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湖北省4 442名城乡女性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重点描述了受金融危机影响下城乡女性的就业流动状况,利用多元回归模型估计了决定流动女性外地就业、在外流动次数和回流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本文主体部分有三组对比研究,一组是贯穿全文的城镇和农村女性就业流动性及影响因素对比,一组是女性外地就业决策与女性外地就业流动次数的决定因素对比,还有一组是女性外地就业决策与女性回流决策的影响因素对比。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女性是否选择外地就业受家庭环境影响较大,而一旦外地就业后,其职业流动次数则主要受个人因素影响,这一特征对于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尤其明显。另外,家庭因素对于农村女性的回流决策影响较大,而城市女性是否选择回流则主要是从自身发展的角度考虑。农村女性比城市女性的就业流动性更为频繁,农村女性在外流动时间明显长于城市女性。
关键词:城乡 女性流动人口 就业流动 回流
【来源】石智雷,徐映梅.城乡女性就业流动性及其决定机制[J].经济评论,2010(04):56-65.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以及信息化程度的加深,生产要素流动性规模的扩大和流动速度的加快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对于中国,则突出地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转轨、产业结构的调整、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以及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拉大,为我国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部门之间的流动提供了可能和动力。近些年,在我国人口流动中,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女性就业流动得到大发展,其发展速度大大超过男性,如从广大内陆地区流向沿海地区的年轻女性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些流动女性不仅来自于农村,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城市户口的女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05年我国有流动人口14735万人,跨省流动人口4 779万人,其中女性流动人口占49.5%( 国家统计局,2005)。女性已经逐渐改变了在传统人口迁移中的依附和从属地位,正通过结构性和区域性的职业流动,转换原来的身份和地位,积极追求经济和人格上的相对独立。
长期以来,性别因素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传统经济学基本上就是“男性经济学”,在这个价值体系中,女性的很多社会活动难以找到其应有的位置( 杨云彦, 2001)。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妇女所从事的再生产活动、家务及抚养儿童等工作价值往往被低估,女性在人口迁移中的作用也长期被忽视。国内学术界对于我国女性人口迁移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90年代初,早期的研究文献多集中在农村流向城市的女性劳动力,研究她们流动的动力机制、规模、流向、特点( 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课题组, 1992; 王树新、刘秀花, 1995; 孙淑清, 1996; 谭深, 1997) ,这一时期的研究多是静态的描述性分析,计量经济方法应用不足,缺乏对数据的深入挖掘。近些年,对于女性人口迁移的研究逐渐增多,已有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涉入。对女性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也已从早期关注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在流入地的生存状况、适应状况、心理状况以及行为方式的变化、女性迁移对城市化的影响等社会经济动态特征( 杨云彦, 2001; 苏群、刘华, 2003; 戴霞, 2005; 何明洁, 2007)。另外,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劳动力的流动性做了针对性的研究。严善平 ( 2006) 认为由于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外来人员和本地劳动力在不同市场阶层之间的流动频度、流动方式以及流动效果方面截然不同。梁雄军等( 2007)归纳出劳动力二次流动的基本特点和影响劳动力二次流动的主要因素,认为劳动力二次流动是农民工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具体行动。白南生和李靖( 2008) 利用北京市700多名农民工就业史数据对其进城后的就业流动状态、原因和结果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收入低是农民工流动的最主要原因,但流动原因日益多元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离职原因和老一代农民工形成显著差异。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学术界关于女性迁移的研究存在以下三点局限,首先是研究对象多集中在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女性,且是非知识型的女性迁移人口,缺乏对城市女性在地区之间的就业流动的关注, 而后者的流动特征与前者有着较大的差异,城乡女性就业流动性的对比分析应该是我们研究的重点问题; 其次,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建立在人口迁移中体现出的性别差异性的基础上,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而未将迁移女性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体,其本质上还是男性主义的研究视角; 第三,现有的研究多是对女性流动结果的分析,而对女性流动过程这一中间环节的探讨较少,尤其是缺少对女性迁移后的再次流动问题的研究。女性就业流动性应该包括女性流动的目的、流动依托、流动次数、在外流动时间以及将来的流动打算等 等,这些是本文所要重点研究的内容。另外,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将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农民工群体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点,而受金融危机影响城乡女性劳动力就业流动性又存在一些不同的特征。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探讨城乡女性就业及就业流动性问题,不仅可以使我们对这次危机有更深入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对城乡女性当前的就业状况有进一步的了解。
本文将利用湖北省女性流动和非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描述城乡女性的就业流动性现状,重点分析当前金融危机对城乡女性就业流动的冲击,通过多元回归模型估计决定流动女性外地就业、在外流动次数和回流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介绍
本文所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 2009年 2月 14 28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和统计研究 所联合对湖北省五个县( 区)的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入户抽样调查, 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Pr o b a bi l i t i e s Pr o p o r t i o n a lt oS i z e , PP S) 进行分层整群抽样,共调查了 4 442位女性,地理分布于三个地级市的城市、城郊、县城、乡镇以及偏远的农村。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4 500份,有效问卷 4 442份,有效率为 98. 7%。调查对象为 18至 45岁之间的女性,所有问题都由女性直接回答。调查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女性及其家庭基本信息、生育意愿、流动性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本文采用的资料涉及调查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女性及其家庭基本信息部分具体包括与被调查者关系、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健康情况、工作流动性、就业状况、户口性质以及相对应的家庭其他成员的基本信息; 流动性现状及影响因素部分包括迁移现状、流出原因、外出工作的职业状况、流动中依托的社会关系、培训情况、在迁入地新建的社会网络、外地工作中的主要困难以及将来的迁留打算等等。
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在 18至 45岁之间的女性劳动力,都是正值劳动力和精力旺盛的年龄,如果有孩子,孩子一般都还未正式成家,至少还没有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供给者。所以处在这一年龄段的女性不仅有劳动能力,而且她们一般还有着家庭经济供给责任。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33. 7岁,中位年龄为 35岁,她 们丈夫的平均年龄为 36.8岁;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 4年,她们受教育程度多数处在小学和初中水平,有 46. 2%的女性是初中文化程度,但仍有 3%的女性是文盲或半文盲。相比之下,她们丈夫的文化程度要高一些,有近 40%的人接受了高中及以上文化教育。按照户口性质分，城市户口女性1 514人,占总样本的 35%; 农村户口女性 2 889人,占总样本的 65%。按照现住地性质来分,现住地为一般农村的 2 419人,农村集镇的 245人,建制镇的 658人,县城的 150人,大城市的 948人。有外地工作经历的 1 855人,占总样本的 42%。
本文在对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影响 18至 45岁女性人口流动 性的决定因素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主体部分有三组对比研究,一组是贯穿全文的城乡女性流动性及影响因素 对比,一组是女性外地就业决策与女性外地就业流动次数的决定因素对比,还有一组是女性外地就业决策与女性回流决策的影响因素对比。本研究所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 S PS S 11. 0。
三、中国女性就业流动性的城乡差异
人口迁移包括婚姻迁移、随迁家属和就业流动等,本文要重点探讨的是城乡女性的就业流动性。本课题对女性就业流动性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调研,流动对象不仅包括曾经外出务工当前不再外出的女性,还包括现在正在外地工作春节期间临时回来以及从外地流入现住地的女性。
(一) 流动目的的多样性与经济性
从表 1可以看出,近 80%的女性外地就业的目的还是为了挣到更多的钱,增加自己或者家庭收入,其次是为了锻炼自己,以期在外面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对于外地就业的目的,城市女性和农村女性有着较大的差异。无论是多目的选择还是外出第一原因,农村女性以挣到更多的钱为目的的外出务工女性比重都比城市女性高,而以锻炼自己为目的外出,城市女性要高于农村外地就业女性。从多目的选择结果来看,有 51. 69%的城市外出女性选择了为锻炼自己,而农村女性只有 39. 27%。
在我们的调查数据中,流入者中有近五成是为了务工经商,其次有 20. 9%的女性是由于婚姻迁入。分城乡来看,农村女性迁入有 53. 06%是为了务工经商,同样的目的,城市女性则低出 21. 48个百分点。由于工作调动才迁入当地,城市女性中占 26. 32%,而农村女性只有 13. 27%。结合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 2005 年抽样调查数据,从 2000年、2005年到 2009年,女性劳动力流动以务工经商为目的的比重在逐渐增加,因分配录用和工作调动外地就业的女性也在明显增加,随迁家属和投亲靠友所占比重则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从调查数据的城乡比照来看,农村女性外地就业有一半以上是因为外出务工经商; 而在城市女性中,就业流动以工作调动和婚姻随迁为目的占了近一半的比重,这也印证了严善平( 2006) 的研究结论,只是他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流动人口。
(二) 流动依托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特征
从表 3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女性外地就业的依托关系主要是私人社会网络,尤其以血缘亲属和朋友、同事为主,通过人才市场和职业介绍所找到工作的只占总数的 2. 22%,由此也可见我国城市劳动力就业市场的低层次和不成熟。城乡比较来看,城市户口的女性外地就业所利用的关系资源较之农村女性要丰富一些, 利用人才市场和职业介绍所找到工作的比重比农村户口女性高出 3. 54个百分点,并且城市户口的女性依靠朋友或者自己找到外地工作的比重明显高出农村女性。而对于农村女性来说,以直系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是她们获得城市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这也验证了我们以往的研究结论( 杨云彦、石智雷, 2008) ,城乡女性在就业流动中所依托的社会资本呈现出明显差异。
社会关系提供的更多的是就业机会,能否获得满意的工作,还要看个人自身的条件和素质。调查结果显示,女性获得工作更多的是依靠自己年轻的资本, 38. 17%的城乡女性认为自己在外地找到第一份工作,是由于用人单位看重自己年轻能吃苦,其次有 31. 52%的女性认为用人单位看重的是自己的技能。从城乡比较来看,农村女性认为自己在外地获得第一份工作是由于年轻能吃苦和有技能的明显高于城市女性,而城市女性则更多地认为用人单位由于自己的学历才聘用自己,这部分比重比农村女性高出 12. 13个百分点。这表明城乡女性在人力资本构成上的差异影响了其获得满意工作的机会。
(三) 在外流动次数及时间特征
整体来看,我国在外地工作的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流动性较强,有 88. 57%外出务工女性至少换过一次工作地点,但是流动次数并不多,流动 3次及以下的占了 83. 87%,只有 2.8%的外出务工女性流动次数大于 8 次。分城乡来看,农村户口的女性劳动力在外工作流动性更强一些,有 89. 28%女性至少流动过一次,比城市户口的女性高出 3. 8个百分点。城市女性外出就业流动 1次及以下的占总流动女性的 61. 56%,比农村 女性高出 10. 27个百分点,而农村女性外出工作的劳动力流动了 2～7次的明显高于城市女性。这表明在工作流动频次上农村女性明显高于城市女性。
从外地流动累计时间来看,城乡女性在外流动时间 1 ～ 10年的占了流动女性总数的 76. 39%,其中流动时间在 2 ～ 5年的占了较大的比重。城市户口的女性外地流动时间较之农村女性要短,在外流动时间在 2年以下的城市户口流动女性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外地工作的女性。在外流动时间为 2 ～ 5年的城市户口外地流动女性的比例为 32. 71%,比农村户口流动女性少了 6. 34个百分点。这表明在工作流动累计时间上农村女性明显长于城市女性,农村女性的漂泊感更强烈。
(四) 金融危机影响下女性劳动力回流的特点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调查资料显示,截止到 2008年 12月 20日,全国提前返乡流动人口 1 361. 8万人,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 9%左右。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女性流动人口中受金融危机影响,有 39. 33%的女性在 2008年 10月到 2009年 1月期间失业, 25. 33%失业时间为 3～ 6个月, 35. 33%的失业时间为 6 ～ 12个月。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失业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是 32. 74岁,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8. 41年, 其中 76. 66%是农业户口,只有 22. 88%的失业女性接受过职业培训。从失业者的职业分布来看, 67. 1%的女性原来为加工制造业工人, 12. 1%原来职业为宾馆娱乐服务业, 7. 7%为个体经商。女性回流人员中 85. 9%在外就业流动次数在 3次以下, 55. 1%流动过一次,流动次数并不多,但是在外流动时间较长, 53. 1%的回流女性在外流动时间为 2 ～10年。
(五) 回流与流出者的将来打算
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工作的劳动力能够在城市中定居下来是人口城市化的重要步骤,当然,能够成为城市居民也是很多农民所梦寐以求的。从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存在着一个一般趋势是农村居民想迁居到城市, 而小城镇居民则希望迁居到省会等大城市。当问到“如果将来有可能,您是否愿意迁居到其他地方”, 60. 17%的女性回答的是愿意,并且有 76. 9%的女性第一选择是迁居到大中小城市。有 87. 35%的农村女性 希望迁居到城市中就业和生活; 生活在中小城市及县城的城市女性,有 57. 97%的被访者希望迁居到省会大城市。当问到: “由于在外工作的长期性,您是否愿意在现工作地定居下来”, 21. 01%的农村户口女性回答的“是”,有 78. 99%的农村女性选择以后还是回家乡发展; 城市女性则有 26. 67%愿意在当地定居下来。
四、女性外地就业流动性决定模型
(一) 模型与变量
一个完整的人口流动过程应该包括是否决定外地就业、在外流动状况和流动后的打算,本文用是否在外就业、在外流动次数和返乡后是否再外出这三个因素来衡量女性人口流动的三个过程。这三个过程及决定机制有一定的联系和相同点,前两个因素都是流动性的加强因素,而后一个因素是退出就业流动的决定因素。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选定的三组不同的自变量,建立了三个回归模型,首先是利用 Lo g i s t i c 模型分析女性是否选择外地就业的决定因素(M 1) ,其次是利用 OL S回归方法研究城乡女性就业流动次数的影响因素 (M 2) ,另外,我们还进一步探讨了女性回乡后就不再外出的影响因素(M 3) 。在对女性就业流动的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我们重点考察城乡女性的就业流动(M) 决定中是个人特征(H) 起主导作用,还是家庭特征 (P) 起主导作用。流动决定模型为:
M i=F(H , P)
其中 M i是我们计量模型中的因变量,自变量具体包括以下一些因素:
1. 个人特征变量。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其就业流动的重要因素。狭义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接受教育的程度。文化程度越高,越有机会获得较好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也越倾向于外地就业,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回到家庭料理家务。在本文中我们引入广义的人力资本概念,除了女性的文化程度外,还有年龄、培训等等。年龄是决定劳动力就业流动性的重要变量,我们把年龄和年龄的平方作为连续变量放入模型中, 并预期青壮年女性越倾向于外地就业,就业流动次数就越多。培训是更直接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这里的培训,既包括工作前的培训,也包括在职培训; 既包括职业培训,也包括与现职业无直接关系的培训。在西方理论与经验中,职业流动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过程,对外地就业应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2. 家庭变量。在这里,我们选入了一组表示女性就业流动对家庭依附性的变量。女性就业流动对家庭依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家庭总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所形成的社会责任,如家庭收入、家庭规模、照顾孩子和老人; 另一方面,还体现为家庭的各种资源对女性就业的可获得性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丈夫的职业和收入( 石智雷、杨云彦, 2009) 。因此,我们选入的家庭变量包括丈夫的人力资本状况、丈夫的职业状况、家庭收入、孩子的数量以及孩子的受教育情况等。丈夫的人力资本和职业状况不仅会影响女性是否外出工作,还会影响她们可以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家庭收入是反映家庭对女性劳动者就业的经济依赖或经济支持的重要变量。孩子的数量往往表示着家庭的负担值,一般来说,家庭孩子越多以及年龄越小,需要的照顾越多,占用劳动者更多的时间,女性劳动者越不倾向于外地就业,并且返乡的动机更强烈一些。
(二) 结果与发现
1. 城乡女性外地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构建 L o g i s t i c 模型来分析女性就业流动决定的影响因素。在模型中,因变量为女性是否在外地就业,取值 1表示女性当前在外地就业,取值 0表示其当前没有外地就业。自变量重点考察女性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女性外地就业的影响,另外还加入女性的户口性质,以区分城乡户籍制度对女性外地就业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5。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相对于女性的人力资本等个人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对于女性是否选择外地就业发挥着主要作用。家庭特征中,丈夫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孩子受教育情况以及家庭总收入等变量对城乡女性当前是否在外就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边际影响较大。家庭中有学龄前儿童对城乡女性外地就业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见生育和抚养孩子成为制约女性外地就业的重要因素,而孩子以后的学习、生活等消费需求则给女性外地就业带来了动力。家庭变量中丈夫的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对女性外地就业影响并不显著。其次,文化程度和是否受过职业培训这两个反映女性个体人力资本特征的解释变量对女性是否选择外地就业的影响非常显著。以没有参加过培训的女性为参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参加过培训的女性外地就业的概率会增加65%,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则不倾向于外地就业。
影响女性是否外地就业的因素有着明显的城乡差异。个人特征变量中,年龄因素对城市女性是否外地就业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年轻的女性更倾向于外地就业; 但是文化程度对城市女性外地就业却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农村女性是否外地就业有着显著影响,农村女性中文化程度较低的更容易外出务工。参加职业培训对城市和农村女性外地就业都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可见完善当前职业培训市场对女性就业有着很大的帮助。家庭特征中,孩子的受教育情况以及有无学龄前儿童等变量对农村女性外地就业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城市女性影响不显著。
另外我们还发现,现住地性质对农村女性外地就业有着负向影响,在 0. 01水平上显著,且边际影响力较大。也就是说,相对于已经在大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现住地在农村或者乡镇的农村女性则失去了进入城市务工的动力和积极性,可见农村女性劳动力供给已接近了“刘易斯拐点”。
2. 城乡女性外地就业流动次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我们的问卷设计中,以被调查者更换一个就业地点为流动一次。在对城乡女性外地就业流动次数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因变量为女性在外流动次数,解释变量同样是重点考察女性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女性外地就业流动次数的影响,所选因素也和前面是否外地就业决定模型相同,只是在女性个人特征中,我们增加了女性在外就业流动时间和她们第一次在外就业单位录取她们所看重的资源和条件,后者是从社会评价的角度对女性自身人力资本的衡量。
表 6为模型估计结果。整体来看,对于城乡女性在外就业流动次数的决定,女性个人特征变量发挥着主要作用,几乎所有的个人特征变量对女性在外就业流动次数的影响都非常显著。这一点与前面城乡女性是否外地就业的决定因素有着明显的不同。可见,女性是否选择外地就业受家庭环境影响较大,而一旦外地就业后,其职业流动次数则主要受个人因素影响。年龄对女性流动次数的影响非常显著,且成 U字型相关关系,年轻的和稍年长的女性流动次数相对要多些。可能的原因是,当前年轻的女性就业流动性强、工作变动频繁已成风气; 而年长的女性则是由于时间的积累,职业流动次数相对多些,在外流动时间和女性就业流动次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则证实了这一推论。与那些靠关系进入企业工作的女性相比,靠学历、技能以及因为年轻而获得就业岗位的流动次数要多一些。另外,家庭变量中丈夫有外地工作经历,对城市和农村女性的就业流动性都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
分城乡来看,年龄因素对农村女性外地就业流动次数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城市女性则影响不显著; 相反,文化程度只对城市女性外地就业流动次数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负值,即文化程度越高的城市女性职业流动次数越少,工作稳定性更强一些。参加职业培训对于城市和农村女性的外地就业流动性有着明显的差异,参加过职业培训对农村女性职业流动次数有着正向的显著影响,而对城市女性则有着负向的显著影响。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城乡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差异,接受过培训的农村女性向上流动性更强一些,能帮助她们获得一份更好的工作,而参加培训可以增加城市女性就业的稳定性。另外,家中有学龄前儿童对农村女性外地就业的流动性有负向显著影响,而对城市女性外地就业流动次数有着正向显著影响,在城市中生育和抚养则是促使女性更换工作的重要原因。
3. 流动女性返乡后不再外出影响因素分析
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回流是当前中国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在我们的调查研究中也涉及到返乡后不再外出的女性劳动力,样本量 1 423人,平均年龄是 31. 32岁,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8. 85年,而现在依然在外就业的女性平均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30. 44岁和 8. 78年,也就是说返乡后不再外出的多为年龄稍大、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这里我们构建 Lo g i s t i c模型来分析女性返乡后不再外出的影响因素,并和前面影响女性外地就业的因素作对比分析。在模型中,因变量为回乡后不再外出的女性,取 1表示女性有外出务工经历,已经回来,当前不再外出,取 0表示其没有外出就业经历或者现在正在外地就业。解释变量包括与女性个人特征相关的变量,如年龄、受教育年限、培训、在外流动次数和时间、获得第一份工作依靠的资源以及和家庭特征相关的丈夫受教育年限、迁移情况、孩子状况、家庭总收入等等。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7。
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城乡女性返乡后是否还外出务工,个人特征因素和家庭因素等变量总的预测正确率为 86%,说明所选的个人特征和家庭变量是影响女性外出务工后是否选择回流的重要因素。从变量的显著水平看,影响女性返乡后是否还外出的因素主要有: 参加培训、在外就业流动次数、在外地就业流动时间、获得第一份工作依靠的资源以及丈夫外地就业经历、孩子数量、孩子健康状况、家中有无学龄前儿童等。对于城乡女性来说,在外参加过培训的女性回流的可能性还要更大一些,并且那些靠自己学历、技能找工作的女性,较之靠关系进入单位的女性,更容易回流。女性在外流动时间越长,在外就业流动次数越多,越倾向于返回家乡不再到外地就业,这也是我国当前农村人口城市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即劳动力进城工作多年却不能在城市定居下来。
分城乡来看,女性的个人特征变量,如年龄、学历等对城市女性回流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农村女性回流影响则不显著; 相反,女性的家庭变量中孩子的健康状况和家中有无学龄前儿童对农村女性回流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城市女性影响不显著。可见,对于城市女性外地就业后是否回流一般是从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而对农村女性,她们返乡后是否还外地就业更多的是从家庭整体效益的角度来考虑。
通过与影响女性是否选择在外地就业的因素作对比,我们发现,年龄和女性是否外地就业成 U字型相关关系,而和返乡后不再外出就业呈倒 U字型相关关系,人口年龄分布特征十分吻合,也就是说年轻的女性倾向于在外地就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部分会返回家乡不再外出,而那些在外流动时间更长的女性则选择留在了工作地。另外,家中孩子身体健康对女性外地就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女性回流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家中有学龄前儿童对女性选择外地就业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女性回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生育和抚养孩子是女性回流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丈夫在外地就业对女性外地就业和回流都有着正向的显著影响,可以看出,如果丈夫也在外地工作,女性一般也会尝试着去外地工作,但是在外就业一段时间后则会选择回流。
五、主要结论
在理论上,完整的人口流动类型应该包括农村流向城市、城市之间流动、农村之间流动和城市流向农村,从规模和特征上看后两种都并不明显,主要的流动是前两种。完整的人口流动过程则可分为决定是否迁移、在外流动状况和流出后的打算三个方面。以往的文献对于决定是否迁移和研究迁移后打算较多,而对于流动的中间过程则很少涉及,并且缺少对这一完整流动过程的整体研究和对比分析。这三个方面有着重要和直接的联系,影响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有许多共同点,但它们毕竟是一个过程的三个方面,有着时序上的先后,各自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也会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在湖北省调查的 4 442个城乡女性劳动力样本,来分析城市和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地流动性的差异,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统一分析女性个人变量和家庭变量对 女性决定是否迁移、在外流动状况和流出后的打算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对城乡女性人口流动过程和机制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通过统计描述和多变量回归分析,我们有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对于现在和将来的人口迁移存在着一个一般趋势,农村居民希望迁居到城市,而小城镇居民则希望迁居到省会等大城市。农村女性外地就业的目的以务工经商为主,而城市女性外地就业一般是因为工作调动和婚姻迁移,以被动迁移为主。我国城乡女性外地就业的依托关系主要是私人社会网络,尤其以血缘亲属和朋友、同事为主,通过人才市场和职业介绍所找到工作的只占总数的 2. 22%,由此也可见我国城市劳动力就业市场的低层次和不成熟。
与 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 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相比,近些年女性劳动力因经济目的就业流动的比重在逐渐增加,因务工经商、分配录用和工作调动外地就业的女性增长幅度较大,而随迁家属和投亲靠友所占 比重则明显有所下降。可见,近些年我国市场化和区域开放度在逐渐加深,经济因素在人们生活和工作中的 影响力越来越大。
第二,在外务工的人员中,农村女性比城市女性的就业流动性更为频繁,农村女性在外流动时间明显长于城市女性,城市女性就业流动次数一般是在 3次以内,在外平均流动时间为 3年。受 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而提前返乡的女性,主要来自于农村,并且大部分是加工制造业工人。
第三,城乡女性是否选择外地就业与在外就业期间流动次数的决定因素有着较大的差异,女性是否选择外地就业受家庭环境影响较大,而一旦外地就业后,其职业流动次数则主要受个人因素影响,这一特征对于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尤其明显。是否选择外出务工取决于女性自身的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培训,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家庭条件,家庭收入情况、丈夫外出务工以及孩子的数量、受教育情况等因素影响着女性是否选择外地就业。这也证实了新迁移经济理论的观点。在外就业流动次数则主要取决于流动女性自身的条件和能力。具有一定的技能和接受过培训会增强农民工流动的积极性和能力,这表明人口迁移背后涉及到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效用与激励机制。
第四,年轻的女性倾向于在外地就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部分会返回家乡不再外出,而那些在外流动时间更长的女性则选择留在了工作地。如果丈夫也在外地工作,女性一般也会尝试着去外地工作,但是在外就业一段时间后则会选择回流。家庭因素对于农村女性的回流决策影响较大,很多女性为了照顾家庭成员而放弃了在外流动就业,这也是家庭劳动分工的结果。而城市女性是否选择回流则主要是从自身发展的角度考虑。
参考文献:
白南生、李靖, 2008: 《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 《管理世界》第 7期。
戴霞, 2005: 《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中的性别差异———以厦门市流动妇女为例》, 《南方人口》第 3期。
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 2009: 《提前返乡流动人口调查报告》, 《人口研究》第 2期。
国家统计局, 2005: 《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ht t p :∥www. s t a t s . g o v .c n /t j s j /n ds j /r e n ko u /2005/r e nk o u. h t m.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2002: 《中国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
何明洁, 2007: 《性别化年龄与女性农民工研究》, 《妇女研究论丛》第 4期。
梁雄军、林云、邵丹萍, 2007: 《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的特点、问题与对策》, 《中国社会科学》第 3期。
石智雷、杨云彦, 2009: 《家庭依附、人力资本与城乡女性的劳动参与———来自湖北省的证据》, 《青年研究》第 5期。
苏群、刘华, 2003: 《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 《农村经济问题》第 4期。
孙淑清, 1996: 《市场经济与女性流动人口研究》, 《南方人口》第 4期。
谭深, 1997: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 《社会学研究》第 1期。
王树新、刘秀花, 1995: 《都市流动人口中的女性半边天》, 《市场与人口分析》第 3期。
严善平, 2006: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及其决定机制———兼析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 《管理世界》第 8期。
杨云彦, 2001: 《人口迁移与劳动力流动的女性主义分析框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第 6期。
杨云彦、石智雷, 2008: 《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 》第 5期。
郑美琴、王雅鹏, 2006: 《试论城镇女性的教育与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 《经济评论》第 6期。
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课题组, 1992: 《北京市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状况的调查与研究》,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 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