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张静堃
原文信息： Raute Anna. Can Financial Incentives Reduce the Baby Gap? Evidence from a Reform in Maternity Leave Benefit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9, 169(1): 20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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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劳动市场参与的增加，低生育率逐渐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Table 1,Panel A）。除此之外，“婴儿鸿沟”也成为发达国家面临的新议题。所谓“婴儿鸿沟”，指的是相比于低学历和低收入的女性，高学历和高收入的女性生育率较低（Table 1,Panel B）。“婴儿鸿沟”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高学历和高收入的女性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的报酬，她们面临着较高的机会成本，为改善这一状况，大部分OECD国家（除美国外）都推行产假福利政策，但以往的研究较少关注这一政策对于生育机会成本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2007年德国产假福利改革对生育决策的影响。改革前，德国政府给予一定收入以下的家庭固定数额的产假福利。2007年开始，德国政府按产前收入的67%发放产假福利（对于产前没有收入的女性予以固定数额的福利）。这项改革大大改善了高学历和高收入女性的福利水平，但未必是低学历和低收入女性的福音。
本文的研究有四大发现：（1）改革后，月生育率存在一个向上跳跃；（2）改革后，高学历和高收入女性的生育率激增；（3）作者估计出了财政激励对生育率影响；（4）作者发现了改革对生育率永久性的效应。
相比于以往大量研究家庭政策与生育的结构模型文献和准实验文献，本文有如下贡献：（1）相比于结构模型文献，本文虽然不能估计全生命周期的影响，但是本文能利用面板层面的变异，还可以使用更大规模的数据，而结构模型的文献仅仅依赖于横截面的变异，且样本量较少；（2）相比于以往的准实验研究，本文更关注产假福利的提升如何直接影响生育决策，可以识别出改革对生育的扩展边际，而且更加具有政策针对性。
二、背景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产假制度也是德国的传统。自从上世纪50年代起，德国就建立了产假福利制度。经历多次改革后，1992年，德国政府建立了一套完备的产假制度，称为“Erziehungsgeld”制度。这一制度下，德国政府会针对休产假的低收入家庭发放固定数额的转移支付，低收入家庭可以选择享受24个月的产假福利，每月300欧元（选项1）或者享受12个月的产假福利，每月450欧元（选项2）。据统计，2006年只有15%的家庭选择了选项2。
2007年1月1日起，一项新的产假福利制度“Elterngeld”代替了原有的制度。改革后生育的妇女可以在产后12个月内获得其产前67%的年均收入昨晚产假福利。对于产前无收入的女性，只能享受12个月的产假福利，每月300欧元，这实际上低于他们在旧制度下可以获得的补贴金额（新旧制度对比见Table 2）。因此，这项改革虽然提升了高学历和高收入女性的产假福利，但是低收入家庭的产假福利可能会降低。
三、实证策略
虽然这项改革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开的，但是由于这项改革对于高学历和高收入人群的影响和对低学历和低收入人群的影响不同，本文可以使用DID对改革效果进行有效识别。
首先，本文利用改革对不同收入人群的影响，构建DID模型（1）。本文根据净收入5850欧元（收入的前35%）对收入进行分组，利用2004–2012年的数据比较改革前后不同收入人群的生育差异。在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前，本文提供了平行趋势的图形证据（Fig 2）。
模型（1）中P(Child)it表示的是妇女i在t年生育的可能性。Treatit 是一个虚拟变量，当妇女i在t-1年取得的收入超过5850欧元则取1（反之则取0）。Rt 也是一个虚拟变量，在2007年及以后取1。Xit′表示所有的控制变量，包括女性的年龄虚拟变量、受教育情况、职业培训情况、德国国籍和地区虚拟变量，以及女性是否在t-2年或t-1年生育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年龄虚拟变量。
其次，本文利用改革对不同学历人群的影响，构建DID模型（2）。本文将学历分为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利用2002–2011年的数据比较改革前后不同学历人群的生育差异。在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前，本文提供了平行趋势的图形证据（Fig 3）。
模型（2）中 Deducmedit 是一个虚拟变量，当妇女i接受了职业教育时取1。 Deduchighit也是一个虚拟变量，当妇女i接受了高等教育时取1。P(Child)it、Rt 和Xit′表达的含义与模型（1）中相同。
最后，本文利用福利变化度量了改革的效应，从而估计出财政激励的生育弹性。由于福利的变化既来源于产假福利改革，又可能来源于女性自身收入的变化，因此本文在回归中加入了产前收入的灵活函数Φ(Eit?1)以控制自身收入变化的影响。回归模型（3）如下：
模型（3）中 Bit 代表妇女i在生育年份t可获得的产假福利。Φ(Eit?1) 代表产前收入的灵活函数。P(Child)it和Xit′表达的含义与模型（1）中相同。
四、数据
本文主要使用了三套数据：（1）人口统计数据：为了研究生育率的时间趋势，并研究改革宣布9个月后出生人口数量是否出现断点，本文使用了德国统计局2000年至2011年每月出生人口的微观数据。本文将这些数据与女性人口的统计数据进行匹配，以构建每月的出生率。（2）社保登记数据：本文使用了2004-2012年社保登记数据中8万多名21-44岁女性的数据。这些数据包含这些女性生育、就业、教育水平及劳动收入的情况。（3）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使用了2003-2012的样本，包含了7万多名21-44岁女性的信息，包括生育情况、儿童的年龄、婚姻状况、详细的教育情况及福利领取情况。由于本文根据这套数据中的儿童信息反推其出生年份，因此这套数据代表的是2002-2011年的生育状况。描述性统计见Table 3。
五、结果
首先，本文利用断点回归，发现宣布改革（2006年秋季）后9个月后生育率显著高于9个月前，这证明了改革对生育率具有短期效应（详见Fig 4）。
然后，本文对模型（1）进行了估计。如Table 4所示，高收入女性在改革后的生育率相比改革前显著增长了16%。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发现这一结果是稳健的。这说明改革通过高收入女性的生育率增长有效减少了“婴儿鸿沟”。
随后，本文对模型（2）进行了估计。如Table 5所示，高学历女性在改革后的生育率相比改革前显著增长了15%。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发现这一结果是稳健的。这说明改革通过高学历女性的生育率增长有效减少了“婴儿鸿沟”。
最后，本文估计模型（3）以得到财政激励对生育率的弹性。如Table 6所示，本文发现每1000欧元显著提升了2.1%的生育率。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发现这一结果是稳健的。考虑到可能有女性针对改革有意调整自己的收入与劳动参与情况，本文利用教育与年份的交乘项作为产假福利的工具变量，发现结果依然显著。本文在附录中还直接检验了女性并没有内生地调整其收入与劳动参与。
六、年龄和出生次序的异质性
到目前为止，本文仅仅估计了改革的中期效应。为了检验改革是否具有永久性的生育激励效应，本文根据年龄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如Table 8所示，本文发现改革后生育率的增长更多是由高龄女性生育率的增长带来的，这暗示着国内尚存有较大的生育潜力，一定程度上代表产假福利的提升具有永久性的效应。
随后，本文研究了产假福利改革的扩展边际。据Table 1可知，有31%的高学历女性无子女，而只有18%的低学历女性无子女。如Table A4所示，高学历女性在改革后会更显著地生第一个孩子。这表明，由于这项改革，不同教育水平女性无子女的差距将大大减少。
七、结论 本文评估了德国产假福利改革对生育率的影响，着重分析了改革对生育机会成本较高的高收入高学历女性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这一改革已经成功地提高了生育率，有利于缩减现存的“婴儿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