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全国１０６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不同类型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职业水平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职业垂直上升流动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垂上升流动的跨度以及最后进入的职业层次的高低都会对其城市融入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最初职业为一般劳动力，通过职业垂直上升进入到管理精英阶层的农民工，他们的城市融入意愿高于进入到技术精英阶层的群体，而从技术精英转为管理精英的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意愿更强。
关键词：农民工；职业水平流动；职业垂直流动；城市融入
【来源】石智雷,吕琼琼,易成栋.职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06):22-29+84+159.
一、问题的提出
就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的第一步，农民工只有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获得了像样的 经济地位，他们才会更有信心、更有能力与流入地居民进行深层次交往，也才能更好地被当地人接纳， 从而促进其真正融入城市［１］。从工作稳定性角度看，农民工是一个职业流动相当频繁的群体。根据 职业流动的方向性，可将职业流动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水平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一种职业转 换到另一种职业，或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就业。垂直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下层地位和职业 向上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或从上层地位和职业向下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我国农民工的流动受到 多种阻碍，流动空间呈现“压缩状态”，大多表现为水平流动。这种频繁的水平职业流动没有给农民工 带来社会身份的转变。在这里，社会身份具有两重含义：首先是植根于国家制度之上的社会身份。我 国一直以来都在遵循一套安排社会身份的制度，通过这样的制度把城市和农村分割为两个不同的社 会体系———农民身份的社会体系和城市居民的社会体系。其次是公众认可的社会身份。由于在制度层面上，城市没有为农民工提供融入城市的社会空间，城市社会群体从观念到行为，都把农民工当做 外来人，从而对他们构成一定的社会排斥［２］。已有研究多认为，农民工的这种非市民身份是造成其在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关键因素［３］（Ｐ１１１—１１３）。传统制度阻隔导致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生 活，但不能否认仍然存在一些农民工中的精英分子虽然没有获得制度上的身份（拥有城镇户口），但通 过自身不断努力，最终突破制度障碍和结构约束，获得更高层次职业实现向上流动，与城市居民进行 很好的互动，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从而获得较高的 社会经济地位，同样也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同和接纳，这种现象也不能被忽视。
已有文献主要是针对职业水平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研究。戚迪明和张广胜基于辽宁省 沈阳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发现职业稳定性与农民工定居意愿呈显著正向关系，即农民工在城 市务工期间每份工作的时间越长，其城市定居意愿越强，但是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和职业流动的类型 对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４］。而杨云彦和褚清华基于湖北、河南３县的调研数据，从外出务工人员的流 动轨迹发现，职业流动促进了其能力形成，这 种 能 力 对 促 进 城 市 务 工 人 员 的 社 会 融 合 是 至 关 重 要 的［５］。石智雷和朱明宝进一步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划分为就业区域稳定性和就业职业稳定性，并利用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就业区域稳定性和就业职业稳定性能有效帮 助农民工了解和掌握当地语言，但在增进与城里人的关系上则失去了作用；就业区域稳定性对农民工 增强自身“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感和在务工城市长居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６］。 本研究认为农民工难以走出“年轻时外出务工，年老时回流农村”的怪圈，表面上看是农民工未能 实现市民身份转变，实质上是由于农民工群体内部缺乏垂直流动的通道。阐释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一 个关键因素是结构性位置（职业）的变动，职业垂直上升流动可有效推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而职业水平流动则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以下两点贡献：一是利用全国农民 工大样本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特征和上升路径进行全景式描绘；二是以往文献多是从静态 视角研究职业地位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或是单纯分析职业水平流动的影响，本研究从动态视角对比分析职业水平流动和职业垂直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并且进一步分析了职业上升 的不同路径和层次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差异。
二、职业流动的城市融入效应：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农民工从农村流入城市，这一转变不仅在于地理空间位置的变动，更重要的是与这种地理位置相 关联的内在层次上的职业性质、社会身份的转换。其中职业身份与市民权（户籍）身份的转换是最关 键、最核心的。而职业身份的转变与市民权身份的转变之间又存在一定的联系。农民工进入城市，想 要被城市所接纳，首先要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其次该职业带来的收入能够支撑在当地的生活以及与 当地人的社会交往，最后这种生活方式使其逐渐和当地居民相融合［７］，然后农民工才有意愿和能力获 得市民权身份。由此可见，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整个过程都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类型有着必然的联系， 职业类型和层次的转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市民身份的转变。
从现代社会分层体系视角来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往往由他所从事的职业来决定。一个农民工 如果处于较高的职业阶层，那么城市交往的异质性和城市认同感就会增加，其融入城市的积极性也会 明显提高；如果处于较低的职业阶层，那么社会交往的网络结构就会呈现同质性的特征，不利于农民 工和当地居民的互动和融合［８］。另外，根据社会学家提出的“空位竞争模型”，个体劳动者经济地位提 升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竞争进入那些有较高收入的职位。因为就业质量直接影响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和 对主流社会的心理认同，所以获取较高的职业地位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也就是说当 农民工的职业发生垂直向上流动时，会更容易加快其市民身份的转变。
由此提出假说１：职业上升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
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工作经验尤其是特定职业工作经验积累与工资收入是成正 比的。因此，在一个职业中工作时间越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越高，越不倾向换工作，因为职业流动会 ２３ 中断特定人力资本积 累。一 般 来 说，人力资本分为通用性人力资本和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９］（Ｐ７５）， Ｇｉｂｂｏｎｓ和 Ｗａｌｄｍａｎ又提出第三种人力资本———任务专用性人力资本［１０］，即人力资 本 的 获 得 是 针 对特定工作任务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是提高农民工在组织内的生产能力和收入的重要因素［１１］。农 民工职业流动虽然可以增加市场体验，增长见识，并且有可能使得自己从多次工作变化中挑选一个更 有生产力和持久的职业［１２］。但更多的情形是，当农民工职业流动时，他的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和部 分任务专用性人力资本发生损失和浪费，只能依靠其通用性人力资本和不完全的任务专用性人力资 本进入新环境，这削弱了农民工职业上升的基础。农民工这种频繁的、水平的职业流动会使其人力资 本积累受到限制，不利于其实现户籍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转换。
由此提出假说２：频繁的职业水平流动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三、职业流动与农民工城市融入：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２０１０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该数据是由国家人口计生委于２０１０年４月 采取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抽样方法，对全国１０６个城市流动人口的调查而得到的。被调查对象包括 全国３１个省（市）、１０６个城市、２４５６个街道、４９１２个居委会或行政村、１２２５４８个流动人口个案。为避 免在同一户中出现２名或以上个人调查对象的情况，要求采用“分组法”后的按户排列的合格个人名 单不得少于１００人。被调查的１０６个城市包含了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东中西三 大区域在城市数量上分别占比４５．２％、２７．４％、２７．４％。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超过一个月、年龄 在１８岁以上的跨县（市、区）流动人口。问卷内容包括被访者基础信息、子女状况、就业状况、社会保 障状况和生活情况等信息。剔除户籍为非农业和核心变量缺失样本，最后获得有效样本８１２７１个。 其中，男 性 占 ５７．５６％，女 性 占 ４２．４４％；平 均 年 龄 为 ３５．７９ 岁，最 小 １８ 岁，最 大 ６２ 岁；已 婚 占 ７９．５２％，未婚占１９．３８％，丧偶、离异占１．１％；未上过学占２．４５％，小学文化程度占１８．３４％，初中文 化程度占５９．６４％，高中及以上占１９．５６％。
（二）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选择和职业水平流动
按照农民工职业流动情况，将其分为职业垂直上升、职业水平流动和未发生职业流动三种情况： 初次外出务工时职业为一般劳动者后转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或从事个体经营界定为职业垂直上升 流动；初次外出务工和目前就业所在城市不一致界定为职业水平流动；外出后一直在本城市工作且职 业地位没有变动的界定为未发生职业流动。
在被调查的农民工群体中，属于初次流动的农民工占６５．４％，外出务工所在城市发生变动（后文 统一称之为发生职业水平流动）的农民工占３４．６％。就农民工职业类型来看，呈现出职业分布较为 集中、就业层次① 较低的特点。无论是否经历过职业水平流动，农民工中的大多数还是集中在个体工 商户、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员工这三种职业类型上，三者合计占７６．７％。其中个体工商户所占比 重最高，为３４．５％；其次是产业工人，占２３．８％；商业服务业员工占比１８．４％。而职业声望、社会经 济地位较高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的比重之和仅有２．１％。这一方面说明我 国传统服务业和低端行业领域进一步膨胀的内在趋势；另一方面也体现农民工职业上升通道的局限， 进城三十多年后，大量农民工还是只能徘徊在次属的劳动力市场。
经历过职业水平流动的农民工群体，其流动前后的职业分布情况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在他们 初次外出务工时，产业工人的比重高达５３．４％。可以看出，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能力和经验，他们 中的绝大部分只能进入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一般的产业工人。在经历过职业流动 后，虽然产业工人仍然是农民工所从事的主要职业类型，但与初次流动时相比，农民工中产业工人的 比例已下降为４４．７％，下降了８．７％。同样的，从业人员比例有所下降的职业类型还有农业劳动者， 下降了０．８％；从事无固定职业的农民工的比例也下降了约７％。总的来看，从事低层次的农业劳动 者、产业工人以及没有固定职业的农民工所占的比例共下降了约１６．５％。然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从业人员并没有增多，而 经 理 人 员、私 营 企 业 主、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办事人员的比例总共仅上升了 ６．４％。从业人员上升比例最大的是个体工商户，由初次流动时的７．１％，上升到２２．２％。将两者对 比来看就会发现，虽然农民工发生职业流动的人数较多，但大多集中在职业声望比较低的职业之间， 很难实现向上流动。
（三）农民工进城后的职业垂直流动
虽然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在进城之 初面临相同的制度和能力约束，处于相 似的阶层位置，但仍有部分农民工通过 个人的 努 力，实 现 了 职 业 地 位 的 上 升。 调查发现，在有职业流动经历的农民工 群体中，实现职业上升的占４４．６％，这 里的职业 上 升 指 的 是 农 民 工 当 前 职 业 与其初始职业比较，未实现职业上升的 占５５．４％。可以看出，实现职业上升的 农民工所占比例相对较低，就业上升职 位依然集中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变换工 作更多是同阶层的流动。
具体来看，实现职业上升的农民工 群体中，由低层职业类型向上流动转换为个体工商户的比例最大。其中，初始职业为无固定职业、农 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员工通过职业转换为个体工商户从而实现职业上升的比例分别为 ２４．６％、２２．３％、１４．５％和２２．１％。尽管一些个体工商业仍属于小规模的行当，但它意味着农民工在城 市有了自己的经营性资本和固定资产，不再受雇于人，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同业打工者，这是农民工融入 城市社会的重大步骤。其次，也有１０．６％的农民工由缺乏技术含量的普通工人转为专业技术人员。最 后，管理精英（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是农民工中的精英分子，往往是农民工的奋 斗目标。但是通过努力实现职业上升，从而达到精英层次的农民工所占比例较小。其中上升为管理精 英和私营企业主的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员工的比例分别为０．６％、１．６％和２．０％。
职业流动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系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调查结果显示：实现职业垂直上升的农 民工愿意留在所在城市的比例最高，为２９．１％；其次是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其愿意留在所在 城市的比例为２５．４％；城市融入意愿最低的群体是职业水平流动的农民工，其愿意留在所在城市的 比例只有２１．０％，这一比例明显低于实现职业上升的农民工。样本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初步验证了前 文的假说，即发生职业垂直上升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而职业水平流动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四、职业流动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和描述性统计结果，本文建立如下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计量模型：
上式中，Ｙｉ表示农民工ｉ的城市融入意愿。未来进城农民工的主要去向将是在城市定居进而融 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衡量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他们是否愿意在城市定 居，并且城市融入度对城市定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 城 市 融 入 度 越 高，定 居 城 市 的 意 愿 就 越 强 烈［１３］。因而是否在流入地买房能够较好地反映农民 工 的 城 市 融 入 意 愿，本文选取该变量作为因变 量。“如果您有买房／建房的打算，您准备在哪里买房／建房？”选择“本县／区”设置为１，选择“在户籍 地”设置为０，另外选取“近三年内，你是否打算在本地生活居住下去？（是为１，否为０）”进行模型稳 健性检验。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为０／１二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选用二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Ｘｉ表示农民工职业流动类型，将是否发生职业垂直上升流动或职业水平流动，以虚拟变量形式引 入模型。Ｍｉ是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的研究，其他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因素还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１）个人特征，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以及流动类型和流动时间；（２）家 庭特征，主要包括在城市流动的户内总人数，是否有１５岁以下的小孩在老家以及老家是否有土地； （３）政策制度，随着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农民工拥有了更多获得社会公共服务的机会， 这将有利于他们融入城市［１４］。本文衡量政策因素影响所使用的指标是被调查者获得基本公共服务 的情况，具体包括：是否接受过培训、是否拥有城镇养老保险、是否拥有住房公积金、是否拥有当地政 府为农民工提供的保险、是否有农村合作医疗、是否有农村养老保险、是否有正式就业合同以及是否 听说过中小城镇户籍放开制度。εｉ是随机扰动项，其中各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３所示。
（二）回归结果分析
１．不同职业流动类型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表４给出了农民工职业流动类型对其城市融入影响的估计结果。总体来看，职业流动类型对农 ２６ 民工城市融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且都在０．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农民工职业垂直上升对其在本 地买房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那些没发生职业流动的农民工来说，实现职业垂直上升流 动的农民工愿意融入城市的发生比要增加４９．３％（ｅ０．４０１－１）。这很好地验证了我们的假说１。而职 业水平流动的回归系数为负，并在０．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职业水平流动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那些频繁变换工作的，并且前后从事的职业处于同一层次的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要低一些。 从发生比来看，那些发生过职业水平流动的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只有那些未发生职业流动农民工 的８６．７％，这有力地证实了我们的假说２。
另外为测度模型的稳健性，在模型四中选取“近三年内，你是否打算在本地生活居住下去”作为因 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实现职业垂直上升流动的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发生比要增加３７．２％，而发生水平 流动的农民工留城意愿会降低９．５％，且都在０．１％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回归结果十分稳健。
个人特征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列入模型中所有的农民工个人特征均对其城市 融入意愿有显著影响。受教育年限越长、流动距离越近，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则越强。年龄与城市融 入意愿则呈现倒 Ｕ 型关系。从农民工家庭特征来看，在当地城市的家庭总人数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 愿有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家庭中在城市务工的人数越多，越有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老家有１５岁 以下的小孩以及老家有土地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社会政策制度来看，是否 签订正式的就业合同、是否拥有住房公积金、是否享有城镇养老保险以及是否听说过中小城镇户籍放 开制度这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都会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十分显著。可见制 度上的接纳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重要影响。有当地政府为农民工提供的保险以及有农村养老保险 这两个变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目前专门针对农民工提供的保险还 处于试行阶段，只有少数城市例如广州、深圳、南京、重庆等地专门为农民工提供各种医疗或养老保 险，加上参与率低，使得享受到此项保障的农民工占极少数。
２．职业上升层次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上述关于职业流动类型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分析验证了本文的核心假说，即职业垂直上升 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而职业水平流动会阻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进程。那么不同的职 业上升通道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别？为了更深入地探讨农民工的职业上升通道对其 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我们在此选取那些具有职业垂直上升流动经历以及未发生职业流动的一般劳 动力群体做样本，来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根据不同职业类型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可获得的经济收入以及所掌握资源的不同，将所有的职业 类型划分为不同的层级。在划分时，虽然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和国家社会管理者在社会生活中都 处于较高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但是在中国，技能和权力是两种明显不同的资源，并且技能在一定程度 上附属于权力，受政治或行政支配。专业技术人员拥有技能，但是社会地位要低于行政官员和企业经 营管理者。因此，本文将所有的职业类型划分为管理精英、技术精英和一般劳动力三个层次：管理精 英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技术精英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 户；一般劳动力包括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固定职业者。然后对有多次流动经历 的农民工的初始职业所属层级与其当前从事职业所属层级进行比较，来反映农民工职业流动中职业 层次的转变。
表５给出农民工职业层次转变对其城市融入意愿影响的估计结果。从表５中可以发现，无论农 民工职业阶层上升通道的形式如何，对其城市融入意愿均有正向影响，且都在０．１％水平上显著。同 时也发现，职业上升层次的不同，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正向促进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最初职 业为一般劳动力，通过职业垂直上升进入到管理精英阶层的农民工，他们的城市融入意愿高于进入到 技术精英阶层的群体。这说明职业垂直上升的跨度越大，越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而由 技术精英上升为管理精英的农民工群体，与由一般劳动力上升为管理精英的农民工群体相比较，虽然 他们的职业层次都是上升到管理精英层级，但从技术精英转为管理精英的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意 愿更强。总之，无论农民工职业上升通道如何，其最终进入的职业类别，获取的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 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城市融入意愿。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全国１０６个城市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取计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不同维度的职业流 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不但与其家庭因素以及宏观的政策制度相 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其职业流动状况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的职业水平流动对农民工 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临时性以及在择业过程中受到的歧视，导致其频繁 发生水平的职业流动，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积累和城市融入；而职业垂直上升流动会明显提高农民工城 市融入意愿，并且职业垂直上升流动的层次越大，以及最后进入的职业阶层越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意愿越强；无论农民工职业上升通道如何，其最终进入的职业类别，获取的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将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城市融入意愿。
本文的分析具有以下政策含义：首先，要完善城市劳动力市场机制，赋予农民工公平参与市场竞 争的机会和权利，降低农民工职业上升过程中非市场性因素的影响，并使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与户籍制 度及相关就业歧视性因素真正脱钩。其次，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特别是任务专用性技能的培 训，提高农民工的个人素质从而增强他们的工作竞争力，使其有可能进入到更加完善的初级劳动力市 场，实现职业的垂直上升。最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仅需要政府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加强职业培训， 还需要企业改善管理制度，关注农民工的日常文娱生活。同时，在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还要 充分发挥企业的桥梁作用，使其在农民工和政府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互动平台，代表农民工向政府诉求 自身的福利保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使农民工从获得良好的城镇就业机会走向职业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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