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曾子汉
原文信息：Cao Y, Chen S. Rebel on the Canal: Disrupted Trade Acces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hina, 1650–1911[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2, 112(5): 1555-90.
文章链接：https://file-lianxh.oss-cn-shenzhen.aliyuncs.com/Refs/XuDID/Cao-2022-AER.pdf
推文期数：161期
一、引言
贸易往来究竟是维系还是破坏了社会稳定，长期以来存在争论。一些研究表明，贸易活动提高了居民收入并保障劳动力就业，使得叛乱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从而有益于社会稳定。也有学者认为，贸易活动为劫掠行为提供了更多战利品，反而会引发社会动荡。在持续的理论争论中，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得准确验证。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利用十九世纪中国的大运河废弃事件，对贸易活动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尝试分析背后可能的机制。
由于大运河的废弃既不是贸易为导向，也不是以平息叛乱或根据叛乱活动的预期决定的，因此为衡量贸易活动的外生变化提供了理想的冲击。本文基于标准的双重差分模型设定，以1826年作为大运河废弃的时点，比较运河流经的县(下文简称运河县)与临近运河县的县(下文简称非运河县)在大运河废弃前后叛乱水平的变化。研究发现，运河县和非运河县的叛乱水平在大运河废弃之前没有明显差异，而在废弃后运河县的叛乱数量更高。具体而言，运河县在冲击之后每百万人口的叛乱数量平均增加了0.0387次。
考虑到政策冲击强度的差异，研究发现县内所含运河长度越长，周围集市的份额越大，大运河废弃后叛乱发生的数量越多。除此之外，本文还发现距离运河越远，叛乱效应越小，效应存在的地理半径约为150km。机制分析表明，大运河废弃导致的贸易活动中断是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以下证据佐证了这一观点：大运河的废弃阻碍了周边集市的发展;有其他替代性贸易路线的县受到运河废弃的影响更小;大运河废弃导致附近县化解天气风险的能力降低;对黑帮的人员构成分析显示，城市失业工人可能是大运河废弃后组织叛乱的主要群体。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几点：一是对贸易活动与社会冲突这一充满争议性的话题进行实证检验;二是重点关注了城市失业工人在大运河废弃后对叛乱的推动作用，以往的文献往往聚焦于极端天气和价格波动对于农村冲突的影响，少有研究关注城市受到永久性负面贸易冲击的社会后果;三是从大运河衰败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北方长期的叛乱现象进行解释。
二、大运河的“兴”与“衰”
大运河在隋朝时候建立，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古老的人工水道，流经六个省份，由政府出资维护进行漕粮运输。漕粮运输过程中被允许携带一定量的免税商品，同时该运河也被允许供商人用于贸易和娱乐，这极大地促进了运河沿途县城的繁荣。然而在1825年，一场暴雨引发的洪水冲垮了黄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坝口，大量泥沙堆积使得运河难以航行，漕粮运输被迫中止。此时，清政府开始尝试通过海运运输贡米，海运优势明显但相关提议遭到了大运河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虽然大运河在1826年恢复航运，但是这次改革使人们认识到海运的高效率和低成本。最终，清政府从1855年起放弃了大运河的维护，从1911年起彻底宣布废弃大运河。
三、数据和方法
本文从多个历史资料中构建了一个横跨1650-1911年的县级面板数据集，涵盖了6个省的575个县(包括73个运河县)。数据集包括以下信息：一是各县的叛乱数据和叛乱开始时间，根据史料整理得到;二是各县受大运河影响的程度，包括是否为运河县、地理强度、经济强度以及空间梯度强度。其中，地理强度用一个县内运河部门的长度/县的面积代表，经济冲击强度用县内距离运河10公里内的集市份额来表示，空间梯度强度用非运河县的行政中心距离大运河的地理距离表示;三是各县的地理、人口、气候、农业等信息。
四、大运河衰败与社会冲突
图4表明运河县和非运河县之间发生叛乱的差异在冲击发生之前很小，而在1826年之后，运河县相比于非运河县的叛乱数量在十年之内显著增加，40年后叛乱数量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表3显示交乘项的估计系数为0.038，意味着大运河废除后，运河县的叛乱数量平均增加了117%(0.038/0.033)。
五、贸易通道中断与社会冲突
前面分析发现大运河废弃之后运河县的叛乱数量显著增加，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探讨背后的潜在机制：
一是政府镇压能力。由于大运河失去了贸易运输的功能，政府的镇压能力会减弱，盗贼劫掠成功的可能性增加，因而会产生更多的叛乱。本文采取了两种间接方式来测量政府的镇压能力：第一种是每个县城预先分配的兵力，第二种是县城是否为当地首府。结果发现国家镇压能力对叛乱的发生并没有影响。
二是贸易中断。大运河废弃中断了地区间的贸易往来，经济发展受损，进而引发了社会叛乱。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对这一机制渠道进行验证：1)考察大运河废弃与集市发展之间的关系;2)考察替代性贸易路线是否有助于减轻大运河废弃的影响;3)考察大运河在减轻气候冲击带来风险方面的作用。表A5展示了相关的回归结果，第(1)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县内集市数量占比，结果发现大运河废弃后县内集市数量占比显著降低。第(2)列考察了县城是否拥有驿站对于缓解政策冲击的作用，回归表明当一个县拥有驿站时，大运河废弃对叛乱的推动作用显著下降。第(3)列将大运河的地理冲击强度与一个温度异常的年份虚拟变量交乘，我们发现大运河的存在对天气引起的社会叛乱有缓解作用，但是运河废弃后，这种缓解作用消失，暗示着大运河的废弃可能破坏了运河曾经作为贸易通道的作用，从而导致了随后叛乱的发生。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城市工人在叛乱中的作用，大运河的废弃可能会打击从事贸易相关工作的城市工人(水手、码头工人、贸易商等)，从而导致失业工人参与叛乱。我们将上海青帮组织者的原籍与运河县进行匹配，得到不同县城的组织者人数，用是否为运河县与该县拥有的组织者人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A7所示，发现了两者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这些结论均表明贸易通道丧失是大运河废弃引发地区叛乱的作用渠道。
六、结论
本文基于一个横跨1650-1911年的县级面板数据集，考察了中国大运河废弃与地区叛乱之间的联系，发现大运河废弃后，运河县比非运河县经历了更为频繁的叛乱。考虑到冲击影响的强弱，我们发现大运河废弃的效应主要是由那些在地理上和经济上更依赖大运河贸易运输的县城驱动的。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大运河废弃导致的贸易通道中断是引发叛乱的重要渠道，而城市失业的工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推荐理由：
本文从1650-1911年宏大的历史视角着眼，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巧妙的机制设计让读者对贸易活动与社会冲突的关系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文章使用丰富的研究方法，包括事件研究法、标准DID、强度DID、CIC和SCM等，从各种维度构造涵盖政治、经济、气候等机制变量，使得文章的深度和高度得到提升。总体而言，文章既具有历史的趣味性，又不乏经济学的严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