业上升的概率受到了个人的人力资本以及行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变量是农民工i是否获得了较高的职业地位。自变量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 指农民工所处工作单位的行业环境，为其他控制变量，为随机扰动项。利用多元logic模型可以对上式进行估计。

因变量：在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决定模型中，因变量是职业地位。如果该农民工目前的职业处于第一层次设置为1，否则设置为0。在农民工职业上升决定模型中，如果该农民工初次流动时为一般劳动力，而现在的职业处于第一层次，则设置为1，其他设置为0。基础样本中删除那些初次职业处于第一层次的农民工。

自变量：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一般界定为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工作经验、健康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在本研究中我们用四个指标来衡量：（1）受教育年限，是农民工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2）进城务工时间，用调查时点时间减去首次进城务工时间计算得到，体现农民工的非农工作经验；（3）年龄和性别，体现农民工的身体素质，一般来说青壮年劳动力身体素质状况更好，男性较女性体能状况更强。

行业因素：在有关中国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衍生的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中，“国有-非国有”部门分割一直是主要关注点 ^[45]。也有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和部门分割不断弱化的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行业分割 ^[46]。行业分割造成了不同劳动群体进人垄断行业的机会差别，派生着新的不平等结构 ^[47]。模型中我们引入农民工所在就业单位的行业类型和所有制类型。

三、农民工的职业上升与流向：描述性分析

（一）有多少农民工实现了职业上升？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城镇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占全体就业人员的比重从1995年的64.9%下降到2011年46.5%，16年间下降了18.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城镇私有单位就业人员占全体人员的比重也从16.9%上升至49.3%，增加了4168万人 ^[48]。其次，城镇就业人员中流动人口的比重明显增加。对比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发现，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总就业人口中流动人口的比重从3.92%上升为8.65%，在作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管理精英中流动人口的比重从3.14%上升为11.67%，在专业技术精英中流动人口的比重从2.71%上升为7.25%。可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已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进入21世纪，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上升逐渐突破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也可成为城市部门的管理精英或技术精英。劳动力的就业流动化程度提高，意味着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机制的相对完善。

注：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所得。

由于各个职业进入壁垒的不同，农民工在职业分布上也存在差异。表1统计结果显示，总体[③]上，农民工分布人数最多的职业是个体工商户，占34.53%[④]，其次是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员工，分别占23.79%和18.4%。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共占总数的9.97%。通过首次流动时的初始职业和现在职业的对比[⑤]发现，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以及个体工商户的从业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第一次流动时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农民工只有6.60%，个体工商户只有12.49%，而现在该比重分别增加到9.09%和34.01%。同时，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固定职业者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比例都呈现下降趋势。

被调查的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占35.87%。[⑥]同时，农民工职业上升通道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个体工商户、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而进入相应职业的农民工分别占比27.42%、6.34%、1.27%和0.78%。

表1          农民工的职业上升与职业分布总体状况    （单位：%)

（二）性别、年龄、婚姻、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年限和本地逗留时间

农民工的素质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其人力资本与职业选择存在密切的联系（姚先国、俞玲，2006）^[49]，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对他们职业上升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性别上看，男性农民工中实现职业上升的占38.32%，比女性农民工这一比例高6.31个百分点。此外，男性中成为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都要高于女性，而成为个体工商户的比例低于女性。

年龄上，农民工的职业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变动，在40岁之前，职业地位上升的比例起初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提高，40岁之后，职业地位上升的比例又会随着年龄的持续增大而降低。同时，农民工成为管理精英和私营业主的比例随年龄的变化趋势都符合此规律。

婚姻状况上，已婚的农民工比离婚或丧偶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职业上升[⑦]。这可能是因为离婚或丧偶给农民工带来的心理挫折负面影响了他们的职业提升。

在文化程度维度上，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概率也就越高。统计结果显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比例为33.61%，而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一比例也会随之上升，当达到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时，这一比例增加到了46.15%。这说明农民工教育程度越高，则越有可能进入较高的职业层次。较高的文化程度是农民工成为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或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条件。高中或中专及以下文化程度职业向上流动的农民工中个体工商户最多，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职业向上流动的农民工中专业技术人员最多，这反映了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重要性。

在是否接受过政府组织的与就业相关的培训上，培训与否，农民工向上流动进入的职业也有所不同。接受培训的农民工更有可能成为经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可能性越大。进城务工5年及以下的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的比例为19.27%，随着务工时间的增加，这一比例也逐渐提高，20年以上务工经历的农民工这一比例增加到了52.54%。同时，本地逗留时间的影响作用也有类似结论。即农民工在当地逗留时间越长，越有利于他们的职业上升。此外，从外出务工年限和本地逗留时间对比来看，在两者取值大约相同的情况下，后者对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更大。这表明农民工务工地点的频繁更换不利于其职业更好地发展。

表2                    不同个人特征农民工的职业上升差异性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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