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作者：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周然
原文信息： Bertrand, Marianne, Matilde Bombardini, Raymond Fisman, and Francesco Trebbi. 2020. "Tax-Exempt Lobbying: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s a Tool for Political Influ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 (7): 2065-2102.
原文链接： 10.1257/aer.20180615
一、引言
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中，立法者的任务是制定有利于选民利益的法律。政治家会受到各种渠道的影响，将选民福祉与立法决策联系起来。已有文献主要关注政治竞选资金和游说等较为明显的渠道，但这可能是企业寻求政治影响进程中很小的一部分。本文研究发现：美国企业将慈善捐赠作为影响政治决策的重要工具，且相比于其他渠道而言，慈善捐赠更具显著的经济意义。
作者利用参议院办公室提供的游说信息披露表，将公司游说信息与国会委员会联系起来，构造核心解释变量：问题覆盖（Issues Covered）。它度量了国会委员会所覆盖的公司关心问题的数量。实证分析主要探讨与国会委员成员相关的非营利组织的慈善捐款是否随着所涵盖问题的数量而变化。
实证结果发现，公司会利用慈善捐赠去迎合对公司利润比较重要的政治家的利益。具体来讲，企业会将慈善基金主要捐赠给议员所管辖地区的非营利组织和议员任董事会成员的非营利组织；当议员离任后，新上任的政客价值相对较低，相应地企业慈善捐赠会减少。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家的信用是非常重要的，与慈善机构相关的信用是政治家吸引选民的一种自然手段。利用政治影响模型，我们计算出6.3%的企业慈善捐赠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基于政治动机的慈善捐赠数额是企业年度PAC捐款的2.5倍，占联邦游说支出的35%。
企业慈善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手段，从广义上讲，可能导致福利损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选民决策过程中缺少企业慈善的有效信息；二是慈善捐赠享受某些特殊政治利益的税收补贴；三是公司股东利用慈善资金可能缺乏信息公开和透明度；四是基于政治动机考虑的企业慈善基金可能导致资源错配。
二、背景介绍与数据
Benabou&Tirole（2010）认为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主要有三个：一是双赢--公司的亲社会行为使其更容易向有社会意识的消费者出售产品，或招聘和留住有道德意识的员工，增加利润；二是委托慈善--公司更有能力代表利益相关方从事亲社会行为；三是内部人发起的慈善--公司董事会或管理层利用薄弱的治理将股东利润用于自己的慈善诉求。本文主要关注慈善捐赠的双赢动机。企业慈善捐赠可以直接向非营利组织捐赠，但直接捐赠的数据难以获取。企业还可以建立基金会。慈善基金会必须披露受益人和捐赠金额，为本文识别提供数据支撑。
本文选取2014年财富500强和标准普尔500企业作为分析样本，样本期间为1998-2014.数据主要来源于基金会搜索数据库、国税局免税组织申报表、议员个人财务披露数据、联邦选举委员会。
三、实证分析
1. 基于慈善机构和议员地理联系的证据
假设慈善机构与众议院成员之间的联系是基于慈善机构的位置决定。为了衡量慈善捐款在多大程度上更有可能流向在地理上与众议院成员相联系的非营利组织，我们构造了关键变量--问题覆盖（IssuesCovered),它度量了d区议员代表通过其在国会t中的委员会所涵盖的基金会f感兴趣的问题。
基准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f代表基金会，d是国会区，t是国会，图片表示基金会×国会地区固定效应，图片表示地区×国会固定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慈善捐赠与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捐赠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所涵盖的问题增加1%，企业PAC捐款增加0.56%至1.15%，而且企业社会责任（CSR）捐赠对所涵盖问题的弹性在0.040至0.091之间。作者还探讨CSR捐赠的异质性，将非营利组织分类后发现估计系数前五名分别为教育(ED)、公共福利(PU)、人类服务(HU)、宗教(RE)、国际(IN)。
2. 基于议员退出的证据
为了避免政治家退出前和退出后的影响混淆重叠，我们把样本限制在样本期只有一个议员退出的国会地区；另外控制政治家执政的国会周期数量。基准回归方程如下：
结果如表5所示，当一名政治家从国会地区退出，PAC向该地区的捐款减少，而且慈善捐赠也减少。表明基金会将其资源重新分配给其他地区，可能是因为相较于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新上任的委员会成员可能不那么有价值。
- 基于个人财务披露表的证据
国会议员必须根据1978年《政府道德法》提交个人财务披露（PFD）表格，我们可以利用PFD表格确定与国会议员有直接个人联系的非营利组织。结果表明与国会议员有关的非营利组织从公司基金会获得了更多的捐款。我们将样本限制在与国会议员有关的非营利组织。基准回归方程如下：
结果如表7所示，控制基金会（即公司）和年份等固定效应后，关于政治相关性的四项措施的估计系数是正的，具有统计学意义。
四、模型分析
在交换政治环境中，假设基于政治动机的慈善捐赠为C，非政治动机的慈善捐赠为
节的基准回归结果，我们可以计算出6.3%的企业慈善捐赠是出于政治动机考虑。2014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达180亿美元，简单计算可以得出具有政治动机的企业社会责任达到11.3亿美元，数额是企业年度PAC的捐款的2.5倍，占美国联邦游说支出的35%。
五、总结
本文主要探讨企业慈善捐赠作为政治影响的工具。企业慈善捐款响应了与更标准的政治影响工具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竞选捐款相同的政治激励措施。总的来说，我们发现慈善的影响可能在经济上是巨大的。在记录政治利益与私人企业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强调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福利是模糊不清的，可能导致潜在的福利损失。
推荐理由：
常见的企业寻求政治影响的渠道主要是政治竞选资金和游说，本文发现企业会以慈善捐款的形式迎合政治家的利益，寻求政治影响。由于没有披露要求，慈善捐赠可能是一种未被选民察觉的企业政治影响，并得到纳税人的补贴。企业寻求政治影响是全球性的现象，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另外未来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方向可能是确定和衡量其他不太明显的政治影响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