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张文涛
原文信息： Seth D. Zimmerman. Elite Colleges and Upward Mobility to Top Jobs and Top Incom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1): 1–47.
随着国民收入中高收入群体所占份额的持续扩大，什么因素决定个体能够获得顶级岗位与顶尖收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毫无疑问，精英大学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原因在于他们的毕业生通常处于劳动力市场的顶层。对于大学教育而言，在不考虑出身背景的情况下，促使有能力的学生均等的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应当成为其核心政策目标。本文将智利精英专业申请数据、税收数据和和上市公司高管个人信息相匹配，使用基于录取分数的断点回归，研究了精英商科专业能否帮助不具备先天优势的群体在经济中获得最高的回报。本文的研究发现：第一，精英商科专业的毕业生在上市公司高管队伍和高收入群体中占比很高；第二，被精英商科专业录取能提高个体获得顶级岗位与顶尖收入的可能性，但这种效应仅存在于社会经济地位（SES）比较好的男性中，这意味着这种精英商科专业扩大了性别和不同经济地位个体间的差距；第三，进一步的机制探讨发现，之所以会存在这种异质性，并不是因为不同群体的学生在基本素质、职业定位和学业表现上存在差异，而是因为家庭出身比较好的男性学生在精英大学就读期间形成了非常好的同伴关系。
一、制度背景与数据收集
智利是OECD成员国中的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在22000美元左右，这一经济水平在拉美地区是最高的，与部分欧洲国家类似。然而，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智利的不平等程度也非常高，主要城市人口的代际流动性与发达国家的流动性水平相当。除此之外，智利的教育成就和美国比较类似。目前，智利有25所传统型大学，其中，智利大学（UC）和智利波蒂米亚大学(PUC)两所大学考取难度最高，这两所大学在2016年美国-拉丁美洲大学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13名和第7名。本文的研究聚焦于这两所大学最难考取的商科专业（称之为精英商科专业）。一般而言，智利高中生在其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年会参加一场标准化考试，并填报不超过8个大学拟申请专业意向。最后由官方机构根据招生计划择优录取，对于学生而言，他们改变录取结果的唯一方法就是次年重新参加考试。除此之外，在本文的分析中，由于缺少学生父母的教育和收入信息，我们将学生的高中学校类型作为学生家庭背景的代理变量；我们主要关注了两种类型的高中学校：费用高昂的私立学校和不收费的非私立学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所有专业申请者的申请记录、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个体信息、税收数据。本文将这些数据相匹配得到研究中使用的样本，另外，为了确保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充足的时间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我们去掉了30岁以下的样本。我们的研究中主要关注了两个结果变量：个体是否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或者高管、个体是否是该年收入最高0.1%群体中的一员。
二、什么专业回报最高
智利大学和智利波蒂米亚大学的商业、法律和工程等商科专业在全国同类专业中考取难度最高，其毕业生在职场和收入上的回报也相对更大。从图一的描述分析可以发现：第一，在同等录取难度情况下，商科专业的回报高于其他专业，对于精英大学而言，其趋势更加明显（Panel A;Panel C）；第二，对于精英学校而言，医学专业是一个例外，其毕业生在收入上也能获得较高回报（Panel B）；第三，精英商科专业仅为家庭背景比较好的男性学生带来更多回报，对于女性和家庭背景比较差的男性而言，效果并不明显（Panel D）；第四，即使在考虑学生能力（入学分数）的情况下，这种差异仍然存在（Panel E; Panel F）。
三、断点回归分析
本节使用录取分数作为断点探究了精英商科专业的影响。在回归之前，作者首先采用两个步骤验证了断点回归的连续性假设：第一步，作者检查了断点两侧学生的分布情况；第二步，作者检验了主要协变量在断点两侧分布的平衡性，结果均显示，满足这一假设。从图六断点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精英商科专业可以增加学生成为上市公司高管和收入最高0.1%群体的机会，但这种效应主要由毕业于私立高中的男性学生驱动。相比于没有被精英商科专业录取的学生，被精英商科专业录取的学生在成为上市公司高管和收入最高0.1%群体的可能性分别增加了44%和50%；对于私立高中毕业男生而言，成为上市公司高管和收入最高0.1%群体可能性分别增加了50%和54%。
四、机制分析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为什么精英商科专业仅能为家庭出身比较好的男性学生带来高收益。是因为不同群体的学生在学前准备、地理偏好（私立高中男生更多位于大圣地亚哥地区）、职业兴趣、学业表现等方面存在差异吗？作者研究发现并非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出身比较好的男性学生在精英大学就读期间更容易形成有价值的同伴关系。在具体操作上，作者首先对前四个机制逐一排除，最后验证了第五个机制的存在。
本文将学校类型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代理变量，事实上，学校类型可能从其他维度上对学生产生影响，虽然这一因素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但会改变对结论的解释，例如：精英大学录取的私立高中学生通常数学成绩更高，但在回归中，学校类型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和数学成绩的影响并未加以区分；如果数学成绩真的影响学生的劳动力市场回报，这意味着非私立学校要着力于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在表六中，作者首先验证了私立高中男生和非私立高中男生在成绩和地区分布上并不存在太大差别（Panel A）;其次，利用高中类型、测试分数和地理分布对代表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变量做回归，发现只有学校类型会影响劳动力市场回报（Panel B）；最后，使用大圣地亚哥地区的样本进行回归，发现学校类型的影响依旧存在（Panel C）。这就排除了前面提到的学前准备、地理偏好两个因素。
其次，作者想排除的因素是职业兴趣。和其他群体相比，家庭出身比较好的男性精英商科专业学生之所以能取得更高的回报，是职业选择上的差异导致的吗？作者研究发现并非如此，正如Table7中展示的那样，无论是私立高中学生还是非私立高中学生，都更加倾向于在与商业有关的部门（前三行）工作。
接下来，作者想探讨的话题是学业表现的差异是不是导致家庭出身比较好的男性精英商科学生获得高回报的原因。在这里，作者通过比较精英医学专业和精英商科专业学生毕业率和收入证明学业表现并不是关键因素。智利的精英医学专业和精英商科专业考取难度相当，精英医学专业学生的收入也非常高；但在精英医学专业里，女性和家庭背景比较差的男性获得了更多收益。比较毕业率发现：无论是商科专业还是医学专业，女性毕业率均高于男性，私立高中男生毕业率高于非私立高中男生毕业率（Table 9）。这说明学业表现的差异不是导致商科专业的回报存在性别差异（医学专业女性学生回报更多）和不同经济地位个体差异（医学专业私立高中背景学生毕业率高，但回报更低）的原因。
最后，作者验证了同伴效应的作用，证明同伴效应是导致精英商科专业主要使家庭背景比较好的男性学生获得顶级岗位和顶尖收入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关注的结果变量是同一年进入同一精英商科专业并且在同一家上市公司担任高管的比例，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不同年份被同一专业录取的学生在家庭背景和大学投入等方面比较类似，而同一年被同一专业录取的学生更容易形成同伴关系；潜在的对照组是不同年份被同一专业录取或者同一年被不同专业的学生。研究发现：同一年被同一专业录取的学生在同一上市公司担任高管的比例远高于对照组的比例（Panel A in Figure 9）；这种效果主要存在于被精英商科专业录取的学生里（Panel B in Figure 9）。
在这里，自然会产生有一个疑问，非私立高中的精英商科专业毕业生能否在同伴关系中获益？为此，作者估计了一个一重差分和一个双重差分，结果均显示这个群体并没有从这种同伴关系中获益，这种效应仅存在于同一年进入同一专业的私立高中学生，对于精英私立高中的学生而言，同伴效应的作用尤为明显；对于非私立高中的学生而言，同伴效应的作用几乎为零（Table 10）。
五、讨论
本文的研究发现精英大学能帮助个体向上流动，但无益于个体获得顶级岗位或者成为顶尖收入群体的一员。后续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在中学阶段通过随机分配宿舍或学习随机分组等方式增加社会互动是否有利于精英商科专业里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学生取得更高的成就；第二，同伴效应在公司经营中是否发挥作用；第三，精英竞争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