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收获：埃博拉疫情对国家合法性的影响

推文作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张静堃
原文信息： Fluckiger Matthias， Ludwig Markus， Onder Ali Sina. Ebola and State Legitimacy [J]. Economic Journal， 2019， 129: 2064–2091.

一、引言

国家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极弱（因此被称为弱国），难以有效筹集税收、提供公共物品并实行有效的管理。国家能力弱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国家合法性。当政府的合法性较弱，居民就不愿意缴纳税收、遵从国家政策，最终导致国家失败。近期已经有很多研究指出，提供共同利益公共物品（如抵御外来侵略）可以有效地提升国家能力。然而，在一个弱国，提供健康相关的公共物品对国家合法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不明确。本文通过实证解决了这一问题。

本文研究了传染病防治这种典型的共同利益公共物品如何影响国家合法性。本文的研究对象是2013-2016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以及受影响最大的三国政府（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采取的防控措施。这次埃博拉疫情规模空前，传播范围广，发病率高。在疫情爆发后，当地政府和国际组织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展疾病防控工作。理论上说，疫情对国家合法性的影响取决于人们对这些政策的看法。在感染埃博拉病毒风险较大的地区，对政府主导的控制措施的评价可能更高。此外，自然灾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取决于政府行动的有效性。本文使用了来自非洲晴雨表的个人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以上假设。实证检验面临两大难题：（1）官方报告的埃博拉病例数可能存在测量误差；（2）国家合法性会影响居民对政府防控措施的遵守程度，从而影响埃博拉传染率，这就出现了反向因果问题。为解决测量误差和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本文采用了模拟的工具变量法，基于流行病学模型模拟出各地区的疫情发病率，从而消除内生性的影响。本文发现，在埃博拉病高发地区，国家合法性显著增加。利用利比里亚的短信调查，本文进一步发现，居住在埃博拉高危地区的个人对埃博拉控制等国家干预措施的评估更高。本文还发现，埃博拉疫情更严重的地区对现任执政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有所上升。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提供共同利益的公共物品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国家合法性。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可以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提升国家合法性，从而消除国家能力较弱的历史桎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埃博拉病毒防治这种短暂的公共物品，本文的估计只能被解释为短期影响。

二、背景

埃博拉病毒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疾病，死亡率高达69%~88%。由于长期缺乏疫苗等治疗措施，政府只能依靠隔离等措施控制其传播。有效控制传染是成功遏制和根除疫情的关键。自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全球已发生了24起埃博拉疫情。这次西非疫情（2013-2016年）最密集，地理分布最广。绝大多数疫情爆发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三国。Figure 1图（a）反映了这次病毒爆发的时间线。2013年10月，几内亚的一个小村庄最先爆发了病毒，然后蔓延到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两国。2014年6月，感染者数量急剧上升。图（b）描绘了患病者占比，也反映了同样的疾病传染规律。

为应对疫情，三国都成立了一个国家埃博拉工作队或委员会以协调防控措施，由各国总统担任负责人。刚开始，政府主导的疾病防控战略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医疗资源，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缺乏合法性和信任度，政府的防控措施很少得到遵守。随着居民对该流行病的规模的日益认识以及地方领袖和社区的参与，在后期，居民的态度和行为发生了变化。居民对政府控制措施的遵守，被视为导致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疫情传播强度下降的核心因素。在2014年9月加强国际援助之后，资源供应的增加进一步有助于了政府主导的防控措施发挥作用。2016年6月9日，世卫组织正式宣布疫情结束。

来自疫情后调查的定性分析表明，大多数人认为国家政府在控制疫情方面是有效的。这表明，流行病——更准确地说是随之而来的公共卫生干预——可能提高了政府的合法性。本文从实证上论证了这一观点。

三、实证策略

由于存在测量误差与反向因果，使用简单的OLS回归估计埃博拉疫情对国家合法性的影响可能会产生偏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采用了工具方法，使用模型拟合出的埃博拉患病率作为报告患病率的工具变量。在第一阶段回归中，我们将用模拟的患病率对报告的埃博拉患病率进行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1）中因变量为埃博拉病毒患病率，反映了个体所在c国d地区每100000人t期时的埃博拉病例数。核心变量为模拟的患病率。模型中控制了个体的年龄、性别和种族固定效应。模型还控制了区域和时间的固定效应。模型的标准误在地区一级聚类。随后，我们使用回归方程（1）的预测值来估计埃博拉疫情对国家合法性的影响。第二阶段回归采用如下形式：

上述模型中，被解释变量表示c国d地区t年个体i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可程度。我们的识别策略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关键的假设：（1）由模型拟合的患病率必须与实际患病率相关，（2）拟合值不得与误差项相关。

四、数据模拟和描述性统计

为了分析埃博拉疫情对国家合法性的影响，我们采用了非洲晴雨表的疫情前和疫情后的个人调查数据。非洲晴雨表第5轮调查于2012年6月至2013年4月进行，第6轮调查于2015年3月至6月进行（96%的病例发生在第6轮调查之前）。本文利用这一面板数据，通过观察人们对议会、总统和警察信任的变化，来分析传染病对国家合法性的影响。除此之外，本文利用纳税意愿测度国家合法性。

本文修正了Backer和Wallinga（2016）开发的模型来模拟埃博拉疫情的传播。埃博拉病毒传播的强度关键取决于有效繁殖数量和时间周期。有效繁殖数量是被感染者感染的预期人数，时间周期是主要病人出现症状和次要病人出现症状之间的时长，又被称为序列间隔。结合这两个决定因素，第t周d地区产生的埃博拉病例数可以写成：

考虑到d地区t周的病例总数不仅由方程（3）所述的当地疾病传染所决定，还可能会从其他地区迁移进埃博拉病毒患者。本文参照引力模型，构建了两地区的迁移模型：

结合公式（3）和（5），可以将d地区t周的埃博拉病例数写成如下形式：

在进行模拟时，本文使用的参数除人口和距离外，均使用了研究西非以外地区埃博拉传染病传播的论文中计算出的参数，人口和距离是根据疫情爆发前的数据确定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为了构建工具变量，本文首先运行式（6）中的模型一千次，然后将模拟的病例数除以人口来确定模拟患病率。最后，本文计算了各地区埃博拉流行率的平均预测值。

Table 2报告了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在疫情期间，各地区平均报告了303例埃博拉病例。Figure 2显示了我们分析中拟合的埃博拉病毒患病率和真实埃博拉病毒患病率的差异。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模拟的工具变量是否与其他可观测的因素相关，如Table 3所示，除人口与距离外，其他因素与拟合的埃博拉患病率不相关：

四、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检验了埃博拉病毒对国家合法性的影响。本文选取居民对议会、总统和警察的信任程度及纳税意愿度量国家合法性。本文发现，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显著提升了国家合法性。

接下来，本文检验了埃博拉病毒影响国家合法性的机制。文章认为埃博拉病毒对国家合法性的积极影响，是由于政府对该流行病的反应导致人们观念的改变，而不是该疾病本身的直接结果。将接触埃博拉病毒与国家合法性联系起来的一个潜在重要机制是对政府控制措施的不同评估。如Figure 3所示，本文认为，在埃博拉病毒传播更严重的地区，居民感知埃博拉病毒的风险更高，因此更重视控制措施。

本文利用短信调查了居民对感染埃博拉病毒风险的看法，以及对控制措施的价值评估。本文发现埃博拉患病率更高的地方，居民对感染埃博拉病毒的风险感知越高，对政府防控措施的价值评估越高，也更愿意为防治传染病纳税。本文也发现，在埃博拉患病率越高的地方，政府的投入也更多。本文进一步根据政府资源投入程度、救援工作的有效性及政治代表性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资源投入越多、救援工作越有效的地区，埃博拉病毒对国家合法性的作用越强，政治代表性越低的地区埃博拉病毒对国家合法性的作用越强。

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埃博拉对总统选举结果的影响。如果人们将控制疫情的成功归因于总统及其政党的行动，那么与埃博拉病毒相关的国家合法性的改善只能反映在投票份额的增加中。本文验证了，埃博拉病毒的传播通过国家合法性提升了居民对现任总统的支持率。

五、结论

本文的研究证明，提供一种共同利益的公共物品在短时间内提升了国家的合法性。这表明，各国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一次性的、大规模的共同利益公共物品提高国家合法性，最终改善国家能力。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埃博拉导致的国家合法性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但从短期来看，这种流行病的影响无疑是毁灭性的。

推进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