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作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张静堃
原文信息： Dell, M., Lane, N., and Querubin, P. (2018). “The Historical State, Local Collective A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tnam”. Econometrica 86(6), pp. 2083-2121.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3982/ECTA15122
一、引言
上世纪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了大规模分化，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东南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化？原因可能根植于其国家历史。东北亚国家深受中国影响，建立了中国式政权。相反东南亚国家深受古印度影响。这两种治理方式的差别可能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然而由于国与国之间存在众多差异，难以推断国家历史状态的后果。因此本文利用东北亚和东南亚交汇地——越南的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
现代越南的领土在历史上曾经由多个国家统治。更靠近中国的部分由“大越”统治，制度化的乡村治理构成了统治的核心。中央政府在村一级设定了税收和征兵配额，但是并不直接管理基层村庄。村民们必须共同努力以提供当地公共物品，并完成乡村级别的税收和征兵配额。然而越南最南端由“高棉”统治，该国实行“庇护-保护”式政治制度。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利用寺庙向农民征集贡品，又将部分贡品给上层精英以获得其庇护。在该国村庄不是行政管理的核心。
本文利用断点回归法研究了高棉与大越边界附近不同地区的长期经济影响及政治影响。这一边界建立于1698年（参见图1）。由于政治原因大越未能继续向西扩张，直到1833年边界线以西才被纳入大越的疆土。大越尚未来得及在该地区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就逐步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独立后，南部建立了南越。1975年越南统一。
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现代、殖民地时期还是南越时期，边界东部都比西部经济更繁荣。进一步研究发现其影响机制是大越国村级管理制度形成当地地方合作传统：（1）边界东部公民社会更加发达；（2）边界东部能够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更容易收税且可以提供更好的治理；（3）民意调查显示边界东部居民对政府的评价更高。文章进一步排除了越战和土地不平等的影响。
相比以往文献，本文有以下4个贡献：（1）相比以往研究非洲等地殖民前历史国家状态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文献，本文通过详尽的历史数据阐述其影响机制；（2）相比以往研究意大利公民资本影响经济分化的文献，本文提供了来自东亚的证据；（3）相比以往研究东亚增长奇迹原因的文献，本文发现地方集体行动的作用；（4）相比以往研究中央政府会抑制公民社会的文献，本文认为当国家和公民社会相辅相成时更有可能实现长期增长。
二、历史背景
如图1所示，大越建国后就一直往南开疆拓土。1698年趁高棉内乱越南占领了该国的边缘区域并设立嘉定府（见图1），从而形成分界线。大越在该地实施强有力的控制并建立了完善的制度，随后其仍然频繁入侵高棉。1772年大越内乱，高棉趁机收复了边界线以西失去的领土。大越内乱平息后，于1833年占领高棉外围领土（见图1）。然而伴随法国殖民者入侵，1862年越南割地给法国，本文研究区域属于法国殖民地。越南还来不及改变新征服地区的制度。
法国并没有提升殖民地乡村治理能力：在边界线以西法国重新设置了征税官吏，在东部继续利用原有的制度进行管理。在一些地区法国人直接控制了高棉地主的地产，但是这些土地主要在本文研究区域的南部。越南独立后被划分为南北两国，本文研究区域属于南越。1967年南越改革宪法以赋予村庄扩张性的预算权、公共物品供应权以及选举村委会的权力。1975年北越击败南越实现统一，在南越境内实行土地集体化和计划经济。1990年代越南放弃计划经济，开始革新开放。目前越南是一个分权的国家，村级政府继续在行政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方法
本文采用断点回归的估计方法，模型如式（1）所示：
其中outv为v村的结果变量；Dai Vietv是一个虚拟变量（位于1698年边界以东取1，以西为0）；f(geographic locationv)是v村到边界距离的多项式；segiv代表边界固定效应；dist_hcmv代表v村到胡志明市（研究区域中最大的市）的距离；εv表示随机误差项。本文的基准带宽是25km。
断点回归的关键假设是连续性假设。为此本文首先估计了一系列地理因素在断点两侧是否连续，结果如表2所示。除降雨量外其余各因素均不显著。其次文章认为资本存量在断点两侧也不会有差异。因为研究区域历史上比较贫穷，资本存量极低，且长期战乱使得资本存量不会产生长期影响。随后文章排除了断点两侧的种族差异，因为历史文献表明两侧种族和文化差异很小。最后本文研究了断点两侧是否存在选择性迁移（即西部能力强的人会不会迁移到东部）。根据三个证据这一可能性被排除：（1）越南当地村落十分排外；（2）一项调查显示越南人安土重迁；（3）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对比发现当地人口迁移率较低。
四、主要结果
本文首先检验了国家历史状态对经济繁荣的影响：包括现代、殖民地时期及南越时期的经济状况，随后本文检验了可能的影响机制。
（1）现代经济繁荣程度
本文运用消费数据来衡量现代经济繁荣程度。结果如表3所示。第（1）列到第（3）列分别使用不同的距离度量方式进行估计，均验证了东部消费支出较高。为排除边界线东部胡志明市对结果的影响，第（4）列和第（5）列删去胡志明市城区和胡志明市，结果稳健。第（6）列剔除了所有省会城市，结果稳健。由于有部分边界线是河流，可能通过运输成本影响回归结果。因此第（7）列删除了与河流重合的边界线附近的村庄，第（8）列仅保留了河流边界线附近的村庄。两列结果相近说明河流并不会影响结果。第（9）列将数据汇总到省级层面。第（10）列排除了移民的影响。第（11）列检验了边界线25-100km的样本。第（12）列将样本扩展到整个南越。上述结果均稳健。利用这一调查，本文还发现东部居民受教育水平更高。这些结果均说明大越统治地区更繁荣，国家历史状态显著地影响了经济增长。
（2）殖民时期经济繁荣程度
本文利用殖民地时期基础设施度量了国家历史状态在殖民时期的影响。之所以用这一指标除了考虑数据可得性外，主要是因为殖民者会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越密集可以反映经济状况越好。结果如表5所示，总体上大越统治地区电报线、铁路与公路铺设的更密集。这说明殖民时期边界线东部经济更发达。
（3）南越时期经济繁荣程度
本文利用微观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可知，东部地区家庭拥有更高的收入（第1列），村庄经济更繁荣（第2列），拥有更多肉类和水果（第3列），拥有更多制成品（第4列），生产更多剩余产品（第5列），家庭更少需要援助（第6列），有更多交通工具（第7列），但是在土地休耕（第8列）和人口增长（第9列）上不显著。这说明大越统治地区在南越时期经济更繁荣。
（4）影响机制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影响机制。本文假设在大越的统治下，村庄管理制度使得地方形成了集体行动传统。这一传统在长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发现在大越统治地区：（1）具有更强的公民社会，（2）村级政府管理水平更高且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3）居民对村级政府的舆论更积极，据此验证了地方集体行动机制。本文还排除了越战和土地不平等的机制。
五、结论
本文使用断点回归证明在拥有制度化乡村治理的大越统治区经济发展更好。制度化的乡村治理强化了地方合作，形成地方集体行动的非正式规范。地方集体行动可以用来协调公共物品供应，弥补市场的缺失。普遍来看，制度化的乡村治理是东北亚国家的普遍历史传统，有助于促成其长期繁荣。因此在未来研究东亚增长奇迹时，需要更深入地考虑一系列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推荐理由：
本文以越南为例指出村级的地方集体行动可以对中央政策进行有效补充并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皇权不下县”，事实上在中国，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基层管理都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如何能够发挥基层协作的积极性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尚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