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作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张文涛
原文信息： Jonathan L Weigel, The Participation Dividend of Taxation: How Citizens in Congo Engage More with the State When it Tries to Tax The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5, Issue 4, November 2020, Pages 1849–1903.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93/qje/qjaa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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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脆弱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障碍，这使得国家能力的起源成为近些年关注的焦点。征税能力对国家发展尤为重要，它不仅决定了国家公共物品供给，并且能够通过鼓励公民政治参与创造红利。当统治者开始寻找新的征税对象时，就会触发公民对公共物品和表达的需求，在国家做出妥协和让步前，公民选择拒不缴税。公民和国家的这种税收议价过程被认为是现代政治、税收遵从和负责任政府的共同起源。然而，鲜有研究能够提供征税和政治参与间因果关系的证据，原因在于国家选择对谁征税并非一个随机的决定过程，且我们也不清楚国家对公民征税时，公民是否会增加与政府的互动。
刚果卡塞伊省于2016年在卡加南市开展的财产税随机征收运动为考察税收的参与红利提供了契机。在开展税收运动前，我们对卡加南市所有社区1/5的居民发放了信息函，通知他们省政府将会在全市范围开展房产征税运动。对于处理组而言，税收征管员会上门登记财产，发放纳税人识别号；完成财产登记后，税收征管员上门收税，发放完税凭证。控制组的居民仍然在以前的申报体制下交税，由个人去财政部门缴纳财产税。
我们的研究发现征税运动增进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相比于控制组，处理组的民众会更加积极的参与市政会议并提交对省级政府的匿名评价，相应的，他们也愿意承担更高的政治参与成本；处理组政治参与的增加源于这些民众感受到了国家能力强化的信号，并试图通过参与政治的方式要求政府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物品和更加包容的治理。
二、研究设计
（一）基本背景
刚果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专制国家，税基匮乏是其政府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2015年，刚果国内的省级行政区由15个调整为26个，这导致卡塞伊省的省会卡加南失去了其最为富庶的区域，财政收入因此减少了40%。财产税为卡加南市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提供了机会:一是因为财产税本身十分有效率，二是因为快速进行的城市化提升了房产价值。但由于国家能力有限，很难对财产价值进行评估，因此，一般根据房屋的面积和质量分档收取固定金额的房产税。2016年开展税收运动之前，财产税纳税遵从度几乎为0。除此之外，在刚果这个专制国家里，公民政治参与渠道也十分有限。
（二）实验设计
为确保控制组和处理组两侧平衡，我们采用了分层随机化方法。第一，在实验开始前，我们对全市所有社区1/5的房产所有者发放了信息函，释放省政府将开展税收运动的信息，所筹集到的税收收入将被用于促进省内经济发展，保障省内安全和人民福利。第二，我们根据卫星图片中房屋和人口的分布，将卡加南市划分为33个区域，区域内部经济地理特征较为类似。第三，在每一个区域内，我们随机抽取处理组和控制组，平衡性检验的结果表明，这种随机化的结果保证了控制组和处理组的平衡。
除此之外，我们对税收征管小组也进行了随机组合和分配。税收征管小组由3人组成，一般12个工作日之后，这3人会被打乱随机分配到其他社区工作。为了激励税收征管员，他们筹集的18%的收入都被用作奖励；除此之外，为了鼓励税收征管员在社区内比较均匀的收税，我们针对40%的房屋所有者设计了双倍奖励，向这些住户收税的税收征管员将会获得这部分奖励。为了避免腐败，征税结果会被审计。
征税运动包括两个环节：一是财产登记，目的在于识别出房屋所有者，并且为他们发放纳税人识别号。二是征税，征管员完成财产登记后要对他们进行征税并当场打印完税凭证，未完成缴纳的家庭需要明确补缴日期。
（三）数据与指标
本文的数据主要有四个来源：纳税人识别号和房屋所有者姓名的行政数据，开展征税运动的前、中、后期开展的三轮调查。被解释变量包括三个变量集：一是利用是否被税收征管员收税、是否登记成为纳税人、个体和社区层面的财产税税收遵从、社区人均税收收入评价征税运动的效果，二是利用是否参与市政会议、提交对省政府评论、参与成本度量公民政治参与情况，三是利用对省政府责任、能力和廉洁看法度量公民的社会契约信念。
三、实证结果
（一）征税运动的成效
我们的研究发现，这场税收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相比于控制组，处理组更多的人会注册成为纳税人，并被税收征管员上门收税；相应的，公民的税收遵从度有了大幅提高，缴纳财产税比例从0.1%上升到11.5%；社区内人均税收收入大幅增加。
（二）征税与公民政治参与
既然征税运动实现了政府增加税收的目标，那么它会影响政治参与吗？这是我们想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研究发现，相比于控制组，处理组的公民在税收运动之后，会更多的去参加市政会议，并且提交对省政府的评价；为了参与政治活动，他们也愿意承担更高的政治参与成本。
尽管如此，我们仍会担心我们看到的处理组和控制组政治参与上的差异源自于其他因素，并非征税运动的影响。为此，我们逐步排除了四种可能性，一是实验需求效应，但我们发现处理组和控制组公民对调研员的熟悉和信任程度保持一致；二是控制组政治参与沉降，控制组居民在被通知要征税后，却未看到国家的征税行为，从而产生负面预期；三是处理组意识到控制组未被征税，认为对自己征税十分不公平，从而去市政大厅表达不满；四是处理组十分重视税收，因此去市政大厅咨询税收的细节。
（三）机制分析
征税为何会推进公民政治参与？我们提出了三条机制：赋权机制、国家能力信号机制和税收议价机制。赋权机制认为，公民缴纳税收后，就会认为自己对公共收入拥有所有权，因此希望通过政治参与影响政府支出决策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根据赋权机制，税收运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应该主要集中在那些登记财产并且缴纳税收的群体身上，但我们发现，这种效应是由个体是否登记财产决定（Table 6）。
国家能力信号机制认为，征税运动释放了国家能力的信号，改变了公民对于政府的信念，国家能力的提升增加了他们参与政治的预期收益。公民对政府信念的变化，尤其是对政府财政攫取能力评价变化佐证了这个渠道（Table A16）。
税收议价机制认为，国家试图征税时，公民会要求更好的治理和更高水平的公共物品，否则会拒不缴税。的确，我们发现公民在登记成为纳税人之后，不会立刻交税（Table 6），文本分析的证据发现他们会去市政大厅提出自己的诉求，通过让政府做出妥协和让步方式来换取未来更高水平的税收遵从（Table 7）。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发现扩展税基会产生“参与红利”，被征税的公民会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政治参与，这是欧洲国家早期包容性政府理念的核心，也是在穷国开展税收运动的原因。
推荐理由
本文首次在一个现实世界的环境中验证了税收参与红利这一重要的理论命题。任何财税行为背后均是政治行为，财政激励的背后也是政治激励，要想理解一个国家财政，必须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尽管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一个较弱国家能力的背景展开，但是对于思考其他国家的财税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很多国家愿意更多采纳间接税来弥补国家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