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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会改变文化吗?政府养老金计划与传统家庭关系习俗
发布时间:2019-08-10 发布者:孙晨

推文作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马婷钰
原文信息: Bau N. Can Policy Change Culture? Government Pension Plans and Traditional Kinship Practices[R]. CEPR Discussion Papers, 2019.(Revision Requested b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图片来源: https://aifs.gov.au/cfca/publications/family-structure-and-child-maltreatment-do-some-family-types-place-children(Google research)

一. 引言

随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传统的文化习俗一直在进行调整和改变。而在现代国家中,政府政策的实施也可能无形中影响了当地传统文化的变迁。为证明政策对文化确有影响,本文从婚后从母居(从父居)这一传统习俗切入,研究养老金计划的出台是否会引起该文化的改变。

本文假设,在没有养老金和储蓄机制的情况下,婚后从母居(父居)作为父母在老年的保障机制而存在。在此机制下,对于未来更有可能将市场回报进行代际转移的子女,父母会增加对其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养老金计划这一可替代的保障机制的出台,则会降低当地婚后从母居(从父居)的遵从度,同时也削弱了父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

根据以上假设,本文构建一个包括传统习俗、养老金计划和父母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两阶段模型。模型假定,父母仅在第一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第二期的储蓄,父母允许向子女传达有关传统习俗的信息,而消费在两期均进行。模型的均衡包括以下三种情况,分别为为婚后从母居(Matrilocality)、婚后从父居(Patrilocality)和独居(Neolocality)。在前两种均衡下,遵从婚后从母居(从父居)的家庭中女儿(儿子)的受教育比例相对更高。当政府出台养老金计划后,其实施的强度越高,当地对婚后从母居(从父居)的遵从度及对女儿(儿子)的人力资本投资越低。并且养老金计划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其规模超过一个阈值时,前两种均衡将不复存在。

使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的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对上述理论模型中的均衡情形进行验证,实证结果与均衡情况保持一致。接下来,为验证对养老金计划的出台降低当地对婚后从母居(从父居)的遵从度和减少对女儿(儿子)的人力资本投资这一结论,本文利用1977年印度尼西亚成立国家保障机构Astek这一冲击,使用三重差分的实证策略进行估计,结果依然与模型相符。在将1972年加纳养老金计划(NRCD 127)的出台作为冲击,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估计后,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从而证明了结论的外部有效性。

二.婚后从母居(从父居)

参考Ashraf et al. (forthcoming)及Alesina et al. (2013)的方法,本文将《民族志地图》(Murdock, 1967)和《民族语》(Gordon, 2005)中的数据进行匹配,得到印度尼西亚和加纳两国内各民族的婚后从母居(从父居)的实践情况。图1报告了印度尼西亚和加纳两国遵从婚后从母居(夫居)习俗的种族在不同行政区划的分布比例,可以看出,印度尼西亚更偏好婚后从母居的传统习俗,而加纳则大多奉行婚后从父居的习俗。 1.png

对于婚后从母居(从父居)这一风俗的起源,有大量的人类学文献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认为,该风俗源于传统的狩猎-采集社会中的母系社会结构;也有人提出,园艺社会中在不同性别在农耕中的主导地位孕育了这种风俗;还有一种说法则将婚后从母居(从父居)风俗和嫁妆、彩礼联系起来。在附录中本文使用《民族志地图》中的数据检验了上述理论与目前的社会风俗的契合度,同时本文还检验了与性别偏见相关的特征对风俗形成的影响,包括农具使用、一夫多妻制、男性主导的农业经济、母系社会和彩礼等。

为进一步检验上文中数据匹配的准确性,作者将两国在当代的风俗遵从情况同过去的数据进行比较,观察两者的吻合度。本文定义,如果已婚的女儿(儿子)仍然居住在原家庭中,则该家庭遵循婚后从母居(从父居)的习俗。在使用2010年印度尼西亚及2000年加纳的人口普查数据、2000和2007年印度尼西亚家庭生活调查数据(IFLS)进行检验后,结果表明传统习俗在当代的家庭行为中仍然有所体现。

三、理论模型

接下来,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两阶段模型,刻画了婚后从母居(从父居)的风俗、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以及政府养老金计划之间的代际传递关系。

模型假定家庭只遵循一种传统习俗。在两期中父母均进行消费,但决策仅在第一期进行,决策需要确定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是否传达有关传统习俗的信息。根据父母和子女在两期的效用函数和面临的消费约束,本文讨论静态纳什均衡存在的情况,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1:模型存在三种类型的均衡,分别为婚后从母居、婚后从父居及独居,且独居的均衡情况始终存在。若用性别k中接受教育的后代比例??来表示达到均衡 2.png

命题2:当养老金的支付数额超过阈值pH时,领取养老金的家庭将选择不向子女灌输有关婚后居住习俗的思想。

命题3:在命题2下,进一步的,当养老金的覆盖率??超过阈值??H(??H<1)时,依性别分类的均衡将不存在。

四、婚后从母居(从父居)习俗与性别差距

使用印度尼西亚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加纳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对命题1进行验证,模型设定如下: 3.png

是否遵循婚后从母居习俗的二值变量。Xie和HHj为包括家庭、子女及年龄等在内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及固定效应。

实证结果见表2,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进行说明。基准回归(第1列)表明,与没有婚后从母居习俗的种族相比,遵循婚后从母居习俗的种族内家庭中的女儿其受教育的比例比其兄弟高2个百分点,在进一步考虑了父母的教育水平及工作类型(第2列),其他传统习俗和不同地区对特定性别的影响后(第3、4列),结果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本文使用同样的方法对加纳的婚后从父居习俗对家庭内男性后代受教育比例的影响进行了估计。虽然基准回归不显著,但在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提高估计的精度后,也可以得到与印度尼西亚类似的结果,从而命题1得证。

五、印度尼西亚养老金计划的出台

接下来,本文利用印度尼西亚在1977年成立社会保障机构Astek这一冲击,考察政府养老金计划的出台是否会降低家庭中女性后代的受教育比例及当地对婚后从母居这一习俗的遵从度。

在Astek设立后,对印度尼西亚的养老保险制度做出明确的规定。其养老金计划为完全积累制,劳资双方分别按员工收入的1%和1.5%进行缴纳,员工退休后政府将养老金一次性支付给个人。

据估计,截至1988年,印尼的养老保险已覆盖约550万名在职员工。但考虑到在不同地区Astek设立的分支机构数,养老金计划推行的时间及当地员工对该计划的遵从度不尽相同,养老金计划的实际覆盖率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geographic variation)。此外,当养老金计划推行时,对于子女已经完成全部教育的家庭而言,父母的人力资本投资已经完成,故养老金计划将不影响其决策(cohort variation)。

基于上述两个维度的变化,并结合不同种族对传统婚后从母居习俗的遵从度的差异?(ethnicity-level variation),本文使用三重差分的实证策略估计政策的影响,将样本限定在1959-1985年出生的女性群体,模型设定如下: 4.png

其中,下标i、c、p、e分别表示个体、其出生时间、出生时所在省份及所属的种族;被解释变量yicpe为受教育程度(小学、中学、大学)及婚后是否遵循婚后从母居习俗的二值变量;?Intensityp表示p省每1000平方英里内设立的Astek分支 5.png

接下来,作者分析了识别中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并加以解决。一方面,为消除各种混杂因素对识别的干扰,模型中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Xipe,包括出生年份的线性趋势、其他传统习俗和同期出台的政策各自的三重交互项。另 6.png

一方面??cp、??e、图片和图片等交互固定效应的引入也吸收了不同地区、时间及种族各自存在的差异及相互的作用。

按照命题2、3,养老金计划对传统习俗的影响为非线性的关系,且存在阈值,因此上述模型的线性设定也可能存在偏误。为此,本文在模型中进一 7.png

除上述提出的内生性和模型设定偏误问题,在养老金计划的实际覆盖率存在差异的各地区,还可能存在不同的非线性时间趋势,为此本文分别绘制了两个模型的事件研究图来进行事前的平行趋势检验(见图4、5)。两个模型的图示结果均证明了平行趋势的假定成立。由此本文认为,此时模型能够干净的识别出政策对文化影响的净效应。 8.png

实证结果表明(见表3),在养老金计划覆盖率越高的地区,后代的受教育比例(第2、4、6列)及当地对婚后从母居习俗的遵从度(第8列)越低,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也表明养老金计划对两者的影响为非线性的关系,从而命题2、3得证。后续的稳健性检验,包括引入不同形式的时间趋势,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等,结果依然显著。 9.png

使用同样的估计策略,本文考察了加纳在1972年出台的养老金计划(NRCD 127)对男性后代的受教育比例和当地婚后从父居习俗的遵从度的影响,从而对上文中实证结论的外部有效性进行检验。估计结果证明了上述实证结论的外部有效性成立。

六、结论及展望

为研究政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本文考察了婚后从母居和婚后从父居两种传统习俗。通过理论模型分析,本文发现,遵循婚后从母居(从父居)的家庭,女性(男性)后代的受教育比例相对更高,而养老金计划的出台则会促使父母减少对女性(男性)后代的教育投资,且当地对婚后从母居(从父居)的遵从度也会降低。进一步,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模型的成立,从而证明政策的确可以改变传统的文化风俗。

文化会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而政策本身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一隅的文化变迁。经济学问题中类似的“反向因果”比比皆是。因此,如何通过规范的方法去证明单向因果关系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本文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和严谨的实证检验抽丝剥茧证明了政策对文化的影响,另外对实证结论的外部有效性所进行的探讨,为文章对这个经济学问题的解答进一步增加了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