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胡龙海
文献来源：Bruno Caprettini, Hans-Joachim Voth, New Deal, New Patriots: How 1930s Government Spending Boosted Patriotism During World War II,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8, Issue 1, February 2023, Pages 465–513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93/qje/qjac028
推文期数：177期
一、引言
一个有效的国家是如何产生的?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组织的有效性需要税收和军事的强力支持。卢梭和洛克等启蒙思想家认为，政府和公民之间是一种内在的互惠关系，即政府部门保障公民的权利和生命安全，公民忠于国家并依法纳税。基于互惠原则，Besley(2020)提出了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和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相互作用的广义模型。然而，关于公民文化和国家能力的实证研究十分匮乏，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需要区分强制和自愿的爱国行为，社会契约理论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主要关注税收这一强制性行为，但公民的自愿行为尚未讨论;二是缺乏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发生巨大改变的外生冲击，例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激增。
本文利用罗斯福新政(New Deal)期间联邦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物品的区域差异，观察二战期间美国公民的爱国主义行为，包括自愿参军比例、购买战争债券和荣获英雄勋章数量的情况，这一研究设计有效地解决了上述两大难题。基于县级层面分析发现，从罗斯福新政中获益的地区的公民在二战期间平均表现出更积极的爱国主义行为，如购买更多流动性差的战争债券、自愿参军比例更高、荣获英雄勋章的数量更多。本文还将服兵役记录与194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匹配构建了个体层面数据，发现从新政中受益的个体更有可能自愿参军，相反，在新政中利益受损的个体自愿参军比例则显著更低。此外，本文利用干旱天气和国会农业委员会议员席位两个工具变量识别了公共物品供给与爱国主义行为之间存在因果联系。最后，本文排除了地区经济状况、领导人魅力、机会成本差异等其他可能解释。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有以下两点贡献：一是首次经验证明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可以激发公民的爱国主义行为，弥补有效国家形成的相关文献;二是发现罗斯福新政引起美国公民爱国主义文化发生巨大变化，丰富了关于态度和信仰变化的文化经济学研究。
二、罗斯福新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大萧条期间(1929-1933)，美国GDP萎缩超过四分之一，失业率高达25%，金融系统更是遭遇重创，股价大跌。1933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颁布新政，即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经济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公共部门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如联邦救济管理局(FERA)、工程项目管理局(WPA)、农业管理局(AAA)、房屋贷款公司(HOLC)等。该政策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向穷人和失业者提供救助，主要目的就在于救济贫困、刺激就业、恢复经济。与此同时，新政在经济危机期间救助了无数的美国民众，极大提高了美国民众对政府干预措施的认可度，甚至重新定义了美国人民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联邦政府的权利也由此得到了空前扩大。
由于珍珠港事件，美国在1941年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WW II)。为资助战争，联邦政府从1941年开始发行战争债券，而战争债券的市场回报率只有其他类似流动性资产的一半左右。根据美国档案馆记录，在1942年内，超过110万人自愿加入美国军队。此外，为表彰士兵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国防部向遭遇死亡威胁或牺牲的士兵授予荣誉勋章。由于上述三种行为在战争期间都是牺牲个人利益但有利于国家的行为，因此在本文中都被认定为爱国主义行为。
三、罗斯福新政对二战时期民众爱国主义表现的影响
本文使用了两个工具变量处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一是地区遭受旱灾的次数和严重程度，以帕默尔干旱指数作为代理变量(Palmer Drought Severity Index)，该变量基本由偶然的天气因素决定;二是地区拥有的国会农业委员会席位，该变量是由新政出台前的历史因素决定。以上两个变量都会影响新政对地区的救助力度，文中也指出受旱灾冲击严重地区获得的救助量更大，在国会农业委员会拥有席位的地区在新政期间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救助资源。因此，上述两个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检验。
本文还对工具变量进行了外生性检验。关于干旱天气工具变量，本文使用历史干旱数据发现，1933年的干旱天气并不能预测二战时期的爱国主义行为，1914年的旱灾与一战时期的爱国主义表现也不存在相关性。这表明干旱天气本身并不能影响爱国主义，而是需要通过新政这一渠道产生影响。关于地区的国会农业委员会席位，本文通过考察1911-1913年的国会农业委员会代表权指出，地区的国会农业委员会代表权与一战、二战时期的爱国主义行为都不相关，只有当国会农业委员会代表权在新政期间为该地区进行了利益输送，才会激发地区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
本文使用两个工具变量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农业支持项目能够有效推动受益人群的爱国行为。基于个体层面数据的工具变量分析结果表明，新政中的农业救助项目使农场主(Farm owner)受益，从而刺激农场主自愿参军。相反，农业救助项目减少了农场耕种，迫使农场工人(Farm-hand)失业，损害了农场工人的利益，从而农场工人自愿参军比例更低。最后，文章在稳健性检验中排除了地区经济状况差异、领导人个人魅力、极端天气等其他可能解释，参照Conley(1999)的方法处理可能存在的空间自相关问题，并验证了即使在女性群体中基准回归结果依旧存在。
四、研究结论
本文探讨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互惠行为，将罗斯福新政的救助计划和二战时期的爱国主义相结合。研究发现，联邦政府在危机时期提供了大量公共物品，给予了美国公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而从危机时期供给的公共物品中获益越多的人民，在国家危难期间表现出越强的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更多地购买战争债券、自愿参军比例更高、在战场获得更多的荣誉勋章。本文还指出政府和公民的互惠行为在国家能力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能力并不仅仅源自战争冲突、军事扩张和税收。
推荐理由：
公共物品供给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公共物品研究更是经济学的热点问题。本文指出了公共物品提供会影响公民的爱国表现，但并不是所有的救助计划都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这启示我们在公共物品研究中还应关注公共物品类别，不同的公共物品给公民带来的获得感存在较大差异，如经济性公共物品和非经济性公共物品。其次，我们还应考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而不仅仅关注公共物品的影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