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引起了国家、社会及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17年湖北省农村留守儿童健康调查数据，运用反事实方法，从父母缺席的视角重点研究了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交心理健康维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综合指数上，父母外出务工没有对其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但父母外出务工会提升他们出现社交心理问题的概率。与父亲相比，母亲外出务工更容易使留守儿童产生自我孤独感。留守儿童年龄越小，自我孤独感越强；随着年龄的增长，留守儿童越易产生社交回避。农村留守儿童不是问题儿童，但我们需要尽早关注和干预他们的社交心理障碍，以防治出现更为严重的心理问题。
【关键词】父母缺席;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儿童;社交心理; 反事实方法
【文章来源】张婷皮美,石智雷.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J/OL].西北人口:1-13[2021-06-05].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2.1019.c.20210408.1018.001.html.
一、问题的提出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的陪伴与教育至关重要。父母的缺席会给他们的身体成长、社会交往，特别是心理健康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1][2]，甚至会导致青少年犯罪率的提高[3]。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离婚导致的单亲家庭与父亲的缺席[4][5]，而我国则不同于国外，除了离婚因素，还有大规模的因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父母缺席的情况存在，在我国农村地区尤为普遍。一方面，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庞大。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测算，2015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为4051万人。另一方面，新闻媒体报道出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以及衍生的意外伤害、自杀案例等逐年增加。据统计，2006～2015年10年间，关于留守儿童的自杀、犯罪等事件发生共计239起。2015年至2019年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和抑郁水平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该系列报告还直接指出“留守儿童面临最大的问题并非经济困难，而是长期与父母分隔两地造成的心理问题”。从社会现实和学术研究来看，留守儿童遭受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比一般儿童要高得多。对此，民政部于2018年组织开发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专门针对留守儿童开展精准关爱保护保障工作。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已引起了国家、社会及学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还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父母外出务工会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留守儿童自尊下降、抑郁增加、更容易感到孤独等方面[6][7][8][9]，甚至会有更高的犯罪倾向[10]。有学者持反对观点，因为利用量表测度出有心理问题的儿童仅占极少数，实证分析也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上没有显著差异[11][12][13][14]。
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是已有实证研究中未能有效处理样本选择性偏差。研究者很可能会倾向于把研究对象就某种属性分成典型的几种类别，在概率估计时过分强调这种属性导致的差异性，忽略有关其他潜在可能性的影响因素[15]。譬如在研究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时，如若只是简单将儿童分为留守和非留守，而不控制相关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等特征，就会使得父母外出务工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果推断产生分歧。其二是儿童心理健康的测度指标复杂且多样，利用不同的量表得出的结果也有所差异。心理健康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发展性的概念，包括自我接纳、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环境控制、自主性、生活目标、个体成长等[16] [17]。判断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需要从内外两个来看：在内部，心理健康的个人拥有完整健全的人格结构和心理机能；在外部，心理健康的个人行为符合规范，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性[18]。这就导致了一些综合性的、主观填写的量表不能很好地反映出客观的心理和行为异常，使我们难以识别父母外出务工和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果联系。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研究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这要求我们亟待明确父母外出务工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试图从父母缺席的理论视角切入，构建适用于我国国情的父母缺席影响机制，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同于以往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本文主要利用湖北省农村调查数据，选取心理测量量表以及问卷中相关心理健康指标作为研究对象。为控制自选择偏误，在实证分析中我们运用了倾向值匹配方法。
二、父母缺席视角下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假说
在影响到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诸多因素当中，父母缺席是重要且首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国内研究父母外出务工或亲子分离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文献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研究对象逐渐由身体健康向心理健康拓展，一是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逐渐由心理学向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交叉学科跨越。
现有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文献集中在心理学领域，且较多是描述留守儿童心理现状。通常的做法是利用孤独感量表、自卑量表、抑郁量表等测度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分析他们和非留守儿童的异同。最突出的研究发现是留守儿童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要差于一般家庭儿童[19][20][21]，因为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和抑郁程度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6][22][23]，同时他们这些负面情绪问题表现出随时间而降低的趋势[24][25]。尽管学界已经意识到父母外出务工是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20]，但尚未深入探讨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
近年来也开始出现了人口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利用综合型的调查数据，提取相应的健康和行为指标，分析父母外出务工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内在联系，目前存在两种相悖的观点。一些学者发现父母外出务工会加剧留守儿童的孤独感、自卑、抑郁等负面情绪[6][7][8][9]。因为父母外出务工存在“分离效应”，这种效应会显著降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26]。另一些学者却发现，留守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和攻击性行为等社会心理健康上与非留守儿童没有明显差别，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不能简单归咎于父母外出务工[11][12][13][14]。
总的来说，已有文献为我们研究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引起了社会和学界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但目前的研究没有理论化地提出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内在作用机理，也亟待我们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由单纯的心理学问题提升到社会研究命题的高度之上。另外，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争议仍然存在，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是否有负向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因此，本文试图构建起父母缺席的影响机制，厘清父母缺席与复杂的留守儿童心理世界的内在联系。
（一）外出务工导致的父母缺席
社会化是人从一个生物个体变为一个社会个体的过程。社会化理论认为，家庭和学校是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其中家庭是影响生命历程早期社会化的首要因素[27]。人实现社会化首先是靠家庭，主要是父母的抚养和教育。特别是儿童时期，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对家庭有一种强烈的依赖。家庭的不完整、父母的缺席会对孩子的成长和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28][29]。因此，研究父母缺席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关系对于如何正确引导留守儿童社会化发展、促进他们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存在正反两种效应。其一是收入效应。外出务工是家庭的安排[30]，并随着个人、家庭禀赋及社会因素的变化而变化[31]，其初衷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因此在健康议题下，父母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效应可以部分抵消因贫困带来的儿童身体健康问题[32]。其二是父母缺席效应，导致留守儿童心理状况异常的首要原因就是父母缺席（absentee parents或parental absence）。父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缺席会使留守儿童在情感交流、社会交往等方面出现问题[33]，甚至使他们成年后更容易患上抑郁症等心理疾病，这是父母外出务工带来的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上的负效应。如果说收入效应是研究父母外出务工对儿童身体健康的外在作用机制，那么父母缺席就是父母外出务工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内在机理。
在理顺父母缺席与父母外出务工的关系之后，我们还要明确什么是“父母缺席”。已有学者发现，父母缺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34]，会使孩子经历从认知发展、焦虑甚至抑郁等各种问题，且程度会随着父母缺席时间的增加而提高[35]。短期上，父母缺席会导致孩子情感交流、社会交往困难；长期上，童年时期父母缺席会提高成年抑郁症的患病几率[4]。基于国外对父母缺席的定义[36]，本文将父母缺席解释为“因离婚分居、外出务工、迁移、死亡等造成的父母单方或双方暂时或长期缺席，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取决于儿童的年龄、生活环境和缺席时间长短。”围绕这一定义，本文研究父母外出务工情形下的父母缺席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二）外出务工、父母缺席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心理学是复杂且多维度的学科，因此难以明确父母外出务工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考虑到留守儿童通常有封闭自我、容易孤独等表现，这一类负面情绪更多是体现在社交心理层面上，且更容易识别[37]。本文就从留守儿童社交心理层面切入。
社交心理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研究人与人在互相接触，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心理和行为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具有综合性、实用性的特征。社交心理学认为，个体的遗传因素为心理发展奠定了生物学基础，在青少年成长发展时社会环境的作用为心理的发展指明了方向[38]。纵观已有文献，在父母缺席的视角下，外出务工主要通过内在和外化两个途径影响留守儿童社交心理。
第一，“缺少父母陪伴”的孤独感。孤独感是从心理学角度的“孤独”引入到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主要是在人际关系中产生的主观体验或心理感受而非客观的社交孤立状态[39]。对于儿童来说，最初的人际关系就是来自于父母。儿童的基本生存取决于与他人形成的信任和亲密关系，一般起始于婴儿与主要看护者之间建立紧密的社会—情感关系，也被称为依恋，这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化过程。婴儿会通过笑、哭、叫等方式发送亲近的信号来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依恋关系是相互的，婴儿传递出信号需要看护者适当地回应，所以婴儿会同与自己长期互动的人建立起依恋关系[37]。在婴儿期有父母陪伴的儿童在学校的表现会更好，且更少经历社会性焦虑[40]。父母缺席无疑是切断了建立依恋关系的纽带，导致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水平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41]。缺少父母陪伴和互动的孩子会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形成孤僻和孤独的性格特征，导致儿童对他人更加不信任，不易甚至不愿意与人交往，也就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
第二，“不愿意”的社交回避行为。社交回避是既害怕主动的社会互动，又主动回避社会交往[42]，也是孤独感外化行为的主要表现。根据艾里克森社会心理发展阶段[43]，人的一生有八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儿童需要通过与父母交往建立对环境的基本信任感，如果缺乏与父母的交往或是父母经常不出现，儿童就会发展出强烈的不信任感、不安全感以及焦虑感，以致孩子在后面几个心理发展阶段都会因缺乏自信使他们成为社会交往的“旁观者”，不愿与他人交流互动，产生回避社会交往的倾向。严重者会出现强烈的焦虑、紧张或恐怖的情绪反应，亦称为社交焦虑或社交恐怖[44]。家庭中父亲的缺位会不利于孩子社会情绪发展[45]，尤其会增加不愿意主动与人交流、拒绝交往、不愿意外出的外化行为，且这种心理影响会在孩子整个人生过程中持续存在。从压力理论来说，父母的缺位会给父母本身产生抑郁和经济压力的感觉，因为父母需要处理应对大量新的情感和养育责任，这种压力就会反过来影响孩子们的情感需求和亲子关系[46]，部分孩子会为了不加重父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选择不与父母交流，独自解决心理和外界压力，以致习惯于独处、不交往、不外出，进而形成自我封闭的社交心理状态。
故我们提出假说，
假说1：父母缺席对留守儿童总体心理健康状况不会产生影响，但是会导致社交心理层面出现问题；
假说2a：父母缺席会使留守儿童更易产生孤独感；
假说2b：父母缺席会降低留守儿童进行社会交往行为的频率。
帕森斯等人发现，儿童社会化是一个从母子二人系统向父母、兄弟姐妹社会系统最后向复杂的角色和社会系统发展的过程[47]。儿童一开始就对母亲有着天然的情感依恋，因此母亲缺席对儿童社交心理的影响更大。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社会化的要求、内容和进程也有所不同。在幼儿期、儿童期和青年期，父母的照顾和关爱是个体社会化的关键[37]。
首先，在早期的成长阶段中，父母的缺席会导致儿童产生自卑感和不安感[48]。离异分居家庭会使儿童更容易有抑郁的倾向[49]，在童年期早期的父亲缺席与儿童14岁时抑郁症状增加存在显著相关性[50]。从年龄上来看，父母外出务工对学龄前儿童心理健康的负向冲击最强，对中学生的负向冲击相对最弱[9]。其次，父母与儿童分离时间的长短也影响着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与父母分离得越早，今后的主观福祉越低[9]；父母与子女分离的时间越长，对儿童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即使父母再次回归家庭，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在短期内也不能得以改善[51]。第三，父母缺席带来的不利影响是阶段性且长期性的。有过父母缺席经历的孩子，他们成年后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在人际关系、生活态度、主观幸福感等方面亦差于其他成年人[52]。最后，父母缺席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存在着性别差异，留守女孩表现出的心理问题比男孩更加严重[9]。
故我们提出假设，
假说3a：父母缺席对留守儿童社交心理的负面影响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小；
假说3b：父母缺席对留守女孩社交心理的负面影响更大。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我们发现现有文献基本集中在心理学和医学领域，通常利用的是抑郁、焦虑、心理健康诊断等量表。这些量表能够测量留守儿童显著的心理健康问题，但对于留守儿童社交心理情况并不敏感。同时，社交心理是儿童的心理发展基石，孩子与父母的交流互动构成了早期的社会交往，父母缺席对儿童社交心理的影响深远且不可逆，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分层次地、更加深入地研究。
三、数据介绍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样本描述
本文实证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在湖北省开展的留守儿童健康服务需求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与十堰市竹山县内农村地区0至15周岁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调查内容包括儿童家庭信息、喂养与营养状况、早期教育、意外伤害、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儿童行为、看护日常防护知识和技能等。本文剔除6岁以下的调研对象以及数据缺失的样本，共计1084个样本（见表1）。每个年级抽样分布比例大致相同，其中抽样到的男孩比例约为46.13%。
我们主要选取了留守儿童是否经常感到孤独、是否经常在户外活动以及长处和困难问卷三项调研问题来指代自我孤独感、社交回避以及心理健康综合指数。图1显示出了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自我孤独感和社交回避指标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留守儿童有自我孤独感的比例为40.88%，是非留守儿童的1.4倍；存在社交回避的差值更大，有社交回避的留守儿童占到了33.71%，是非留守儿童的两倍。而心理健康综合指数有异常的儿童所占比例较低，并且填写长处与困难问卷的主体为孩子的监护人，存在信息失真的可能，所以我们不能直接从问卷得分上看出留守儿童的整体心理状况与非留守儿童的差异。
图1 儿童社交心理及心理健康情况（单位：%）
（二）实证策略
以往心理学领域研究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核心因变量是量表测度的数值，研究方法主要是多元方法分析、一般线性回归、结构方程模型等。结合社会学、人口学的分析方法，本文将选择量表数据、问卷相关的心理健康变量作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衡量指标，并利用Logit回归、倾向值匹配方法分析。
首先，本文将筛选出湖北省调研数据中一到七年级的样本，基于影响儿童两个途径以及提出的三个假设选取合适的变量，通过描述性分析明确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存在心理健康差异之后，用Logit回归分析父母是否外出务工对儿童整体心理健康和社交心理维度的影响。在Logit模型的基础之上，利用反事实分析方法，设定与事实相反的条件，比较父母外出务工和假设没有外出务工的情况，以确定父母外出务工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实证研究中，通常的做法是运用倾向值方法将研究对象分为两个组别，一组是存在某一属性的实验组，另一组为不存在这一属性的对照组。在两组间分别找到个体背景特征相同或相似的一对样本，形成新的样本集合进行因果推断，以达到消除选择性偏差的目的。本文的具体操作步骤是先将根据父母是否外出将农村儿童分为留守和非留守两个组别，为每个留守组别中的儿童在非留守组别中找到一个年龄、性别、家庭、生活环境等特征相同或者类似的样本。然后剔除不符合匹配条件的个案，每个留守儿童都有一个或多个配对样本并组成一个新的样本集合，再进行概率估计。为保证匹配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最近邻匹配和核匹配两种方法。
其次，学界对留守儿童的界定没有达成共识，许多学者从外出父母的数量、父母外出的时间长度和孩子的年龄界定三个基本要素对留守儿童给出了严格的定义，即父母双方或者单方外出的孩子为留守儿童；《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定义留守儿童为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根据本文界定的父母缺席，综合两种主流释义，从孩子内心世界出发，本文认为只要父母一方外出务工孩子得到的爱与慰藉就“不完整”，因此我们主要围绕“未满16周岁、只要父母一方外出即为农村留守儿童（下文均以留守儿童简称）”展开研究。本文主要因变量的指标选取分别以留守儿童整体心理健康和社交心理维度为基础。整体心理健康本文选择心理健康综合指数作为衡量指标。社交心理维度的变量则选取自我孤独感和社交回避两个指标进行测度。自我孤独感是孩子的一种主观感受，相比较而言，社交回避往往会外化为某种特殊的行为，比如本文所观测到的外出活动频率，这一类社交心理更容易被观察到，所得数据相对客观。从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衡量留守儿童社交心理也就更加准确。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父母外出务工模式。考虑到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模式多样，对外出务工模式有详细的划分是必要且有价值的[53]。
最后，基于前文文献综述中分析了父亲外出和母亲外出对孩子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将父母外出务工模式主要分为父母（至少一方）外出、母亲外出、父亲外出三种类型，旨在对比三种情况下孩子社交心理的差异；如若“父母缺席会对留守儿童社交心理产生明显影响”的假设成立，那么根据父母缺席的定义，父母缺席的时间长短对留守儿童心理造成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文根据留守时间划分为三种情况，即“外出半年以内和外出半年以上”“外出1年以内和外出1年以上”“外出2年以内和外出2年以上”。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我们用Logit模型来构建基本回归方程：
其中，研究对象是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综合指数和社交心理。心理健康综合指数（）依据儿童长处和困难问卷得分是否异常设置为二分变量。社交心理主要选取内化的自我孤独感（）和外化的社交回避（）两项指标作为因变量，根据问卷相应题目设置为二分变量，表示有经常性的自我孤独感，为0表示极少有自我孤独感；表示有社交回避，为0表示不存在社交回避。这两项指标均能够反映出留守儿童社交心理状况，仅是侧重点不同：孤独感是主观、内化的感受；社交回避是客观、外化的行为。核心自变量为父母外出务工，以父母外出务工模式分别划分为是否留守、是否母亲外出和是否父亲外出。针对留守儿童群体，依照问卷中“你有多长时间没见过父母了”这一问题，将父母缺席时间在留守儿童样本内划分为“外出半年以内和外出半年以上”“外出1年以内和外出1年以上”“外出2年以内和外出2年以上”三种类型，以上均设置为二分变量。其他可能对社交心理有影响的控制变量从儿童自身和父母两个角度选取，包括了（1）儿童年龄；（2）儿童年龄的平方；（3）儿童受教育程度：以年级为衡量标准；（4）性别；（5）兄弟姐妹数量；（6）健康状况：按过去两周内发生过的病例计数；（7）意外伤害：受到意外伤害的次数；（8）住校情况（9）受欺侮情况：过去三十天内，是否受过欺侮；（10）休闲娱乐时长：玩手机、上网的平均时长；（11）父亲受教育程度；（12）母亲受教育程度等。和为误差项。具体的变量定义及样本描述如表2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总体结果
调查数据中，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人数比例约为3.6：1，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均进行有放回匹配，以减少样本的损失。从密度函数分布情况来看，见图2和图3，在进行匹配之前，其概率分布在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差异较大，而匹配之后两组儿童在倾向值上的概率分布趋于一致。
倾向值匹配的前提条件是要通过平衡性检验，本文使用的是stata中“pstest”程序，主要考察匹配是否能够平衡相关控制变量的分布，从而使这些变量在倾向值匹配之后不存在系统差异。理论上在进行匹配之后，控制组和处理组的标准化偏差应尽可能的减少，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本文暂以10%为衡量标准，匹配后的两个样本的标准化偏差大致在10%以下；且匹配后的控制变量的t检验不再显著。本文结果基本满足这两项条件考虑到核匹配和最近邻匹配方法所得结果相近，且核匹配的结果相对更优，因此在后文中对父母外出时间、分年龄和分性别分析中，主要展示核匹配方法的结果。为保证所得结果的准确性，我们用“bootstrap”程序求得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的自助标准误及显著性。
1.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综合指数没有显著影响
根据父母外出务工模式的划分，我们首先以父母均外出务工、母亲外出务工和父亲外出务工为核心自变量。根据表3的Logit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心理健康综合指数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我们也尝试利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消除选择性偏差，结果仍然证实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综合指数没有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2.父母外出务工对孩子社交心理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表4展示了父母外出务工模式对孩子社交心理影响的实证结果。在社交心理层面上，留守儿童在自我孤独感和社交回避上存在显著差异。匹配前，留守儿童的自我孤独感概率比非留守儿童高出66.36%，且社交回避概率比非留守儿童高了190.96%。在进行倾向值匹配之后的结果显示，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自我孤独感和社交回避的影响依然显著，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的自我孤独感概率高了10.63%、社交回避概率高了10.96%。可能是由于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导致他们心理上缺乏依托，给留守儿童性格带来的变化间接影响到了儿童与同辈群体的交往[54]，使留守儿童更容易感到孤独；另一个原因是孩子理解父母外出务工的“苦衷”，选择不交流、不外出的方式减轻父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进而形成了自我封闭的社交心理。实证结果也证实利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可以避免高估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社交心理的影响。因此，假设1、假设2b和假设2c可以得到实证和理论的验证。
母亲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不管是在自我孤独感还是社交回避上，Logit回归结果和匹配后的结果都是显著的。母亲外出务工会导致留守儿童自我孤独感的概率比非留守儿童高10.63%，社交回避概率则比非留守儿童高13.20%。父亲外出务工仅对留守儿童外出活动影响显著，社交回避概率比非留守儿童低11.85%。对比母亲和父亲外出务工的不同模式，我们可以看出母亲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社交心理的负面影响更大。帕森斯儿童社会化四阶段的观点提到，母亲与孩子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更多提供的是情感性支持。并且除情感依赖之外，母亲对于家务和孩子照料付出也使得母亲外出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更大[55]。
考虑到外出务工可能存在的时间累积效应，我们以外出时间为依据，进一步将父母外出务工划分为外出半年、外出一年和两年及以上三种模式。表5显示出不同的父母外出时长均对留守儿童社交心理没有明显影响。发现以半年为界限，匹配前，外出时间对社交心理无影响；匹配后，外出时间对孤独感呈正相关，外出时间越长，自我孤独感概率上升10.19%。就此次调查数据来看，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社交心理的影响尚未体现出明显的时间累积效应。
（二）分子女年龄、性别的社交心理差异
1.社交心理随年龄呈现出“内化→外化”的转变过程
从表6社交心理分年龄特征中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留守儿童社交心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一年级的留守儿童（6~8岁）来说，他们刚刚步入校园，开始独立的学习生活，可能会因离开家而不适应，父母外出务工更容易导致他们产生孤独感。而到了四年级时（9~11岁），留守经历对社交心理的两个指标均有显著影响，留守儿童的经常性孤独概率比非留守儿童高了29.05%，社交回避概率相比高了34.45%。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视为社交心理问题易发期，四年级的学生正处于行为习惯、价值观的形成期，在学习表现上更易受到父母外出务工的负面影响[56]，学习压力随之增大，再加上父母的缺席，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使这个年龄段成为社交心理发生剧烈激化的节点。七年级的留守儿童（12~15岁）则是在外化的社交心理异常上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阶段的留守儿童已然习惯了缺少父母交流和陪伴的家庭环境，自我的孤独感受不再强烈，导致出现拒绝与外界互动交流的情况。从显著性上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出，留守儿童的社交心理有着“从内化向外化”转变的过程。以往研究发现的留守儿童负面情绪问题随时间逐渐减少不意味着心理健康问题的消失或治愈，我们应该同样重视各个年龄阶段的留守儿童社交心理上出现的异常。因此，本文提出的假设3a并不成立。
2.留守女孩的社交心理更容易受到父母外出的影响
一般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见表7），父母外出务工对女孩的孤独感影响并不明显，而对男孩的孤独感和外出活动都有显著影响。进行倾向值匹配后，留守女孩的孤独感由不显著变为显著，经常性孤独概率上升12.52%，社交回避概率上升16.65%，并且父母外出务工对其外出活动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相对于留守男孩来看，在倾向值匹配之后，父母外出对他们的孤独感及社交回避影响显著，孤独感和社交回避概率分别上升15.60%、11.96%，但社交回避的显著性不及留守女孩。因此，留守女孩的社交心理更容易受到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假设3b可以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理论上论证了父母缺席效应是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作用机制，利用Logit回归和倾向值匹配方法实证分析了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综合水平以及社交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描述分析发现，留守儿童自我孤独感比例是非留守儿童的1.4倍，社交回避比例是非留守儿童的2倍。倾向值匹配估计结果显示，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综合指数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会显著提升留守儿童社交心理问题发生的概率。留守儿童的自我孤独感和社交回避比非留守儿童分别高出10.63%、10.96%。（2）相对于父亲，母亲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社交心理健康的影响更为明显。母亲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自我孤独感和社交回避均有显著影响，父亲外出务工仅对留守儿童社交回避有负面影响。（3）在年龄差异上，留守儿童的社交心理有着“从内化向外化”的转变过程：留守儿童年龄越小，自我孤独感越强；年龄越大，社交回避概率越高。（4）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男孩和留守女孩的社交心理产生了不利影响，且女孩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
在分析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时，综合性的、主观的心理健康测度容易掩盖留守儿童在某些心理层面出现的异常，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控制自选择性问题。本文利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控制了选择性偏差之后，发现留守儿童综合心理健康水平与非留守儿童相比没有明显差异，与以往关于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总体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一致[11][12][13][14]，进一步为留守儿童正名他们不是“问题儿童”。但我们具体分析留守儿童社交心理层面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会使留守儿童产生自我孤独感和社交回避的概率高于非留守儿童。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心理健康量表是全面、深入地测度心理健康问题，而留守儿童更多地只是表现出一些不良情绪和行为，还不足以构成量表可以测度的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另一方面，社交心理存在阶段性特征。年龄较小的留守儿童可能只会表现出孤独自卑等先兆；进入初中之后，留守儿童便会出现明显的社交回避甚至是社交恐惧。因此，我们需要尽早地关注到留守儿童社交心理层面的异常，从根源上预防留守儿童易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
目前国内有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缺乏理论系统的分析，特别是对于父母缺席的作用机制还未引起重视。本文借鉴国外的父母缺席理论，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用调研数据和实证方法证实了父母缺席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交心理的负面影响。国外研究父母缺席的主要是父母离婚分居、单亲家庭等情况，在国内父母缺席存在的普遍形式是父母外出务工，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父母缺席形式，因此本文以父母外出务工指代父母缺席来分析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另外，国外学者认为单亲家庭中父亲的缺位更能影响孩子外化的社交心理[5][57]。父亲决定着孩子性别角色的发展[57]，性别角色的发展又影响着孩子外化的社交心理：对男孩来说，可以通过模仿父亲使自己更加男性化；对女孩来说，与父亲的相处有利于以后处理与异性的关系[58]。本文证实了在中国父亲缺席同样会加剧留守儿童社交回避的外化行为问题，且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愈加明显；母亲缺席则对留守儿童内化和外化的社交心理均产生负面影响。
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成长是当前建立关爱留守儿童体系的重中之重，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另外，本文留有两个问题尚待考察：一是受数据的限制，还未深入探讨父母缺席对留守儿童其它层面心理健康的影响；二是孩子内心世界的成长与建成是个复杂的过程，父母外出务工也仅是父母缺席的一种情形，还有离婚、迁移等因素导致的父母缺席又会以怎样的形式对我国儿童心理健康产生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