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孩童时期的健康状况能够有效解释成年后的人力资本和其他经济状况的差异。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改善儿童早期健康状况的政策能够减少这种差异。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针对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已经实施了十分丰富的政策，但是由于这些政策大多都是全国统一实施的“一刀切”政策，存在差异性不足的问题，目前文献中尚十分缺乏对于儿童时期营养健康政策长期影响的经验证据。
  据此，本文利用瑞典1959年至1969年间向全国小学生提供符合营养标准的免费午餐这一政策，研究该政策是否改善了瑞典小学生长期的经济、教育和健康结果，以增进我们对这类计划长期影响的了解。该政策一方面可能改善了儿童的营养摄入，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通过提高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减轻家庭的负担。在1959-1969年期间，265个市陆续引入了该计划，每年的数量大致相同，这为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早期营养状况的长期效应提供了契机。
  本文研究发现：(1)该计划使得处理组学生的终生收入增加了3%，该效应具有异质性，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受到的影响最大，且参与该计划越早，长期效应越明显。但是该计划对学生的体型影响并不显著，意味着午餐并没有提供过量卡路里。(2)该计划同时也改善了学生的健康状况并提高了受教育程度，且健康与教育的改善能够很大程度上解释该计划的收入效应。(3)该计划并没有通过减少家庭食物支出改善家庭财务状况，也没有改善入学率。母亲的劳动力供应在计划实施后有所提升，但这种提升并不能解释为该计划的长期效应。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着重探讨了由政策推动的儿童时期营养状况改善的长期效应，并研究了政策产生长期效应的机制，弥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白。此外，本文还将家庭收入和父母可能的行为扭曲纳入考虑的范围，较为准确的研究了全国范围逐步覆盖的营养政策可能产生长期影响和异质性影响。
  二、瑞典学校午餐改革
  1.制度背景
  194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向所有小学生免费提供营养午餐的市政当局提供国家补贴。调查显示，大多数瑞士小学生早饭和午饭的营养标准较低，对大多数学生，尤其是体弱多病的孩子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据调查，改革前的饮食数量足够，但质量较差，营养不均衡且菜品单一。据此，政府制定了一个三周的膳食食谱，其中包含肉类、蔬菜、水果等新鲜且丰富的菜肴，同时食谱中要求每餐应当供应30毫升牛奶或是黄油黑麦面包。市政府一旦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施该膳食计划，就能够获得国家给予的补贴。同时，瑞典国家学校管理委员会每年会访问学校，并对学校的厨房工作人员进行膳食标准培训。改革之后学生们的午餐营养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铁、磷、维生素A、维生素B等微量元素和蛋白质含量均高于改革前的两倍。
  2.实施改革
  在1959年-1969年期间，总共有256个城市实施学校午餐改革政策，如图1所示，以1959年为基期，每年新实施政策的城市大约为25个。图2展示了瑞典城市实施政策的时间。在1959年之前，几乎所有瑞典北方的城市都实施了这项改革，但是南方的129个城市仅有31个实施。为了进一步阐明造成政策实施时间差异的原因，作者将改革前的地方特征数据平均值对实施年份进行了简单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该政策实施的时间主要与地理位置和城乡占地面积相关。平均来说，南方的城市实施政策晚于北方，同时农业占地面积较大的城市实施政策也较晚。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策略
  1.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了十分丰富的历史数据和行政数据：(1)政策实施历史数据来源于瑞典国家档案馆，作者重点关注1959年-1969年历史数据，将纸质数据数字化，发现在此期间有265个市政当局实施了该计划。(2)瑞典1946年-1965年的人口出生数据和学龄期间居住地数据来源于瑞典国家统计局的总人口登记数据(RTB)和1960年和196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3)终生收入数据来源于瑞典1968年到2011年的收入和税收登记数据(IoT)。(4)受教育程度数据来源于瑞典教育登记数据，以个人获取的最高学位衡量其受教育年限。(5)男性的健康与认知数据来源于瑞典参军登记数据，女性数据则来源于瑞典医学出生登记处的数据，结合瑞典社会保险局1994年至2011年间获得病假津贴和残疾津贴天数的数据综合评价个人健康状况。(6)学校缺席数据来源于瑞典各个市政档案馆。
  2.实证策略
  如前文所述，各市的政策实施时间并非随机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运用队列双重差分法(Cohort DID)，在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出生队列固定效应后，假定学生受到政策影响的时间和年限是随机的。作者以受到政策影响的年限为处理变量构建了如下基准模型：
  其中，yicm表示c年出生的m城个体i的结果变量，SLE表示个体i受到政策影响的年限，M为表示男性的虚拟变量，N为识别个体i是否在瑞典出生的虚拟变量，λc为出生队列固定效应，αm为城市固定效应。由于样本期内，瑞典进行了义务教育改革，因此基准回归当中加入了义务教育改革的虚拟变量以控制该改革可能会带来的估计偏误。
  此外，作者还构建了一个包含受到政策影响年限的虚拟变量的更为灵活的模型，以捕捉非线性效应。同时，在实证策略中，作者还估计了一个控制了城市线性或二次队列趋势后的模型以避免潜在的违反平行趋势假定的问题。
  3.平行趋势假定
  为了检验平行趋势假定的有效性，作者首先改变了样本的出生年份，并将结果变量替换为市政平均收入，结果如图3所示。Panel A表明如果没有受到该政策影响的样本结果变量并不会产生显著变化。Panel B则表示市政平均收入在没有实施该计划之前也没有出现显著的上升。其次，作者将结果变量替换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可见政策的实施对这些先决变量也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
  1.基准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Panel A第一列结果表示，学校午餐计划对个人终生收入的正向影响大约为3%。同时，作者依据家庭收入将样本分为四等分，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该计划对家庭收入较低的个体影响更大。Panel B中报告了教育结果和短期健康结果。第1列和第2列结果表明如果个体在九年义务教育中都受到了膳食计划的影响，那么该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就会增加0.28年，同时上大学的可能性也会增加1.5%。第3-7列表明该计划的实施能够提高男性参军时的健康状况，对男性和女性的身高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并能够减少男性被诊断患有疾病的可能。因此，该膳食计划对处理组的终生效应可能来源于个体受教育程度提升和健康状况的改善。然而Panel C和Panel D结果却发现该计划对个体长期健康状况和后代的健康状况都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意味着学校午餐计划对个体早期健康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该影响并不是长期的且不会延续到下一代。
  表4报告了受政策影响的不同的影响年限效应的异质性，允许非线性效应的出现。可以发现受到政策影响的年限越长，对各个结果变量所产生的正向影响就更为显著，且程度越大。
  2.其余潜在机制
  作者认为，学校午餐计划所存在的长期影响可能会通过其他潜在机制如学校出勤天数、提升家庭收入和父母劳动力供应等实现。表5报告了对这些潜在机制的回归结果。本文发现，虽然秋季学期出勤天数存在0.5天的增加，但是这至少可以说明出勤天数减少不是潜在的重要影响机制，同时家庭收入并没有由于学校提供免费午餐而增加。但是第4列表明，该计划增加了母亲的劳动供给，将更多母亲从给孩子准备午餐的义务中解脱出来。
  五、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由政策驱动的儿童营养状况的长期影响。瑞典1959年到1969年针对小学的免费午餐计划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运用双重差分法本文发现，早年健康状况的改善能够增加3%的个体终生收入。同时，学校午餐计划通过对个体成年后的身高、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产生积极影响，增加其终生收入，而其他潜在机制都不能很好的解释这种结果产生的机制。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本文的背景国家并不面临食品安全问题，但由于营养知识的缺乏学生们依旧面临着营养不均衡的问题，这为今天许多计划通过学校膳食计划改善青少年营养状况的国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经验证据。
  推荐理由：
  个体早期生活环境与饮食结构差异能够很大程度上解释成年后的人力资本差异。但在此之前，已有文献对改善个人在校期间健康和营养的“一刀切”政策的长期影响了解较少。本文的研究结果就强调了政策推动儿童营养状况改善的重要性，并对分析儿童不同阶段的干预和环境的影响的文献做出了贡献。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改善弱势群体早期生活条件的政策可以产生长期效益，而学校膳食计划恰恰是其中成本较低，覆盖面却较为广泛的政策工具之一。因此，无论是基于不同国家背景的学校膳食计划的效应，还是这类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内部回报率都是未来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