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陈祎
原文信息： Saez, Emmanuel, Benjamin Schoefer, and David Seim. Payroll Taxes, Firm Behavior, and Rent Sharing: Evidence from a Young Workers’ Tax Cut in Sweden. No. w2397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7.
一、研究概述
工资税（payroll taxes）类似于我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OECD国家中工资税大约占据税收收入的25%，和个人所得税的体量相当。考虑到高税率的工资税会对经济产生强烈的扭曲效应，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实施了工资税减税的措施，特别是针对失业率较高的低收入人群、年轻人、老年人等群体，希望借此降低公司的劳动力成本。由此引发了关于降低工资税的政策争论。支持减税者认为，降低工资税可以刺激就业，还能促进商业活动。反对者则认为，公司所有者可能会只把减税作为一个意外收入。公共经济学的观点与政策争论不同。在公共经济学中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是，由于总劳动需求相对于总劳动供给而言更加具有弹性，因此工资税的税负归宿最终会落到劳动者的头上；由此工资税减税将导致政策目标群体的工资提高，企业付出的劳动成本不会减少，同时政策目标群体的就业会有小幅度的增长。
本文利用瑞典一项专门针对26岁以下年轻员工的工资税减税政策改革对工资税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相较不受政策影响的年长员工，减税的目标群体年轻员工的工资并没有显著性增加；年轻员工的劳动力成本相对年长员工显著下降；年轻员工的就业大幅增长。这些结果表明，工资税的税负归宿全部由公司以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形式承担，该结论与标准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模型得到的推论相违背，即与由劳动者承担所有工资税税收负担的推论相违背。进一步，本文通过研究工资税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揭示出工资税税负归宿的中间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工资税减税将促进企业规模扩张，提高企业内所有员工的平均工资。本文认为，这可能展现了企业和员工的租金分享（rent sharing）。
二、制度背景及数据
瑞典实行线性工资税，税收全部由雇主缴纳，缴税工资没有扣除额也没有最高限额。在实行改革之前，所有员工统一征收31.42%的工资税。2007年新政党上台，为应对青年高失业率，促进就业和刺激企业发展，开始实施专门针对青年的工资税减税改革。 此次改革主要分两步进行（图1）。第一步，在2007年7月1日，19-25岁的年轻员工工资税下调到21.3%。第二步，在2009年1月1日，26岁以下的年轻员工工资税进一步下调到15.5%。
有几个关于此次税收改革的点值得关注。一是，此次改革针对所有年轻员工，无论是新雇佣的，还是已经在职的。二是，社会保险的收益不受影响。三是，能否享受优惠税率的资格取决于个人出生日期，而非实际年龄。最后，由于瑞典实行软件报税，税收改革政策内嵌于企业报税软件，因此税收改革能够及时、全面地实施。
本文获取了瑞典员工层面1990-2013年和企业层面2003-2013年的全样本数据。员工数据包含工资、就业、人口学变量等信息，企业层面主要从收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上提取信息。
三、实证结果
在展示实证研究之前，本文先回顾了标准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模型得到的推论。在标准模型中，年龄恰好低于优惠工资税所要求的最高年龄的员工，能近乎完美的替代年龄恰好高于优惠工资税所要求的最高年龄的员工。在政策改革之前，均衡状态下这两组员工的工资将相等，劳动力成本（工资+工资税）也将相等。针对年轻员工的优惠工资税政策实施之后，企业会发现年轻员工相比于年长员工变得更加便宜，因此企业将增加雇佣年轻员工，解雇年长员工。随着年轻员工就业增加，其劳动力成本也将提升，一直提升到与年长员工相等才达到新的市场均衡。因此在改革后的均衡中，年轻员工与年长员工劳动力成本相等，年轻员工工资高于年长员工，所有的税收优惠全部由年轻工人承担。
（一）员工层面的工资效应和就业效应
本文关注员工层面的工资税收负担，以及员工层面的就业效应。首先考察税收改革对工资的影响。在改革之前无论是平均工资还是平均劳动成本，都会随着年龄平滑地增长。改革之后，平均工资在优惠税率适用的最高年龄限制处没有发生跳跃，平均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工资+工资税）在优惠税率适用的最高年龄限制处发生了跳跃（图2）。这表明所有的税收优惠全部由企业承担了。
其次，考察工资税改革在员工层面的就业效应。享受优惠税率的年轻员工相比于年龄稍大于优惠税率资格年龄的员工，其就业率增长了2-3个百分点。正如图6所示，改革之前，对所有年龄层的人来说，就业率都比较稳定。改革之后，对不受政策影响的年长员工来说就业率仍然稳定，对受到政策影响的员工来说就业率大幅度增长。
来自员工层面的证据和经典模型的结论相违背。本文发现工资税优惠税率并不会使得政策目标的年轻员工的工资相对于其他年长员工的工资发生增长。可能的原因有：基于共同谈判确定的僵化工资、企业不能随意更改已雇佣员工工资的隐性合同、由于年轻员工迟早会不再享受优惠税率因此企业一开始就不愿意给年轻员工过高的工资。通过异质性分析本文一一排除了这些可能的解释。本文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企业内部存在不能出现基于年龄的巨大工资差距这种隐性约束。这一隐性约束还会导致劳动力市场摩擦和大量青年失业。
（二）企业层面的规模效应和工资效应
员工层面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企业享受了工资税减税的好处。为了进一步探究工资税的最终税负归宿和传导机制，本文研究工资税减税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该部分的识别策略是，利用政策改革前企业年轻员工占比来衡量企业受到减税政策影响的程度。拥有更多年轻员工的企业将享受更大的减税优惠，因此将受到更强的政策冲击。
主要有两点发现。第一，研究发现年轻员工占比更多的企业，在政策改革后增长更快，雇佣更多的员工。销售额、增值额、利润、资产、就业人数都增长更快（图9，图10）。异质性研究验证了减税在融资约束更强的企业效应更大。
第二，年轻员工占比更多的企业会更多地增加员工的工资（图12），最终大部分工资税减税的好处还是会落到员工身上。无论员工是年轻员工还是年长员工工资都会增加，低收入者工资增加更多（表7）。
四、文章结论
本文利用瑞典一项针对年轻员工工资税减税的税收政策改革研究工资税对员工和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年轻员工相对年长员工工资没有增长，劳动力成本下降了，伴随大规模的年轻员工就业增加。这与标准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模型推论相违背。本文进一步研究工资税减税对企业的影响，发现减税刺激企业规模扩张，并且企业会将部分好处通过提高员工工资的形式传导给员工。基于这些证据，本文提出企业在工资税税收归宿过程中起到重要的租金分享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