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阮慧
文献来源：Keller W, Utar H.Globalization, gender, and the family[J].The Reviewof Economic Studies, 2022.
原文链接：https://academic.oup.com/restud/advance-article-abstract/doi/10.1093/restud/rdac012/6540873?redirectedFrom=fulltext&login=false
推文期数：165期
一、引言
2022年7月23日，世界经济论坛正式发布《2022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其中的同工同酬指标数据显示女性的平均工资比男性低27%左右，完全消除全球范围内的性别差距还需要132年。理解性别收入差距的成因对于缩小性别不平等至关重要，传统文献基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视角，从人力资本差异、职业隔离、性别歧视等角度进行解释(Blau & Kahn，2017)。近年来，学者们提出了女性生育惩罚理论(“Penalties” for having children)，认为女性在生育孩子后，为照顾孩子转换工作并减少工作时间，降低了女性的工作收入。然而，现有文献尚未关注性别生育决策差异对性别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本文认为女性生育钟(Biological clock)造成了性别之间的生育决策差异，进而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距。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本文基于丹麦详细的雇员-雇主匹配数据，刻画了1999年到2009年进口竞争如何影响个人在家庭和就业方面的决策。结果发现，进口竞争导致劳动力市场机会锐减并扩大了性别收入差距，差距的形成源于长期中女性收入的减少，男性收入没有明显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进口竞争冲击后，单身女性的生育率、结婚率提升，已婚女性离婚概率下降，而男性并未发生显著变化，造成了家庭行为方面的性别差距。以上结论在丹麦服装纺织部门从业者和所有私营部门从业者样本中都得到了印证。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性别收入差距仅存在于育龄就业者中，因此生育行为是导致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女性生育钟是当就业机会减少时，劳动力市场和家庭行为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女性生育钟是指女性的生育年龄最多维持至40岁左右。育龄女性维持就业状态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当就业机会减少时，女性有更强烈的动机退出劳动力市场，选择生育孩子。以下经验证据支持这一假说：①处于生育钟末期的女性具有更强的生育意愿，中国进口竞争提升减少了丹麦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30多岁女性拥有生育能力的时间更短，生育钟压力更大。②拥有大学学历的管理层女性有更强烈的生育动机，因为她们就职新岗位时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获得认可，生育孩子的时间相应减少，生育钟压力更大。③制造业就业的女性有更高的生育意愿，当就业机会减少时，她们选择跳槽到其他行业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重新积累人力资本，生育钟压力更大。
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丰富了就业调整成本的文献。本文研究发现面临相同的劳动力市场负向冲击时，女性生育钟的存在导致男性和女性的就业调整成本不同，首次基于性别视角考察了就业调整成本的差异。二是丰富了中国加入WTO如何影响发达国家的相关文献。本文利用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发现进口竞争提高了婚姻率，丹麦有效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削弱了进口竞争造成的负面影响，为全球化冲击下各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三是为性别收入差距的成因提供新的解释。已有文献从女性生育行为、劳动力需求结构等角度解释性别收入差距，本文发现女性生育钟是解释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二、中国加入WTO对丹麦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1.丹麦服装和纺织行业贸易的自由化
为保护国内服装和纺织产业，发达国家于1974年签订了多边纤维协定(Multi-fibre Arrangement，MFA)，使用贸易配额制度限制发展中国家该类产品的出口总量，这一协定独立于WTO规则。经多次谈判，发达国家在1994年决定逐步废除该制度，统一使用WTO规则，并分别在1995、1998、2002、2005年取消所有配额产品中16%、17%、18%和49%类别产品的配额限制，这一制度变化仅适用于WTO成员国。2001年9月中国正式加入WTO，自此中国出口商品不再受配额制度的限制，在丹麦的服装纺织产品出口规模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如Figure 1所示)。
2.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了以下四套数据：(1)丹麦统计局劳动市场综合调查数据库记录了个人和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全面信息，包括人口统计特征、工作收入、职业及其变更等信息;(2)丹麦国家产品数据库详细记载了丹麦国内企业的产品信息，能够识别出生产配额产品的企业，为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提供依据;(3)丹麦统计局生育率数据库提供了个体生育行为方面的数据;(4)丹麦中央人口登记数据提供了个体婚姻行为方面的数据。
三、服装纺织行业从业者的性别差距
2.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性别差距
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性别差距来源于女性，女性承受了更多的收入损失，经历了更长的失业时间。首先，本文使用方程(1)考察了进口竞争的影响，结果如Table 3 Panel A所示，进口竞争使得个人的收入、就业概率、工作时间均显著减少，说明中国加入WTO对丹麦服装纺织行业从业者造成了严重负面冲击。其次，本文使用方程(2)考察进口竞争对不同性别的影响差异，回归结果如Table 3 Panel B所示，男性的工资收入和就业时间未有显著变化，女性收入损失更高，失业时间更长，性别差距来源于女性的变化。
再就业的行为差异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距的形成。在上述结果中，性别收入差距的形成存在两种解释：(1)男性和女性遭受进口竞争的影响程度不同;(2)男性和女性采取了不同的再就业行为。为了检验两种解释，本文将进口竞争效应分解为不考虑就业调整的初始效应和再就业效应，初始效应反应男性和女性受到进口竞争的影响程度，结果如Table 3 Panel C所示。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同一企业内部的收入、工作时间和失业概率不具有显著差异，且男性和女性从该公司离职后的失业时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别，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距源于再就业效应。
3.生育决策的性别差距
进一步，本文将回归方程(2)中的时期虚拟变量替换为年份虚拟变量，考察进口竞争对所有育龄就业者生育行为影响的动态效应，结果如下Figure 4所示。研究发现在进口竞争提升后，男性的生育行为在样本期内未产生显著变化，而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休产假的时间显著提升。此外，本文发现进口竞争提升了单身女性的结婚率，降低了已婚女性的离婚率，男性的婚姻行为在样本期内没有显著变化。这说明在进口竞争提升后，女性的生育和婚姻决策变化导致了家庭行为方面的性别差距。
四、女性生育钟机制的解释
在前文中，本文研究发现进口竞争提升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和家庭行为方面的性别差距。那么生育决策的性别差距是否导致了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性别差距?为了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本文将样本划分为育龄样本和非育龄样本，研究发现，非育龄样本在进口竞争提升后未形成性别收入差距，育龄样本得到相反的结论。这说明生育决策与性别收入差距的形成密切相关，且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是女性的生育行为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更强烈的生育反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女性生育钟机制来解释性别差距，即女性的生育年龄最多维持至40岁左右，育龄女性维持就业状态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当就业机会减少时，女性有更强烈的动机退出劳动力市场，选择生育孩子，造成性别生育差距，最终导致劳动力市场中性别不平等现象。
为了验证这一机制，作者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证据：一是处于生育钟末期的女性具有更强的生育意愿。中国进口竞争提升减少了丹麦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30多岁女性拥有生育能力的时间更短，生育钟压力更大。二是拥有大学学历的管理层女性有更强烈的生育动机，因为她们就职新岗位时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获得认可，生育孩子的时间相应减少，生育钟压力更大。三是制造业就业的女性有更高的生育意愿，当就业机会减少时，她们选择跳槽到其他行业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重新积累人力资本，生育钟压力更大。
五、结论
本文使用丹麦的雇员-雇主匹配数据与包含生育和婚姻信息的人口登记数据，考察了中国进口竞争对个体在家庭和就业行为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竞争降低了个体的就业概率、工作时间以及工资收入，减少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分析发现，进口竞争导致了性别生育差距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形成，长期中男性的家庭和就业行为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女性的收入下降以及更强烈的生育反应造成了性别差距。这种性别差距是由女性生育钟导致的。
推荐理由：
本文从女性生育钟这一全新机制解释性别收入差距的形成，为我们深入理解劳动力市场和家庭行为方面的性别不平等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文还发现，进口竞争冲击提高了丹麦的结婚率和生育率，这与丹麦的高福利制度密切相关，说明有效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有助于缓解负面冲击的不利影响。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我国就业环境艰难，政府如何通过政策设计缓解负面冲击对个体生育、婚姻行为以及收入差距造成的不利影响，是当前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