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式流动还是永久性回流: 农村女性就业流动性 差异及决定因素研究
发布时间:2020-09-13    作者/来源: 发布者:余 驰 石智雷

[摘 要] 通过在湖北省调查的2883 个农村女性劳动力样本, 首先描述分析了选择往复式流动和永久 性回流的农村女性的人口学特征差异, 然后利用 Logistic 方法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变量、 社会资本变量 和家庭禀赋变量对农村女性做出往复式流动和永久性回流决策的影响。 研究发现, 往复式流动决策的 做出主要受女性自身人力资本变量的影响, 而永久性回流决策受三类变量的共同影响。 女性年龄对于 往复式流动有正向作用, 对永久性回流起反向作用, 受教育年限对往复式流动起反向作用, 对永久性 回流的作用则相反。 

[关键词]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家庭禀赋; 就业流动性差异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经济体制改革30 多年后的今天, 中国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二元分割状态, 这直接导致农村劳 动力的就业转移呈现出双向的、 职业与身份背离的 “候鸟式” 流动就业模式 (赵忠, 2004), 也有 学者称之为 “往复式循环流动” (Circular migration)、 “钟摆运动” (李路路, 2003)。 其流动的 过程是: 外出→回流→留城, 中间至少要经过三个环节, 才能完成一个劳动力的迁移过程; 如果 流动不顺利, 中间也许要增加多次回流→再外出→再回流的过程, 最后也可能仍然不能成为一个 城市人。 劳动力在城乡间往复式循环流动, 是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以及其它配额制度的产物, 循 环式流动使得摩擦成本非常高, 其实质仍是劳动力资源未能合理优化配置。 

    针对劳动力的回流问题, 国外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尤其是关于回流的社会经济动机 和决定因素的探讨, 例如 Djajic and Milbourne, Stark 等。 但研究主要集中于劳动力返回迁出地的 决定因素以及流动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总量, 没有考虑回流的具体形式。 随后学者们对往复式劳 动力就业流动进行了重点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往复式流动和永久性回流这两类人群的社会 经济特征, 以及关于流动选择决定因素的研究。 回流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 它源于回流决策的 特性: 决定回流是自己的选择还是国家政策影响的结果。 考虑到回流是一个内在性的因素, 劳动 力在外出时就会决定流动的方式, 在外地逗留的时间以及流动的次数 (Radu and Epstein, 2007)。 Hill (1987) 认为劳动力选择往复式流动可以被认为是一项在初始迁移时便做出的重要决定, 主要 考虑到在国外具有较高收入同时很多人对于 “家” 有特殊情节, 假设个人效用依赖于在迁出地和 迁入地之间停留的时间路径, 这一时间路径是通过在迁入地度过的最佳时间总量以及往返频率的 最大化而得到的。

    另外, 劳动力做出的决策可以随着不确定性以及迁入地相关信息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同时, 已经选择外出的人们还会根据迁出地的经济预期做出是永久性回流, 还是往复式流动的决策。 但 是, 劳动力一旦返回自己家乡, 他们将面临重新适应的问题, 一旦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或者无法 获得生意所需的资金支持, 他们将再次考虑外出就业。 比如, 由于迁入地实施的优惠性就业政策, 可能会促进往复式的流动。 近年来, 世界上某些工作行业的招工计划有所增加, 这些行业包括当 地人不愿意从事的, 或是那些受季节影响严重的 (如农业, 道路维护和建设) 以及服务业 (如旅 馆和餐饮)。 为了保持这种暂时性迁移, 这些招工计划提供了很多关于入境前后的条件和奖励措施 (Dayton-Johnson et al, 2007)。 

    女性由于自身存在着诸多限制以及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角色, 使得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 十分不利的地位, 她们既要与男性竞争, 还要挑战传统的性别分工和权力分配。 尤其是对于农村 女性, 她们多是以自组织的方式出来, 散落在城市的一隅。 由于脱离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组织和血 缘保护, 外来农民的身份又使她们很难融入当地文化中, 往往只能从事一些低技能低收入的职业, 回流成为她们的重要选择。 虽然在我国,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以及回流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显著的 学术议题, 但专门针对女性的相关研究还较为缺乏, 根据不同流动形式的对比研究目前还没有见 到。 本文区分了女性回流的两种具体形式: 往复式流动和永久性回流。 其中, 往复式流动是指劳 动力反复的往返于一个地区或多个地区之间的活动, 它与劳动力迁出地和迁入地以及劳动力家属 的共同受益预期有密切关系 (Florin and Matloob, 2009)。 永久性回流即劳动力外出后 (尤其是初 次外出) 返回家中, 并决定不再外出。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所与湖北省计生委的合作项目 “武汉城 市圈育龄妇女的流动与就业保障”。 调查于 2009 年 2 月在黄石、 鄂州、 仙桃三个市进行入户调查, 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 (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 进行分层整群抽样, 总计调查了 4442 位 18-45 岁的育龄妇女 (包括城市和农村的育龄妇女), 地理分布于三个地级市的城市、 城 郊、 县城、 乡镇以及偏远的农村。 调查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育龄妇女基本信息、 生育意愿调查、 流动状况,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调查的第一和第三部分。 在一共获得的 2883 个有效样本中, 既包括 从未外出过的女性或者曾经外出就业过现已选择永久性回流的女性, 还包括现在在外地工作临时 回来 (往复式流动) 以及从外地流入现住地的女性①。 其中, 选择往复式流动的女性有251 位, 占 全部样本的 8.7%; 选择永久性回流的女性共有1109 位, 占全部样本的 38.5%。 另外, 本研究中 还包括对中小城市的调研, 获得了 198 位正在外面务工的女性农民工的样本。 

    本文重点考察选择 往复式流动和永久性回流的农村女性分别受哪些因素影响, 哪些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这是对农 村女性就业流动过程和机制的很好补充。
    二、 不同特征农村女性就业流动性选择

    (一) 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女性流动性特征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 年青人的就业流动成本最小, 因而她们较为倾向进行就业流动。 随着年 龄的增长, 人力资本的存量会随之增加, 同时考虑到家庭依附性, 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社会责任和 家庭压力也不同,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女性的就业流动。 从表 1 可以看出, 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女性 在往复式流动和永久性回流的选择上具有较大差异, 随着年龄的增加, 选择往复式流动的女性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 “U” 型特征, 而 选择永久性回流的女性则随着年龄增 加呈现递减的趋势。 18-25 岁年龄段 的女性选择往复式流动和永久性回流 的概率都是最高的, 随着年龄的增大,31-35 岁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家庭责任较重, 因而选择流动的比重相对较低。 40-45 岁年龄段的女 性选择永久性回流的比例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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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不同人力资本的农村女性流动性特征 我国长期的二元经济体制对于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具有负向影响, 不利于女性在外寻求较为 稳定的职业。 从表 2 可以看出, 随着文化程度的增加, 选择往复式流动和永久性回流的农村女性 都呈现先增后减的倒 “V” 型特征。 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女性选择回流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学历, 小学和小学以下的农村女性由于基本没受过正规教育, 自身对于工作要求不高, 而且多愿意从事 脏活累活, 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女性所受过的教育水平较高, 人力资本积累丰富, 能够胜任劳动力 市场对于特定劳动力的需求, 而初中学历的女性的地位较为尴尬, 自身教育水平偏低, 而且对于 工作存在一定要求, 导致其就业流动并不是一帆风顺, 一些女性求职无门不得不返回农村继续从 事农业生产, 而另一些在城里打着零工, 收入不好或农忙时选择暂时返乡, 没有稳定的职业生涯。 技能培训作为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 能对女性流动性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我们的实地调 研, 当前农村女性技能水平普遍偏低,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 选择外出就业的农村女性可以获得从 事某种职业所需的技能与技巧, 有利于她们就业的稳定性。 表 2 也显示出, 参加培训的农村女性选择往复式流动和 永久性回流的比重 仅占全部女性的约 30% , 大部分女性 没有选择返乡流动。由此可见, 接受技能培训是农村女性选择留守城市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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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不同家庭结构的农村女性流动性特征 

    中国长期 “男尊女卑” 的思想在农村仍然根深蒂固, 养育孩子、 照顾老人等家庭重担严重束 缚着农村女性参与到劳动力市场。 因此, 农村女性就业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家庭结构。 表 3 显示, 当没有孩子时, 选择往复式流动的女性比重高于永久性回流, 没有孩子的女性一般都是 未婚, 选择往复式回流的目的就是结婚。 家中有 1 个孩子的女性选择往复式流动和永久性回流的 概率均达到最大, 随着孩子个数的增加, 选择流动的女性逐渐减少。 由于母亲天生存在一种无可替代的哺育角色以及幼儿对母亲的依恋, 学龄前儿童通常由母亲 自己养育。 表 3 也证实, 是否拥有学龄前儿童, 对农村女性的流动具有较大影响, 尤其是选择永 久性回流的女性超过了40%, 这类女性在城市工作中意识到教育和技能的重要性, 她们宁愿放弃 在城里打工赚钱的机会, 回家专门从事子女的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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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不同流动状况的农村女性流动 性特征 

    长期的二元体制还导致我国农村和 城市在思想观念、 生活节奏等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 这也是阻碍农村女性融入市的重要因素。 农村女性如果在外流动时间较长, 外面的生活对她来说已经习惯, 能够适应城市生活。 表 4 显示, 随着在外流动时间的增 加, 两种回流类型的女性都表现为倒 “V” 型, 在外流动时间为3.5 年的农村女性选 择往复式流动和永久性回流的比重均最 高, 如今选择外出打工的农村女性都较早, 往往高中毕业或还未毕业就已选择外出, 在外面经过三、 四年的锻炼, 积累了一些积蓄, 往 往这时候选择返乡结婚, 有的甚至选择永久性回流。 随着在外流动时间增加到 10 年以上, 农村女 性早已适应了城市生活, 再让她回到农村, 反而会使得她不能够适应, 所以在外流动时间达到12 年的女性中仅有5.6%选择永久性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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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从前面的描述性分析可以看到, 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状况以及家庭结构的农村女性选择不同流 动方式的概率具有一定差异。 应该看到, 农村女性的两种回流方式之间具有较大不同, 永久性回 流的女性很多由于失去工作而返回家乡, 而往复式流动并非失业而是暂时回乡, 并且在下一阶段 还会继续选择外出务工。 接下来利用计量经济模型来进一步分析农村女性选择不同就业流动类型 的影响因素有怎样的差异和特征。 
    (一) 变量设置 
    根据研究目的以及前面的分析, 我们从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和家庭禀赋的角度对自变量进行 了选择, 考虑到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 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选择有代表性的因素, 变量 选取具体情况如下: 1、 人力资本变量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流动是一种投资, 这种投资强调年龄、 教育、 流动经历等因素的重要 性 (Chant and Radcliffe, 1992)。 对于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来说, 年龄是影响其外出就业流动方式 的重要因素。 教育是衡量人力资本的主要变量, 本文将受教育年限引入模型, 因为教育水平作为 人力资本的内核, 其高低对于女性的就业流动具有很大影响。 培训向来都是决定就业的重要因素, 它能提高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素质, 使其具有更广泛的就业选择空间, 因而在外就业具有较 强的稳定性。 本文还考察了在外流动时间的影响, 女性在外流动时间越长, 外面的生活对她来说 已经习惯, 如果条件允许, 她一般不愿选择回流。 
    2、 社会资本变量 
    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工资水平、 就业机会和流迁意愿互动方式, 进而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重要 影响, 尤其在人情关系如此重要的中国, 其对女性就业流动性的影响甚至会超过人力资本因素 (边燕杰、 张宏文, 2001; 赵延东, 2002)。 在本文中,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女性通过其社会网络可 获得的社会资源总和。 社会网络的成员数目及其空间分布构成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 女性的社会 网络一般由其亲属和邻居组成的强关系网络, 本文引入兄弟姐妹个数这一变量。 现住地性质影响 女性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 本文将现住地性质分为农村、 县镇、 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四组引入模型。 流动依托的关系这一指标是从另一个视角来衡量女性社会资本的使用状况, 我们在问卷的基础上 对于女性流动的依托关系进行了合并, 分为依托亲友流动和依托其他关系。 
    3、 家庭禀赋变量 对于女性而言, 家庭角色的预期使得妇女不敢从事一些具有风险性的活动, 包括流动 (Yang and Guo, 1999), 家庭因素对于女性的就业流动性具有重要影响 (石智雷、 杨云彦, 2009)。 本文 选取丈夫受教育年限, 丈夫的教育程度反映其人力资本状况, 它不仅影响女性是否外出工作, 还会影响其在外工作的稳定性。 家中孩子个数对于女性就业稳定性有着重要影响。 同孩子个数变量一 样, 家中有无学龄前儿童也是重要的家庭禀赋变量, 家中如果有学龄前儿童会占用妇女很多的时间 精力, 促使已经在外就业的女性回流。 另外, 我们将家庭总收入引入模型, 家庭收入将决定家庭拥 有的各种资源, 这些资源通过不同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女性的就业状态, 我们将调查对象2008 年 的家庭总收入分为4 组, 分别为 “0-1 万元”、 “1-5 万元”、 “5-10 万元” 和 “10 万元以上”。 
    (二) 模型选择 
    本文考察女性流动性的具体类型, 因变量有 2 类, 我们构建两个 Binary Logistic 模型进行考 察, 分别为女性选择往复式流动模型和永久性回流模型。 在第一个模型中, 我们把女性选择往复 式流动设置为 “1”, 其他流动类型设置为 “0”; 第二个模型中, 我们把女性选择永久性回流设置 为 “1”, 其他流动类型设置为 “0”。
    四、 农村女性就业流动性的决定因素
    (一) 农村女性往复式流动的决定因素 第二部分的描述性分析告诉我们, 年龄、 文化程度、 家庭结构以及女性自身在外的流动时间 均对其往复式流动选择产生影响, 但这仅是基于调查数据的一个简单统计分析, 各变量与女性往 复式流动之间是否具有可靠的理论结论, 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计量经济分析。 从表 5 估计的结果来看, 人力资本变量对于往复式流动的农村女性起主要作用。 其中, 年龄 对于女性选择往复式流动有显著影响, 且呈 “U” 字型相关关系, 年轻和年龄稍长的女性往复式 流动的概率相对较大, 这同我们描述性分析的结论十分一致, 中间年龄段的女性正值就业的黄金 年龄, 在外就业能获得较大收益, 因而往复式流动的概率较小。 另外, 受教育年限对于农村女性 选择往复式流动有负向影响, 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村女性工作越稳定, 选择往复式流动的概率越 低, 而在外流动时间对于女性选择往复式流动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 培训对于女性的往复式 流动选择并不显著。 社会资本变量中, 仅现住地性质这一变量对于农村女性的往复式流动选择有显著影响。 同现 住地为农村的女性相比, 现住地为中小城市的女性选择往复式流动的概率降低了 7.475 倍 (1 / Exp (β) =1 / 0.118≈8. 475)。 可能的原因是, 现住地为农村的大多是在外地大城市务工, 相比较而言 在中小城市务工的女性, 其户籍地多是在当地农村, 离家较近, 就业稳定性更强。 家庭禀赋变量 中仅家庭收入较高 (10 万元以上) 的女性选择往复式流动频繁, 流动的概率远远高于家庭条件较 差的女性 (Exp (β) =12.793), 良好的家庭背景使得这部分女性做出外出就业的决策时不再完全 出于经济因素, 因而她们对于工作的选择性更强, 没有合适的机会选择暂时返回家乡。 
    (二) 农村女性永久性回流的决定因素 同往复式流动的决定因素一样, 农村女性选择永久性回流依然受到年龄、 文化程度等因素的 影响, 并且这些因素对于两种流动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别, 这里我们仍构建Logistic 模型来分析农村 女性永久性回流的决定因素, 所选自变量也和前面往复式流动的决定因素相同, 并和前面的影响 因素作对比分析 (见表 5)。 从模型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 对于农村女性永久性回流的决策做出, 人力资本变量、 社会资 本变量和家庭禀赋变量共同起重要作用。 人力资本变量中, 女性年龄平方对于永久性回流的选择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可见年龄稍长的女性更容易适应外地生活而不倾向返回家乡。 另外, 受教育 年限、 参加培训和在外流动时间对于女性的永久性回流选择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 尤其是参加 培训这一因素, 同没有参加培训的群体相比, 参加培训的女性选择永久性回流的概率提高了 2.147 倍 (Exp (β) =3.147), 一般认为培训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素质和适应能力, 因而留在城市的可能性也越大, 对此可能的解释 是, 如今很多农村女性外出都以 赚钱为主要目的, 参加培训后的 女性外出就业的目的比较容易实 现, 一旦达到预期, 这部分女性 便返回家乡不再外出。 在社会资 本变量中, 兄弟姐妹个数变量仍 然不显著。 相对于现住地为农 村, 现住地为县镇和中小城市对 于女性永久性回流有负向影响, 依托亲友流动对于女性永久性回 流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明 农村女性外出就业时较多的依赖 社会资本, 同依赖自身人力资本 找到工作的女性相比, 这类群体 永久性回流的概率增加了14.240 倍 (Exp (β) =15.240), 说明通 过社会关系途径就业的女性其工 作稳定性较差, 自身人力资本的 缺乏使其难以在城市长期生存。 在家庭禀赋变量中, 家中孩子个 数和家中有学龄前儿童这两个变 量均对女性永久性回流选择产生 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抚养和照 顾子女是女性返乡的重要原因。 家庭收入较高的女性不倾向选择 永久性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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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和影响农村女性往复式流动选择的因素作对比, 我们发现往复式流动决策的做出主要受 女性自身人力资本变量的影响, 社会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影响不明显, 而永久性回流决策受三类变 量的共同影响, 可以看出, 家庭照顾是农村女性永久性回流的重要原因。 年龄、 女性受教育年限、 在外流动时间、 现住地性质和家庭总收入对于女性的两种流动选择都起着重要作用。 不同的是, 年龄的平方对于农村女性往复式流动决策的做出有正向影响, 而对于永久性流动有负向影响。 女 性受教育年限对于女性选择往复式流动有负向影响, 对于永久性回流有正向影响, 可见高学历的 女性外出所从事的工作比较稳定, 而且外出之后倾向于返回家乡发展。 相对于农村贫困家庭 (家 庭总收入为 0-1 万元) 来说, 经济条件优越 (家庭总收入为 10 万元以上) 家庭的女性要么倾向往 复式流动, 要么长期留在城市。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在湖北省调查的2883 个农村女性劳动力样本, 来分析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流动性的 差异, 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 分析人力资本变量、 社会资本变量和家庭禀赋变量对女性做出往复 式流动和永久性回流决策的影响, 并且比较了二者的差异。 描述性分析和实证结果显示, 选择往往复式流动还是永久性回流: 农村女性就业流动性差异及决定因素研究 复式流动的主要为18-30 岁的年轻女性, 一般为小学和初中学历, 在外流动时间较长且居住地为 中小城市。 年龄较小的女性多为初次外出就业, 低学历使得这部分女性人力资本积累较少, 对于 就业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缺乏稳定的工作导致其做出往返式流动决策。 选择永久性回流的女性以 初中文化程度的年轻女性为主, 53.6%的家庭有一个孩子, 且多为学龄前儿童, 现住地以县镇和 中小城市为主。 年龄较大的女性由于长期生活在城市, 逐步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习性, 此时让她们 返回农村反而会不习惯。 和往复式流动不同的是, 实证结果表明受教育年限较高的女性倾向于回 乡发展, 大部分女性选择永久性回流是出于家庭的考虑, 家庭照顾是女性永久性回流的重要影响 因素。 另外, 现住地的性质说明了较为贫乏的社会资本很难为农村女性在外就业提供必要的帮助。 往复式流动决策的做出主要受女性自身人力资本变量的影响, 社会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影响不明显, 而永久性回流决策受三类变量的共同影响。 年龄、 女性受教育年限、 在外流动时间、 现住地性质 和家庭总收入对于女性的两种流动选择都起着重要作用, 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因素对往复式流动和 永久性回流的影响方向相反。 
    由实证结果可以看出, 家庭禀赋变量是影响女性选择永久性回流的重要因素, 照顾后代的家 庭责任是女性选择永久性回流的重要原因, 尤其是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永久性回流的概率明显较 高。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子女城市就学的限制。 解决农民 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关键是逐步解除与户籍制度挂钩的教育体制, 改变城乡公民享受不同社会待遇 的社会现实, 流入地政府应给民工子女提供与当地儿童平等的教育环境, 拓宽流动子女接受义务 教育的途径, 把民办学校纳入到城镇教育的规划、 管理和服务之中。 
    本文还发现, 教育程度对于农村女性就业稳定性有着显著的影响, 文化程度较高的更倾向于 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 或者永久性回流或者就永久性迁移城市。 因此, 提高农村女性的教育程度, 增强人力资本存量, 提高女性就业的自信心, 使其在家庭与社会拥有更多的议价能力。 另外, 在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 依托亲友关系仍然是农村女性实现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 但相对于依托自身人力资本实现就业的农村女性, 依托社会关系虽然降低了求职成本, 保证了流 动者的预期收益, 但会使得女性对于社会关系过于依赖, 不利于就业的稳定性。 我们应当加强各 种职业培训政策, 从劳动力的输入地和输出地两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就业培训, 增强女性的人力 资本, 帮助她们做出合理的就业和流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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