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化是推动中国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重要结构性力量，城市不但为农村培养了现代农民，而且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培养了现代工人和企业家精神，两者的有效结合为农村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和要素支撑。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迅猛扩张的同时，城乡协同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种新的发展思路，这可以有效避免当前单一发展大城市策略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本的急速膨胀，还可以激发乡村创新与创业的活力，为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提供新契机。
关键词：城市化；传统农民；现代农民；外出务工；劳动力；双向流动
【来源】石智雷,施念.城市化改造传统农民——基于劳动力城乡双向流动的视角[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03):318-327.
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因目睹了法国工业文明与城市化浪潮对传统农村造成的巨大冲击与改变，孟德拉斯曾大胆地预言了传统农民的终结与现代农民的崛起。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传统农民是否实现了向现代农民的转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城市化到底对中国传统农民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农民又将以一种什么样的途径实现这一“涅槃重生”？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无疑将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的模式定位，从而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农民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变观点不一，支持小城镇化的观点认为通过广泛建 立乡镇企业可以就近吸纳乡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实现企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同时也能够降低城市化成本，避免“城市病的溃烂”。支持大城市化的观点认为大城市由于规模效益显著，能够更快、更多地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应通过优先支持大城市发展来实现传统农民的市民化。多元论的观点认为应当跳出“规模论”的误区，立足农村和城市现实条件，促进大、中、小城市 协调发展，让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地域空间上合理分布。就地多元化的观点则谋求在不改变农民身份与农村生态地理环境的基础上，通过谋生方式的多元化实现“就地非农化”。这些观点尽管 表述各异，但都着眼于空间视角，希望通对城市、城镇和农村等外部环境的建设来吸纳农民并实现农民的现代化。无论是工业化、城市化还是现代化，其核心都在于人，在于农民自身的发展与现代性的实现，单纯地将农民放到小城镇、大城市或是留在乡村本土，对于农民现代性的促进都是必然有限的。传统农民如欲实现向现代农民转变，其核心在于培养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发展能力，而城市化对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他们通过在城市的生活、工作经历实现了自身现代性的获得和能力的发展。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恩施州）处于湖北省西部，与周边地区之间有大山阻隔，区域内具有山地、河谷和盆地平原等多种地形地貌，多民族杂居，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由于地理环境闭塞，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初期。２００９年竣工的沪渝高速和２０１０年竣工的宜万铁路途经恩施州，打破了恩施州的传统农业社会格局。
本文通过对恩施州返乡农民工进行了专项调查（抽样方法为分层随机抽样），２０１０年８月在恩施州每个县市抽样调查２个乡镇，每个乡镇抽样调查２个村，每个村抽样５０户。调查共涉及６２ 村、１５９８户、６３７２人（包含被访户的家庭成员），其中有效样本３４６８ 人，从未外出务工的劳动力１９１２人，占样本的５５．１３％；曾经外出务工现在已经回流的劳动力１５５６人，占样本的４４．８７％。
一、传统农民与现代农民
农民一般指户籍上是农民且居住在农村，以种植业、畜牧养殖业为生的社会人群集合，也可以泛指农村劳动力。在国际上，农民主要体现了一种职业属性，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影响下，我国的农民不仅仅是职业身份，它更代表的是一种出身、制度身份。传统农民是指依靠家庭土地资源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以满足自身及家庭的消费需求为目的并以此与外部社会相对隔绝的这样一类群体。传统农民与自然经济相契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产的产品主要用 于自己消费，是一种自然产品经济。传统农民是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基础，也是农民现代化的起点。近代以来，在现代工业浪潮的影响下，传统农民逐步走向现代舞台，正是由于现代农民是从传统农民转化而来的，因而，从整体上把握传统农民的特征，为分析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提供基础。
（一）传统农民的特征
１．资源约束与有限经济理性
传统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在传统农业的范畴内，有进取精神并能对资源作最适度的运用。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它接近于一个“均衡”的水平，但在这个“均衡”之内，家庭内部生产资料的使用和成员之间的分工很少有不合理的低效率现象，这种经济理性仅限于对家庭内部资源的使用和分配，其有限的个人理性并没有走向群体理性和长期理性，这也是传统农民最大的发展局限。传统农民往往不能走向有效的专业分工、没有长远的家庭计划，他们会充分利用已有家庭生产资源，但是产出的增长很快会被新生人口的增加所占用，也就是只要有粮食剩余，他们就会多生育子女。由于生产资料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在传统农民中存在大量的“隐形失业”劳动力，尽管这些人在干活，实际上对生产毫无贡献，也就是这些人的边际生产率是零，把这些人从农业中抽走，并不会使农业生产减少。
２．分散孤立与分工水平低下
传统农民的核心特征是从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彼此之间分散孤立，传统农业社会的分工水平低下，每个农户自身是一个独立的、小而全的生产消费系统，家庭是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消费的基本单位。土地是天然的生产资料，也是最为核心的要素，传统农民在自己拥有或租种的土地耕种，将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与人力相结合，产出类型以粮食为主，同时有小规模家禽牲畜养殖，自己种植蔬菜瓜果，也会进行纺纱、织布。生产的产品基本用于自身的消费，很少有储蓄和生产性投资，只有出现产品剩余时才会向社会提供，但是实际发生这种交换的机会很少。
３．土地依附与技术进步缓慢
传统农民的家庭生计基本来源于农业生产或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副业，而农业生产依赖于土地。传统农民没有充足的财富积累、没有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收入以及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供给，必须依靠土地收获物供给基本生活资料或者以土地收入作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和抵御社会风险的主要手段。孤立的生产方式和土地的依附性也决定了传统农民对新技术获取的积极性和获取方式，传统农民的技术获得主要通过世代相传的经验积累，他们对新生产要素的获取缺乏激励，实质性的技术进步在很长一段时期都很难实现。
４．空间封闭与社会地位固化
传统农民处在一个“不流动的社会”，村落共同体几乎构成了农民全部的生存空间，小农经济的自给性与地理空间上的分散性加深了传统农民与外部世界的隔绝，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仅仅局限于封闭的乡村里，很少与外界交流，他们认为只有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社会网络才是最可靠的，他们倾向于维系这种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不是将其打破。传统农民的流动性较低，这不仅表现在横向层面的地域间流动和迁徙很少发生，还表现在纵向层面社会阶层中身份和地位较为牢固。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农民的狭隘交往方式和相对固化的社会地位不但没得到改善，反而通过严格的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将这种传统的封闭格局进一步强化。
（二）传统农民与现代农民的差异
长期以来，传统农民一直是“封闭”“落后”“依附”等的代名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传统农民被卷入开放和流动的社会化体系中，进入现代农民发展阶段。阿历克斯·英格尔斯通过跨国的、跨文化的研究概括 出“现代人”的１２个方面特征：乐于接受新事物；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与变化；头脑开放，尊重不同的看法；注重未来与现在，守时惜时；注重效率、效能，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注重计划；尊重知识、追求知识；相信理性及理性支配下的社会；重视专门技术；敢于正视传统，不惟传统是从；相互了解、尊重和自重；了解生产及过程。结合“现代人”的理念，现代农民是指与外部世界联系密切、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化程度较高并且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式多样性的农村劳动者。现代农民既不同于排斥社会化、拒绝市场和对强权具有依附性的传统农民，也不同于采取企业化经营的大农场主，传 统农民与现代农民具有明显的差异。
１．生产方式不同
传统农民以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家庭为基本生产经营形式，土地是天然的生产资料，农民在自己拥有或租种的土地上，将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与人力相结合，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实行自然分工、耕织结合的多种经营。农民群体的技术进步缓慢，农民进行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自己和家庭成员生活的需要和交纳地租及赋税，用于交换的产品很少，其对市场的依赖性较差。
与传统农民的生产方式不同，现代农民实行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农业以机械技术和生物 化学技术取代了过去的靠天吃饭和精耕细作，现代农民积极引进和尝试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品种，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对劳 动力的生产技能和个人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现代农民已由体力型、经验型转变为依靠现代科技的知识技术型农民。现代农民的工作也不再局限于农业领域和当地村落，而出现了跨行业和跨区域的流动，农民的兼业化、分类专业化趋势日益明显。另外，传统农业生产以服务家庭需要为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才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风向标，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是每一位现代农民最关心的问题。
２．生活方式不同
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村落共同体构成了传统农民几乎全部的生存空间。小农经济的自给性与地理空间上的分散性加深了传统农民与外部世界的隔绝，不仅表现在横向层面不同地域间的流动和资源交换很少，还表现在纵 向层面身份地位和经济水平较为牢固。农民家庭收入基本处在一个低水平均衡，生产的粮食、肉、蛋以及布匹都由家庭内部消费，基本没有商品交换，也没有储蓄，他们生活开支充分计划、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但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
现代农民的生活方式和范畴急剧扩大，不仅包括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还有子女教育、医疗保健和文化娱乐等，他们与外部世界有了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生产的产品不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主要用于交换，家庭的日常生活需求主要来自于商品购买，特别是已作为日常生活重要部 分的教育、医疗等完全依靠于外部。现代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基本温饱已经解决，大部分农民都有了一定的储蓄并购置了生活和生产耐用品。
３．思维方式不同
在传统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影响下，农民的生产生活围绕着单个家庭或村落进行，很少与外部世界联系。小农生产方式在大自然和社会面前显得十分脆弱，农民缺乏主体性的能力，在认识和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时的自我价值定位是非主体性，甚至是抑制或牺牲自己的个性去适应外部环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向着规模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现代农民处于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环境中，单个农户和单位只有参与到分工协作的产业链中，才能够完成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他们的生活和生产经营都依赖于市场，单个农户和 单位不可能完成生产经营的所有环节，从而形成了各有分工而又紧密联系并相互协作的产业链，任何把自己封闭在一家一户或者地方小天地的行为只能被市场和时代所淘汰，因此现代农民必须具备宽阔的视野和创新的思维方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户籍制度改革以来，规模庞大的农民群体流向城市，一方面他们为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城市化进程中接受着现代化洗礼，这部分农民返乡后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４．社会交往方式不同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了传统农民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而展开，而现代农民尤其是经历过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再回流到农村的农民，他们在城市务工过程中积累了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交网络，在回到农村之后，他们相 当于拥有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交网络。现代农 民将传统的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向以业缘、友缘为主的社会网络转换，新型的异质性社交网络是产业分工、行业分工和地域分工的产物，因而相对于传统社交方式来讲，具有无可比拟 的优越性，农民可以获得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信息和技术支持，也可以拓宽视野、提高自身素质。人情往来是一种以货币、礼品为媒介的社会交往方式，具有人情消费、人情投资等社会化和市场化内容，另外，以前村落社会内部农民之间的帮工换工习俗正在被雇佣结算关系所替代。
二、城市化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路径分析
Ｆ·Ａ·Ｈａｙｅｋ将传统和文明视为一种自发秩序，属于“人的行动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是一种演化秩序。对于任何人来说，它是“理性不及”的，不服务于单个人的特定目的，不是由单个人的理性所创制，不为单个人所完全把握、影响或者操纵。它是很多人互动的结果，又为很多人接受，体现在很多人的行为当中。中国传统农民之所以能够向现代农民转变，城市化起着最根本的作用，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为农民的城乡流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农民既可以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也可以在产业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地域之间自由变动，使得农民有机会接触现代性较高的非农业组织与环境，从而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另一方面，城市化实现了农民内部的劳动分工和农业专业化的发展，推动了一批高技能、会经营和懂管理的高素质现代农民的产生。
图１为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机制图，以城市化为背景，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方式包括两类：一类是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中，逐渐接受城市现代性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明显提升，如果这部分农民返乡后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相比于未外出务工农民来讲具有更高的现代性；另一类农民未曾发生人口迁移，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通过生产要素交流、改进或技术进步实现向现代农民的转变。
（一）信息流动
城市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乡村剩余人口，而在人口迁移、科技进步和文化扩散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信息的流动，农民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逐渐习得城市先进的生活方式，为农村带来了文明礼仪、卫生、法律和现代文化。信息流动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设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的牵引和驱动作用，尤其是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相对于未外出者具有更强的市场意识和信息敏锐度，能够更加准确、及时地搜集、 加工并传递农业信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拓宽了农村劳动力的发展空间，从而促使了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和非农技能的获得。外出务工者的回流不仅为农村提供了具有非农就业经验和技能的劳动者，而且有利于农村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
（二）技术流动
传统农民往往满足于世代相传的生活经验， 他们以生产技术作为谋生的基本手段并且缺乏学习新技术的愿望和动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推动着现代生产要素向农村的转移，为农民带来物质资本的积累、生产方式的改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如生产方式的机械化和大量化肥、农药以及农用塑料薄膜等的使用，推动了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并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以技术投入为主的现代农业形态逐步取代了以经验为主的传统农业形态。
城乡技术流动一般通过三种渠道进行：第一，传统技术的扩散方式。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等媒介，搭建起连接城市和农村的桥梁，是满足农民技术需求最有效、最便捷的方式。与城镇农业推广人员的接触增加了农户获得信息技术的机会，从而有利于信息技术的传播。另外，社会网络影响着农民采用新技术的决策，农民可以在与亲戚朋友的社会交往中习得更多技术。第二，工业产品的使用。城市部门生产的种子、化 肥、农药、机械和自动灌溉等现代生产要素和技术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农业领域，改变了传统农民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三，迁移劳动力的技术携带。外出务工过程中，农民逐步接受城市社会先进的生产方式并进行知识积累和技术学习，回流后的农民不论是从事农业生产或非农就业，都可以将务工期间积累的技术运用到自我经营或非农产业投资中去，促进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新生产技能的传播。
（三）劳动力流动
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是农民实现现代性的学校，城市中拥有较多的资源，比如学校、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工厂等，在这些城市要素的影响下，进城务工农民的现代化水平随之提高。近代以来，国外大量的工业产品倾销到中国，商品经济的被动发展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拥有更高的收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些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从事非农业生产，农业正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传统农民经受着现代化的洗礼， 朝着现代农民方向转变。
外出务工经历本身可以看作农民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能力再造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务工过程中，农民人力资本得到提升，农民更新了知识结构、学习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还表现在学习和掌握新生事物的能力增强并能够将其运用到返乡后所从事的行业中。此外，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还包括思想观念和态度的变化，传统农民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用于消费，拒绝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而农民通过外出务工增加了经验，通过分析市场和行业需求，他们返乡后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选择自主创业或进行农业生产性资本投资。
（四）资本流动
西奥多·Ｗ·舒尔茨认为传统农民在配置其可获得性资源方面是很有效率的，但由于追加的农业要素投资的边际生产率不断下降，传统农民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很难进行储蓄，也缺乏资本流入。
资金从城市向农村流动，解决了传统农民发展最重要的资本短缺问题。随着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加快，家庭农场将成为现代农业经营的重要模式，我国也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流转。现阶段，我国家庭农场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农民通过扩大经营规模，自己成为农场主；二是城市人下乡实现资本农业化，促使城市资本向农村流动。家庭农场主们的运营资本主要来源于两种途径：其一，外出务工期间的资金积累，部分返乡后的农民工在外出务工期间积累了大量资金 ，因而有一定的资本基础进行家庭农场投资；其二，资金流动的途径是工商企业投资开发农业，直接经营农村土地。除了以上两种途径之外，还存在通过农民工往家乡汇款的一种间接资金流动方式，外出劳动力寄往家中的汇款增加了家庭用于农业发展的资金，因而也可以算作一种城市向农村的资本流动。
三、城市化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
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国农民一直依附于土地，被封固在农村，多少次的改朝换代和改革变法都没有改变农村社会的封闭与落后、没能改变传统农民的发展轨迹，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大量劳动力需求以及自由流动空间的释放，为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城市化的核心内容是人的城市化，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大量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但在城市化进程中还存在一股潜流，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一段时间后，又重新返回农村，我们将此界定为劳动力城乡双向流动。以城市化率来体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以返乡农民工来体现进城务工者向农村的回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来探究城市化对农民现代性的影响效应。
（一）城市化与农民现代化的耦合关系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规定开始得到了松动，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推动了我国城市化从沿海向内地的全面铺开。１９９５年 我国城市化水平突破３０％之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以每年高于１．４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２０１４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５４．７７％，是１９８０年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率的２．８２ 倍，是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刚成立时的５．１５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达到２．７亿人，平均每个农户至少有一个外出务工的农民工。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更是快速上升，１９８０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为２９．５％，２０１４年该比重上升为７０．５％，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则下降为２９．５％。第一产业中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比重快速下降，呈现兼业化和多元化发展模式，２０１３年，农村非农户和兼业农户比重已达６０．０５％。１９９３年纯农业户的比重为 ４９．９％，２０１３年纯农业户的比重减少为３９．６５％， 下降了１０．２５个百分点 。
（二）城市化、农民生产方式改进与新技术使用
传统农民往往满足于世代相传的生活经验，将生产技术作为谋生的基本手段，缺乏学习新技术的愿望和动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推动着现代生产要素向农村转移，为农民带来物质资本的积累、生产方式的改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如生产方 式的机械化和大量化肥、农药以及农用塑料薄膜等的使用，推动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大大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以技术投入为主的现代农业形态逐步取代了以经验为主的传统农业形态。
在城市化发展中，农民通过出售剩余农产品或者外出务工，具备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可以购买耐用型农业生产设备进行农业生产。农业排灌电动机总动力的增加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从１９８０ 年的２７２８．５０万千瓦增加至２０１２年的７１５７．３７万千瓦，特别是在１９９５年以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加快，农业排灌电动机总动力也同步快速增加。作为城市部门销往农村的主要农资产品，农药、化肥和塑料薄膜的使用能有效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农民的收益。图２为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我国农药使用量和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变动趋势图，由图２可见，农药和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持续增加，特别是１９９５年以后，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用塑料薄膜和农药使用量表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但这种增加趋势具有一定的滞后性，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３年是农用塑料薄膜和农药使用量明显增加的临界值年份。大量农业新技术的引进，使得我国农业生产的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２００３年大规模农药的使用极大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３７６５公斤／公顷增加至５３７６公斤／公顷。
２０１０年恩施州农村入户调查数据显示，当新技术传入的时候，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马上采纳和试用的概率为１４．７０％，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马上采纳的概率为８．５％。农民外出务工的过程是人力资本积累和视野开阔的过程，农民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了知识结构、接触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改变了传统的思想观念，回流后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凭借已有的积累快速习得新技术、改进农业生产方式并且提高生产效率。
（三）城市化、农民职业转变与多种经营
图３为１９９３～２０１４年 农民家庭工资性纯收入与城镇人口变动趋势图，由图３可见，１９９３年以来，我国农民人均工资性纯收入占总纯收入比重逐渐上升，并且在１９９５年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后，人均工资性纯收入占比也随之加快，２００６年以后增速逐渐放缓。此外，外出务工还造成农村非农从业人数比重的增加，１９９５年我国农村非农从业人数仅占乡村从业人数的２８．２１％，２０１２ 年非农从业人数比重已增至４９．８１％，农民从农业生产中抽离出来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其外出务工经历发挥主要作用。
外出务工经历使得返乡农民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图４为恩施州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民多种经营选择，农民外出务工前农民职业较为单一，纯农业劳动者占６３．７％，外出务工回流后则实现多样化经营。比较明显的变化有三点：一是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农民比重减少。外出务工后，近半数农民从纯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投入到其他行业中。 二是兼业农民比重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利用农闲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性打工和进入企业打工，这两类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相较于未外出务工的农民的比重分别增加了２．２和１．５个百分点。三是 当地企业全职打工和个体工商户的比重增加。个体工商户比重在外出务工回流后较外出务工前增 加了１４．６个百分点，进入当地企业全职打工的比重在外出务工回流后较外出务工前增加了８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我国农民逐渐从均质化的小农向异质性群体分化。
（四）城市化、资本积累与农民工返乡创业
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推动着现代生产要素向农村的转移，带来了物质资本的积累、生产方式的改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些为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农民工返乡创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图５为１９８５～２０１３年农村乡镇企业个数和城镇人口变动趋势图，由图５可见，从１９８５年开始，我国乡镇企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企业个数已从１９８５ 年的 １２２２个增加至１９９４ 年 的 ２４５８ 个。２００８ 年，尽管我国城市化水平继续保持着平稳的增长速度，但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大量回流劳动力为农村乡镇企业的第二次蓬勃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其中一部分经验丰富、资本雄厚的农民工甚至开始创办企业。
农民的创业选择不仅仅是创办生产性企业，还包括规模化经营、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等。２０１３年３月，农业部对家庭农场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共有家庭农场８７．７万个，平均经营规模达到 ２００．２亩，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有劳动力６．０１人。家庭农场以种养业为主，其中从事种植业的有４０．９５万个，占４６．７％，从事养殖业的有３９．９３万 个，占４５．５％ 。
外出务工不仅仅为农民提供原始资本积累， 而且塑造了农民的企业家精神，有力地推动着农民的创新和创业。
首先，有无外出务工经历会影响农民的就业选择。表１为恩施州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民就业选择，相较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农民工返乡后从事纯农业劳动生产的比重要比外出务工前低 １１．０４个百分点，外出务工经历增加了农民自主创业的就业选择，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从事个体工商户占６．３７％，高出未外出者２．５９个百分点；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担任私营企业主占比 １．１２％，高出未外出者０．５４个百分点。
其次，外出务工经历会提高农民参与创业的积极性。在城市化浪潮中，农民外出务工进行资金积累，同时农民会将剩余工资寄回农村，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家庭消费，部分农民在外出务工期间学习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积累的技术经验，这些 都可以很好地运用到返乡创业的行业中。图６为恩施州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民创业参与，从事养殖业经营的农民外出务工前的比例为０．５７％，而外出务工后这一比例上升为２．８０％；开办企业的农民比例也由外出务工前的０．１４％增加至回流后的１．６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返乡创业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从事个体工商户的农民比例的增加，回流农村后的农民从事个体工商户的比例 为１８．１６％，比外出务工前增加了１４．６个百分点。
再次，外出务工经历会增加回流劳动力的创业投资规模，影响其创业的行业选择。回流劳动力创业的资本投入规模高于未外出者，回流劳动力创业的平均投资规模为８０４１３元，而未外出者平均投资规模为６３６２１元。表２为恩施州不同类型农民创业的行业选择，未外出的农村劳动力的创业选择更为集中和单一化，传统零售业占了近一半的比重，而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回流农村劳动力的创业选择较为分散，从事零售业的占２９．８７％，从事养殖业的占１６．６％，创办特色农业的占６．６％。
（五）城市化、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
现代文化观念的形成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农民体验了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从而提升了农民的现代性，其基本的途径和动力就是外出务工。图７为我国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及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比重，由图７ 可见，１９８０～２０１３年，我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总体水平不断下降，１９９５年以后，随着城市化水平增速的加快，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下降速度也在加快。城市化的推进促使农村家庭收入增加，也改变着农民的业余生活方式，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农民更加注重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消费的支出比重逐年增加。
外出务工经历会对农民家庭的收入、消费以及经济地位造成影响。表３为恩施州农村劳动力回流与农民生活水平，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家中回流人数越多，户均年收入越高，户均年消费也越高。农村劳动力回流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要强 于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因为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收入全部产生于迁入地城市，但其消费却在迁入地城市和农村两地产生。
（六）城市化、思维开拓与社会资源整合能力
外出务工还会开拓农民的思维，提高农民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农民在外出务工过程中经 历了城市现代化的洗礼，新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农民对待生产、生活和交往要素的态度。农民的足迹不再局限于家庭和村落范围之内，而是被纳入一个社会化体系中，农业生产也不再主要依靠精耕细作和大量劳动投入，农民懂得利用“投资”的理念来服务于农业生产，因而较多地采用了先进的农业机械和 生产要素。１９９０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的现金支出为２０．１元／人，且局限于农林牧渔业机械和少量工业机械；２０００年，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的现金支出翻了３倍，并且用于购买运输机械的支出比重占到１／３，增加了购买生产用役畜、产品畜的支出；到２０１２年，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支出规模进一步加大，结构也更加合理，现金支出已达２６７．８元／人，支出结构中新增了购买生产用建筑材料和购买生产用房。
外出务工对农民就业选择、创业参与及创业行业选择的影响，最终要通过提高自身的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得以实现。相较于外出务工前，外出务工经历使得农民建立起与外界的社会网络，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原有的个人能力，另一方面盘活了整个家庭的社会资源，他们懂得整合家庭已有 的禀赋资源和个人新获取的社会资本，以达到帮助其降低工作搜寻成本的目的。图８为恩施州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民获取工作的途径，农民外出务工前，通过家人或亲戚介绍和雇主招工的方式就业的占总就业途径的比重均为２９．９％。而外出务工回流农村后，农民依靠雇主招工的减少了８．４个百分点，通过家庭或亲戚介绍的却增加了 １３．２个百分点。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更擅长利用社会化的招聘方式，２１．５％的农民回流农村后通过招聘广告的方式获得工作，比外出务工前增加了１０．３个百分点。
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
改造传统农民的历史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这种艰巨性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阻碍农民精神、生活方式变迁等因素。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大量劳动力、资本在城乡间流动，将原本封闭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纳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漩涡中，将会带来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全方位的转型和重构。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讲，有必要进一步理清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促进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社会政策思路。
第一，促进劳动力的城乡双向流动，推动城乡协同发展。现代城市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培养了现代工人和企业家精神，农村家庭为迁移劳动力返乡创业提供了最初的资本积累，两者的有效结合为农村产业化提供了内在动力和要素支撑。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大肆扩张的同时，迁移劳动力的回流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另一种发展思路：城乡协同发展，这就需要改变以往以城市为中心、以农村为保障基地的城乡二元模式，加强城乡互动，合理引导劳动力在城乡间双向、自由流动。 一方面要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甚至是迁居城市，营造良好的政治经济和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外出务工劳动力返乡创业，引导技术研发、产业开发等机构为返乡农民提供定 向技术服务。
第二，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让城乡居民享有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城市化是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重要力量，但是，城市的世界性等级与个人现代性无关：任何对现代化的特殊贡献 都不是由城市的某种本质造成的，只是城市中心 地区是我们通常发现的使人现代化机构———学校、工厂和大众传播媒介———最大的聚集地。要使农民更具现代性，不一定必须建设更多的城市，让其嵌入城市，相反，通过扩大非城市居民在教育、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以及新职业经历方面的利益，通过提高生活水平，可以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有必要强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农民与城市居民拥有平等的服务权利、服务机会和服务标准。一方面政府应通过设置专项资金、增加转移支付等方式调控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另一方面政府也应通过政策设计，引导、激励其他社会主体更多地投身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事业。
第三，借力信息技术发展，增强农民的市场适应能力。中国传统农民的经营模式往往是朴素的、习惯的、封闭的、规模小、注重劳动力的投入并且生产技术落后，“土地生产率极高而劳动生产率极低”。与之相对应，城市化则带来了技术革新、信息爆炸与开放环境，并从根本上改变着农民的生产模式与生活方式。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城乡信息传递和技术交流的途径。一方面必须减少政府行政力量对于农民资源配置的干预，完善农民对于土地等资源的财产权利；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借助移动互联、物联网等高科技手段，为农民建立完善的信息服务平台和技术推广途径，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与市场竞争力。
第四，加强组织化建设，增强农民的自我管理能力。中国农民面临着组织程度不足的问题，而要实现农民的有效组织化，其核心是赋权，赋予农民联合起来表达集体利益的权利，为其构建集体利益表达的机制。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意愿，为农民的组织化提供政策支持，积极培育具备一定独立自主性的、能够真正反映农民利益的社会中层组织，发展农民地方网络，甚至是允许分散的小农户组成全国统一的互助团体，就农资价格、农作物的布局、粮食价格和农民互助养老等重大问题与工业部门、政府等直接对话。
第五，促进农村就业多元化、增强农民的生计可持续性。伴随着技术进步、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对于农产品的需求也会发生改变。当今的农业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粮食生产，而是向着农、林、牧、副、渔并重的结构转变，农民不仅可以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从事特色、精品农产品的生产，如绿色有机农产品、地域特色农产品、珍稀农产品、新奇农产品等，也可以通过开展农产品精加工、农村文化工艺品制作和农业旅游等非农产业的经营以增加收入，避免低水平生产与同质化竞争，而要实现这一点，政府有必要对农民实施积极的就业引导与就业能力培训政策，立足于农村的特色优势与农民的能力特长，在增强农民就业多元化观念的同时，增强农民实际开展多元化经营、特色经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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