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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摩擦下的劳动供给反应
发布时间:2022-04-22 发布者:盛倩

推荐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陈颖

原文信息:Kostøl A R, Myhre A S. Labor supply responses to learning the tax and benefit schedul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1, 111(11): 3733-66.

原文链接: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aer.20201877
推文期数:148期

一、引言

劳动经济学普遍认为,劳动力市场中最优化摩擦(optimization frictions,指劳动力市场中的一系列摩擦)的存在会削弱个体对于财政激励的劳动供给反应。那么,最优化摩擦究竟是通过供给端还是需求端影响劳动供给,已有研究鲜有讨论。厘清最优化摩擦的作用机制主要面临两大挑战。其一是测度困境,不同税制下的劳动供给数据难以取得;其二是识别难题,如何剥离个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本文借助挪威伤残保险制度中特殊的制度断点(notch)和信函准实验,通过聚束方法(bunching)识别和测度了最优化摩擦和信息摩擦的相对重要性。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利用伤残保险制度的断点,分析了因信息摩擦和调整成本未能最优化决策的人群占比,以此来衡量最优化摩擦。接下来,通过一项投递信函的实验告知个人关于2015伤残保险制度改革(kink型)的具体信息,本文通过处理组和控制组聚束行为和弹性的差异确定了信息摩擦的大小。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比较了无摩擦弹性(structural elasticity)、可观测弹性和无信息摩擦弹性三者的大小,从而获得信息摩擦在整体摩擦中的重要程度。

结果表明:(1)最优化摩擦普遍存在于劳动力市场,约50%的人并未作最优化决策。(2)政府的信息干预能够有效降低信息摩擦。改革使得控制组的可观测收入弹性从0.2降低为0.06,而处理组仅降为0.15。(3)信息摩擦通过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同时影响劳动供给。在广延边际上,信函实验处理组的就业率相对降低12%;在集约边际上,人们通过与原雇主再谈判缩短工作时间和降低可变工资。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1)本文丰富了政策实施中的信息重要性的研究。已有研究关注于不同纳税人获得不同税收信息后行为的差异,本文发现信息政策可以大幅度重塑收入弹性,并且发现以往研究中聚束行为缺乏反应可归因于信息摩擦。(2)拓展了最优化摩擦对财政激励的劳动供给的影响。以往研究仅单独关注调整成本或信息复杂性,而本文将信息摩擦和调整成本纳入到同一研究框架下,发现非最优化决策者(nonoptimizers)占比不受财政激励强度的影响。(3)本文也回应了关于残疾保险制度中再就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议:当考虑信息干预政策之后,再就业政策引致了大规模的劳动供给反应。

二、制度背景与数据

2.1 挪威伤残保险制度

挪威伤残保险为退休前因伤残导致一年以上不能参与工作的劳动者提供收入保障,补助金额以原先劳动收入水平为基础。津贴领取者劳动收入超过规定的SGA门槛值(劳动收入免税门槛)时需要按比例纳税。SGA门槛是产生不连续财政工作激励的关键,经历了三次大幅度调整:1997年(10000美元)、1998年(12000美元)、2015年(8000美元)。如图1所示,以1996年为例,津贴领取者劳动收入超过6000美元时可支配收入急剧下降,直到劳动收入高达15000美元可支配收入才与门槛值水平相同。这意味着劳动收入在6000-15000美元的人有很强激励聚束到门槛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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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制度改革

2015年制度改革前,津贴领取者面临两种制度规则。如图2-A所示,针对于2004年前获得津贴领取资格的残疾者,劳动收入超过门槛值时面临着约60%的超额累进税(kink)。2004年后获得领取资格的人,一旦劳动收入超过门槛值,将对劳动收入全额征收60%的税收(notch)。改革后,领取者面临相同的kink制度,劳动收入超过门槛值时,仅对超额部分缴纳66%税收(见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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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信函实验

为解决个人对2015年制度改革的认知偏误,社保局对预期年度收入超过新门槛值的津贴领取者发送信函,信函传达新制度改革具体情况。为进一步增加津贴领取者的认知,社保局提供通过劳动收入估测可支配收入的官方平台。

2.4 数据

数据是由第三方报告的行政数据,变量主要包括劳动收入、合同时间和小时工资、转移支付金额,是否收到信函等。样本分为研究1997/1998年门槛值调整的1993-2003年样本,以及2015年兼职的津贴领取者。第二个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全样本的津贴领取年限平均为12年,notch制度下领取年限相对较短,津贴福利所得约为原先收入的62%,2014年劳动收入约为门槛值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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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模型与实证策略

3.1理论模型

借鉴Saez(2010)和Chetty(2012)的理论模型,在个人预算约束基础上,通过消费和劳动供给选择最大化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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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最优化摩擦的劳动供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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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税收的认知偏误。此时最优化摩擦的劳动供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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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实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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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事实收入分布与结构弹性估测

非参数估计法以识别部分反事实收入分布。通过1997年和1998年收入分布估计1996年20%和44%聚束段的反事实收入密度(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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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式估计法估测全局反事实收入分布。Chetty(2011)指出:收入分布由反事实分布和门槛值K引致的收入分布扭曲两部分组成,收入分布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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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Kleven和Waseem(2013)研究,弹性表述为税收、SGA门槛和收入反应的隐式函数。将结构反应DZ*带入其中,便可获得结构弹性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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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优化摩擦

以非最优化决策者占比衡量最优化摩擦。非参数估计下,1996年聚束段20%的非最优化决策者占比为0.84,44%聚束段为0.548。多项式估计所得全局非最优化决策者占比0.51。

以2014年为2015年反事实收入分布的非参数估计结合多项式估计法,测度2015年制度改革前后可观测收入弹性和整体摩擦。结果如表3所示,改革前摩擦使结构弹性衰减了69.6%。改革后,整体摩擦增加,结构弹性衰减了7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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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信息摩擦

在保证信函实验随机分配和收入满足平行趋势检验的前提下,以信函实验处理组和控制组聚束行为差异衡量保险制度改革的信息摩擦(详见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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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革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可观测弹性变化情况来测度信息摩擦在整体摩擦中的比重。信息摩擦是改革后整体摩擦增加的主要因素,约占整体摩擦的30%(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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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息摩擦如何影响劳动供给

以事件研究法衡量信函实验影响劳动供给的短期效应,模型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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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效应模型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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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处理组2015年月收入平均下降195美元,残疾者维持现有雇佣关系(离职率很低)。在劳动供给广延边际上,信函实验使有收入残疾者占比下降8.6%,劳动收入反应的一半源于就业率下降。在集约边际上,可变工资出现大幅度降低且合同时间缩减1.2h。2016年的信息处理效应也较为显著。(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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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

本文以伤残保险制度改革和信函实验为研究背景,通过聚束反应和弹性变化反映整体摩擦及信息摩擦在其中的重要程度,本文发现解决劳动供给方的信息摩擦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财政激励变化后的劳动供给反应。不仅解决了调整摩擦、信息摩擦难以测度和识别的难题,同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信息干预作为政策推行时的辅助政策,从而增加政策的有效性。

推荐理由:

推荐本文理由有二:(1)信息摩擦和最优化摩擦的新测度方法。本文通过聚束行为反应和收入弹性差异测度摩擦大小,为我们研究和识别信息摩擦和其他摩擦提供了新方法。(2)重要的政策应用价值。本文结论启示我们政策实施可以辅之以信息干预以增加政策有效性,这不仅为实际政策实施提供了推行工具,也将研究政策有效性的视角更多的关注集中到信息凸显性问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