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作者：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李钧洋
原文信息： Agersnap, Ole, Amalie Jensen, and Henrik Kleven. 2020. "The Welfare Magnet Hypothesis: Evidence from an Immigrant Welfare Scheme in Denmark."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2 (4): 527-42.
原文链接： 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aeri.20190510
一、引言
慷慨的福利能够吸引低技能移民吗？福利磁吸假说（Welfare Magnet Hypothesis）认为高福利是吸引移民的磁铁，已有研究也得出了其中的相关关系，发现前往欧洲和美国的移民更多选择福利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州。然而，这些结果普遍存在混杂因素的干扰，缺乏因果证据。
丹麦为检验福利磁吸假设的因果关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制度背景。由于本土公民反移民情绪高涨，丹麦政府在2002年出台了一项移民福利计划，该计划削减了来自非欧盟国家移民的福利水平，部分移民群体的福利削减程度高达50%。这项计划在2012年被废除，在2015年又重新实施。基于这个福利计划，本文对比了1980-2017年间丹麦的欧盟移民和非欧盟移民的净流量变化。结果发现，丹麦移民福利的变化对移民流量具有显著的影响，当移民福利被削减时，进入丹麦的移民数量显著减少，而当移民福利恢复时，进入丹麦的移民数量则迅速增加。平均而言，2002年丹麦移民福利计划的削减导致每年进入丹麦的移民数量减少了近5000名，意味着移民流量对福利的弹性为1.3。
相比以往的文献，本文不仅提供了有关福利影响移民的因果证据，而且计算了该影响的弹性。同时，文章还补充了移民福利计划的相关政策效应研究。
二、政策背景与数据
2.1 政策
2002年1月丹麦宣布了一项移民福利计划，并在2002年6月于议会通过，于2002年7月开始生效。该计划对来自欧盟以外和四个EFTA国家（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的移民福利进行了削减，他们能够享受的福利水平远低于标准的本地福利率。为简单起见，我们称受计划影响的移民为非欧盟移民。图A.2比较了近二十年不同移民群体所享受的现金福利。图中可以看出，根据婚育状况，丹麦非欧盟移民的福利削减状况不同。有子女的已婚夫妇削减程度最大，其现金福利减少了约50%。
在我们研究期间，除了移民福利改革之外，移民监管也发生了变化。其中许多改革都收紧了对寻求庇护或家庭居住的非欧盟移民的限制，对我们的实证方法构成了威胁。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同样在2002年实施的“24岁规定”。该条目规定基于婚姻获得居住权的配偶双方必须年满24岁。为避免该混淆因素的影响，我们将移民样本限制在30岁以上。
2.2 数据
本文基于丹麦1980年至2017年全部人口的行政数据，并结合其他数据库，获得了有关移民原籍国、居留许可证的类型和人口统计数据的信息。在将丹麦与其他北欧国家进行比较时，本文将每个国家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与1991-2017年期间的国际移徙数据库相结合。
2.3 移民模式
过去40年来，丹麦的移民数量呈现了强劲的上升趋势。第一代移民在人口中的比例从1980年的3%上升到2017年的10%以上，这一比例几乎与美国持平（13.5%）。
图1显示了自1980年以来来自欧盟以外的移民流量和特定国家的移民流量。panel A显示，大部分的非欧盟移民净流量来自8个主要发送国。panel B中可以看出，1995年和2015年暴增的移民分别来自于波黑维纳和叙利亚。由于叙利亚的冲击与移民福利计划重启的时间节点一致，作者采取了两种措施避免识别的问题：（1）在估计样本中删除来自叙利亚的移民，（2）在国家间进行对比分析。
三、福利磁吸效应检验
3.1 国内（Within-Country）实证策略
图2 panel A显示了1980年至2017年间非欧盟移民的净流量，以及使用1980年至2001年间数据估计得到的线性趋势。在福利计划实施前的20年内，移民净流量始终呈线性趋势增长。在2002年福利计划实施后，移民人数与原趋势出现了明显的偏离；2012年计划被废除后，移民流量向趋势靠拢；2015年计划重新实施时，移民流量再次偏离线性趋势。三次改革后的急剧变化有力地证明了福利磁吸效应的存在。
在panel B中，作者进一步比较了丹麦移民中来自非欧盟国家（处理组）和欧盟国家（控制组）的净移民流量。由于两组移民在计划实施前的趋势不同，作者对图中的数据进行了去趋势处理。可以看出，panel B结果与panel A的相同。
为了更广泛地排除来自不可观测变量的威胁，本文利用了数据中关于居留许可的信息，从而研究每次改革后移民流量的变化是否是由被福利计划影响的移民类型推动的。丹麦的居留许可证主要有四种类型：庇护、家庭、工作和学习。那些获得庇护和家庭许可的移民可能有资格享受福利，因此受到福利计划的影响；而那些来工作或学习的人没有资格领取福利，故不受计划影响。图3展示了1997-2017年间不同类型居留许可证的移民流量。
图3结果显示，非欧盟移民流量的结果完全是由来自庇护和家庭许可移民驱动的。此外，相对于通过家庭得到许可的移民，基于庇护的移民对福利计划的反应更强烈。这是因为，对大多数新来的难民而言工作机会非常有限，因此除了福利之外他们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这使得福利计划的内容对他们很重要。
为了正式估计福利对移民流动的影响，我们将微观数据聚集到福利群体的水平。群体之间根据他们的福利削减水平即婚育状况进行区分（见图A.II），共有12个不同的福利群体。DiD回归模型的设定如下：
其中Ygt为群体g在t年的净移民流量，Bgt为群体g在t年享受的最大月度福利。γg和ηt分别是群体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为方便解释，本文将福利金的单位转换100美元，因此DiD方程中的参数β代表提高月福利100美元对移民净流量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移民流量的时间趋势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基于去趋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作者使用了GMM法共同估计事前趋势和回归方程，并计算相关的标准误差。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的panel A呈现了丹麦福利变化对净移民流量的影响。列（1）结果显示，每增加100美元的月度福利，移民净流量就相比2001年存量增加0.44%。移民福利计划减少了高达800美元的福利，意味着对移民流量的总影响相当于减少了2001年存量的3.5%。该结果转化为福利的移民弹性为1.29。作者还限制了移民年龄或删除叙利亚移民的数据，结果依旧是稳健的。panel B分解了移民构成的影响，结果发现移民流量的改变几乎完全是由于流入量的减少，且这部分效应都来自于因庇护和家庭移民的流量变化。
综上所述，以上结论进一步证实了福利磁吸效应的存在，福利计划改革显著地影响了移民的区位选择。
3.2 跨国（Cross-Country）实证策略
国内DiD识别策略可能存在一些其他混淆因素，比如战争、饥荒和经济危机。这些因素增加了移民，并可能存在于福利计划时间点附近。为了解决这个识别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跨国DiD的实证策略，将丹麦与其他经历了同样的移民冲击但没有改变福利水平的国家进行比较。
在该策略中，作者选取了来自挪威、瑞典和芬兰这三个北欧国家的数据。北欧国家在文化和经济上的相似性，使得他们很有可能受到同样的移民冲击。本文使用合成控制方法构建了一个“合成丹麦”，将其作为DiD策略中的控制组，丹麦则为处理组。研究结果如图4所示。
panel A显示了四个北欧国家非欧盟移民流量的变化，能够看出2001年之前它们的移民趋势相似。2002年丹麦福利计划出台后，丹麦移民开始下降，而其他三个国家继续呈上升趋势。2012年丹麦废除福利计划后，丹麦的移民净流量迅速赶上了其他三个国家。2015年重新引入福利计划后，我们再次看到流向丹麦的移民与其北欧邻国相比有所下降。panel B中综合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approach）的结果与国内DiD得到的结果一致，相对于控制组的“合成丹麦”而言，真实丹麦的净移民流量在 2002年首次福利削减改革后减少，在2012年福利削减计划废除后恢复，而到2015年再次削减福利后下降。
四、总结
福利磁吸效应是否存在一直存在争论，本文利用丹麦移民福利计划改革的准自然实验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福利水平的变化对移民净流量存在显著的因果效应，证实了福利磁吸理论的假说，意味着福利水平是影响移民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结论并不能说明移民福利削减计划是一项社会最优政策。如果低收入移民对财政存在着负向影响，政府就有动机通过削减福利来减少移民。然而各国的移民分配本质上是一个零和博弈，移民福利削减计划虽然提高了本国公民的福利水平，但对其他国家存在着财政的负外部性。增强国际政策协调，避免移民福利削减的“逐底竞争”能够提升整体社会福利。
推荐理由：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和劳动等资源在国际间的流动也愈加频繁。近年来，国际人才流动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日益提高。为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我国也颁布了一系列的移民政策。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人才政策以确保本国的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相关的理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