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作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汪慕晗
原文信息： Egger, Peter H., Sergey Nigai, and Nora M. Strecker. 2019. "The Taxing Deed of Global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 (2): 353-90.
原文链接： 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aer.20160600
一、引言
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程度急剧加深，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全球化可能是导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但全球化导致不平等的因果关系和确切渠道仍然存在争论。本文探讨了其中的一个重要渠道：全球化通过劳动收入税制的变化对全球不平等程度产生影响。虽然所得税累进被普遍认为是减轻全球化不利影响的一种手段，但本文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引起了劳动收入税制的变化，加剧了劳动收入不平等。
从税收角度看，全球化可能会导致两个方面的不平等。一方面，全球化导致人口流动性增加。高技能工人的流入加剧了辖区内的竞争，使得低技能工人失业风险增大，依赖公共物品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使各国政府降低了对高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税率，其中包括高收入者的劳动所得税税率。图1展示了1980至2007年企业和劳动所得税率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在样本区间内，流动性较高的高收入人群和企业的所得税率具有降低的趋势，而流动性相对较低的中等收入人群所得税率却是上升的。
通过考察全球化对不同收入人群劳动所得税负的影响，本文发现在OECD国家，全球化水平的变化对1980-1993年与1994-2007年两个子样本区间的相对税负的影响不同，且该趋势上的变化来源于各国对1994年前后的税收法律的修订。在1994年之前，一国更高的开放程度意味着高收入者面临着更高的税负。但在1994年之后，更高的全球化程度却导致了中产阶级劳动所得税负增加了0.03%-0.05%,而收入最高的1％的工人和雇员承担的劳动所得税负却下降了0.59%-1.45%。
二、工资分布估计
由于国家与年份配对数据不足，本部分利用1980-2007年的65国的基尼系数与平均工资的数据，对工资状况进行了1）对数正态分布；2）帕累托分布；3）两种分布的混合三种分布假设，估算每个国家和每年的工资分布状况并与LIS微观数据的观测值对比，在表1中报告了五种预测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对数正态分布、帕累托分布和5%的混合分布与实际LIS微观数据吻合程度良好。因此，作者取用这三个分布来估算每个国家与年度各百分位数的平均工资总额。
三、实证策略
为了研究全球化水平对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渠道，作者首先在实证部分考察了全球化水平对各百分位收入人群平均劳动所得税负的影响。本文通过相对量的方式定义被解释变量，以避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利用两种完全不同的工具变量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文章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额的贡献（以百分比为单位），其中wpi,t表示i国t年总工资分配中，位于p百分位数与p-1百分位数之间的平均税前名义工资。τpi,t为对应的劳动所得税税率。πi,t是i国与各国进行双边进出口贸易的总和，并进行了归一化处理。Zi,t是控制向量，upi,t为扰动项，γp是作者重点关注的系数，代表一国的全球化程度对p百分位人群的劳动所得税负的影响程度。ηtp和μip分别是年份与国家的固定效应。
图2展示了各百分位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算的结果。作者都分别用三条不同类型的线展现了不同工资分布假定下的回归结果。阴影部分为置信度 90%时的置信区间。Panel A（1980年-1993年）和Panel B（1994年-2007年）分别显示了全球化大趋势开始前后劳动所得税负的变化情况。从Panel A中可以看出，随着全球化水平的提升，OECD国家从较高收入人群中收取了较高的劳动收入税收，高收入人群的税负是显著上升的。相反Panel B的结果却显示，更高的全球化水平导致了中高收入人群税负上升和最高收入人群税负下降。
四、工具变量估计
为解决全球化和税收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遗漏变量偏差，作者运用了两种工具变量新估计全球化与各百分位群体劳动所得税税负之间的关系。
4.1 工具变量1
作者参照Arkolakis et al.（2012）做法，通过两国之间贸易摩擦的大小定义全球化程度。作者将i、j两国双边贸易额定义为：
其中ej,t为出口国-年份特征，ιi,t为进口国-年份特征。由于ej,t和ιi,t都能够代表特定国家t年的贸易成本，因此将ej,t和ιi,t视为国家-年份的固定效应，则βij,t则代表i国t年与j国之间存在的贸易摩擦大小。
为了衡量贸易摩擦大小，作者需要进行等式变化以消除进出口国-年份特征。
由于上式等号的右边并不包含任何进出口国-年份特征信息，因此仅仅包含了t年中i国和j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通过加总便能够得出工具变量I：特定于i国t年的平均进出口成本：
4.2 工具变量2
由于工具变量1的有效性取决于一般贸易均衡模型的适用性，同时依赖于双边贸易数据，无法直接衡量进出口贸易运输成本。因此作者运用各国家和年份的原油平均进口价格对特定国家的国际贸易成本进行更谨慎的衡量。
首先，作者使用油价和距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衡量运输成本：
4.3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图4报告了工具变量估计结果，通过图形，可以清晰的看到，两种工具变量2SLS回归结果与OLS回归结果趋势相同——第一阶段劳动所得税负具有累进性，第二阶段的则出现高收入人群税负随全球化程度提高降低的情况。
表3报告了75、90、100分位数的第二阶段结果。在1994年至2007年中，全球化使得中等偏上收入人群的劳动所得税负上升，但是最高收入人群的劳动所得税负却在下降。同时表3也能够显示工具变量1在税负数量上的变化比工具变量2要更为敏感。结合1994年-2007年全球化开放程度提高了16%，可以得出OECD国家中最高收入人群劳动所得税税负下降约1.45%。
五、拓展性分析
如前文所说，全球化使得各国政府对流动性较高的要素征低税，对流动性较低的要素征高税，那么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改变，各国政府的税收结构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变化。因此，作者在本节中对全球化程度与OECD国家总税收收入与税收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拓展性分析。实证模型如下：
其中Rr代表政府对r类型税收的收入，其中包含政府总税收、公司税、所得税、商品和服务税（如增值税和销售税）以及其他税收。对上述模型，作者分别使用OLS和2SLS两种工具变量三种方法估计结果并在表4中给出汇总结果。
表4中结果表明，在样本区间的前半段，对于OECD国家而言，全球化对总税收规模的影响不显著。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税收收入规模显著增加（IV-1结果），且个人所得税和商品税收入有所增加。总体而言，全球化程度对税收规模的影响在1994-2007年期间变得更加明显。这种增加不是由于公司税增加，而是基于员工和商品的税收收入增加。
六、结论
劳动所得税制度被广泛认为是能够减轻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由于全球带来的不平等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本文提供的证据表明，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各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尚具有严格的累进性，但中期以后累进性却显著减弱。作者发现，OECD国家政府在1994年至2007年期间将中高收入者的劳动所得税负增加，同时减轻了超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这并不是由于全球化导致实际工资发生变化，而是由各国税制的修订和调整导致的。
推荐理由：
纵观已有关于全球化加剧全球不平等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文献集中探讨了要素流动性增加导致的全球工人收入差距扩大。却鲜有文献涉及到政策制定与修改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本文从不同收入人群的所得税负入手，探究了政府修订税法削弱个人所得税累进性，从而加剧全球不平等这一渠道。在全球经济日益融合的背景下，为抵御全球化给本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进行的政策制定与修改究竟会对微观个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是未来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