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何凡
原文信息： Cameron L, Meng X, Zhang D. China’s Sex Ratio and Crime: Behavioural Change or Financial Necess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7, 129(618): 790-820.
1. 引言与背景
本文考察了中国高度失衡的性别比推动犯罪率上升的渠道。省级数据显示，在中国性别比例较高的省份，犯罪率确实较高（Edlund et al., 2013），但我们对性别失衡增加犯罪率的机制仍不清楚。本文作者使用男性囚犯的个人调查和实验数据，以及一个可比较的非囚犯样本，来检验两种潜在的机制：
（1）犯罪率上升反映了在一个男多女少环境中长大带来的行为影响。具体而言，在男孩性格形成时期，男多女少的环境会影响其行为偏好，如风险态度、时间偏好和性格特征。
（2）性别失衡，加剧婚姻市场竞争，为男性犯罪创造了额外的直接动机。在中国，结婚成本一直在大幅上涨，女方家庭往往期望未来的“新郎”能够提供一套住房和一大笔现金（彩礼），因此，男性在寻求吸引伴侣所需的经济资源时，可能会诉诸犯罪。
数据显示，过去三十年（1988—2009年），中国犯罪率增长了6倍多，逮捕率从万分之四增长到万分之8.3。重大的社会经济变化无疑是背后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1979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One-child policy, OCP），虽然在不同地区要求不同，但一般限制住城市地区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而大多数农村地区夫妇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允许生第二胎。OCP政策的实施加上中国传统的儿子偏好和B超技术的普及，导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2010年估计有3000万的过剩男性（”surplus” males）。
过剩男性正从农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他们处于社会经济的底层，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结婚前景令人担忧，可能导致反社会行为和暴力。在中国，超过2/3的暴力和财产犯罪是由16—25岁的男性犯下的。本文主要关注农村—城市移民，这类人占中国城市劳动力的40%，在南方的工业化城市可能会更高。他们通常在自己的家乡，而不是工作的城市寻找配偶，利用他们家乡的性别比可以捕捉他们面临的婚姻市场竞争环境。
2. 数据与实验程序
2.1 实验数据
文章的数据收集于中国制造业的中心——深圳。这里50%的人口和85%的在押囚犯是农民工。作者随机调查了深圳某男性监狱959名农民工，其中734名囚犯被随机选择参与实验。此外，作者还随机调查了299名非监禁的深圳农民工作为对比。在剔除缺失值后，获得了712名囚犯和294名非囚犯样本。作者设计的问卷涵盖了广泛的信息，包括基本人口资料，移民史、犯罪史和人格测试。在问卷中，作者还设计了一个时间偏好问题。让被调查者在“一个月内获得一定数额的钱”和“7个月内获得不同数额的钱”之间做选择。除调查数据，作者还获得了所有囚犯管理的行政数据，包括人口统计信息，如年龄、民族、户口、犯罪史的详细信息等等。
2.2 实验过程
风险游戏是一种标准的多重价格表格式游戏，涉及一系列的选择。每一项决策都涉及在确定获得一笔金额和彩票之间做出选择，前者有50%的机会获得一笔更大的金额，后者有50%的机会一无所获。当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出选择时，中奖金额就会增加。相对喜欢冒险的人会更喜欢彩票，即使他们中奖后只会得到一小部分，而更风险厌恶的人只有在奖金足够大时才会转而选择彩票。一旦所有参与者都做出了选择，参与者就被要求从一个袋子里抽出一个球，袋子里有11个球，编号从1到11。所选的球决定了参与者的选择。然后，另一名参与者被要求掷骰子，以决定那些选彩票的人的结果。
非囚犯也做了类似的实验，但为了使风险相对于时间的机会成本大致相同，所有收益都相对囚犯乘以1.5，目的是让赌注的真实价值在不同群体中尽可能保持恒定。除此之外，程序都相同。
2.3 性别比的计算
作者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2种性别比：（1）prevailing sex ratio（PSR），每个人出生地区适婚年龄的男女比例（2000年为5-14岁，2013年则为18-27岁）。（2）own cohort sex ratios（OSR），个人出生队列中（5年）家乡的男女比例，用这个性别比检验在高性别比环境中成长对行为的影响。这样计算的性别比忽略了移民，可能导致数据有偏，但作者使用2000年微观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后发现，5—14岁的含移民性别比和不含移民性别比数据非常接近，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没有移民。同时，OSR也可能受移民的影响（因为包括15岁以上的个人）。为了缓解这方面的担忧，作者控制了每一个城市的迁移率。
本文的样本包括162个地级市的1006名农民工。PSR从1.00至1.49，均值为1.14。OSR从0.81到1.53不等。表1比较了囚犯和非囚犯样本的信息。研究表明，非在押人员的平均年龄与在押人员相近。然而，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他们的父母也比囚犯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非囚犯移民结婚的可能性要高11个百分点，但生的孩子却更少。
3.估计策略
文章的识别策略最重要的担忧是性别比可能反映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如儿子偏好），这也与行为的差异有关，例如犯罪倾向。但Edlund et al.（2007）指出，中国的性别比是OCP严格实施的结果，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官员特征，这些特征并不是连续相关的，所以出生性别比与其他同期结果无关。如果地区文化或其他非时变特征是性别比的重要决定因素，那么我们可以预期性别比具有时间依赖性。但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OCP实施前（1971—1975年）和实施后（1986—1995）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相关性几乎为0。因此，认为性别比是外生的似乎是合理的。但下文我们依然对结果潜在内生性的敏感性进行了分析。
4.回归结果
表2 panel A的列1和列2报告了PSR对犯罪的影响结果，列1是不加控制变量的结果，列2和列3进一步加了个体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PSR系数显著为正，PSR越高，犯罪概率也越高。列3的边际效应结果显示，从自然发生的性别比上升到样本PSR均值犯罪率增加了34%。Panel B报告的是OSR的结果，发现也显著为正，边际效应显示，从自然发生的性别比上升到样本OSR均值犯罪率增加了11%。
4.1稳健性检验：性别比潜在的内生性
前文作者认为中国的性别比是外生的，因为它反映的是OCP的实施。但为消除对内生性的剩余担忧，表2的panel C 和Panel D给出了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我们使用如下2个工具变量：（1）政策生育率（policy fertility）与地区少数民族倒数的交乘；（2）截止2013年地区B超技术引入年份与少数民族倒数的交乘。政策生育率反映了OCP执行的力度，而少数民族不受OCP政策的影响，因此，第一个交乘项能够影响地区性别比。同理，B超引入时间越久，对地区性别筛选影响越大，第二个交乘项也能够影响地区的性别比。从结果来看，文章的结论并未发生改变。
4.2行为因素
是什么推动了性别比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呢？如上所述，在男性过多的环境中长大可能会影响男性的行为特征。更激烈的择偶竞争也会影响男性的行为。表3检验了性别比与文献中犯罪行为有关的两种特定行为——时间偏好和风险承担——的关系。
作者构建了2个不同的时间偏好指标：表3的列1是连续耐心数据作为因变量，表示被调查者从选择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获得回报到选择在7个月的时间内获得回报的得分信息，包含11个问题。范围从0（最没有耐心的人总是选择在一个月内拿到钱）到11（最耐心的人总是选择在未来拿到更多的钱）。列2的因变量是如果个人最没有耐心（总是倾向于一个月而不是7个月），则为1，否则为0。
作者使用了2种方法衡量风险偏好：表3的列3使用一个连续变量衡量，表示风险博弈的得分（参与者从选择确定的支付到选择赌博的得分）。数 值越大，表示越愿意承担风险。列4的因变量是对于那些总是选择赌博的人为1，否则为0。
表3 panel A结果显示，在男孩比女孩多的环境中长大的男孩更喜欢冒险，它还与更大的不耐烦有关。Panel B是PSR的结果，同样也与风险偏好和耐心相关。在panel C中，作者同时放入了2种性别比，发现虽然OSR与连续风险偏好变量相关，但OSR与最爱冒险的变量相关，表明在儿童和青年时期形成了对高风险的偏好。PSR与缺乏耐心有着更强的关联。
作者还检验了大五人格是否与性别比相关（表3的后5列）。从统计学上看，外向性、责任心、开放性和亲和性与性别比均无显著相关性。然而，OSR与神经质得分有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同时纳入PSR，OSR依然有显著关系。OSR与神经质有更强的关系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人格特征通常被认为是在儿童时期形成的，从成年早期起保持相对稳定。
在发现性别比对行为偏好有相当大的影响后，我们现在研究这些偏好如何影响犯罪行为。表4给出了结果。列1是风险和时间偏好对犯罪的影响，发现越不耐烦，越爱冒险，犯罪的概率越高。冒险对犯罪行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风险偏好最高的群体中，被监禁的几率会增加1.1个百分点（44%）。列2进一步加入了大五人格，发现神经质与犯罪有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责任心和开放性与犯罪行为呈负相关。而外向与犯罪呈负相关。列4和列5结果表明，回归中加入行为偏好和人格特征变量，OSR便不再显著。说明OSR影响犯罪的主要是通过影响个体行为偏好和人格特征导致的。但列7和列8的结果显示，即使控制了行为偏好和人格特征，PSR依然显著为正。说明存在超越行为的机制推动了PSR与犯罪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计算后发现，通过行为渠道影响犯罪率是比较小的，仅占性别比对犯罪率影响的9%左右。
4.3婚姻市场机制
高性别比给寻找妻子的男性带来的压力在文献中被假设为性别比与犯罪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然而，这一假设尚未得到直接验证。如果PSR捕捉了婚姻市场压力，那么对于未婚男性而言，其效果应该更强。为此，我们将PSR与个体婚姻状态交乘。此外，在一个高度重视传统家庭结构的社会中，个体可能会考虑到后代的生育需要。因此，性别比也可能对有孩子的男性（尤其是有儿子）施加比没有孩子的男性更大的压力。于是，我们也将PSR与核心家庭是否有10岁以上的男孩（0/1）交乘。
表5报告了结果，PSR与个体的婚姻状态交互项显著为负，与是否有儿子显著为正，但与女儿的交互项不显著。说明PSR确实会通过影响男性婚姻市场压力从而影响犯罪。
4.4何种类型的犯罪？
本部分作者讨论了性别比与何种特定的犯罪相关。监狱管理数据提供了犯罪类型的详细描述。我们将其分为2类，但并非相互排斥：（1）暴力犯罪（包括抢劫、性犯罪，占犯罪总数的64%）；（2）经济犯罪（包括抢劫、入室盗窃、毒品交易，提供赌博场所、非法经营等，占犯罪的70%）。此外，作者也单独检验了性犯罪，以确定性别比是否与性侵犯有关（占犯罪的4%）。表6报告了结果，发现经济犯罪与性别比正相关，这种关系再次由未婚男性驱动。PSR与暴力、性犯罪无关。
5.研究结论
本文探讨了性别比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并详细讨论了背后的机制。发现性别比与犯罪倾向呈正相关。这种关系的部分原因是在生命早期接触高性别比与更大的冒险和略高的神经质有关。然而，这一行为因素相对较小，仅解释了性别比总体影响的9%。男性在婚姻市场寻找伴侣的直接压力是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为在经济上显得更有吸引力，他们会诉诸犯罪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