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

  摘要：理解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需立足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脉络;读懂中国特色减贫思想，需紧扣中国减贫的价值理念，把握中国减贫实践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消除农村贫困主要经历了5个阶段，即初心与使命驱动下的革命式减贫阶段、制度保障下的救济式扶贫阶段、深化农村改革下的开发式扶贫、市场化导向下的培育内生动力减贫阶段，以及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阶段。各历史阶段的减贫战略，在思想与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减贫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融合、发展与创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既是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减贫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在农村减贫实践探索中的重大创新，且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适应。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村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带动力量，但更重要的是探索出了融合“理论、理念、制度和机制”为一体的综合性减贫体系，即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减贫理论，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引，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构建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联动的减贫机制，从而形成了值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的“中国智慧”。

  关键词：建党百年全面小康农村贫困减贫成效精准扶贫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美好社会理想。从先秦诸子百家倡导“大同”“仁爱”“民本”“小康”的传统理念，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精准扶贫的伟大实践，这背后都蕴含了中华民族对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向往和追求。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一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25日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标志着中国如期高质量完成了第一个“百年目标”，正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

  中国历来是个农业文明古国和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贫困群体的主体，中国能如期消除贫困主要得益于农村减贫的决定性成就。建党初期，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所以中国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农村贫困现象，贫困治理的任务主要集中在农村。城市贫困人口相对农村较少，治理难度也较小，城市贫困治理主要以“三无人员”为帮扶对象，治理手段以社会救助与政策兜底为主，减贫途径和减贫模式较为单一。为此，本文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演进历程，主要探讨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并且，回顾与总结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的奋斗历程和经验，既可以深刻认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历史脉络，也有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不仅可以读懂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产生的渊源，而且可以深刻领悟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减贫思想与理论的演进方向与未来重点，以期为国际减贫贡献中国智慧。

  一、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历程与减贫成就

  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减贫成效突出、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的国家。相关研究表明，从1990年到2011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19.2亿下降到10.1亿，减少了9.1亿，其中6亿多来自中国，中国在此期间的极端贫困人口减少数量占全球减贫数量的2/3(胡联等，2017)。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从温饱走向了全面小康，积累了丰富的减贫经验。为此，回顾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伟大成就，需要将建党、建国、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以来4个重要历史时期串联起来考察，进而厘清中国战胜农村贫困历程中承继创新的理论思想和发展逻辑。

  (一)1921~1948年：初心与使命驱动下的革命式减贫阶段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党始终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主要目标和任务。100年前，中国还处在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改变当时穷困潦倒的悲惨境地，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国内外发展形势，明确了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废除长期剥削、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封建制度的革命目标，肩负着领导人民群众改变穷困潦倒的制度环境、战胜贫困的历史使命。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基础，秉承“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发展”的初心与使命，为减少农村贫困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和民生政策，形成了早期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减贫思想。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清楚地认识到农民的土地问题是解决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问题，逐步形成了通过帮助农村人民发展生产的方式，改善农村贫困大众的生活。土地是农民主要的生产资料，党领导人民在井冈山地区和敌后根据地通过废除封建土地制度，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地主所有的土地制度，建立起了农民所有的土地制度，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发展的积极性。1928年5月至7月，边界各县掀起分田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又制定和颁布了《兴国土地法》，毛泽东同志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931年2月，毛泽东同志又修改《井冈山土地法》中关于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肯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本书编写组，2021)。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轻徭薄赋，践行了“耕者有其田”的理念。这个阶段实行土地革命符合当时中国农村实际，也是解决农民吃饭生存问题的正确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行的土地革命政策，彻底铲除了封建性的地权与财权，从基本制度上保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当时的农民脱离地主的掌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自我贫困，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繁荣富强扫清了障碍，为党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根本的政治条件。这个阶段的减贫思想，一方面体现了“人民利益”优先的群众观，并确立了让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彻底消除贫困问题的制度前提;另一方面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减贫思想的求真务实，根据当时农村贫困发展现状，抓住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土地问题的关键，带领人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和发动边区人民参与劳动和生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效解决了困难群众的温饱与生存问题，为早期的减贫救济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1949~1978年：制度保障下的救济式扶贫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彻底改变中国农村积贫积弱的境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在广泛调查研究中国国情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宗旨目标。并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消除贫困的治贫之道。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私有制社会制度导致的“社会贫困”问题，有效破解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属性。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的一端是财富的积累，另一端则是贫困、被剥夺、劳动折磨、受奴役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趋势(马克思，1975)。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资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这是贫困的基础。资本主义为了再生产进行的资本积累则是贫困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可见，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解释了“无产阶级的贫困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这为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发展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社会发展现状，为了解决普遍性的生存贫困，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明确了变革生产关系和解放生产力是解决农村贫困的关键。为了解决中国农村居民的极端贫困问题，党和政府在195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将大约占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和大部分生产、生活资料分配给了无地的农村居民，实现了中国3亿农村居民“耕者有其田”的使命，从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成为了中国农村特色减贫思想的起点。1956年农村“三大改造”完成，预示着我们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消灭了农村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农业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国之根本，土地改革通常被认为是最为根本的减贫政策(周其仁，1995)。此外，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村人民大力发展生产，全面推广农业技术等系列农村农业发展措施，改善农村的交通、水利、饮水、电力和公共卫生设施等基础设施。经过系列促进农村发展的政策，中国粮食生产从1949年的1035千克/公顷增加到1978年的2528千克/公顷(郑继承，2020)。粮食的增产增收，极大地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普遍贫困和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这期间，中国建立起了由近6万个乡镇、县级以上营业机构和35万个生产队信用站组成的农村金融服务网。1952~1978年间，农村信用社累计为农民提供农业贷款1373.5亿元，为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生产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和资金保障。与此同时，为了缓解学龄儿童入学、看病就医等民生问题，中国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允许私人办学、鼓励提倡集体办学，学龄儿童平均入学率大幅提高，在校小学生规模从1949年的2439万人，增加到1975年的1.5亿人。在校初中生规模从1949年的83.2万人，增加到1978年的4995.2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50年的1.79年，提高到改革开放初期的5.74年。不断完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体系，生产队卫生员、农村接生员等医疗人员队伍不断壮大。相关资料显示，1958~1978年间，农村地区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占同期全国卫生技术人员的比重高达53%~70%。乡村医院、赤脚医生等为代表的医疗卫生体系，成为了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农村医疗资源紧缺的有效方式，大批的赤脚医生有效防控了农村的疟疾和寄生虫病等疾病的传播，农民体质大大增强，平均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43.7岁提高到1978年的65.6岁(王小林，2019)。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五保”供养制度逐步建立，保障了最底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的救济式扶贫，为后期中国农村减贫积累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为后一阶段大规模减贫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三)1979~2000年：深化农村改革下的开发式扶贫阶段

  1979~2000年间，中国农村经历了从体制改革下的扶贫(1979~1985年)到有计划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1986~2000年)的转变。这一时期是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关键衔接阶段，主要任务是从解决普遍性贫困转变到区域性贫困，表现出了渐进性调整减贫战略的阶段性特征，建立起了农业发展与开发式扶贫协同推进的扶贫战略构想，有效解决了农村居民的温饱难题，为新时期实现全面小康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进入了更加规范、有序的贫困瞄准和减贫发展阶段。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集体经济发展，贫困人口逐渐减少，但处在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比仍然较大。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按当时人均收入100元的贫困线标准，中国贫困发生率为30.7%，贫困人口规模为2.5亿人。按照现行2300元(2010年价格)标准估算，1978年中国贫困发生率高达97.5%，贫困人口规模为7.7亿人(表1)。为解决当时的普遍贫困问题，党和政府确立了深化农村改革下的开发式扶贫方针，改变了“输血式”救济为主的扶贫方式。

  一方面，通过全面启动的农村改革，实施从人民公社制度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转变，赋予农村居民生产发展的自主权，释放了劳动生产力。党领导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在无产阶级共享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才能够减少贫困”的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1980~1985年间，中国农村农业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3%，接近甚至超过了同期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农村社会总产值从2795亿元增加到了6340亿元，农村人均年收入从191元增加到了397元。另一方面，为了整合扶贫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党和政府于1986年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正式开启了系统性、规范性、有组织的开发式扶贫，建立了以县为单位的目标瞄准机制。中央政府按照人均年收入320元标准确定了664个贫困县，贫困县分布在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占全国总县数的1/3。农业发展带动了农村居民增收脱贫，政府有组织的开发式扶贫，确立了以县级为单位的扶贫发展模式。

  此外，为了能在20世纪末基本解决8000万人的温饱问题，1994年党和政府提出了《国家八七攻坚计划》，建立了东西部协作扶贫机制，推行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定点扶贫和多渠道参与扶贫模式，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将扶贫开发摆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经过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国定贫困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增加，贫困发生率从1985年的14.8%下降到1993年的8.2%，再降到2000年底的3.5%，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减少到3209万人(详见表1)，标志着中国解决了2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都了不起的成就。并且，到2000年底，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适龄儿童辍学率下降到6.5%，95%的行政村能收看到电视节目，群众文化生活得以显著改善，部分生活指标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农村改革下的开发式扶贫有效解决了中国农村历史上食不果腹的普遍性贫困难题，贫困人口基本实现了温饱，为新时期全面小康奠定了基础。

  (四)2001~2011年：市场化导向下培育内生动力减贫阶段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不断加强，这些宏观环境变化将中国农村减贫工作重点和任务推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更加强调提升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将培育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作为了农村减贫的重点方向。这一时期，虽然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数量不多，但脱贫难度越来越大，部分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离小康标准还存在一定差距。在这个阶段，收入贫困已经不再是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随之出现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城乡差距扩大、资金和项目投资减贫效率低下、区域性瞄准的减贫效率下降(都阳、蔡昉，2005)，以及群体性贫困日益突出，成为了农村扶贫工作的主要障碍和影响因素。为了解决当前中国农村减贫中的现实难题，国务院于2001年6月13日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明确指出，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贫困农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这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也是反贫困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开启了通过市场化机制培育内生动力实现减贫的战略模式，中国的减贫也从解决温饱为主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提高发展能力的新阶段。

  以市场化导向为核心的扶贫理念中，主要依据贫困地区原有资源的比较优势，在注重当地的资源保护、生态资源和人居环境建设基础上，科学开发以实现地区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兼顾了地区减贫与人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政府在培育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发展中的主要责任，一是体现在提供基础设施、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维护农村农业市场发展秩序，二是体现在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和调配资源的能力方面。党和政府在以“四减免、四补贴”为代表的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基础上，将贫困地区农业灌溉、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事业一并纳入了减贫工作范畴，强调了将减贫与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协调，着力提高贫困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的机会，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这期间，在系列惠农政策和市场化导向减贫战略下，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688万人(2008年贫困标准，详见表1)，贫困发生率也从10.2%下降到了2.8%。如果按照2010年调整后的贫困标准测算，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49.8%下降到2010年的17.2%，农村10年间的贫困发生率下降了32.6%。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2282.1元上升到2010年的6272.4元，增长了近4000元，实际收入增长率也从2.5%提高到了11.4%的高增长水平(吴国宝，2018)。可见，这一时期的减贫战略，更加注重以地区和人的发展为核心的“造血式”扶贫，明确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了政府与市场相互联动的减贫机制，是一种针对性更强、瞄准性更精细化的减贫发展思路，其目的在于通过市场机制培育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为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理念奠定了前期基础。

  (五)2012~2020年：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创新减贫发展模式，把脱贫攻坚摆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把扶贫开发纳入到了国家总体发展战略，采取了系列超常规、原创性的重大减贫举措，开创了新时代精准扶贫新局面。这期间，党和政府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特别重新强调了在政府主导与统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注重解决制约贫困地区发展和扶贫资源分配的突出问题，最大限度激发贫困人口脱贫的内生发展动力。201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将中国农村减贫推进到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从巩固温饱成果向综合解决脱贫人口可持续发展需求的转变。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从注重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转向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多维福利发展，将农村卫生设施、饮用水、住房、医疗、教育和公共文化等作为减贫的核心任务。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贫理论的原创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习近平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精准扶贫作为新形势下立足农村现实、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一种创新性减贫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与理论的重大创新。精准扶贫思想通过解读“四个问题”核心要义、明确“五个一批”重点任务、创新“六个精准”重要思想，构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共抓扶贫的大格局，凝聚了国际国内社会各方扶贫力量。例如，精准扶贫期间，党和政府实施东部267个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434个贫困县的结对帮扶，加强320个中央单位定点帮扶592个贫困县，军队和武警部队定点帮扶3500多个贫困村，以及开展“百县万村”、“万企帮万村”帮扶行动等(黄承伟，2017)。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开启了从扶贫对象识别到帮扶责任人和脱贫考核全过程精准化扶贫。党和政府共选派了77.5万名干部驻村帮扶，中央组织部开展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选派19.5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党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扶贫对象也经历了从被动扶贫到主动参与，从甘愿贫困到主动脱贫，更加注重对贫困人口的“志智双扶”，从物质扶贫转向了精神扶贫，从单一和有限的政策向多管齐下的综合性减贫措施转变，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效。按照2010年贫困标准(表1)，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了9.6个百分点，并在2020年实现了全部脱贫。2012~2019年间，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8389.3元增加到了16021元，年均增长率为8.3%。与此同时，贫困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6039万人减少到2019年末的362万人(见图1)，年均减少近811万人，2019年末贫困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较2012年的23.2%下降了21.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20)，减贫的速度和成就走在了全球减贫事业的前列。

  二、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创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贫困的百年探索，经历了从实践到经验总结，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国特色减贫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贫困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发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从形成、发展到创新的科学内涵。要读懂中国的减贫奇迹，必然要了解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真实原因，解读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思想渊源。

  (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最早从制度层面解析了资本主义贫困问题，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困问题的根源与本质。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及劳动与财富的分离，是私有制社会贫困问题的根源(马克思，1975)。按照马克思关于贫困根源的论述，消除贫困的根本出路在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中雇佣关系下的剥削制度。通过对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长期关注，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站在劳动者角度从制度层面揭示了贫困问题的真实原因。无独有偶，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1972)。在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封建制度下中国农民处在贫穷落后的悲惨境地，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必须从制度上消除造成农民贫困落后的根源，这是中国农村特色减贫思想的起点。

  (二)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形成

  研究和探讨中国减贫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农村的减贫思想在开始之初就遵循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思想。1921年，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探讨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生产与发展之道，谋求通过变革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消灭贫穷落后的社会现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反贫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战胜农村贫困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果。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在旧制度的变革上进行了初步探索，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对中国为什么存在贫困、怎样消除贫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长期探索，对中国社会贫困的根源做出了科学判断，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的减贫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形成了系列中国化的减贫思想和主张。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扎根农村，通过土地革命与根据地经济建设推动减贫，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形式和中国农村现状的准确把握，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具体体现。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少见的”，点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消除贫困和不自由，改变社会现状的发展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消灭贫穷的根本制度保障。

  马克思论证了共产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提出共产主义制度，全面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构建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消除贫困，实现人类共同富裕的反贫困目标。受制于时代条件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只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但并未对此展开系统论述或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消除贫困，但是，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即生产资料积累不足或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贫困具有阶段性特征。当前，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彻底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任务，就要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只有认清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读懂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内涵，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各阶段贫困治理的发展逻辑。社会主义制度有其自身的优越性，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所以应该根据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特点和目标进行扶贫战略的调整与完善。相比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减贫思想，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减贫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减贫思想，而且根据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从而逐步形成了更适合于指导中国减贫与发展的特色减贫理论。

  (三)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发展

  走中国特色减贫发展道路，需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深刻把握减贫发展脉络和全面小康需求。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贫困的根源界定为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的分离，劳动者贫困源于资本、地租和劳动者的分离，即生产资料的贫困(马克思，1963)。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通过发展农民互助合作实行农业社会化大生产，消灭富农经济和个体经济制度，引导和探索农村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1956年农村“三大改造”完成，预示着我们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消灭了农村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为此，党和国家进一步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重工业化和集体经济合作化实现农村减贫的战略构想，为中国战胜农村贫困奠定了早期的减贫理论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特色的减贫理论还处在萌芽与形成阶段，且主要以政府保障、财政补贴、实物救济为主要手段。早期的减贫模式主要通过人民公社实现的社会保障，通过人民公社建立起来的“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保健员等为主体的合作医疗制度)、公社的工分制度和特殊的“返销粮”措施等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对生活困难、残疾和独居等贫困社员提供了基本的救济和保障。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社会处在一穷二白的境地，生产资料不足是一种普遍现象，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全民发展，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很难实现生产资料的快速积累，所以发展集体经济，充分利用有限的生产资料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一时期，扶贫工作思路和方式相对单一，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和无息或低息贷款，从而发展形成了救济式减贫思路与发展战略，初步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普遍性生存贫困问题。这一时期的减贫思路很大程度上消灭了由经济制度不平等产生的阶级贫困，为中国在落后农业国基础上加速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虽然人民公社和合作社生产方式在当时对农村居民来说不是最优的减贫增收选择，但在生产关系上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且符合中国农村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既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又能理顺生产关系的制度安排。但这种制度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且产出与分配之间不匹配，生产效率较低，从而推动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生与发展。

  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农村减贫也随之进入探索、发展与创新关键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形成了“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贫困治理格局，实现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极大缓解了农村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普遍贫困问题，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2.7亿减少到1985年的1亿人。经过一段时间经济发展和生产资料积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党和政府结合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认识到了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这一现实问题，从而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减贫与发展思想。其核心要义是，有条件的地方先发展、发展快一点，从而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脱贫，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构想。当然，这个阶段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起步阶段，有其发展的特殊性，贫困人口众多但贫富差距尚不严重，发展才是真正改变中国贫困面貌的硬道理，通过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带动减贫符合当时解决普遍贫困的社会需求，此时的减贫发展战略更多注重依托整体经济发展自发解决贫困问题为主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发展，摒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形式上的按劳分配和平均主义分配现象，在特定阶段一定程度上允许收入差距扩大。加上这个时期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促使了居民的收入总水平提高。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多数地区和多数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把握发展时机，解决贫困问题的创新构想，是中国战胜农村贫困达到小康社会阶段性减贫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调动全体民众的劳动积极性。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指出，商品和收入源于劳动，减少贫困和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尊重劳动和创造，所有生产要素中，唯有劳动创造价值，劳动的价值由分配来补偿。为此，“先富带后富”的减贫发展战略，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走上了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道路。可见，中国特色减贫思想的发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社会主义根本问题比较全面、完整的回答，其目的就是领导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

  (四)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创新

  中国特色减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对象的重大创新。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关注的是无产阶级贫困现象，提出了消除无产阶级贫困的科学构想。相比而言，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发展实际出发，科学阐述了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源，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思想的突破和创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将贫困问题与中国农村发展结合起来。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土地。只有帮助贫苦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解决了农民吃上饭、吃饱饭的现实需求，中国农村才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开启了革命式减贫的探索与创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反贫困工作中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关键作用，率领人民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从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真正实现了人民的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后来中国取得减贫奇迹的政治前提和根本制度基础。1955年，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共同富裕”理念，并将其阐述为“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创造性的将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作为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的目标，赋予早期中国农村减贫思想丰富的科学内涵。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在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基础上，主张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进程中消除贫困，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初期，党领导人民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逐步向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推进，先后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和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等系列减贫战略，书写了一部党领导农村居民从“温饱”到“全面小康”的辉煌脱贫史。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认为，人类最终要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其根本在于关心人的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马克思主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扶贫、脱贫的最高准则和根本目标，最大限度地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新时代的精准扶贫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实现新的历史性飞跃，以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归宿，“以百姓之心为心”，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突出了贫困主体参与脱贫的积极性，强调了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增加贫困群众参与发展、共享发展、自主发展的能力，创新采用了生产奖补、劳动补助、公益岗位等多元化减贫方式，激励贫困群众依靠劳动创造幸福，绘出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新篇章。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创新发展了“志智双扶”的精神扶贫、文化扶贫、教育扶贫等多种减贫模式。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贫困根源界定为资本、土地和劳动者的分离，贫困的来源是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的分离所致，是典型的生产资料贫困，从而衍生出了生活贫困、精神贫困和文化贫困等系列问题，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贫困与消除贫困的实践提供了思想基础。理论的价值在于实践，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除了强调对贫困人口的物质与经济帮扶，还强调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在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基础上，送温暖、送信心，有效激励了贫困居民的志气，开创了培育脱贫人口可持续能力的“志智双扶”减贫模式。摆脱贫困需要智慧，精准扶贫提出了贫困地区发展教育要先行的思想，提出了发展乡村教育，绝不能让乡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扶贫战略。教育扶贫使贫困家庭孩子接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改变了贫困家庭的贫困思想，有效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这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关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关心人的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中国化与实践的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重大创新，体现了习近平在长期实践工作中对农村贫困问题的深入思考。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将政府和官员减贫成效作为考核标准，开启了“以党建促脱贫”的全新模式，把脱贫攻坚与基层治理体系融合，发挥了极强的行政动员能力与高效统筹作用，创新构建了党组织统一领导、各类社会团体和贫困主体积极参与的脱贫攻坚合力，且在“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资源整合、协调和使用等方面进行了突破性变革，有效解决了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基础治理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使社会的再分配资源被高效地运用于扶贫发展的领域之中，进而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王雨磊、苏杨，2020)，探索出了最符合中国农村现实的减贫模式。可见，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立场，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并将其构建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制度体系，形成了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体系完整的中国特色减贫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的过程中，通过把握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和趋势，不断总结扶贫实践中的经验，抓住了农村贫困中的典型特征，既是减贫思想与理论上的一脉相承，也是减贫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融合、发展与创新。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创新了中国农村系统化减贫模式，更新了教育扶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易地扶贫等新发展模式。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离不开“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初心和使命。其中，“共同富裕”根本原则是精准扶贫思想产生的理论源泉，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是精准扶贫思想产生的现实需求，是党的十八大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实际做出的重大决策。可见，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立足于农村的具体问题、经验与智慧，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扶贫实践中总览全局、协调各方，调动各方资源合力推动减贫，这不仅继承了历任中国共产党人的减贫思想，而且不断发展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的减贫理论体系。

  三、减贫的中国方略：“四位一体”的综合性减贫体系

  中国的反贫困工作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不同时期的减贫目标、扶贫模式和扶贫重点存在差异。中国减贫实践的阶段划分与减贫思想的发展进程是基本对应的，不同的减贫探索阶段，因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改革进程、主要特征和贫困状况的不同，减贫思想与战略导向也随之调整。事实上，中国战胜农村贫困在各个发展阶段不仅与当时的经济条件有关，在理论基础与减贫理念上也是相互补充的，是减贫实践探索与减贫理论创新的统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原创性成果。

  国际社会和学术界一直存有“为什么中国能够甚至只有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创造减贫奇迹?”的争论。现有研究通常以特定阶段的减贫指导方针、政策文件或关键历史事件为依据分析中国取得减贫成效的原因，这样的研究视角富有启发意义，也具有战略高度，但弱化了各阶段减贫实践探索与减贫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没有从历史思维、理论基础、减贫理念传承等全局视角，探析中国战胜农村贫困过程中减贫理论体系的演进和创新。本文认为，中国战胜农村贫困主要有4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减贫理论上，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基础上，吸收与融合了国际减贫理论的先进思想，创新发展了经济发展带动与综合保障并重的“亲贫式”减贫理论，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增长无法惠及最底层贫困人口的问题，探索出了最符合中国农村现实的“减贫智慧”;第二，减贫理念上，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减贫理念和根本宗旨，形成了百年减贫奇迹的主要思想理念牵引;第三，制度保障上，得益于中国正确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战胜贫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第四，减贫机制上，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减贫模式从政府主导逐步转变到了“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联动的减贫机制，在有力发挥中国政治优势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和社会团体带动减贫，形成了多主体参与的减贫合力。为此，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能战胜农村贫困，并非简单依赖于农村发展带动的减贫，其本质在于选择了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构建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减贫理论、减贫理念与减贫机制，这些要素并非单独起作用而是互为补充，在探索中不断形成、发展与创新，形成了“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减贫理论体系。

  (一)减贫理论：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减贫理论

  正如上部分论述所言，中国特色减贫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重大创新，也是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果。中国特色减贫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基础上，吸收与融合了传统减贫理论的先进思想，创新了经济发展带动与综合保障并重的“亲贫式”减贫理论，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增长无法惠及最底层贫困人口的问题，探索出了最符合中国农村现实的“减贫智慧”。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知，认识与实践是辩证统一关系。理论源于实践，理论创新则源于实践探索，又作用于实践探索，指导人们从事新的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经得起考验磨砺，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关键就在于时刻根据时代变化不断实现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统一，从而构建了具有开创性的中国特色减贫理论。

  中国特色减贫理论丰富与拓新了国际反贫困的理论与经验。西方国家的减贫理论认为，通过经济增长对穷人的“涓滴效应”是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认为解决贫困主要依靠社会经济发展，哪怕没有社会政策干预，经济增长的利益也会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流向贫困人口阶层。然而，这一理论并不能解释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富裕中的贫困”问题，且自由市场秩序下的经济发展，不但没有提供消除绝对贫困的有效方案，反而带来贫富的两级分化。并且，对贫困人口相关的福利政策，也因为西方国家多个政党间的分歧与争议，减贫政策往往流于表面、难以为继。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主要依靠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援助，但限于本国政府资源分配与政治动员能力有限，且减贫政策没能有效促进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减贫效果欠佳，使部分贫困人口陷入了长期的贫困陷阱之中。国际上的反贫困理论主要注重要素禀赋、对人赋权、多维福利保障等反贫困思想，强调通过经济增长中的“涓滴效应”减少贫困。但现实中，经济增长中资源或利益的流向具有“亲资本”或“亲富人”的效应，且对穷人的“涓滴”作用十分缓慢。中国特色减贫理论不仅汲取了国际减贫理论中的人力资本积累、多维贫困理论和对穷人赋权等理论精华，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指导，融合了马克思主义贫困论、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精髓，实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亲贫式”发展。为此，中国减贫实践从注重物质资本的投入，发展到向人力资本倾斜，再过渡到综合的精准扶贫，这一过程中的减贫模式不仅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与综合保障的共同作用，而且是对市场机制减贫理论缺陷的重要弥补与完善，有效地缓解了经济发展利益不能惠及最低收入群体的难题，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反贫困理论与经验。

  (二)减贫理念：始终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的实践探索，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执政理念和根本宗旨，创新建立起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思想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解决并彻底消除贫困，但当前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社会发展和物质资料缺乏导致的贫困问题具有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从满足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出发，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基础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调以人民的切身利益为中心，这才是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的内在原因。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贫困思想为理论基石，结合对中国社会的探索与发现，逐步建立起了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等“以人民为中心”的反贫困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发展，不仅需要变革生产关系，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消除贫困的关键。在如何消除贫困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消除贫困问题的坚定领导力量，全体人民群众是摆脱贫困的主导力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倡导的两个核心发展理念：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充分体现了动员群众自我脱贫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在毛泽东同志共同富裕思想基础上，主张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发展的进程中消除贫困的思路，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发展(郑继承，2020)。“共同”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富裕”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共同富裕”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富有了新的科学内涵。在先富带后富减贫思想指引下，实现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创新发展了从沿海地区到内陆地区的贫困治理格局。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其目的就是领导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其本质则是围绕“以人民为中心”而形成的减贫理念。此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减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总体布局当中，把扶贫作为关心群众疾苦和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件大事来抓，从政治高度审视贫困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基于马克思主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高度，探索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减贫理念，描绘了不同阶段反贫困工作的新路径，赋予了各阶段消除贫困新内涵。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既是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理念上的一脉相承，也是在农村减贫实践基础上认识的不断深化，成为了百年减贫奇迹的主要思想牵引。习近平新时代的精准扶贫思想以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归宿，习近平指出：“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要切实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和解决问题。精准扶贫思想将扶贫对象瞄准为贫困人口，既考虑了贫困人口当前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也兼顾了脱贫人口的未来发展需求，并在帮扶过程中努力激发贫困人口可持续的内生动力，让贫困户由“让我脱贫”转变到“我要脱贫”，真正解决扶贫“最后一公里”问题，充分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理念。可见，历届中央领导人的减贫思想中都强调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既是减贫思想与理论上的一脉相承，也是减贫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发展与创新，从而破解了锁困中国百年来的贫困密码。

  (三)制度保障：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由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可知，资本贪婪地占有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中的贫困根源。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必须从制度上消除造成农民贫困落后的根源。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在旧制度的变革上进行了初步探索，对农村土地进行改革，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消除贫困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历程表明，消除贫困的根本原因并非在于经济增长，而在于社会制度，这也正是中国社会制度优越性和党的先进性最集中的表现。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障，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增强了贫困人口脱贫的信心。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深化农村制度改革和发挥党领导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政治优势，激发了农村贫困人口内在的自我脱贫动力，增强了贫困人口向贫困挑战的勇气和能力。中国成功的减贫经验表明，除了党的正确领导，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全方位的协调动员能力，最根本力量来自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中央不断深化对贫困的演进规律和扶贫治理规律的认识，制定了阶段性的“救济式”、“开发式”、“精准扶贫”等系列减贫战略，确保扶贫工作从“解决温饱”、“巩固温饱”到“消除贫困”，再到建成“全面高质量小康社会”目标的稳步实现，正确的社会制度选择是中国反贫困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政治保障。

  社会主义制度是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的根本保障，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合力攻坚的制度基础。正如恩格斯在描述社会主义制度时指出：“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充分的自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与时俱进、科学研判农村贫困发展动向，坚持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相结合，推动专项扶贫、惠农政策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金融扶贫等多方力量相互结合、互为支撑的“大扶贫”新格局(黄承伟、刘欣，2016)，针对不同人群组织实施精准帮扶措施，为贫困人口直接参与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就业、创业的机会，从而实现了中国农村大规模高效率减贫。

  (四)减贫机制：构建了“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联动的减贫机制

  中国在战胜农村贫困的过程中，随着减贫对象从全国性的普遍贫困向区域贫困，再向贫困县或贫困村的转变，扶贫工作任务呈现出了阶段性的变化特征，不断创新发展出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大扶贫格局。在进入新世纪以前，农村减贫的方式主要以政府取代市场去配置扶贫资源。进入新世纪以后，强调了以市场机制提升农村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以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作为农村减贫与发展的核心，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展形成了政府与市场良性发展的贫困治理格局。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农村减贫模式从政府主导转变到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再进一步转向了“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联动。在“政府、市场和社会”联动减贫中，“政府”在农村减贫中的协调、组织和维持秩序方面具有优势。一是体现在提供基础设施、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维护农村农业市场发展秩序，二是体现在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和调配资源的能力方面。“市场”具有扶贫资源配置优化和效率提升的优势，是“造血式”扶贫的主要作用渠道，能有效培育脱贫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社会组织”具有渠道优势、专业化优势和技术带动的减贫优势，在全党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的形势下，社会组织力量通过带动贫困人口生产技术、精细化帮扶贫困人口能力提升、精准解决贫困人口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配合政府与市场实现最优的减贫成效。

  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支撑的大扶贫格局中，政府在发挥引导扶贫资金向贫困地区有序转移、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构建基本保障体系等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然而，中国成功的减贫虽与政府的主导能力有关，但又不仅仅依赖于政府的主导能力。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的过程中，政府既发挥了帮扶贫困人口的主导力量，起到了带动贫困地区的产业、生态养殖和旅游等系列市场发展，也激发了社会组织和贫困主体自身参与扶贫的积极性，从而探索建立起了多套并行的减贫机制。主要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一是以民政部为主制定的一系列有利于穷人或特殊困难群众的帮扶救助途径，这是政府职能发挥减贫效应的重要机制。例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临时救助制度、残疾人救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五保、低保制度等。二是国务院扶贫办针对区域性贫困的开发式扶贫，不断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大量新修道路、水电、网络、生产灌溉等基础设施，确定了全新的投资方向，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府财政职能基础上，发挥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减贫作用。政府为开发式扶贫战略提供协调、组织和政治保障，开发式扶贫通过市场机制提高政府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增强扶贫资源的瞄准精准度，且通过重新配置扶贫资源增强贫困地区个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三是通过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带动减贫，强调了农村居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能力和机会，这是以市场为核心的减贫发展机制，有效破解了政府“撒胡椒面式”的资源分配效率低下的难题。为了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导致减贫效率下降，扶贫资源错配等问题出现，党和国家逐渐重视和探索了市场机制配置扶贫资源的重要性，通过企业、引进技术、供给产品、提供服务等措施，为贫困地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四是习近平新时代的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思想立足于农村的具体问题、经验与智慧，调动了扶贫主体的积极性，拓宽了社会扶贫渠道和强化社会组织参与的减贫合力。社会组织通常具有相关领域的专业性，可以有效弥补农村地区市场失灵问题，也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资源渠道，链接政府和社会公众关切的问题，弥补政府职能有限、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中无法惠及最底层贫困人口的不足，有效耦合了政府与市场在减贫实践中的关系。

  四、结语与展望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中国特色减贫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制度基础，“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思想始终贯穿中国特色减贫理论体系之中。回顾中国农村近百年减贫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中国减贫模式取得的成功，是市场与政府相互配合、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理念与机制相互契合的必然结果。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带动减贫的观点研究中国减贫奇迹，无法窥探中国农村减贫逻辑的全貌。中国减贫奇迹的发生，首先是建立在正确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并得益于后期市场化改革带动经济增长，减少了普遍贫困问题。但是，在强调农村市场化改革带动减贫作用时，绝不能否定和忽视党和政府在扶贫实践中总览全局、协调各方资源和全方位动员群众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并且，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了“政府、市场与社会”多主体参与的联动减贫机制。减贫理论上，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基础上，吸收与融合了国际减贫理论的先进思想，创新发展了经济发展带动与综合保障并重的“亲贫式”减贫理论，从而构建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理念、制度和机制”的“四位一体”综合性减贫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积累了大量有益的减贫经验，形成了值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的“中国智慧”。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经济发展落后、贫富差距较大、贫困人口较多且集中的典型特征，且不同国家间面临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还存有差异，所以中国特色减贫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贫良方，不同国家还需结合自身社会发展特征吸收借鉴，这样才能发挥出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真正意义和作用。

  中国曾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百年减贫实践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创举，这注定会载入人类发展的史册。“脱贫不是终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不停歇”，消除贫困和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消除了现有标准下的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中国已完全实现了共同富裕，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消灭了所有贫困问题。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的贫困问题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巩固温饱、全面小康，向同时着力缓解城市与农村居民福利贫困、相对贫困等贫困治理方向转变。在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进程中，低收入人口因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相对收入或多维福利差距将会成为反贫困工作的重点，此时的扶贫工作将从减少绝对贫困转向治理相对贫困或改善多维福利的全新阶段。

  因此，本文认为，第一，消除绝对贫困的“四位一体”综合性减贫理论体系仍适合于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需更加注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方联动发展，激发低收入人口谋求发展的内生动力，并且进一步完善低收入人口在教育、健康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发展机制。第二，在新发展格局下，党和政府在开展相对贫困治理的同时，还需注重低收入人口的多维福利和消费问题。多维福利贫困的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不仅需要强调治理成效，还需统筹考虑治理成本和低收入家庭生活状况，注重脱贫质量的可持续性，实现贫困治理常态化发展。第三，结合新时代新发展格局，需进一步优化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治理贫困的模式，加大对低收入人口“志智双扶”的力度，提升低收入人口在减贫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低收入群体参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为此政府可以出台有利于激励低收入群体自力更生能力培育的辅助性政策。第四，在消除绝对贫困过程中，社会组织扶贫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依靠政府和市场力量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今后还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扶贫的优势。第五，精准扶贫高效的行政动员能力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仅只运用于农村的减贫工作中，而且将其纳入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战略构想中，广泛运用于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这一点可以从新冠肺炎抗疫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意味着，精准扶贫思想不仅可以运用于农村的减贫实践，而且可以用于国家所面对的各项紧急事件的治理中。此外，中国的减贫成就，加速了全球减贫的进程，创造了丰富的减贫经验，形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有机统一体，为全球减贫理论贡献了原创性的中国智慧，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消除绝对贫困的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