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尤思余
**原文信息：**Zhangkai Huang, Lixing Li, Guangrong Ma, and Lixin Colin Xu. Hayek, Local Information, and Commanding Heights: Decentraliz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8): 2455-2478.
一、引言
上世纪最引入注目的事件之一是计划经济和国有产权的出现、持续扩张和迅速衰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这段时期，人们认为计划经济可以像市场经济一样富有成效，但事实并非如此。市场经济为何比计划经济更为有效，理论界存在两种主流的观点。一种认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能提供强有力的激励（Boettke 2005）；第二种观点源于Hayek (1945)，地方信息（local information）是分散的，因此要想提高信息使用效率，权利下放是必要的。解释激励、所有权和产权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影响是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但在实证上探索地方信息对国有企业管理重要性的研究目前很少。
本文发现了90年代中期中国国有企业（SOEs）下放的重要推动因素——提高地方信息的使用效率，这与Hayek(1945)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利用1998-2007包括所有SOEs的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这个推断，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到政府的距离越远，该企业下放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距离-下放的正向关系随着企业绩效异质性以及沟通成本的增加而增强。但对战略性行业中的央企来说，距离-下放关系被削弱了。
为了保证距离-下放关系的解释是正确的，本文还进行了一些检验：采用到集聚城市的距离来排除企业下放是基于经济因素考虑的可能性；为了解决距离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三线建设时期大量企业内迁后的地理位置作为距离的工具变量，最后都发现结果是稳健的。本文同样考虑了国企下放两种可能的竞争性假设：第一种假设是上级政府为了向国企寻租；第二种假设是下放是下级政府游说的结果。但企业绩效异质性以及地区腐败环境的实证结果与两个假设不符，可以排除。
二、制度背景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营部门的崛起，市场竞争迅速加剧。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从1978年的24％下降到1996年的7％，并且在1996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亏损。意识到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开始了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所谓“抓大”，许多大型国有企业被合并为集团，这些企业的控制权被合并到中央政府。所谓“放小”，许多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或进行了内部重组、破产、员工持股、拍卖等改革，另一部分则被下放到下级政府。而且上级政府一旦做出分权的决策，下级政府不得拒绝。在接管下放的国有企业后，地方政府仍将努力争取高的增长率和税收收入，并努力提高国有企业的业绩，以保持良好的晋升前景。国企管理权力的下放主要是现金流和控制权的全面转移，这可能会降低代理成本。
三、理论分析
考虑一个两级政府的经济体：上级和下级。两者都可以拥有国有企业的事实控制权：第一，可以获得国企支付的大部分税收，它还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有自由裁量权。第二，它对国有企业的战略决策具有自由裁量权，例如防止破产以维持就业和社会稳定，这是评估地方政府官员的关键标准。第三，可以任命国企的关键、高薪职位，这给了政府寻租的机会。拥有国企控制权也会产生费用，当国企亏损时，监督政府需要承担补贴成本。是什么促使上级政府将国有企业下放呢？文章提出了三种猜想。
哈耶克猜想：Hayek在1945年提出的观点认为，充分利用地方信息是提高国企绩效的一种方法。当意识到要提高运营效率时，上级政府倾向于下放那些难以获得地方信息的国企。监督政府对地方信息的了解程度取决于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远，地方信息的损失越大，越不利于有效决策，国企越有可能被下放以保证效率。距离一定时，企业绩效异质性越高，企业独特的地方信息越重要，控制权越应该给离企业更近的政府。正向的距离-下放关系在企业绩效异质性越高时越强。同样的，沟通成本越高，这种正向关系越强。
战略至高点猜想：出于战略和非利润目标的考虑，非经济因素也会影响很多国企下放的决策。1922年，列宁提出“国家要占领经济领域战略至高点”，此后很多国家都实施了该项政策。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对其制高点保持强有力的控制。2006年，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组的文件指出“国家应该对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增长有关的重要产业保持绝对的控制”。对于战略性国企来说，效率和地方信息的重要性以及距离-下放关系都会被削弱。
代理成本猜想：假设政府官员是自利的，那么国企到政府的距离越近，从直接监督的国企身上寻租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政府会想要留住更近的国企，降低了这些国企下放的可能性。当沟通成本较高时，从远距离国有企业寻租将更加困难，从而导致更远距离的国有企业被下放的可能性更高。距离-下放的正向关系在沟通成本更高时更强，在高腐败环境时更强。下级政府为了寻租，会游说上级政府下放距离自身较近的国企。
本文通过实证来检验相应的猜想。第一，根据哈耶克猜想，距离-下放关系取决于企业绩效异质性。第二，根据至高点猜想，距离-下放关系在战略性央企中会被削弱。第三，代理成本猜想认为，在腐败程度更高的地区，距离-下放关系更强。 四、主要结果 本文首先估计了国企下放决定因素的probit模型：
其中， 是虚拟变量，处于k政府监督，j行业中的i企业在t年份被下放取值为1。 度量的是i企业和监督政府k所在城市之间的距离（对数形式）。向量X包括企业特征的滞后变量，向量Zlag包括省级变量的滞后项。
基准结果：表3中面板A的1-4列展现了国企下放的基本结果，距离和下放的关系是正向且稳健的。另外，规模较小、绩效较差以及不那么重要的国有企业更可能下放。如表3面板B的1-3列所示，本文考虑可能的遗漏变量：人均财政收入、人均GDP、财政自主权，结果仍旧稳健。4-5列考虑进一步区分完全控股的国有企业和部分控股的国企，对于部分控股的国有企业，本文预期会有较弱的距离-下放关系，实证结果证明了这一点，而完全控股国有企业的系数更大。
集聚：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中心是重叠的。到监督政府的距离可能反映得是到经济中心的距离。本文构建一个安慰剂距离，对于央企，此距离是到上海的距离。对于非央企，此距离是到该辖区内最大的非省会城市的距离。作者用安慰剂距离代替基础回归中的距离变量。如表4中第1列所示，安慰剂距离的系数很小且统计上不显著。第2列剔除掉较小的安慰剂城市结果类似。
内生性：距离可能是内生的：不重要或利润较低的国有企业可能位于更远的地方。本文使用我国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大量企业内迁后的地理位置作为工具变量，表4中第3-4列是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结果，列3的第一阶段结果，三线建设与距离有正向显著关系。在第二阶段，距离的系数依旧正向显著，且系数从基础回归中的0.0054增加到了0.024。
五、区分替代性假设
本文试图通过沟通成本、公司绩效异质性和寻租环境来区分国企下放的替代假设。
考虑距离和企业绩效异质性的交互项，相比于其他猜想，哈耶克猜想更有吸引力。表5第3-6列的结果表明，当企业绩效异质性更大时，距离-下放关系更强。
考虑距离和战略性行业的交互项，表5面板B的结果和至高点猜想一致，央企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非央企统计上不显著。
考虑距离和寻租环境的交互项以及两种距离：国企到监督政府的距离，国企到下级政府的距离，后者是为了验证下级政府游说猜想。如表5面板C所示，第1列国企到监督政府距离的系数显著为正，符合哈耶克猜想和代理成本猜想；国企到下级政府距离的系数显著为负，符合哈耶克猜想和下级政府游说猜想。然而，寻租环境和距离交互项的系数统计上不显著，与代理成本猜想和下级政府游说猜想都不一致。
综合而言，哈耶克猜想似乎最能解释绝大多数国企的下放，制高点猜想有助于理解战略产业中的中央企业，代理成本猜想和下级政府游说猜想的一些关键预测未经实证确认。
六、结论
正如哈耶克所描述的那样，当社会经历快速变化时，决策权应当交于最熟悉特定环境的人。本文的确发现国企和原监督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物理距离）越大，被下放的可能性越大。这种正向关系在企业绩效异质性以及沟通成本更大时更强。哈耶克对地方信息的洞察力确实是理解企业组织和经济系统运作的关键，但中央政府对于战略性行业的企业会有战略至高点的考虑。中国管理国有企业的经验体现了政府的双重目标：效率和控制战略性行业。中国国有企业的权力下放为检验哈耶克猜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本文也填补了实证检验地方信息对政府分权管理研究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