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Youssef Benzarti,?Dorian Carloni,?Jarkko Harju, and?Tuomas Kosonen, "What Goes Up May Not Come Down: Asymmetric Incidence of Value-Added Tax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20，accepted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86/710558
1.引言
增值税作为政府筹集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许多国家的税制体系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进一步优化增值税政策，从而增进社会福利，这是政府部门和学界一直以来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增值税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就其税收归宿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 传统的税收归宿模型认为，税负转嫁在消费者和厂商之间的分配程度主要取决于供需弹性的变化，而供给曲线同比例的上下移动对税负转嫁的影响也是反向同比的变化。而在现实经济，本文利用芬兰分别在2007年1月和2012年1月在理发行业开展的减税和增税改革中发现：（1）在两次改革中厂商对价格的调整幅度表现出了非对称的变化，增税效应明显大于减税效应；（2）除此之外，在厂商的利润和成本加成的变化方面也发现了非对称的变化；（3）异质性分析发现价格的非对称变化是由于厂商差异化的边际收益所引致的。
进一步使用欧洲其他国家的增值税改革进行验证后，本文仍然发现了非对称效应的存在。为缓解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及经济因素对模型估计的干扰，本文检验了各国经济水平对改革实施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者并无明显相关。进一步使用匹配的方法缓解前后改革的税率幅度不同所带来的影响，对匹配后样本估计的结果也与前文保持一致。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弥补了有关增值税税收归宿的研究。相比于以往文献聚焦于单一改革，本文关注到增值税改革的动态变化并发现了税收归宿非对称性的存在，这也说明在增值税的研究中仅考虑单一政策的调整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偏误。除此之外，在最优税制模型的构建中应当进一步纳入增值税的动态变化。
2.制度背景及数据
2.1制度背景
为防止成员国之间的税收竞争行为，欧盟理事会针对各成员国增值税的制定和征收细则出台了严格的条例进行约束，该条例于1999年开始实施。出于优化税收政策制定的目的，条例中允许各国对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税率改革实验2006年，欧盟开启了第二次税率实验项目。在本次实验中，芬兰增值税率于2007年1月由22%下调为8%，并在2012年1月恢复至原有水平。并且将理发行业纳入其中，而排除了与其相似的美容行业，这使得本文可以对比两个行业对改革的不同反应，为识别税率调整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
2.2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商品价格数据和税收数据两套。芬兰的价格数据包括对理发行业全体厂商的调查数据，以及从统计局所获得的理发行业及美容行业的数据，税收数据中则详细给出了企业的盈亏情况，数据区间为2005-2015年。其他成员国的数据来自于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月度商品价格信息以及欧盟委员会每年定期披露的增值税年度报告，其中提供了各国的增值税税率信息以及调整情况，数据区间为1996-2015年。
3.芬兰增值税改革
首先，本文对芬兰增值税改革的情况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在每一次的税率改革中理发行业均对价格做出了迅速的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两次反向同比例的改革而言，价格的反应却不尽相同。增税所引起的价格变化明显高于减税的效应，价格调整具有非对称的现象。
刻画短期内价格变化在不同厂商之间的分布情况（见图3），本文发现在改革之后不同厂商采取了差异化的价格调整策略。以减税为例，在图3(a)中，有61%的厂商选择保持原有价格不变，其余厂商的价格调整幅度也有所不同。将时间跨度进一步变大，在中期中仍然可以观测到这种价格非对称现象的存在。
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理发服务的价格变化分布情况（附录图14），并未发现其存在异质性。而从调整价格的厂商比例来看（见图2），可以发现市场中主要存在两类厂商，一类保持价格不变，另一类则采取完全转嫁策略，此异质性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厂商具有不同的边际收益。将所有厂商的边际收益五等分后，分别考察不同组之间的价格变化，本文发现随厂商边际收益的提高，价格的变化也逐渐趋于对称状态（见图6）。
除此之外，本文也发现改革所引起的厂商的成本加成和利润变化也存在着非对称的变化。
4.欧盟增值税改革
芬兰的增值税改革虽然给本文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但由于两次改革的时间间隔较长以及欧洲经济危机的影响，其识别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因此本文利用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增值税改革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
本文首先将所有商品的价格进行平均后分别考察减税和增税的效果，图7(a)的结果表明，价格同样表现出了不同幅度的非对称变化。
接下来本文通过实证模型进行验证，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pict表示t月c国商品i的价格，??表示增值税税率，??t为月份固定效应，Xct控制了利率、GDP、失业率等宏观变量，??ict表示扰动项。系数??的大小表明了在改革前后税负转嫁逐月变化的情况。从图7(b)和图7(c)的结果也可以看出减税和增税均使得价格迅速的调整，且增税的效应大于减税的效应。
利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增值税改革进行识别同样存在着内生性问题，各国的政治因素（如政党更迭、选举活动等）、制度因素（欧盟增值税条例的出台）以及经济因素（各国的经济水平差异）等均会影响模型估计的准确程度。
为此本文首先考察了各国的经济状况是否会影响增值税改革的实施，从附录表14的结果可以看出，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与改革的实施进程之间并无明显相关。其次，由于成员国之间的税率改革程度不同，本文使用匹配的方法，按相关协变量进行匹配后，使得前后改革的税率可比，对样本重新估计的结也与前文保持一致。
5. 机制
5.1 标准税收归宿模型
5.2价格刚性
接下来作者考虑是否是由于商品具有价格刚性的特点，从而出现了价格的非对称变化。传统经济学理论将价格刚性的产生总结为以下两方面：其一是伴随通货膨胀企业面临的菜单成本，通过构建一个包含菜单成本的理论模型，作者在菜单成本相当昂贵时，仍然不会出现非对称的现象；其二是企业自身的生产能力约束，若此机制成立，在实际中应当观测到企业在减税时依据其最大生产能力逐步调整价格，增税时价格回到初始的均衡状态，这同样与本文结果相悖。因此价格刚性并不能解释本文的结论。
最后，作者提出了两点可能的原因，其一是消费者和厂商之间关于成本变化的信息不对称，相比于成本消费者往往对价格的变化更加敏感，因此厂商出于公平的考虑以及保持消费者忠诚度的考虑不会轻易的调整价格。其二是厂商对经济的预期，如果对未来经济状况持悲观态度或认为政府可能会继续出台相关政策，那么厂商也不会轻易的下调价格。
6. 结论
本文利用芬兰以及欧盟其他成员国关于增值税税率的改革发现，在增税和减税的过程中商品价格以及厂商利润等的变化与传统的税收归宿表现出了非对称的现象，增税的效应大于减税。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这种非对称性的存在是由于厂商不同的边际收益所导致的。其背后的机制可能是由于企业出于对公平性的考虑以及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存在偏误。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进一步去探讨非对称税收归宿的存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以及在最优税制模型的构建中引入税率的动态变化。
推荐理由
增值税的税收归宿是学界一直在探讨的重要经济学问题。本文利用芬兰增值税税率的两次反向同比例调整，发现厂商对价格的调整具有非对称的变化，与传统税收归宿模型分析中的对称变化相悖。已有文献大多聚焦于某一改革，而鲜少考虑税制改革的连续反应。在中国的税制改革之中，是否也存在这种非对称的现象，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