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作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伏美亦
原文信息： Ashraf, N., Bau, N., Nunn, N., & Voena, A. 2020. Bride Price and Female Educ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2), 591-641
一、引言
学界和政策界普遍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各类发展项目的运行效率是否会受到传统习俗等文化的影响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尽管发展项目本身并不是根据习俗量身定做，但越来越多人都赞同不顾当地习俗而推行一刀切式的发展项目的效果并不理想。为了更好地理解传统习俗如何影响发展项目实施效率，本文利用197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INPRES学校建设计划和1990年代赞比亚的学校建设计划对此加以检验。研究发现只有在有传统彩礼习俗的地区，学校建设计划才能够有效地提高女性教育水平。与现有舆论强调彩礼的负面效应相反，本文的结论提供了彩礼具有积极意义的经验证据。
在进行实证回归之前，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设。论文将婚姻市场、彩礼习俗和父母对女儿的教育投资模型化，该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降低教育成本的学校建设计划的有效性如何取决于彩礼习俗的存在。模型分为两个阶段，子女年幼时父母对子女进行不完全利他的教育投资选择，子女成年后他们在无摩擦的婚姻市场上进行匹配。在婚姻市场上，教育水平起重要作用，并与婚姻剩余函数相辅相成，女孩的父母将获得男性的彩礼支付。模型推演证明了在均衡状态下彩礼的大小会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提高而增加，因此彩礼习俗为父母投资女儿教育提供了物质激励。当存在彩礼习俗时女性教育率会更高，并且在教育率较低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中，女性教育水平会对上学成本的减少有更大的反应。
论文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理论模型部分提出的假设。实证结果发现有彩礼传统的女孩能受教育的概率更高。学校建设计划减少了入学成本，有效促进了有彩礼习俗的女性的教育水平。在非彩礼习俗的民族中开展学校建设计划对教育率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传统习俗与代际转移的关系，为我们关于是否彩礼习俗应该被废除或禁止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观点。学校建设计划对女性教育的异质性影响机制突出了婚姻市场在推动教育选择的重要意义，丰富了文化对经济影响的相关文献。
二、彩礼习俗背景
婚姻中支付彩礼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习俗，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当今亚洲普遍存在。从历史到如今，彩礼支付的规模都是十分可观的。我们根据不同民族传统婚姻习俗的信息进行研究。本文的婚姻习俗划分依据来源于1967年出版的默多克《人种志地图集》，并将婚姻习俗划分为以下7类：彩礼，男方向女方父母进行的金钱、货物给付；象征性彩礼；男性向女性家庭提供劳动服务；礼物交换；男性家庭的女性成员嫁与女性家庭其他男性成员；嫁妆，女性家庭向男方或男方家庭的金钱支付；无重要给付或赠与。本文还对比了其他资料来源来划分不同婚姻习俗，对于印尼而言，使用了1972年拉贝尔《人类关系区域档案》的部分资料。对于赞比亚而言，还使用了《非洲人种学调查》的三卷内容，获得了更为详尽的种族分类和覆盖范围。
彩礼习俗的起源虽尚未有定论，但人类学领域中有以下几个主流理论。首先，该习俗起源于原始父系社会，女性在婚后加入了男性的家庭之中，为了弥补婚姻导致女性家庭减少成员的损失而进行彩礼支付；其次，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女性一旦参与劳动就成为家庭重要的劳动力，婚姻导致女性家庭失去劳动力，彩礼使女性家庭得到劳动补偿。最后，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可能与彩礼习俗有关，关于一夫多妻制的研究表明在一夫多妻制盛行的社会中，巨额的彩礼是婚姻市场出清的必要手段。
本文选取印度尼西亚和赞比亚作为研究对象。两国的各个民族在彩礼习俗上有很大的差异，同时有彩礼习俗的民族彩礼数额也非常巨大。印度尼西亚有彩礼习俗的民族平均支付的彩礼数额是人均GDP的80%，赞比亚卢萨卡城区的支付数额高达人均GDP的205%。这为本文提供了恰当的研究环境。
三、理论模型
本文在婚姻市场上建立了理论模型来研究彩礼习俗对女性教育的影响，父母以不完全利他的心态为子女提供教育并选择自己的消费水平。子女在无摩擦的婚姻市场上进行匹配，父母占有全部女性在婚姻市场获得的彩礼支付，从而构建了两期父母的效用函数：
我们提出假定并推导出在婚姻市场上所有男性和女性结婚都能获得正的婚姻剩余，且受教育的男性多于女性。那么当市场均衡时所有受教育的女性都与受教育的男性结婚，有部分受教育的男性与未受教育的女性结婚。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在婚姻市场的匹配中只依据学历水平，而无关是否具有彩礼习俗。
男女双方都可以通过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回报，婚姻市场也存在教育回报。推导发现在婚姻市场上获得的剩余比结婚给双方带来的剩余还大，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受教育的女性会比未受教育的女性获得更多的彩礼。
我们把预算约束带入效用函数后可得父母对女儿教育的天赋临界值，有彩礼习俗的民族女孩的天赋临界值相比于没有彩礼习俗的值更低，说明有彩礼习俗这一传统使得天赋不那么高的女孩得到入学的机会。文章据此提出研究假设3：有彩礼传统的女孩能受教育的概率更高。
父母决定子女教育的天赋临界值与教育成本有关，当女性受教育水平较低时，即女性受教育概率分布图中，天赋临界值处于峰值的右侧。教育成本减少相同的k时，我们发现有彩礼习俗的群体减少的幅度更大。因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4：当女性教育率低时，减少入学成本能够促进有彩礼习俗的女性的教育水平。
四、模型检验
本文使用了印尼和赞比亚的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印尼的数据源自1995 人口调查、印尼家庭生活调查、2010 人口普查数据。赞比亚数据来自赞比亚生育偏好研究、人口与健康调查。
论文首先验证研究假设1 ：在婚姻市场的匹配中只依据学历水平，而无关是否具有彩礼习俗。实证模型如下图所示。作者以妻子是否接受小学教育为核心解释变量，加入妻子是否接受小学教育与是否具有彩礼习俗的交叉项，以丈夫是否接受小学教育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可见妻子的受教育水平与丈夫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交叉项并不显著。这说明对于具有彩礼习俗和不具有彩礼习俗的民族，在婚姻匹配中都依据学历水平，与彩礼习俗存在与否无关。
论文继续验证研究假设2，即受教育的女性会比未受教育的女性将获得更多的彩礼。作者将女性是否接受小学、初中、高中教育 与彩礼数额进行回归（模型如下图所示），发现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女性获得更多的彩礼支付（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完成小学教育的女性获得的彩礼将增加58%，完成初中教育会增加67%，完成大学教育会提高86%。
接下来作者验证研究假设3，有彩礼传统的女孩能受教育的概率更高。作者将是否具有彩礼习俗与女性入学率进行回归（见模型6）。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作者发现有彩礼习俗的女性入学率更高。印尼有彩礼习俗的民族女性入学率高4.1-4.9个百分点，赞比亚则高1.2-2.1个百分点。
作者最后进一步考虑了学校建设计划，学校建设计划降低了入学成本从而可能影响居民教育水平。论文进行了彩礼习俗的异质性分析，实证模型如模型（8）所示。作者发现学校建设计划能促进有彩礼习俗的女性的教育水平，其中印尼每千个儿童增加一所学校使小学毕业率提高2.5个百分点，赞比亚每平方公里增加一所学校可使女性毕业率提高4.2个百分点（实证结果参加表6）。这一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4，即当女性教育率较低时，减少入学成本能够促进有彩礼习俗的女性的教育水平。作者同时使用两国数据检验发现男性教育率与彩礼习俗无关。
五、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纳入彩礼特征的教育选择模型，选取具有不同传统彩礼习俗和大规模学校建设计划的印尼与赞比亚两国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婚姻市场是以教育水平进行匹配的，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可获得更高的彩礼支付，且有彩礼民族的女性对减少教育成本的学校建设计划有更大的反应。但没有彩礼习俗的女性群体没有受到学校建设计划的影响，同样对男性群体也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除了增加我们对婚姻习俗、婚姻市场与教育之间的理解，还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背景对发展项目效率影响的重要性。
推荐理由：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实证分析的检验，证实降低教育成本的学校建设计划的有效性取决于彩礼习俗的存在，启示我们传统习俗会对发展项目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文化这一关键因素不容小觑。从代际转移角度来看，父母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并获得彩礼支付揭示了父母从子女教育投入中索取回报，彩礼习俗有助于促进了对女儿的教育投资。从静态角度看父母在女儿婚姻中获得彩礼支付是一次性的，但从动态角度看女儿受教育以达到的人力资本积累却是受益终生的，提高教育水平在劳动力市场的获取是永久的。因此社会舆论盲目地主张取消和废止彩礼习俗可能会对女性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