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关注青少年健康劣势的累积效应，利用2018年北京市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数据，考察体质状况对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超重或肥胖体型青少年更容易遭受同伴的戏弄和取笑，暴饮暴食和减少体育锻炼进一步加剧了脂肪堆积带来的体重歧视。长期患病青少年正常生长发育受限，伴随着身体功能的退化和疼痛的折磨，因病请假或休学打破学习连续性影响青少年学业表现，容易被同伴支配和被排斥在群体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劣势不断累积，体质状况不佳青少年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进一步研究发现，女生和郊县生分别面临“体弱”和“多病”的健康劣势累积，寄宿中学生需要同时面临“体弱”和“多病”两类健康劣势累积，但职高生的健康劣势累积效应并不显著。
关键词：体质；校园欺凌；体重歧视；累积劣势；青少年
文章来源：尚越,石智雷,郭欣.“弱者”更容易受欺负吗?——体质状况对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研究[J].基础教育,2020,17(06):100-109.
一、引言
热映电影《少年的你》再次将公众视野引到校园欺凌问题，但显然校园欺凌并不是青少年发展中的新问题。校园本应该是最阳光和安全的地方，然而，近年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校园欺凌事件（徐久生和徐隽颖，2018），给校园安全带来了隐患，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担忧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不同程度的校园欺凌问题广泛存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全球约32%的青少年上个月至少遭受过一次校园欺凌（UNESCO，2019）。另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校园欺凌犯罪案件3407人，提起公诉5750人，比2016年同期增长约50%，有效震慑了校园欺凌犯罪。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被曝光的校园欺凌犯罪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大多数遭受校园欺凌的青少年会选择默默忍受，这无形中助长了校园欺凌者的气焰，使得“沉默的大多数”长期遭受欺凌，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更有甚者如《少年的你》中的胡小蝶一样被迫自杀。
学者们从不同的领域对校园欺凌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认为青少年是否遭受校园欺凌取决于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差异，如性别、地域、就读形式、转学、归属感、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以及师生关系等因素（黄亮，2017；陈纯槿和郅庭瑾，2017；胡咏梅和李佳哲，2018；张香兰等，2019）。二是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后果，强调遭受校园欺凌经历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包括学校归属感、心理健康以及学业表现等方面（刘艳丽和陆桂芝，2017；高屾等，2018）。三是青少年实施欺凌行为的成因，研究发现个人、家庭、班级和学校是青少年日常生活的主要场域，由此生成的生活情境和社会结构决定其是否实施欺凌行为（杨硕，2019）。既有研究从青少年遭受欺凌和实施欺凌两个视角对校园欺凌行为进行了分析，但缺乏对青少年健康劣势累积效应的关注。生命早期经历往往是未来事件发生的基础，同时需要依赖现在和将来的事件维持和延续（石智雷和吴志明，2018）。正是由于忽视了对青少年健康劣势累积效应的关注，以致于既有研究对校园欺凌的形成机制未能形成更深入的认识。
要深入剖析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形成的时间因果效应，就需要考察健康劣势累积对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被曝光的校园欺凌事件中大多是“倚强凌弱”，受欺负的往往是“弱者”，其中就包括体质状况较弱。本文基于2018年北京市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数据，关注了体质状况对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比较了不同体质状况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概率上的差异，并从累积劣势的视角分析了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回答究竟是否“弱者”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并进一步从性别、城乡区域、就读形式和学校类型分析了上述影响的异质性。这不仅丰富并发展了既有关于累积劣势和校园欺凌的研究成果，而且为我们全面了解当前北京市青少年体质状况和校园欺凌情况提供了更多的经验证据。
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虽然校园欺凌行为在各教育阶段均存在，但往往在中学盛行（杨书胜等，2017）。中学是人体生长发育的第二个高峰，青少年身体形态在此阶段会发生显著变化（唐东辉，1995）。青少年身体形态会影响同伴在社会环境中的反应，这种反应内化的结果常常是欺凌行为的发生。我们常把身材瘦小和体质弱划等号，认为相比起身材壮硕的青少年，体型偏瘦代表着力量上的弱势，相对更容易被支配（王健等，2018）。但同时，过量脂肪堆积通常被视为懒惰、缺乏自律和意志力的表现（Puhl和Heuer, 2009），因此体型超重或肥胖青少年会遭到同伴的戏弄与歧视（Krukowski等，2009），同样是一种较弱的体质状况（段文杰和冯宇，2018）。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体弱”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更高。对不同身体形态青少年，我们进一步提出以下两个竞争性假设，假设2a：相比于体型超重或肥胖的青少年，体型偏瘦青少年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假设2b：相比于体型偏瘦青少年，体型超重或肥胖的青少年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
除了“体弱”外，“多病”是青少年体质状况弱的另一种重要表现。校园欺凌行为强调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之间力量悬殊（Olweus，1993），显然“多病”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均处于劣势。一方面，慢性病的病因复杂、病程迁延、反复发作并需要持续治疗，这将严重影响患慢性病青少年的正常生长发育，甚至带来身体功能的退化和疼痛的折磨（王宁辰和李杨，2013），还容易表现出沮丧自卑与抑郁退缩，严重时还会认为自己低人一等（Goffman，1963）。另据调查显示，患有精神疾病是青少年因病休学的主要原因（彭卫琴，2006；邓红英等，2009），复学后容易被同伴贴上精神疾病患者的标记、被排斥和贬低。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病”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健康劣势不断累积，导致其被排斥在群体之外并遭受欺凌（章恩友和陈胜，2016）。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相比健康的青少年，“多病”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更高。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8年北京市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该监测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执行，覆盖全市16个区（包括6个城区和10个郊区）。调查从每个城区随机选择8所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各2所，职业高中1所，综合性大学1所），每个郊区随机选择5所学校（包括小学和初中各2所，高中1所）。确定学校后，每所学校分别在3个年级（小学四至六年级，初中、高中和大学一至三年级）共抽取240名学生，以整班为单位进行调查。其中，学生重点常见病监测调查了学生龋齿、肥胖、营养不良等常见病以及青春期发育情况，学生视力不良及健康影响因素监测还询问了学生用眼环境和用眼习惯，饮食和运动相关行为，因病缺课和休学情况，吸烟、饮酒等物质滥用行为，网络成瘾和心理健康等内容。以上这些丰富的信息使得本文可以全面考察体质状况对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为分析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问题，本文进一步将样本限制为在读中学生，在剔除核心变量缺失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1524人，其中男生和女生各占52.70%和47.30%，城区和郊县学生各占56.00%和44.00%，平均年龄15.15岁。
（三）变量选择
青少年是否遭受校园欺凌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北京市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通过询问青少年在过去30天里是否在校园或校园周边受到过欺凌测度。调查询问了六种校园欺凌行为，分别是“被恶意取笑”，“被索要财物”，“被有意排斥在集体活动之外或被孤立”，“被威胁、恐吓”，“被打、踢、推、挤或关在屋里”以及“因为身体缺陷或长相而被取笑”，每个问题对应“从未”、“有时”和“经常”三个频率选项。本文根据将选择“从未”受到任意一种校园欺凌行为的赋值为0，反之赋值为1。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青少年体质状况，主要包括青少年体型和客观健康状况。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以下简称BMI）是反映体质状况和估计肥胖发病率的重要指标，沿用已有研究的做法（季成叶，2004），我们将BMI取值18.5、24和28作为临界值，判断青少年体型是否偏瘦、超重和肥胖。结合问卷已有信息，还选择了慢性病史、是否因病请假以及是否因病休学三个客观健康指标衡量青少年体质状况。调查询问了慢性病史，包括是否患有肝炎、肾炎、心脏病、高血压、贫血、糖尿病、过敏性哮喘以及身体残疾，将至少患有上述一种疾病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调查还同时询问了“过去两周内是否因生病请假”以及“过去一年内是否因生病休学”，将回答“是”的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
除了体质状况外，青少年的人口特征、生活和行为方式等因素也可能影响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本文将上述因素一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的人口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城乡区域、就读形式以及学校类型，并从是否每天早晚刷牙、吃油炸食物、吃蔬菜以及每周体育课节数衡量生活方式，同时根据去无安全措施的地方游泳、抽烟、喝酒、网络依赖、手机依赖衡量行为方式。表1给出了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策略
实证分析时，考虑到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行为的分布特征，无法满足普通线性回归模型连续型因变量假设，故利用二分类Logit模型对样本进行估计，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1）
（1）式中，school_bullyingi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青少年是否遭受校园欺凌，school_bullyingi=1代表过去30天里曾遭受校园欺凌，school_bullyingi=0表示过去30天里不曾遭受校园欺凌。physical_constitutioni表示第i个青少年体质状况，分别从体型、慢性病史、因病请假和因病休学四个维度衡量。Xi代表影响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行为的其他变量，包括人口特征、生活和行为方式。我们在回归分析中逐步纳入上述控制变量，以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问题。εi为随机扰动项，系数β1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反映青少年体质状况对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体质状况是青少年个人禀赋和原生家庭共同决定的外生影响，而非青少年行为选择或是遭受校园欺凌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1）式中不存在明显的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三、实证发现
（一）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经历与体质状况的描述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统计了不同类型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经历与体质状况的差异。在过去30天里，近两成青少年遭受过校园欺凌。不同特征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比例不同：男生、郊县生、走读生、职高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比例较高。具体来看，有16.75%的女生遭受过校园欺凌，比男生相应比例低7.98%；分别有21.80%和17.47%的郊县生和城区生遭受校园欺凌；有18.74%寄宿生遭受过校园欺凌，略低于走读生（20.20%）；此外，有15.5%的高中生遭受过校园欺凌，这一比例比初中生低7.87%，比职高生低1.76%。
表2报告了不同类型青少年体质状况的差异，整体上超过一半青少年为非标准体型，偏瘦、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分别为24.99%、15.74%和12.29%。其中，男生、郊县生、职高生的体型超重或肥胖的比例相对较高，女生、走读生和初中生的体型偏瘦比例相对较高。具体来看，有17.93%和15.54%的男生体型超重或肥胖，比女生的相应比例分别高出4.63和6.87个百分点。郊县生超重或肥胖体型的比例分别高于城区生约1个百分点。有26.8%的走读生体型偏瘦，相应的只有18.2%的寄宿生体型偏瘦。此外，不同学校类型青少年中，职高生体型超重和肥胖比例最高，分别为17.15%和18.91%，而初中生体型偏瘦比例高达32.39%。
分别有2.46%、7.44%和5.12%的青少年自报患慢性病、因病请假和因病休学。女生、寄宿生和高中生的自报慢性病患病率相对较高，均超过了3%；而男生、职高生的自报慢性病患病率均低于2%，分别为1.86%和1.76%。因病请假和因病休学比例最高的均为职高生，相应比例分别为9.81%和6.49%。城区生、高中生因病请假比例也较高，分别为8.56%和8.13%；另外，还有6.38%的男生曾因病休学。
以上结果不难看出，不同类型青少年在体质衡量指标上的表现不尽相同。同时，这种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只能说明不同类型青少年在遭受校园欺凌和体质状况上存在组间差异，并不足以验证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从表2可以发现，必须控制相关因素后才能得出体质状况对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因果效应。接下来，我们通过回归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
（二）体质状况对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影响的回归分析
在表3中我们构建了4个模型，模型1为零模型，模型2-4分别在前一个模型的基础上控制了青少年的人口特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模型4为全模型。回归分析的整体结果表明，在控制相关因素后，体质状况对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体弱”和“多病”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概率显著升高。模型4结果显示，当其他因素不变，相比于标准体型，超重和肥胖体型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分别增加了21.8%和18.6%；患慢性病使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增加了79.9%；而因病请假和因病休学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分别增加了42.1%和39.7%。
注：报告的系数为发生比（Odds Ratio），括号内为标准误，*** 、**和* 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同。
身体形态是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重要原因，“体弱”青少年更容易受欺负。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体型瘦弱青少年，而是超重或肥胖体型青少年更容易遭受欺凌，这与既有研究结论是一致的（Kukaswadia等，2011；Janssen等，2004）。这说明，不再是传统观念中体格和力量上的劣势容易受欺负，而是超重和肥胖青少年更容易遭受负面认知、消极评价甚至不公平对待。由此导致了自我身份认同危机，并内化了他人施加的体重歧视，产生压力和抑郁症状或是暴饮暴食、拒绝锻炼，进而加剧同伴的取笑和戏弄，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弱”的健康劣势逐渐累积。
“多病”青少年也更容易受欺负，患慢性病、因病请假以及因病休学均显著增加了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慢性病容易导致青少年免疫功能下降、身体不适和活动受限，阻碍生长发育，带来行为和社交问题。进一步分析青少年慢性病患病种类时发现，贫血、高血压、过敏性哮喘和心脏病是北京市青少年发病率较高的四种慢性病，这与类似研究结论基本一致（黄渊秀等，2018）。青少年高血压和糖尿病会导致靶器官损害，甚至导致成人期仍患病（Mccrindle，2010）。由于没有调查因病请假和休学的主要原因，我们无法判断罹患何种疾病导致了学业中断，但学习连续性的打破不仅对青少年复学后学业表现产生不利影响，被同伴贴上“多病”的标签，更容易被支配和被排斥在群体之外（Kurzban，2001）。
（三）体质状况对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影响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了解体质状况对青少年遭遇校园欺凌影响的异质性，我们根据性别、城乡区域、就读形式和学校类型将样本分类后分别进行回归，表4报告了相关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体型对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对男生来说，相比于标准体型，超重体型使其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增加了27.3%，偏瘦和肥胖体型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对女生来说，肥胖体型使其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增加了61.4%，而偏瘦和超重体型未产生显著影响。这意味着，脂肪过度堆积程度越高，女生比男生遭受到的同伴歧视更严重，并导致遭受到校园欺凌的概率增加相对更显著，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是一致的（Haines等，2006）。也就是说，“体弱”的劣势累积存在性别差异，相比于男生，青少年身体形态相关的污名带来的歧视对女生来说更严重。正如前文所述，体重歧视可能导致女生暴饮暴食、拒绝锻炼，从而产生恶性循环，加剧脂肪堆积体质状况的劣势累积。
和性别差异不同，体质状况对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影响的城乡差异则主要表现在“多病”的劣势累积。表4回归结果显示，患慢性病使得城乡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分别显著增加了60.9%和111.7%，同时，因病休学使得郊县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显著增加了113.5%，但并未对城区青少年产生显著影响。这意味着，相比于城区中学生，郊县生“多病”的劣势累积相对更严重。对北京这类超大城市来说，医疗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导致优质医疗资源很难辐射到郊县，比如北京市三级甲等医院扎堆五环内，特别是集中在海淀、西城和东城三区，而房山和密云尚无市属医院覆盖（北京医疗资源分布及热度报告，2017）。对已经复学的郊县生而言，一方面，他们可能受当地医疗水平限制未得到精准有效的治疗，但为了尽早回到课堂，不得不“带病上学”；另一方面，即便他们能够跨区域获得优质医疗资源，受限于交通等压力，就医的空间距离和时间成本相对较高（党华敏，2013）。那么，相比于城区青少年，郊县青少年“多病”的劣势更容易产生累积效应。
和体型对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结果相似，寄宿中学生“体弱”的劣势累积更严重且主要表现为肥胖体型，将导致其遭受校园欺凌概率增加36.9%。研究还发现，不同就读形式青少年“多病”的劣势累积也存在差异，患慢性病使走读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显著增加108.5%，但并未对寄宿中学生产生显著影响；因病休学使寄宿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显著增加了114.9%，虽然同样也增加了走读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但该影响的效应相对较小（为23.2%）且只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可以认为，因病请假或休学对寄宿生的影响更大，除了影响学习连续性，还打破了寄宿学校的统一作息安排，复学的寄宿生无法回避来自同学的群体性排斥，容易不断的遭受同伴欺凌。同时，寄宿制生活削弱了寄宿生与父母的情感联络、减少了来自父母的情感支持（吴方文等，2016），这无疑都加重了寄宿生体质状况劣势的累积效应。
表4最后3列报告了来自不同类型学校中学生的体质状况对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初中生的影响结果与全样本结果相同，但体型并不是影响高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原因，出乎意料的是，对职高生来说，无论是“体弱”还是“多病”都不是其遭受校园欺凌的原因。职业高中是高中阶段实施的职业技术教育，高中生和职高生比初中生的年龄更大、心智更成熟，不会再由于身体形态而取笑、戏弄和欺凌同伴，因此“体弱”的劣势累积在高中生和职高生中并不显著。但为何“多病”的劣势累积依然在高中生群体中存在？结合前文描述性统计结果，相比初中生和高中生，职高生患慢性病比例最低，但同时因病请假和休学比例最高，那么，很大程度上职高生并非由于患慢性病或精神疾病请假或休学。同时，考虑到职业高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职业技术后备力量，相比更注重文化教育的高中生，更专注于劳动技能的训练。基于以上两个原因，职高生可能并不会支配和欺凌“多病”的同伴，患慢性病、因病请假或休学对职高生遭受校园欺凌就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试图从青少年健康累积劣势的视角，回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体质状况较弱的青少年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吗？研究发现，超重或肥胖体型青少年更容易遭受到同伴的戏弄和取笑，暴饮暴食和减少体育锻炼进一步加剧了脂肪堆积带来的体重歧视。患病青少年正常生长发育受限，伴随着身体功能的退化和疼痛的折磨，因病请假或休学打破学习连续性影响青少年学业表现，容易被同伴支配和被排斥在群体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体质状况较弱青少年的健康劣势不断累积，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更进一步，我们发现青少年健康劣势累积存在性别、城乡区域、就读形式和学校类型的差异。具体来说，女生比男生遭受到更严重的体重歧视，“体弱”的劣势累积更严重；医疗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导致郊县中学生“多病”的劣势累积更严重；寄宿中学生难以回避群体性排斥，却又缺少父母的情感支持，导致同时遭受“体弱”和“多病”的劣势累积；高中生和职高生年龄更大、心智更成熟，不会因身体形态遭受校园欺凌，同时，职高生也不会支配和欺凌“多病”的同伴。
从生命历程视角来看，作为“第二个十年的第二次机会”，青少年时期是继婴幼儿时期后人生发展的第二个关键时期，是修正生命早期产生健康问题的宝贵机会；同时，青少年时期健康影响成年时期健康，并最终影响下一代健康。随着疾病谱的改变，慢性病已经成为人类死亡的第一主因，由于遵循特定的发展轨迹，部分慢性病患病青少年到成人期时仍然患病。据估计，如果不采取有效干预措施，估计到2030年学龄青少年超重及肥胖检出率将达到28%，超重和肥胖青少年数量将增至5000万人（张娜和马冠生，2017）。因此，在青少年时期培养健康生活行为方式，对遏制青少年肥胖上升趋势及预防相关慢性病至关重要，也是阻断体重歧视劣势累积的根本手段。同时，要进一步优化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将集中在城区的优质医疗资源合理的辐射到郊县地区，减少跨区域就医的空间距离成本和时间成本。另外，学校要通过健全制度规范提高校园欺凌惩戒的威慑力，寄宿制学校教师尤其需要及时对实施和遭受校园欺凌行为的学生进行干预和心理疏导，减少校园内群体性排斥，鼓励学生勇敢地对校园欺凌说“不”。让每个“少年的你”远离校园欺凌，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本文作为围绕体质状况对校园欺凌行为影响的探索性分析，还有一些不足需要做出进一步的研究。第一，校园欺凌行为种类繁多，未从肢体欺凌、言语欺凌、社交欺凌和网络欺凌等特定欺凌行为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第二，利用体质状况衡量青少年生命早期健康劣势相对单一，可以利用更多种类、持续时间更长的劣势事件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第三，在调查校园欺凌行为时关注的是青少年的最近遭遇（过去30天里），后续关于遭受校园欺凌事件史的调查将是对本文证据的有力补充；第四，进一步探索影响职高生遭受校园欺凌的社会因素，为减少该群体校园欺凌的高发态势提出可操作性的政策性建议；第五，北京市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调查为截面数据，未来仍需要使用动态追踪调查数据以及因果识别的方法就此问题进行更为严格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