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孙甜
**推送日期：**2018年11月13日
**原文信息：**Hans K. Hvide & Benjamin F. Jones, 2018. "University Innovation and the Professor’s Privilege," AER, vol 108(7), pages 1860-1898.
一、导读
大学是知识扩大再生产的最前沿，大学研究者可以创造有价值的创新产出和研究成果。比如：基于创新成果开设高科技公司（1976年旧金山大学生物化学家创办了基因泰克，将基因工程技术引入了市场；1998年斯坦福两个研究生共同开发了谷歌引擎，彻底改变了互联网搜索）或者申请有商业化价值的专利（加州大学研究人员、西北大学教授研制乙肝疫苗和止痛药）。大学的专利申请和创新成果商业化在实践和学术研究中都受到广泛关注。
本文作者通过2003年挪威“中止教授特权”的准自然实验，探讨了大学研究人员创新权益变化对大学创新产出的影响。在此之前，挪威大学的研究者享有其创立的新企业、发明的新专利的全部权益，改革之后的新政策规定要把2/3权益转让给大学所有。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鼓励大学在研究人员将发明专利进行商业转化的过程中加大投资，支持研究者和实验室进行专利申请和专利许可活动。但是，这项政策降低了研究者的创新激励，削弱研究者创新创业动机。这样一项新政策产生正负两个互相抵消的效应，最终对创新产出的影响需要实证的检验。
作者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发现新政策将权益从研究者转向大学，使得研究人员创办企业的数量、专利申请的数量下降了近50%，同时，新创企业和新增专利的质量也出现了显著地下降。总的来说，这项改革效果是与预期相反。挪威进行的“教授特权改革”涉及到权益分配理论，创新经济学认为权益应该分配给对投资更重要的一方。本文借用挪威的制度改革结合挪威的数据，为权益分配问题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
二、制度及理论
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大学专利申请和创业活动呈长期上升趋势，引发了大量研究关注大学基础创新。对于这一领域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1980年美国Bayh-Dole法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该法案规定将政府所有的专利权下放给科研机构和发明人所有，以激活创新研发，促进专利成果向市场转换，进而带动创业和就业。由此，美国大学的专利申请数量迅速增加、创新活动越来越活跃，1999年大学专利申请数是1980年的5倍，让美国在十年之内重塑了世界科技的领导地位。美国Bayh-Dole法案给其他国家的立法提供了借鉴，2002年6月，挪威议会通过决议废除了“教授特权”；2003年1月1日，新政策在挪威所有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生效。
图1? 权益分配模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以大学为背景的权益分配模型（见图1）。研究者和研究机构都为了追求商业价值进行创新投资。研究者作为创新思想的重要源泉参与权益分配，研究机构在基础研究投资、促进专利商业转化、专利许可活动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参与权益分配。但在这种权益分配中，存在一个潜在的漏洞，即研究机构的投资价值是深受怀疑的。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实，由于研究机构的投资激励措施可能存在不当，基于大学层面的创新投资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数据及模型
图2??创业分析及专利分析涉及数据库
创业分析主要使用挪威初创企业数据库，这一数据包括2000-2007年之间初创企业样本，包括企业成立时总资产、所有者的ID、所有权股份等信息。通过将所有者的ID和挪威统计局社会人口数据匹配，由此筛选出大学研究者创立的企业，同时调用商业数据库中有关业绩指标进行创业质量分析。
专利分析主要通过挪威专利局的数据和NIFU提供一份1995-2010期间大学研究者名单进行匹配，从而得到有关大学研究者的专利数据。在进行专利质量分析，作者在PATSTAT数据库中搜索是否该项专利在其他区域也申请了专利保护。除了专利本身，这项改革也可能影响到专利许可活动，作者给大学发明家发送邮件，用小规模的问卷调查收集专利许可活动有关数据以及大学研究者对改革的评价。
文章利用“教授特权”改革时间作为节点，将样本分为前后两个区间进行DID估计。模型是标准的DID，公式一中因变量表示加总层面的新创办企业数量及专利数量；公式二中因变量是个体层面的虚拟变量表示研究者在某年是否有创办企业或申请专利行为。
四、实证及结论
图1A绘制了样本期内，大学研究人员与非大学研究人员初创企业的数量，在2000-2007年期间，全国范围内非大学研究人员创业率多年来基本保持不变，但大学研究人员创业数量从改革前平均24.7家到改革后平均10.8家，创业率急剧下降近56%。图式化的结果说明大学研究人员创业行为大幅下降，下降时间点与改革时间点是一致的。
文章从大学研究者创业企业和专利申请的数量和质量进行研究（分析思路见图3）。实证结果表明，大学研究者创办企业的数量下降，会计指标上显示出创办企业的质量也在下降，考虑了退出效应以及隐藏所有权等情况下，结论依然十分显著。研究专利申请的思路与新创企业的分析相似，回归结果显示，改革后，大学专利数量下降，专利引用次数下降，在欧日美专利局申请率降低，大学发明家专利许可活动的收益也远不及改革前的平均许可收益。
图3 实证分析思路
本文讨论创新政策冲击对大学创新产出的潜在影响，最基本的发现是新政策使得创办企业和大学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都大大降低。作者从创新制度、有效税率、权益分配等方面对结果进行解释，针对大学发明家的调查显示，收入权益稀释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该项改革没有达到预期实施效果，因此，在政策制定时需要尽力平衡双方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