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育观念转变，家庭生育决策进入日益理性化和成本约束的阶段。父母较高的教育期望和激烈的教育竞争影响着家庭生育意愿和行为。通过构建家庭资源约束条件下教育期望、培育策略与生育效应的分析框架，并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考察了教育期望对家庭生育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期望显著提升了生育一孩的概率，但降低了家庭生育二孩的概率，较高的教育期望引致家庭采取“质量替代数量”的生育决策。异质性分析发现，教育期望对不同阶层生育数量和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形成分化效应。较高的教育期望显著降低了中低收入阶层家庭二孩和三孩的生育意愿及行为; 但在高收入阶层，较高的教育期望并未对家庭二孩和三孩的生育意愿及行为产生挤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教育期望形成替代效应，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越低，教育期望对二孩生育的挤压效应越大。机制分析发现，较高的教育期望显著降低了家庭的男孩偏好，说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越重视孩子的质量而非性别和数量，带来少子化的生育决策。家庭教育期望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和不同群体的趋同性，必须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和缓解家庭养育焦虑。通过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提高城乡教育均等化水平，提供多元化的市场养育服务，改善家庭的生育预期，进而提高家庭生育率。
【关键词】 家庭教育期望; 生育效应; 阶层分化; 三孩政策; 质量替代数量
【文献来源】王春凯,石智雷.三孩政策下家庭教育期望及其生育效应[J].人口与经济,2024,(01):76-89.
一、引言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与战略性问题，合理均衡的人口结构对国家长远发展意义重大。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近 61 年来的负增长，这一历史性转折点比预期提前了约 10 年左右，持续低迷的生育率问题日益严峻。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观念转变，生育由价值理性日益转变为工具理性。生育的成本、风险和代价太高，而生育的收益、效用和回报太少，社会普遍进入成本约束型低生育时期［1］。随着教育城镇化和对向上流动的渴望，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随之增加。较高的教育期望带来了激烈的教育竞争，市场化教育扩张下课外辅导费用和时间成本增加，以及减负后家庭教育时间延长等问题引发教育过程中个体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叠加并急剧上升［2］。家庭教育支出大幅度增加，教育压力和教育焦虑传播到社会各个群体，对家庭生育决策带来了新的冲击。家庭生育是生殖与抚育的结合，生只是第一步，育才是最重要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大部分家庭经济条件相似和地区教育水平差异不是太大，教育竞争并未形成; 教育主要通过公共教育投入来实现，家庭教育负担较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教育城镇化的推进，教育竞争日益激烈，学校不再是教育主体的唯一承担者，家庭和市场成为教育竞争的关键补充力量。家庭为了让子女在教育培养中能够出类拔萃，往往选择加大对家庭教育的投入，进行精细化的培育。父母对子女较高的教育期望导致教育竞争的增加，从而增加了预期的养育成本［3］，而养育成本的提升则直接降低了家庭生育水平［4－5］。激烈的教育竞争导致教育焦虑，而教育焦虑又在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强化了家庭低生育意愿［6］。此外，公立教育资源所声称的 “均等化”配置，难以缓解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压力，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家庭生育决策只能采取 “质量替代数量”的竞争策略，以避免资源稀释［7］。
相比于以往研究教育对家庭生育的影响，本文是在三孩政策放开后研究教育期望对生育效应的影响，具有区别于以往研究的三个特点: 第一，三孩政策以前，生育政策的限制导致教育期望对阶层生育分化的影响可能并未显现出来; 三孩政策放开后，生育计划的释放主要与家庭经济条件的约束有关，可能造成生育数量的阶层分化。第二，生育决策往往涉及家庭发展的长远规划，教育期望的大小直接影响了未来家庭资源的投入，从而对家庭生育决策产生影响。以往研究缺乏从教育期望的视角来对家庭生育决策进行研究，从而无法识别教育因素对家庭生育决策的潜在影响。第三，以往关于生育率下降的 “质量替代数量”理论其前提是家庭的生育偏好发生了变化。当下我国低生育率是由于生育意愿不足导致的少子化和生育意愿较强但养育能力不足导致的少子化并存造成的［8］ ，全国并未形成整体的低生育意愿偏好，超过半数育龄夫妇想生但未满足生育数量意愿［9］ 。因而，“质量替代数量”理论是否适合论证中国家庭教育期望与生育效应之间的强逻辑关系，仍需要从经验层面给予进一步的论证。同时，“质量替代数量”在不同阶层发挥的效应不同，不同阶层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差异可能导致生育的阶层分化。因此，在当下三孩政策和城镇化、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研究家庭教育期望对生育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能够进一步理清家庭教育期望在生育决策中所起作用，为未来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践基础。
二、研究框架、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经济理性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贝克尔 (Becker) 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10］ 和伊斯特林(Easterlin) 的生育供求分析理论［11］都指出，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家庭作出是否生育的决策。在家庭收入面临约束时，家庭不得不在物质消费和抚育孩子支出之间作出选择。贝克尔认为在时间和经济预算的约束下，家庭更倾向减少孩子的数量来提高孩子质量。伊斯特林认为家庭的预期消费与预期收入之间的差距将会导致更低的生育偏好，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预期消费的增加无疑会降低生育数量。以上生育理论都指出当家庭面临资源约束时，会对生育决策产生直接的影响。但不同阶层家庭面临的资源约束是不一样的，教育期望所带来的教育支出对不同阶层的生育影响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因此需要理清在家庭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家庭教育期望、培育决策与生育策略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
1.资源约束条件下家庭教育期望、培育策略与生育效应
家庭资源禀赋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不同家庭在生育的经济条件、子女照料条件等方面不同，使得不同家庭的生育动力与生育行为不同。生育门槛核心是经济成本，经济成本的核心是教育成本。随着教育观念的转型，传统 “教育天资论”逐渐被 “教育培优论”所替代，培优教育理念让资源积累薄弱的家庭选择少生优育的家庭策略来保障子女的教育质量和享受优质的教育环境。在抚育子女上，不同的家庭面临不同的劳动力约束和经济约束。随着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当面临劳动力约束和经济约束时，家庭会依据自身的条件在生育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上作出抉择。由于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期望存在弹性，在劳动力约束和经济约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降低对孩子质量的培养而提高生育子女数量，生育决策中质量替代数量的效应并不明显［12］ 。而高收入群体收入较高，可以通过市场购买照料子女的劳务服务，因此家庭面临的劳动约束和收入约束也较低，其生育决策中质量替代数量的效应可能也并不明显。唯有中等收入群体面临阶层教育竞争激烈，其家庭被卷入教育竞争中，导致他们的教
育期望和教育投入不再具有弹性。当其收入水平不足以支持将所有子女培养成才，且收入约束限制其通过市场来购买劳动进行子女照料时，在既有的经济约束条件下，往往导致家庭作出质量替代数量的生育策略。因此，在三孩政策背景下，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较高的教育期望引致的教育竞争可能会产生生育数量的阶层分化效应，在不同阶层形成 “U”型的生育图景，即阶层两端 (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 表现出较高的生育率，而中间阶层选择质量替代数量的生育决策因而维持较低的生育率 (见表 1)。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传统社会就存在 “望子成龙”的文化基因，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教育都是阶层跃升的重要通道。当下社会阶层还处在尚未固化的阶段，教育仍然是底层阶层得以借助并实现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主要通道［13］。“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教育期待在现代社会将落实责任从子女自身努力转嫁为父母首先要给孩子提供良好的长环境和教育资源［14］。随着教育城镇化和教育市场化，教育竞争日益激烈。在家校合作话语的影响下，我国普遍出现了教育责任家庭化趋势，城市化与市场化又为不同阶层家庭提供了梯度化的教育服务［15］。教育城镇化致使家庭教育期望的提升必然导致精细化的育儿，带来较高的养育成本。精细化育儿的理念和培育方式逐渐在社会不同阶层传导，中下收入阶层只有投入更多的时间才可能在教育竞争中抢得先机，努力尝试通过教育来实现阶层的跨越。家庭持续的教育投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渗透到家庭生活之中，尝试通过教育来改变子女命运或家庭地位就只会增加儿童的教育消费［16］。由于较高的教育预期所带来的家庭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大大增加，父母往往选择通过集中资源培育子女而发生质量替代数量的生育决策［3］。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1: 较高的教育期望带来了精细化育儿，加重了家庭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导致育龄夫妇作出少子化的生育决策。生育一孩和生育二孩的本质逻辑不同。对于未育男性和未育女性而言，初育是普遍性“刚需”，其重要性远大于生育成本考量，而在二孩/三孩生育计划中，男性和女性对生育成本的考虑更多［17］ 。较高的教育期望可能并不会弱化家庭生育一孩的决策，反而可能加强家庭生育一孩的意愿。因为一孩生育主要基于价值层面考虑，较高的教育期望也反映了对子女比较重视，并不是没有生育意愿。而二孩/三孩则不同，对于已生育一孩和二孩的家庭，较高的教育期望意味着需要在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之间对子女的教育进行分配。较高的教育期望使得夫妇在子女身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生育的边际效应下降。无论是对“不想生”群体还是 “不敢生”群体，教育成本抑制了已育群体的二孩/三孩生育意愿［2］。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的父母在二孩生育决策中，往往选择以 “质量替代数量”，不再生育第二个孩子，造成社会整体的二孩递进比下降以及总和生育率降低［18］。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 教育期望对一孩生育率的影响并不明显，但较高的教育期望会显著带来二孩生育概率的下降。
除此之外，中国父母对于子女未来能否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非常重视，拥有高学历的父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往往也高［19］。大多数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更加期望子女能够摆脱阶层的局限，对子女也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20］。在家庭背景不同和入读学校相同的情况下，农村学生的教育期望总体上并不会低于城市学生［21］。因此，在教育为先的文化理念中，不同阶层都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22］，不同群体的家庭教育期望呈现出趋同化态势。存在的主要差异在于不同社会阶层家庭实现这种期望的能力不同［23］ 。当收入跨越一定阶层后，教育期望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和阶层焦虑感可以被经济收入所弥补。经济收入较高的家庭具备将更多子女培养成才的能力，教育期望对生育子女的挤出效应将进一步减小。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 较高的教育期望降低了家庭生育二孩/三孩的概率，但由于高收入阶层对子女高质量培养的能力更强，随着收入阶层的递进，教育期望对二孩/三孩生育的负向影响将进一步弱化，导致生育数量的阶层分化。
较高的教育期望不仅能够促进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的转化，而且可能对生育的性别偏好产生影响，进而造成家庭更加追求子女的质量而非子女的性别和数量。性别偏好的形成主要在于育龄夫妇认为不同性别的子女在家庭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例如女儿情感慰藉的作用更强，而儿子在传宗接代中的价值功能更强，形塑了家庭中的男孩偏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男孩和女孩的功能差异正在逐步弱化，男孩偏好也随之进一步弱化。且随着教育期望的增加，子女教育质量的提升往往会弱化性别的功能性需求，更加强化的是子女所带来的家庭阶层稳定和子女成才的价值追求。例如，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 “两头走”的双系并重的婚居模式，在宗祠继嗣、社会继替和养老模式上都出现男女平等的现象，性别功能作用趋于一致［24］ 。以往的研究也发现，单纯的子女数量增加对老年人生活质量有负面影响，而子女教育程度的提升能够有效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25］ 。因此，较高的教育期望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子女的养育质量，弱化家庭中男孩性别偏好，促使家庭进行少子化的生育决策。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4: 较高的教育期望会弱化父母的男孩性别偏好，带来少子化的生育决策。
三、数据来源、变量介绍与描述性分析
1.数据来源
为了解三孩政策下居民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2022 年 3 月 21 日—3 月 30日，课题组选择湖北省宜昌市作为调研对象。宜昌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长江上游与中游的结合部，是中西部地区的典型代表。针对本文研究主题而言，宜昌具有代表性，能够涵盖不同群体的教育期望和生育状况。宜昌市既有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域，也有发展相对落后的县域。《2023 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显示，宜昌 2 个县城入选百强县，其中宜都市排名63，枝江市排名 83; 而稀归、长阳和五峰则在 2020 年之前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因此，宜昌市覆盖了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经济水平下的人口发展状况。
调查采用分层、两阶段的随机抽样方法，调查抽样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是确定初步抽样框，调查范围覆盖了宜昌市全域，具体包括 5 个市辖区、3 个县级市、3 个县、2 个自治县以及 1 个高新区; 第二步是在初步抽样框中进行调查抽样，每个地区依人口规模按比例进行抽样调查。本调查数据的优势在于样本量巨大且调查时间在三孩政策实施后。首先，本次调查访问了 32248 个家庭，调查范围覆盖了地区不同发展水平、不同阶层与城乡的家庭，反映了地区整体的生育情况。其次，相较于目前已公开的大型调查数据，本调查数据在三孩放开之后进行调查，能够较好反映人们最新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减少以往因政策因素对生育产生的影响。整体数据中未生育家庭 7352 个，一孩家庭 18345 个，二孩家庭 6290 个，三孩及以上家庭261 个，分别占比22. 80%、56. 89%、19. 51%和0. 80%。由于本文分析的是育龄夫妇的生育效应，因此选择已婚家庭，样本量为 26139。
2.变量介绍
(1) 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生育行为。根据问卷中问题 “截至目前，您有几个孩子”进行识别。是否生育一孩: 至少生育一孩记为 1，否则为 0; 是否生育二孩: 生育二孩及以上记为 1，否则为 0。同时采用再生育意愿作为生育行为的稳健性检验。再生育意愿根据问卷中 “已生育一孩的家庭，是否打算再生育一个”来衡量。打算再生一个记为 1，否则记为 0。已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家庭，是否打算再生育一个。打算再生一个记为 1，否则记为 0。
(2) 核心自变量。本文核心自变量为家庭教育期望。通过问卷问题 “您希望您的孩子以后至少达到什么学历? (如果没有孩子假设今后你的孩子) ”来测量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设置问题答案为 “无所谓、初中毕业、中专/技校、职业高中、普通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本文依据学历将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分为高、中、低三级，其中父母对子女高教育期望为研究生及以上，父母对子女中等教育期望为大学专科及本科，父母对子女低教育期望为高中及以下和无所谓。
(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被调查对象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是否独生子女、生活幸福感、收入阶层 ① 、工作类型、户口类型，具体变量含义见表 2。
3.教育期望与家庭生育的描述性分析
(1) 家庭教育期望状况。从表3可以看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教育期望较高占比为 53. 91%，教育期望居中占比为 42. 01%，教育期望较低占比为4. 08%。整体而言，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处于较高的期望值，一半多家庭希望子女未来能够达到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夫妇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父母为研究生及以上的家庭期望其子女教育达到同样水平的占比为 74. 43%，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学历群体更加不能忍受其子女受教育程度比自己低。相对于农业户口，非农户口的家庭教育期望较高。高收入阶层的教育期望相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较高，主要在于高收入家庭更加可能存在阶层焦虑，期望子女通过接受较高水平的教育来实现家庭社会地位的稳定。
(2) 家庭教育期望与生育效应的交叉分析。表 4 展示了家庭教育期望对家庭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随着教育期望的增加，计划生育一孩和实际生育一孩的家庭比重在逐步增加，说明教育期望对生育一孩呈正向影响，特别是在实际生育子女数量中，教育期望较低家庭占比为59. 3%，而教育期望较高的家庭占比为69. 66%。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和行为而言，随着教育期望的增加，生育意愿呈倒“U”型，即当家庭教育期望达到研究生及以上时，教育期望会降低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教育期望中等的二孩家庭占比为 27. 21%，而教育期望较高的二孩家庭下降到21. 24%。对于三孩及以上的生育意愿而言，教育期望较低的家庭生育三孩及以上的意愿明显高于教育期望中等和较高的家庭，说明较高的教育期望显著降低了家庭的多子女生育意愿。
四、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1.计量模型
在考察家庭教育期望对分孩次生育水平的影响效应时，生育一孩和生育二孩实际的样本范围并不相同，前者是全部育龄夫妇，后者是已生育一孩的育龄夫妇。由于因变量是二值虚拟变量，本文采用的计量模型为基于个人层面的 Probit 模型，假设家庭是否生育由以下方程决定:
其中，下角标 i 和 j 表示居住在 j 区域中的个人 i。因变量 onechil i 代表个体 i 是否生育一孩，twochil i 代表个体 i 是否生育二孩; 自变量 eduex i 为教育期望，表示父母对子女的未来教育期待水平; x i 为控制变量，包括反映个人特征的变量 (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水平、工作类型和幸福感) 和反映家庭特征的变量 (是否独生子女、社会收入阶层) 以及区域特征变量 (城乡); σ i 为随机干扰项。为考察主要变量系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回归时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 并同时利用 logit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2.基准回归与异质性分析
表 5 显示了家庭教育预期对一孩和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其中模型 1 和模型 3 是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模型 2 和模型 4 是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教育期望对是否生育一孩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随着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增加，一孩生育水平显著上升。教育期望对是否生育二孩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随着父母对子女期望的增加，生育二孩的概率下降。通过比较教育期望对分孩次生育水平的回归结果发现，教育期望对生育一孩和生育二孩呈现出两个相反的影响效应。主要原因在于生育一孩依然是 “必需品”，在中国丁克家庭依然只占很少的比例，绝大部分家庭会生育一孩，完成传宗接代或者个体情感与价值的需求。教育期望高的家庭，往往蕴含了对子女较高的情感价值和人生完整性的愿望，因此往往更不可能成为丁克家庭，这增加了生育一孩的概率。生育二孩则不然，教育期望越高，意味着家庭父母将投入更多的精力、时间和金钱来养育子女，导致孩子的边际效应随孩次呈边际递减的态势。较高的教育期望使得家庭采取 “质量替代数量”的生育选择，导致教育期望越高而生育二孩的概率越低。本文的研究也说明了教育期望生育效应的影响效果与孩次有密切关系，主要对生育二孩及以上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降低了生育多子女的可能性。
为了考察家庭教育期望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生育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进行回归。从表 6 可以看出，教育期望对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提高生育一孩的概率，同时降低了其生育二孩的概率。但对于高收入阶层，教育期望无论是对生育一孩的正向影响还是对生育二孩的负向影响都是不显著的。猜想主要在于高收入阶层对孩子的价值需求和功能需求降低，因此没有对生育一孩产生显著的影响。由于高收入阶层相对于中低收入阶层，有能力对多子女进行更好地培养，将多子女都培养成高质量的人才，这使得在高收入阶层，教育期望对生育二孩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可见，教育期望的提升对中低收入阶层的生育挤压效应更加明显; 但当家庭收入跨越一定门槛后，教育期望带来的生育上的质量替代数量效应将会进一步减缓。
3.教育期望与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的交互效应分析
为考察教育期望对不同受教育程度育龄夫妇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在此分析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对教育期望影响生育水平的调节效应。从表 7 可以看出，对于是否生育一孩，育龄夫妇的受教育程度与教育期望交互项为负但并不显著。这说明对于生育一孩家庭而言，不同受教育程度育龄夫妇的教育期望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并无显著的差异性。对于生育二孩的家庭而言，育龄夫妇的受教育程度与教育期望的交互项为正且显著。家庭教育期望和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对二孩生育的影响为负，而交互项为正，意味着家庭教育期望和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两种约束生育效应的变量存在替代效应。即当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较低时，家庭教育期望对生育二孩的负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越低，家庭经济能力越弱，教育压力越大，从而家庭教育期望对二孩的生育挤出效应越显著。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的调节效应表明家庭生育决策受到了经济门槛的约束，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夫妇往往经济状况较好，从而减缓了教育期望对二孩的挤压效应。
4.稳健性检验
(1)不同年龄阶段育龄夫妇家庭的分析。由于不同年龄的育龄夫妇在生育观念和生育能力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且其对子女的教养观念也有所不同，因此要考虑不同年龄阶段的育龄夫妇教育期望对生育数量的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异性。本文在此将 20—45 岁的育龄夫妇以 35 岁为界分为两组，看模型是否稳健。如表 8 所示，无论是 35 岁及以下还是 35 岁及以上的育龄夫妇，教育期望对其生育一孩和二孩的效应与表 5 基准回归模型相一致，说明剔除掉教养观念和生育能力因素后，教育期望依然对家庭生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此上述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 替换因变量。本文在此通过研究不同子女数量家庭的教育期望对家庭再生意愿影响作稳健性检验。通过对一孩家庭询问 “您今年是否打算再生一个孩子”来测量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测量 “今年”的 “生育计划”更贴近现实的生育行为。如表 9 所示，家庭教育期望对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呈明显的负相关，即教育期望越高，育龄夫妇越不可能生育二孩和三孩。主要在于生育意愿包括了对未来的生育成本与效应的考量，较高的教育期望提升了未来的养育成本，子女的边际效应呈递降趋势，从而造成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较弱。问卷中关于 “您不打算再生孩子的主要原因中”，一孩家庭中选择 “教育成本高”的样本占比达70. 05%，二孩家庭中选择 “教育成本较高”样本占比达 68. 54%，可见教育负担是一孩家庭和二孩家庭再生育意愿较低的主要原因。因此，子女教育预期对一孩、二孩家庭再生育意愿的影响与子女教育期望对二孩/三孩生育行为的影响一致，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5． 内生性问题讨论
教育期望和家庭生育决策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生育子女的数量也会导致家庭教育期望改变，从而导致回归结果偏误; 同时，也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选取乡镇/街道层面剔除访谈用户后的周边家庭教育期望指标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作为情感倾向，教育期望会受到个体所处社会环境中价值观念和规范的影响，周边参照群体的社会遵从和社会比较会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26］ 。因此，对于同一乡镇/街道而言，单个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会受到周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教育竞争的存在往往会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希望子女在教育竞争中能够获胜。而乡镇/街道周边家庭教育期望均值对村庄内个体家庭的生育决策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性要求。基于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或遗漏变量问题。
如表 10 所示，首先，由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知，乡镇/街道周边家庭教育期望均值与单个家庭教育期望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工具变量满足与内生变量相关的要求。联合显著性检验 F 值均大于 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家庭教育期望对是否生育一孩和二孩的影响效应均为负，主要原因在于周边家庭较高的教育期望容易形成单个家庭的教育焦虑，从而导致单个家庭更加可能作出少子化的生育决策。本文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验证了教育期望对家庭生育决策影响的内在逻辑，与前面的理论与实证分析逻辑相一致。
6.机制分析
为研究家庭教育期望是否对家庭生育决策中的男孩性别偏好产生影响，从而带来少子化的生育决策。本文在此对样本进行筛选，因为一孩性别往往具有随机性，二孩以及多孩性别可能具有选择性。本文在此将家庭中头胎为女孩，且家中有男孩记为 1，家庭头胎为女孩且家中无男孩记为 0，来反映是否有 “男孩偏好”。实证分析家庭教育期望对男孩偏好的影响效应，如表 11 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教育期望对男孩偏好呈显著负相关，即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父母性别偏好越弱，从而发生质量替代数量，减少了生育二孩的概率。分城乡样本回归发现，教育期望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男孩偏好，而对城市家庭影响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家庭劳动力需求，男孩偏好在农村更为普遍。因此，教育期望的提升显著降低了农村的男孩偏好。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下城乡家庭的性别偏好正在趋同，即随着对子女教育质量的重视，农村父母淡化了男孩性别偏好，在生育决策中作出少子化的生育决策。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研究家庭教育期望对生育效应的影响，论述了三孩政策下由于家庭教育期望的增加和性别偏好的弱化，家庭在生育决策中往往采用 “质量替代数量”的生育决策。这也反映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较高的教育期望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人们的生育性别偏好和数量偏好，生育一孩成为主流的生育行为，随着教育竞争的激烈和教育城镇化的加速，可能会造成二孩/三孩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 ①家庭教育期望越高，家庭生育一孩的概率越高，但降低了二孩生育的概率，教育期望使得家庭中更可能作出 “质量替代数量”的生育决策，减少二孩/三孩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②从不同收入阶层来看，家庭教育期望提升了中低收入阶层的一孩生育概率并降低了其二孩生育概率。但对于高收入阶层，教育期望的生育效应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高收入阶层的养育能力更强，更可能对多子女进行精细化培养，这种情况降低了高收入阶层教育期望对于生育二孩的负向影响，导致生育数量的阶层分化。③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对教育期望影响生育一孩并无显著的调节效应，但对生育二孩产生了显著的调节效应。对于同样教育期望的家庭，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越低，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越小。④家庭
教育期望对家庭 “男孩偏好”的生育偏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家庭教育期望越高，家庭越注重孩子的质量而非性别或数量，越可能作出质量替代数量的生育决策，因而是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期望降低了多孩生育意愿和行为，同时也形塑了生育的阶层分化，本质上反映了当下生育问题不仅仅是生育意愿的问题: 仅仅具有生育意愿并不能显著刺激生育行为的发生，关键是要具有抚养子女成才的经济能力，否则在教育期望日益刚性和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只会造成更多的家庭作出少子化的生育决策。因此，要推动城乡在托育、养育和教育等方面公共服务体系的均衡化和普惠化，提升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具体来说，首先，要提高学前教育的普及普惠水平。可以通过设置中央专项资金，提高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同时逐步探索创办示范性公立学前教育，保障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其次，要稳步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坚持公办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主体性地位，优化义务教育结构。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最后，要对不同收入水平的阶层制定差异化的教育支持计划，以释放各类群体的生育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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