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马婷钰
文献来源：Mayshar J, Moav O, Pascali L.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Land Productivity or Appropriabilit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2, 130(4): 1091-1144.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86/718372
推文期数：160期
一、引言
《史记》中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从古及今，国家的发展、进步和兴盛离不开农业，这一点毋庸置疑。追溯历史，原始农业最早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的生产方式自此发生了重要变化，从狩猎采集经济开始转向定居耕种。与此同时，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化，分工开始出现，国家由此形成。观察这一过程，我们不禁思考，农业如何作用于国家的产生?
传统生产理论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具体而言，农作耕种的进步提高了粮食产量，剩余开始出现，这推动了社会阶层的分化，精英阶层出现并攫取剩余，进行课税，由此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形成，国家开始产生。然而，历史事实显示，只有在主要作物为谷物而不是根(茎)作物的地区，生产力的提高才伴随社会层级的多元化。基于此，本文认为生产力不能解释国家起源的全部，更为本质的原因在于当地种植作物的特点，是谷物成就了国家。由于谷物是季节性收割、易储存且量化简便，这使得其具有可侵占性(appropriability)的特征，相比与多年生、易腐烂的根(茎)作物更容易被攫取和课税，由此有了社会的分化和国家的出现。
接下来，本文糅合了考古学、人类学和农学等多套数据，采取不同的研究策略对谷物与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首先，本文考察了前工业化时期种植谷物是否能够促进社会层级的多元化，使用谷物与根(块)茎作物的潜在热值差作为工具变量。结果显示，谷物种植与地区社会层级复杂程度之间表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接下来，本文将视角着眼于更早的古典时期，利用各类作物的野生近缘种(wild relatives：WRs)的地理分布情况作为农作物驯化潜力的代理变量，并使用新的社会等级复杂指数进行回归。除此之外，本文还使用“哥伦布大交换”这一外生冲击，研究了作物种类的改变如何影响当地社会结构，发现上述结论依旧成立。最后，以城市和部落遗址代表文明的兴起，本文也发现谷物的种植推动了早期的城市化进程。
关于国家起源的观点，以Adam Smith、Engels和Childe等人为代表提出的传统生产理论强调了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本文从农作物的可侵占性这一新视角为国家起源提供了新的解释。在传统生产理论的基础进一步延伸，生产力提高也伴随着人口规模扩张和冲突的产生，需要国家机构的出现来遏制暴力(Johnson and Earle，2000;North et al.，2009)。此外，许多研究也强调了贸易(Bates，1983;Fenske，2014)、灌溉(Wittfogel，1957;Bentzen et al., 2017)及制度(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等在其中的作用。
二、前工业社会族群证据
可侵占性理论表明，谷物的种植能够促使当地社会等级的复杂化，为验证其准确性，本文着眼于前工业化时代，尝试寻找相关证据支撑。Murdock于1967年出版的人种志地图集(Ethnographic data)提供了全球1267个族群在工业化前的文化、制度和经济相关特征，本文据此构造了衡量社会等级复杂程度的有序变量(Yi：“Jurisdictional Hierarchy beyond the Local Community”)，其中将不同族群的社会等级按“无序-酋邦-国家”划分为五个层次。
在度量谷物种植情况时，考虑到谷物实际产量(CerMaini)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谷物和根(块)茎类作物的最大潜在热能产量之差(CerAdvi)作为工具变量，截面模型设定如下：
从表1可以看到，OLS和2SLS结果均表明种植谷物越多的地区，当地社会等级复杂化程度也就越高。并且，土地生产力(LandProdi)与社会等级之间并无明显关系(column 4)，这与传统生产理论相悖。进一步，本文猜想农业剩余的出现可能并不是源于土地生产力的提高，谷物所具有的可侵占性特征可能是背后的真正原因，农业剩余的出现也伴随着税基的产生，使得精英阶层能够对谷物课征收实物税。基于人种志地图集数据的分析发现，谷物种植多的地区出现剩余的概率也就越大，当地税收负担也会更重(表F18，见附录)。
三、古典时期证据
四、“哥伦布大交换”自然实验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此后新、旧大陆之间开始发生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农作物开始在不同地区传播交换，不同地区的作物种类及组成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本文因此可以计算出各地区在哥伦布大交换前后的谷物生产优势(CerAdvit)，继而分析哥伦布大交换这一外生冲击带来的作物变化，如何影响当地的社会等级。图6展示了逐年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在哥伦布大交换之前(1500年以前)，不同地区之间并未表现出事前趋势。而在哥伦布大交换之后，谷物生产优势越明显的地区，表现出了更复杂的社会等级(表3，见正文)。
五、早期遗址证据
除通过直接测算的方法度量不同地区的社会等级外，能否在一地勘测到早期城市或大型部落的遗址，也能从侧面表明当地文明的发展程度。本文从以下两套数据中获取遗址信息，一是Daniel DeGroff提供的公元前400年城市遗址的区位数据，二是Reba, Reitsma and Seto(2016)提供的公元前450年和公元500年的大型部落的区位数据，本文在三个时期分别构造出了不同地区是否存在遗址这一变量(Settlementi)。接下来的实证检验，本文首先使用第三部分中农作物WRs的地理分布，考察其与早期遗址的出现有何联系。结果发现，只有在谷物WRs存在的地区，谷物驯化潜力越大，当地的城市化程度也就越高，而其他两类地区并未发现显著效应，在三个不同时期均表现出了相同的结论(表4，见正文);其次，本文又利用不同农作物与其最近驯化中心的地理距离构造了作物驯化潜力的新的代理变量。居住地点越靠近谷物驯化中心的族群，更有可能种植谷物，从而发展出更为复杂的社会等级。实证结果发现，地理距离与地区的城市化程度呈现出了负相关的关系(表5，见正文);最后，本文使用放射性碳定年法测算出的遗址区位信息，使用双重差分的估计方法对上述结果进行了重新检验，发现只有在谷物驯化潜力大的地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才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化现象(表6，见正文)。
六、现实案例
从现实来看，许多现象和历史事件也能为本文的论点提供佐证。研究表明，土著居民的生活习惯从狩猎采集为主转向贮存腌渍鲑鱼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人口居住方式的转变和社会复杂性的提高(Tushingham and Bettinger, 2013)，这与本文提出的观点相契合。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也曾提到在17世纪，玉米传入西非海岸后，刚果的Bushong部落大力推行玉米种植，从而将部落社会转变为王国。除此之外，考古资料也显示，在新石器时代以前，伴随谷物的种植出现了许多具备储存功能的陶器，与此同时，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和复杂程度也不断上升。然而，在种植根(块)茎作物的一些地区，文明却始终不能往更高级的方向发展。如公元前5000-4500年的新几内亚，以种植香蕉、芋头和山药等作物为生，但当地的文明并未依托此而进步，反而呈现出了人口分散，战争四起的混乱局面。在东南亚地区，依水而居的民族通过种植水稻最终形成国家，而山谷里的民族抵制外来文化，沿袭传统的采集模式，种植根(块)茎作物，其文明形态也始终停滞不前。
七、结论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农业的蓬勃发展与文明的传承进步息息相关。传统生产理论强调生产力的重要作用，认为其促进了剩余的产生，分工的出现，继而导致社会阶级的分化，并最终产生国家。本文从农作物特点为国家起源提供了新的解释。谷物相比于根(块)茎作物具有更明显的生产优势，可侵占性更强，这使得精英阶层更容易攫取并对其进行课税，从而推动社会层级的多元化。
推荐理由：
国家的起源究竟是什么，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霍布斯根植于契约论的思想，主张国家是个体相互之间订立契约，将个体的权力和意志托付给某一个人或集体而形成的，奥尔森通过“流寇-坐寇”的行为策略解释了国家的产生(推文61中对相关理论进行介绍)。本文为国家起源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可侵占性理论，强调了谷物在国家形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应当说，国家的产生是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武装、战争和冲突是不同部落之间掠夺和征服的手段，从而形成更大的集合体，而谷物种植、灌溉工业及贸易往来等则为国家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国家得以产生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差异化的国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