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在湖北省调查的 4442 个城乡女性劳动力样本，分析城市和农村女性劳 动力就业流动性的差异，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研究女性人力资本变量和家庭禀赋变量对 她们是否外出、外出就业流动次数以及回流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禀赋和人力资本对于城 乡女性就业流动性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家庭禀赋变量在农村女性劳动力是否外出就业的选择 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人力资本对城市女性就业流动次数和回流选择的影响更为明显。总体来 看，女性是否选择外出就业主要受家庭禀赋变量影响，而一旦女性选择外出就业后，人力资本变 量将对其就业流动次数起主要作用。在当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依然存有对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歧 视，这种歧视削弱了女性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关键词:家庭禀赋; 人力资本; 女性; 就业流动; 城市和农村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近些年我国人口流动规模的快速发展，流动 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林李月等， 2008) ，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女性就业流动得到 大发展，其发展速度大大超过男性，如从广大内陆 地区流向沿海地区的年轻女性成为劳动力流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些流动女性不仅来自于农 村，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城市户口的女性。据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数据， 2005 年我国有流动人口 14735 万人，跨省流动人口 4779 万人，其中女性流动人口 占 49. 5%，女性流动人口与男性流动人口比重基 本持平( 国家统计局， 2005）。
在我国，女性劳动力就业流动情况在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得到各类学科的重视，人口学、经济 学、社会学等学科均有所涉入。早期的研究文献多 集中从宏观层面揭示女性劳动力流动的整体状况， 研究其流动的动因、特征、流向等( 中国妇女管理 干部学院课题组， 1992; 孙淑清， 1996) ，这一时期的 研究多属于简单的描述性分析，计量经济方法应用 不足，缺乏对于女性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因此无 法解释不同女性在流动性上的个体差异。近些年， 随着女性劳动力转移和流动日益频繁，国内外学者 对于女性就业流动性的研究也有所深入，尤其是对 于女性流动的动力机制的研究成为关注的重点，概 括起来主要包括: 第一，社区环境因素。许多女性 外出是想体验外面的精彩世界，使自己得到锻炼， 他们选择外出不是迫于家庭生活本身的压力，而更 多的是受到流入地“拉力”作用的影响( 苏群、刘 华， 2003) ; 郑真真和解振明( 2004) 则研究认为流 出地的经济贫困是农村女性外出的主要“推力”， 不流动的女性通常是缺乏技能或在当地已有致富 门路; 丁立平( 2003) 认为外出打工者传回的信息 是促进农村年轻女性外出就业的直接因素。第二， 个人人力资本。尽管学者们普遍认为女性的受教 育程度与其就业流动性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大家 对怎样的文化程度对流动影响最大却没有达成共 识，李实( 2001) 认为初中教育水平的农村女性流 动性最高，低于初中教育水平的农村女性流动性明 显偏低，而初中以上女性流动性增加不明显; 王黎 芳( 2006) 则认为具有越高文化程度的女性外出流 动性越大，因为受教育年限多、文化素质较高的女 性往往不甘在家务农。第三，家庭因素，尤其是对 于已婚女性而言，其就业流动性更易受到家庭决策 的影响，如随着家中学龄前儿童数量的增加，女性更倾向于不流动( Li， Zahniser， 2002) ，丈夫是否外 出打工对于女性就业流动也有着显著的影响 ( Hoy， 1996) ; 另外，陈银娥等( 2005) 认为家庭及个 人积累的社会资本也是农村女性从农业到非农业 的职业流动过程的重要影响变量，对其在外就业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于女性就 业流动性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多是从个人因 素的角度来分析女性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因素， 而对家庭* 因素关注不够，也缺乏对影响女性劳动 力外出就业的人力资本因素和家庭禀赋因素的比 较分析。另外，国内研究的对象基本放在农村女性 的就业流动性上，对于城市女性就业流动性的研究 还较少，更缺乏关于女性就业流动性的城乡比较分 析。本文研究将利用来自湖北省的城乡调查数据 弄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城市和农村女性的就业流 动性有何差异? 第二，家庭禀赋＊＊和人力资本对于 城市和农村女性是否外出就业、外出流动次数以及 是否选择回流分别有何影响? 这两个问题既是对 同类研究的新发展，也是理解城乡女性人口流动过 程和机制所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式确 立之后，女性就业歧视现象一直不断，不仅仅是农 村女性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受歧视，城市女性也不能 够在劳动力市场上与男性劳动力公平竞争。通过 分析家庭禀赋、人力资本对女性劳动力就业流动的 影响，我们可以窥探出女性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 的表现及被歧视的原因。如果由于家庭禀赋状况 而使女性劳动力不能选择自由的就业流动，那么这 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 争力，也会影响其人力资本经济效应的发挥。
二、家庭禀赋、人力资本与城乡女性就业流动: 一个经济学分析框架
( 一) 家庭决策、家庭分工与女性劳动参与
在家庭行为的决策方面，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将 家庭视为个体，忽视了家庭内部结构对个人的影响。 劳动参与在新古典传统理论中是理性行为人在消费 和闲暇间进行选择以最大化自身效用的结果。这一 分析框架对20 世纪60 年代以前男性劳动供给行为 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将它运用到女性的劳动供给 行为分析中则显不足( Lundberg， Pollak， 1996) 。因为已婚女性除参与市场劳动以外，还需要将时间配 置于家务劳动，其产出可供家庭中其他成员消费。 新家庭经济学的家庭联合劳动力供给决策模型为此 提供了较好的解释，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 是共同决策模型( Common Preference Models) ，该模 型假定家庭是单一的决策单位，家庭成员均以家庭 整体效益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函数，各家庭成员相互 合作，每个成员的劳动供给行为都是家庭的联合预 算约束以及自身的时间约束条件下极大化这个单一 的家庭效用函数的结果。
按照新古典的家庭分工理论，当妻子的市场工 资低于丈夫时，女性的市场劳动时间会少于男性， 也就是说女性在家庭劳动上具有更高的比较优势， 家庭结构就会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尤其是外出就业 有着重要的影响，于是家庭分工表现出“男主外女 主内”的“生产互补性”模式( Becker， 1981) 。而调 查数据显示，近些年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 时间多于男性的现象下降了( 陈钊等， 2004) ，越来 越多的女性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增加自己在经 济上的独立性。而 Stevenson ＆ Wolfers( 2007) 则研 究认为* ，现代家庭生活已经严重削弱了生产互补 性理论的适用性，随着家庭子女数量减少和两性工 资差距的缩短，促使女性劳动力走出家庭而进入劳 动力市场。
( 二) 家庭禀赋与女性劳动力外出就业＊＊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新经济迁移理论认为 家庭才是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基本单位，家庭决 策对劳动力就业流动产生决定性影响，家庭贫困能 够促使家庭内更多的劳动力选择外出就业，以保证 家庭生产活动的福利最大化( Stark， 1991) 。我国 是发展中国家，并且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农村经济 发展落后，市场化程度较低，尤其是信贷和保险市 场缺乏，农民在农村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有些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农民是靠天生产。为了改变 这种落后被动的局面，减少贫困的风险，增加家庭 收入，改善家庭经济地位，户主在与家庭成员商量 后自然做出派人外出务工的决定( 杨云彦、石智雷， 2008)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禀赋对家庭成员的 外出务工行为和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和男性相 比，女性的外出就业则表现出较强的家庭依附性 ( 石智雷、杨云彦， 2009)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是以家庭总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所形成的社会责任， 如家庭留守、照顾老人和养育孩子。如果已婚女性 选择在家乡就业，那么她就有可能一边工作一边照 顾家庭，其就业的机会成本就会比较小，而到外地 就业，这些家庭照顾都会成为已婚女性就业的机会 成本。由此引出假说 1: 家庭中有学龄前儿童以及 家庭中有子女正在读书，女性劳动力更倾向于在家 乡就业，一般不会选择外出就业。这种影响对农村 女性更为明显。
二是如果把家庭禀赋作为个人发展能力的拓 展，那么家庭拥有的这些资源及其资源利用对女性 外出务工以及在外地工作的可获得性有着重要影 响。家庭成员的外出务工经历可以为其他成员继续 外出务工提供流动支撑网络，较早迁移者降低了后 来迁移者的就业搜寻成本、环境适应成本等( Carrington， Detragiache， Vishwanath， 1996) 。当家庭在迁 移区域有亲戚朋友或者家庭成员在该地区具备一定 的社会关系时，家庭中女性成员外出务工的概率就 会增加，并且家庭中其他资源也会推动女性劳动力 向外地流动( 胡必亮， 2004) ，以充分收获自身人力资 本的投资回报( Gordon， 2000) 。在我国当前城乡二 元经济差异明显，城乡女性外出就业决策中受到家 庭禀赋的影响以及对不同家庭禀赋的依赖程度应该 有所不同。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由此引出假说 2:丈夫在外地就业会增加女性外出就业的概率，并 且会增加女性就业流动的次数，尤其是对于那些丈 夫在外从事非技术工作的农村女性。
考虑到市场化程度和生活保障就会发现家庭 禀赋对女性外出就业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巴丹 ( P. Bardhan， 1999) 通过一个农业家庭模型证明，在 完善市场条件下，家庭优先考虑最大化利润，然后 在标准的预算约束下最大化其效用，这时，家庭的
生产决策与消费决策是相互独立的，即存在“分离 特性” ; 如果存在多种市场的不完善，分离特征不 再成立，家庭也不再最大化利润，生产决策取决于 家庭的偏好和家庭禀赋。另外，在我国目前的城乡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状下，入城打工无法为农民提 供一个稳定长远的预期( 李楠， 2009) 。因此，在当 前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市场发育不完善，城市 外来人口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即使女性外出打工 可以实现家庭收入的增加，出于回避市场风险的考 虑，女性也会选择留守在家务农。由此引出假说 3: 在当前多种市场有待完善的条件下，家庭经济条 件较好的女性劳动力更容易外出就业。
(三)人力资本、家庭分工与女性劳动力迁移: 留守或外出就业
家庭最优劳动分工不仅要最大化家庭总产出， 而且要考虑个人未来发展能力。新家庭经济学理 论在最大化家庭收益目标的同时，还考虑了家庭不 同成员的人力资本状况，以对不同人力资本状况的 家庭成员的迁移选择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加里· 贝克尔( 1998) 将人力资本引入到家庭内部分工模 型中，研究人力资本不同的情况下家庭内部是根据 男女就业的比较优势来确定谁做家务劳动和谁参 加工作。也就是说家庭成员之间的各种劳动分工 部分地由于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别来决定，部分地由 于经验的不同和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差别来决定。 即使一个有效率的家庭的所有成员在生物学上都 是同一的，那么在时间分配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的收益也会促进家庭内 部的分工。和贝克尔采用的边际分析法不同的是，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超边际分析认为个人做出决策 时是首先确定自己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做出决策 选择后才转入资源配置问题( 杨小凯等， 2003) 。 另外，女性劳动力外出就业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经济 上的独立性，还可以实现自己的人力资本再积累。
在女性劳动力做出外出就业的决策过程中，家 庭依附性概念更多的是解释在现有家庭目标函数约 束下女性成员是否可以外出就业。在我国当前的劳 动力供求市场上，劳动者是否外出就业并不能由家 庭内部决策完全确定，女性还需要接受目的地劳动 力市场竞争的检验。Bowen 和 Finegan( 1969) 对人 力资本和女性外出就业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认为 若其他情况相同，女性劳动力外出就业概率的增长 与较高的文化程度相联系。参加过技能培训对于农 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就业也会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因为一般来说只有进入城市就业才可以实现更高的 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所以，人力资本对于城乡女性 就业流动性的影响应该有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另 外，年龄状况也是影响女性劳动力是否外出就业的 重要因素，因为年龄不仅体现着劳动者的工作经验 也影响着她们的工作能力和外出就业适应能力。
假说4:人力资本是影响女性就业流动次数和 回流决策的主要因素，且对于城市女性更为明显。
假说5:文化程度较高、有一定技能的农村女性劳 动力更容易选择外出务工，但是对于城市女性则相反。
三、城乡女性就业流动的决定因素: 家庭禀赋还是人力资本?
本研究对城乡女性就业流动性做了一次较为 全面的调研，流动对象不仅包括曾经在外地就业过 而当前不再外出的女性，还包括现在正在外地工作 只在春节期间临时回来* 以及从外地流入现住地 的女性。
( 一) 研究设计与数据描述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 2009 年 2 月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和统计研究所联合对 湖北省五个县( 区)＊＊的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入户抽样调查，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 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 进行分层整群抽样，共调查了 4442 位 女性，地理分布于三个地级市的城市、城郊、县城、乡 镇以及偏远的农村。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500 份， 有效问卷 4442 份，有效率为 98. 7%。调查对象为 18 ～45 岁之间的女性，所有问题都由女性直接回答。 调查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女性及其家庭基本信息、生 育意愿、流动性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本文采用的资 料涉及调查的第一和第三部分，女性及其家庭基本信息部分具体包括与被调查者关系、性别、年龄、婚 姻状况、政治面貌、健康情况、工作流动性、就业状 况、户口性质以及相对应的家庭其他成员的基本信 息;流动性现状及影响因素部分包括迁移现状、流出 原因、外出工作的职业状况、流动中依托的社会关 系、培训情况、在迁入地新建的社会网络、外地工作 中主要困难以及将来的迁留打算等。本研究所涉及 的城镇女性是具有城镇户口的女性劳动力，户口所 在地包括中小城市、县城等，农村女性是具有农村户 口的女性劳动力。另外，为了更好地区分女性劳动 力走出家庭和离开户籍地外出务工的差异，本文将 女性劳动力走出家庭( 家务劳动) 进入劳动力市场就 业定义为劳动参与，而女性劳动力离开户籍地到外 地就业定义为外出就业，也是本文所指的就业流动。 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后者。
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在18 ～45 岁之间的女 性劳动力* ，都是正值劳动能力和精力旺盛的年 龄，如果有孩子，孩子一般都还未正式成家，至少还 没有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供给者。所以处在这一 年龄段的女性不仅有劳动能力，而且她们一般还有 着家庭经济供给责任。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33. 7 岁，中位年龄为 35 岁，其丈夫的平均年龄为 36. 8 岁;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 4 年，其受教育程度多数 处在小学和初中水平，有 46. 2% 的女性是初中文 化程度，但仍有 3% 的女性是文盲或半文盲。相比 之下，其丈夫的文化程度要高一些，有近 40% 的人 接受了高中及以上文化教育。按照户口性质分，城 市户口的女性 1514 人，农村户口的女性 2889 人， 占总样本的 65%。按照现住地性质来分，现住地 为一般农村的 2419 人，农村集镇的 245 人，建制镇 的 658 人，县城的 150 人，大中城市的 948 人＊＊。有 外地工作经历的1855 人，占总样本的 42%。
( 二)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从前面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女性的受教育程 度、婚姻状况、丈夫的流动性以及孩子数量等多种 因素都造成了女性就业流动性的差异，但这仅是根
据以往的研究进行的理论分析，还需要调查数据和 计量分析为女性就业流动性的理论假设提供可靠 的经验支持。本文利用选定的三组不同的自变量， 建立了三个回归模型，首先是利用 Logistic 模型分 析女性是否选择外出就业的决定因素( M1) ，其次 是利用 OLS 回归方法研究城乡女性就业流动次 数＊＊＊的影响因素( M2) ，另外还进一步探讨了女性 回乡后就不再外出的影响因素( M3) 。在对女性就 业流动的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分析中，重点考察城乡 女性的就业流动( M) 决定中是家庭禀赋因素( P) 起主导作用，还是人力资本因素( H) 起主导作用。 流动决定模型为:
Mi = F( P， H)
其中， Mi 是计量模型中的因变量，自变量具体包括 以下一些因素:( 1) 家庭禀赋变量。在这里选入了一 组表示女性就业流动对家庭依附性的变量。女性就 业家庭依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家庭总效 益最大化为目标所形成的社会责任，如家庭收入、家 庭规模、照顾孩子和老人;另一方面体现为家庭的各 种资源对女性就业的可获得性有着重要影响，尤其 是丈夫的职业和收入( 石智雷、杨云彦， 2009) 。因 此，本文选入的家庭禀赋变量包括丈夫的人力资本 状况、丈夫的职业状况、家庭收入、学龄前孩子的数 量以及正在读书孩子的数量等。丈夫的人力资本和 职业状况不仅会影响女性是否外出工作，还会影响 她们工作的稳定性。家庭收入是反映家庭对女性劳 动者就业的经济依赖或经济支持的重要变量。孩子 数量往往表示着家庭的负担值，一般来说，家庭孩子 越多以及年龄越小，需要的照顾越多，占用劳动者更 多的时间，女性劳动者越不倾向于到外地就业，并且 返乡的概率更高一些。( 2) 人力资本变量。女性劳 动力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其就业流动的重要因素。狭 义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接受教育的程度。文化程度 越高，越有机会获得较好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也越 倾向于外出就业，同样，具有一定技术的劳动力更倾 向于外出务工，且返乡的概率较小。在本文中引入广义的人力资本概念，除了女性的文化程度外，还有 年龄、培训等。年龄是决定劳动力就业流动性的重 要变量，把年龄和年龄的平方作为连续变量放入模 型中，并预期青壮年女性更倾向于外出就业，就业流 动次数也越多。培训是更直接的人力资本投资形 式。这里的培训既包括工作前的培训，也包括在职 培训;既包括职业培训，也包括与现职业无直接关系 的培训。
( 三) 计量结果与分析
1. 女性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因素。从表1 的 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人力资本变量和家庭禀赋变量 对于城乡女性是否外出就业都具有显著影响。人力 资本变量中，年龄和文化程度这两个反映女性人力 资本特征的解释变量对女性是否选择外出就业有着
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文化程度为小学以下的相比， 文化程度为高中( 包括中专和技校) 和大专以上的女 性选择外出就业的概率分别降低了约1. 309 倍和 2. 953 倍。参加过培训的女性选择外出就业的概率 远远高于没有参加培训的。在家庭变量中，丈夫的 文化程度对于女性外出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 当家中丈夫外出时，妻子选择外出的概率是丈夫没 有外出家庭的9. 311 倍。当丈夫为建筑业和制造业 工人时，对妻子外出就业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并不显 著。家中有学龄前儿童对农村女性的外出就业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而家中在读孩子数量对于农村女性 的外出就业有负向影响。另外，家庭总收入对女性 外出就业也产生正向影响，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女 性外出就业的可能性也更大。
影响女性是否外出就业的因素有着明显的城乡 差异。农村的文化程度为高中( 中专和技校) 的女性 外出就业的概率较低。参加培训对农村女性外出就 业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城市女性是否外出就业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变量中，在读孩子数量、有无 学龄前儿童对农村女性外出就业有显著影响，而对 城市女性的影响不显著。可见，家庭禀赋对于农村 女性是否外出就业的影响要大于其对城市女性的影 响。另外，丈夫的职业对城市和农村女性外出就业 具有不同的影响，丈夫的职业对城市女性外出就业 影响并不显著;而当丈夫为工人、建筑业和制造业劳 动者的农村家庭，妻子外出就业的可能性较大。
2. 女性外出就业流动次数的影响因素。在对 城乡女性外出就业流动次数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增 加了女性在外就业流动时间和她们第一次在外就业 时单位选择她们所看重的条件或资源，后者是从社 会评价的角度对女性自身人力资本的衡量。
从表2 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发现，对于城乡女 性而言，她们在外就业流动次数主要由其人力资本变量所决定，几乎所有的人力资本变量对女性在外 就业流动次数的影响都非常显著，相比之下，家庭禀 赋变量的影响要小得多。这一点和前面城乡女性是 否外出就业的决定因素有着明显的不同。由此可 见，女性是否选择外出就业是由女性个人和家庭环 境共同影响的，而一旦外出就业后，其就业流动次数 则主要受个人人力资本因素影响。年龄较大、文化 程度较高的女性流动次数较少，而参加过技能培训 的女性的流动次数则反而有所增加。相比那些靠关 系进入企业工作的女性，靠学历、技能以及因为年轻 能吃苦而获得就业岗位的女性流动次数要多一些。 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企业里有一定关系有助于 女性工作的稳定性，而靠学历、技能以及年轻等人力 资本外出就业的女性，通过频繁换动工作有助于其 获得更好的工作。另外，家庭变量中丈夫选择外出 就业对于城乡女性外出就业的流动性有着显著的正 向影响，丈夫选择外出就业的家庭，妻子的流动次数 比丈夫没有外出家庭的妻子增加了0. 271 倍。
分城乡来看，年龄因素对农村女性外出就业流 动次数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城市女性的影响 则不显著; 相反，在读孩子数量和家中有学龄前儿 童这两个解释变量只对城市女性外出就业流动次 数有显著影响，在读孩子数量对城市女性流动次数 有负向影响，家中有学龄前儿童则对流动次数有正 向影响，可见在城市中生育和抚养是促使女性更换 工作的重要原因。另外，相对于农村的贫困家庭， 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农村女性流动次数明显增加， 说明家庭条件较好的农村女性工作换动频繁，家庭 的支持能帮助她们获得一份更好的工作。 3. 女性返乡后不再外出的影响因素。外出务 工劳动力的回流，是当前中国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 现象。在本文调查研究中也涉及到返乡后* 不再 外出的女性劳动力，样本量为 1423 人。从女性人 力资本状况来看，在外参加过技能培训，并且是靠 自己学历、技能找工作的女性劳动力更容易选择回流，反而那些靠社会关系获得工作的女性劳动力返 乡的概率更低。可见在当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依 然存有对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歧视，这种歧视削弱了 女性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女性在 外流动时间越长、在外就业流动次数越多，越倾向 于返回家乡不再外出就业，这也是当前农村人口城 市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即劳动力进城工作多年却 不能在城市定居下来。
分城乡来看，受教育年限和在外就业流动时间 对城市女性劳动力的回流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农 村女性回流的影响则不显著;相反，女性的家庭禀赋 变量中家中有无学龄前儿童对农村女性回流有着显 著的影响，而对城市女性影响不显著。可见，城市女 性外出就业后是否回流一般是从自身发展的角度来 考虑，而农村女性返乡后是否还选择外出就业更多 的是从家庭整体效益的角度来考虑。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湖北省城乡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城 乡女性劳动力就业流动性的特征差异，并构建计量 经济模型考察人力资本变量和家庭禀赋变量对城 乡女性外出就业、在外就业流动次数以及回流选择 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禀赋 和人力资本对于女性的就业流动性具有重要影响， 但是城乡女性就业流动性的影响因素有较大差异。 具体来说是: ( 1) 对于农村女性而言，和人力资本 变量相比，家庭变量在其是否外出就业的选择上发 挥着重要作用; 城市女性是否外出就业则主要受个 人人力资本变量的影响。可见城市女性的就业独 立性更强，其人力资本状况成为决定其就业流动性 的主要因素，而农村女性相对来说家庭依附性更强 一些，也就是说在农村社会中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 家庭分工模式。( 2) 相对于家庭变量，人力资本变 量对于城乡女性在外就业流动次数的影响发挥着 更加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人力资本变量对女性 在外就业流动次数的影响都非常显著。可见，女性 是否选择外出就业受家庭禀赋影响较大，而一旦外 出就业后其就业流动次数则主要受个人人力资本 状况的影响。
女性的家庭依附性较之男性要更强一些，她们 不仅在市场经济的就业竞争中天生的具有一些不 利因素，而且还要承担着照顾老人、养育孩子等责 任( 石智雷等， 2009) 。尤其是婚姻状况、孩子个数 和丈夫是否外出对女性的就业流动性有着重要影 响。从调研结果也可以看出，城乡女性中选择外出 就业的主体是未婚女性。婚姻状况对城市女性外 出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农村未婚女性选择外出 就业的比重高达64. 79%，超过已婚女性近19 个百 分点，说明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就业易受婚姻状况的 影响。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通常较早就 选择外出就业，并且农村未婚女性的这一选择更多 的是出于个人意愿，个人行为决策所占比重较大， 但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就业选择更多取决于家庭 决策。
从理论分析和经验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到，农村 女性劳动力的家庭依附性明显高于城市女性，家庭 照顾占据了农村女性大部分时间，尤其是有孩子读 书的家庭女性外出就业概率明显降低。其中一个 明显的原因就是当前的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子女城 市就学的限制。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关键 是消除二元体制的影响，逐步解除与户籍制度挂钩 的教育体制，改变城乡公民享受不同社会待遇的社 会现实，各级政府还应根据实际需要改革教育财政 投入机制，取消对外地流入学生的额外收费，加大 对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并把民办学校 也纳入到城镇教育的规划、管理和服务之中。把女 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关键是要实现家务劳动社 会化，这对城乡女性外出就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大力发展直接为家庭服务的第三产业，使家务 劳动逐步从家庭转移于社会从而实现劳动服务的 专业化和高效率化，完善家庭功能，促使妇女生活 质量的改善，从事对自己、对社会更有益的活动，真 正实现妇女解放。另外，女性外出就业的家庭依附 性还体现在家庭禀赋状况对她们的外出就业提供 了必要的帮助，由此可见我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 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参 考 文 献
1． Eckstein， Zvi， Kenneth I. Wolpin， Dynamic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and Endogenous Work Experienc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9( 3) :375 ～390
2． Li， H. Z. ＆Zahniser， S， The Determinants of temporary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Urban Studies， 2002( 12) :2219 ～2235
3． Hoy， The fertility and 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migrate women in Beijing.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eeds， 1996
4． Lundberg. Shelly and Pollak， Robert A， Bargaining and Distribution in Marriag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6( 4) :139 ～158
5． Carrington. W. J. E. Detragiache and T. Vishwanath. Migration with Endogenous Moving Cost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4) :909 ～930
6． Gordon F. De Jong. Expectations， Gender， and Norms in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opulation Studies . 2000( 3) :307 ～319
7． Ott， N. Intrafamily Bargaining and Household Decisions， New York/Springer，1992
8． William G. Bowen and T. Aldrich Finegan， The Economies of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9． Stark O. and Taylor J. Edward.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Migration: Theory，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Working Paper for the World Bank， 1991
10． Stevenson B. and Wolfers J. ， Marriage and Divorce: Changes and Their Driving Forc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7， 21( 2) :27 ～52
11． Bardhan P， Udry C. Development Microeconomic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2． 杨云彦 . 人口迁移与劳动力流动的女性主义分析框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1(6) :12 ～17
13． 林李月，朱 宇 . 影响流动女性自身发展能力因素的个案研究. 西北人口， 2008( 4):115 ～120
14． 国家统计局 .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http: / /www. stats. gov.cn/tjsj/ndsj/renkou /2005 /renkou. htm
15． 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课题组. 北京市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状况的调查与研究.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1992( 2) :50 ～61
16． 孙淑清 . 市场经济与女性流动人口研究. 南方人口， 1996( 4) :41 ～44
17． 苏 群，刘 华 . 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 . 农业经济问题， 2003( 4) :39 ～43 18．郑真真，解振明 . 人口流动与农村妇女发展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9． 丁立平 . 农民流动的性别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求索， 2003( 1) :98 ～99
20． 李 实 . 中国农村女劳动力流动行为的经验分析. 上海经济研究， 2001 ( 1) :38 ～46 21．王黎芳 . 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分析. 甘肃理论学刊， 2006( 1) :41 ～ 46
22． 陈银娥，秦 静 . 社会资本与妇女农民工就业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5( 5) :21～27
23． 梁雄军，林 云，邵丹萍 . 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的特点、问题与对策———对浙、闽、津 三地外来务工者的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 3) :13 ～28
24． 袁 霓 . 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迁移的实证分析. 南方人口， 2009( 1) :30 ～34
25． 石智雷，杨云彦 . 家庭依附、人力资本与女性青年的劳动参与. 青年研究， 2009( 5):16 ～25
26． 陈 钊，陆 铭，吴桂英 . 考虑离婚的动态家庭分工理论及一个提高分工效率的保险机制.经济学( 季刊) ， 2004( 3) :167 ～190
27． 宋 瑜 . 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及影响因素研究.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28． 李 楠 . 农村留守妇女家庭联合决策模型及政策含义. 人口与经济， 2009( 1) :46 ～50 29．杨云彦，石智雷 . 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 2008( 5) :66 ～72
30． 杨小凯，张永生 .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