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基于 2007 年 8～ 9 月对湖北省丹江口市、郧县和河南省淅川县 58 村 3145 户农村居民的抽样调查,以新迁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利用 OLS 回归模型,分析构成农户家庭禀赋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成员外出务工决策的 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越丰富,成员外出的可能性越大。家庭财富积累状况和耕地数量与成员外出务工人数和可能性成“U”字形相关关系,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和较好的农民更倾 向于外出务工。农民外出务工存在着家庭内在延续效应,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家庭,家庭成员更容易外出。
关键词： 农户家庭禀赋 外出务工 家庭内在延续效应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家庭因素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影响劳动力外迁的家 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人均所拥有土地数量、家庭所拥有生产资料、家庭所拥有的 现金财富、家庭中的未成年孩子数量等。人均拥有土地数量少、家庭成员中未成年孩子数量少 且收入水平较高者更愿外出务工( Zhao,2001; 盛来运,2007)。然而,现有对农民外出务工动力 的研究,并没有对农户家庭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不少学者依然认为农民外出务工是个体行 为,即使在变量选择中涉及的家庭因素也不够全面,很少有在实证模型中引入家庭劳动力职业 和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变量,更没有涉及家庭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因 此,本文试图探讨欠发达地区农户家庭①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选择的影响,并分析家庭禀 赋中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物质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行为选择的不同影响。
本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为湖北、河南和陕西三省交会的丹江口库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水源区所在地,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2005 年,湖北省丹江口市人均 GDP 为 8361 元,而 郧县人均 GDP 为 3028 元,还不到湖北省人均 GDP( 11431 元)的 1/3。同年全国人均 GDP 为 14040 元(十堰市统计局,2006)。占样本量51. 3%的河南省淅川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南阳市统 计局,2006)。根据以上描述,我们认为该地区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情况。 另外,对于库区来说,还有着一些独有的特征,如土地资源紧张、生态环境要求较高、库区分布着一些后靠安置的工程移民、家庭固定资产和耕地有一定的搬迁损失等。
一、 农户家庭因素影响成员外出务工行为决策的假说
与传统理论假设个人为决策主体不同,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新迁移经济理论把家庭而 不是个人看做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决定家 庭成员的外出或迁移( Stark,1991)。新经济迁移理论认为,有 3 种家庭效应影响着人们的迁 移决策。一是“风险转移”。在当地市场条件下,家庭为了规避生产、收入方面的风险,或为了 获得资本等稀缺资源,会将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送到外面的劳动力市场去,使收入来源多元 化,以减少对当地传统的或单一的收入来源的依赖。二是“经济约束”。在当地,许多家庭面临 资金约束和制度供给的短缺,如没有农作物保险,没有失业保险,也没有足够的信贷支持。为 了突破这些制约因素,家庭决定部分成员外出务工,以获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三是“相对贫 困”。Stark( 1991)根据他在墨西哥的研究认为,引发移民的动因不是两地“绝对收入”的差距, 而是基于同参照群体比较后可能产生的“相对失落感” 。Mincer( 1986)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实证 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即家庭是影响人们做出迁移决策的关键因素。杜鹰等( 1997)认为,西 方的人口迁移决策是个人寻求利益最大化及成本最小化的个体决策过程,而受传统文化理念 的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则与家庭利益最大化联系在一起,而以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收 入为最直接目的。 新迁移经济理论对研究中国农户成员外出务工有着很好的适用性。在中国的传统社会 中,人们有着很强的家庭观念,家长有着绝对的决策权。这是由中国的社会文化因素所决定 的。首先,中国农民每家所耕种的土地面积小,以家庭为单位已经足够,并且这种以血缘关系 为依托的家庭结构有着很好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其次,在中国有着比较特殊的代际继承关系, 父母养育子女,供其读书,还会为其盖房娶妻,照顾子女,直到父母失去扶持下一代的能力。子 女往往生活在父母的安排和影响下,在传统文化或道德约束下,子女也会赡养父母。由于城乡 二元结构突出,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市场化程度较低,尤其是信贷和保险市场缺乏,农民在农村 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户主在与其他家庭成员商量后自然会做出派人外出 务工的决定。中国农村家庭家长的权威也是建立在经济能力控制的基础上,在子女独立生活 前,有时是成家之前,整个家庭成员的职业选择都可由家长决定; 子女一旦经济独立,家长的影 响力就减弱了,在子女未成年或者子女已经分家的情况下,家长有时选择自己外出务工,但举 家外出的家庭较少,一般会留下年长者或妇女照顾家庭。因此,在中国农村,家庭因素对成员 外出务工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 数据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于2007 年8 月进行的“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居民生产及生活状况问卷调查”。此次调查选取河南省淅川县、湖北省丹江口 市和郧县 3 个移民最多的县市,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进行分层整群抽样。实际调查的农户 包括了这 3 个县(市)的 24 乡镇、58 村、118 组、3 144 户、13 000 余人。这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3200份,有效问卷 3144 份,有效率为98. 3%,实际抽样比为 4. 78%。抽取样本户的空间分布 为: 郧县 552 户; 丹江口市 898 户; 淅川县 1695 户。其中男性占 67. 1%,女性占 32. 9%; 已婚 的占89. 3%,未婚的占2. 9%,丧偶、离异的占7. 8%; 没有上过学的占18. 2%,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占30. 8%,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占41. 0%,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10. 0%; 政治面 貌为中共党员的占 7. 6%。2006 年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为 1 904 户,占总户数的 60. 6%,没 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为 1240 户。有无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特征如表 1 所示。
(二)农民外出务工决定模型与参数
家庭禀赋包括家庭人力资本、家 庭社会资本和家庭 物质资本。在本研究中,家庭人力资本被定义为农户家庭对教育、职业技能和健康等的投资情况,以及家庭成员的职业性质, 具体为家庭劳动力人数、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职业状况 等。家庭社会资本被定义为农户家庭 通过其社会网络可获得的社会资源的总和,包括其父母、配偶、亲戚和朋友的数量及这些人的职业和职务情况等。家庭物质资本定义为农户家庭的物质资源状况及经济水平。
由于家庭禀赋对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和有无成员外出务工的影响有所不同,我们建立两个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利用OLS 线型回归模型检验各家庭禀赋变量对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人数的影响,另外,运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检验同一组家庭因素对成员有无外出务工的影响力。
在我们的农民外出务工决定模型中,农民的行为选择由家庭人力资本变量 H 、家庭社会资本变量 S 与家庭物质资本变量P 共同决定,其关系式为: Mi =F( H ,S,P)。其中,M1 为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人数,M2 为家庭有无外出务工者。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模型引入的自变量都是家庭禀赋因素,具体包括以下3 个变量。
1. 家庭人力资本变量。家庭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外出务工决策的重要因素。家庭的劳动力变量和成员外出务工决策关系密切,一般来说,年轻力壮、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民更容易在城市获得一份非农就业的机会。教育投入可以看成家庭的经济负担,另外,这一指标也体现了家庭成员中在读学生的数量,一般来说,家里学生越多,教育支出就越大,而家庭所能提供外 出务工的劳动力会越少。家庭医疗开支是衡量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农村,居民的健康开支绝大部分是看病吃药。由于目前家长依然有着一定的决策权威,户主的个人素质对整个家庭的行为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里选取户主的生产积极性和最远足迹两个指标。 最远足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户主的眼界和见识。从家庭成员的职业性质来看,家庭成员中如果有人在政府部门工作或从事教师职业,这个家庭在当地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一般都比 较高。在传统的、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获得一般由技能、年龄、性别等因素决定,所以家庭中有人掌握某项工作技能,无论是家传还是参加职业培训,对其他成员外出谋职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在模型中我们也将检验家庭成员工作性质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
2. 家庭社会资本变量。这一部分是该模型的特色,包括户主夫妻的兄弟姐妹数量、亲戚朋友有无在政府部门工作、家庭成员第一次外出务工时间和家庭社会关系投资情况等。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网络关系是农村劳动力成功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社会关系的强弱影响着农民工职业的可获得性和安全性。一般来说,户主夫妻的兄弟姐妹越多,且亲戚朋友中有在政府部门工作,其家庭成员寻到一份非农工作的可能性越大。家庭的关系投资情况体现了家庭的社会关系规模及户主对社会关系的重视程度,社会关系网较高级的家庭,关系投资往往会较多。家庭成员有外出务工的经历对于农民来说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本。我们认为,农民外出务工有着家庭内在延续效应,家庭成员的外出经历会影响其他成员对外出务工的看法,也会改变户主的家庭决策,但不同年代外出务工经历其影响力是不一样的。
3. 家庭物质资本变量。在本文中物质资本变量也有其特殊性。首先,农户家庭的耕地质量和耕地数量与农民外出务工关系密切,耕地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农民生活的保障。对于库区农户来说,一个显著特征是土地资源紧张,并且生态环境要求较高,对农地耕作的化肥施用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本文选入农户耕地数量、耕地总量的平方和耕地质量3个指 标。其次,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和财富积累状况也是影响外出务工的重要因素。财富积累值是一个综合了家庭生产性资产和消费性资产的测算指标,是代表家庭当前经济水平和家庭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衡量指标。
另外,新迁移经济学认为,人们的迁移行为不仅受区域间绝对收入差距的拉动,还受农村户与户之间相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所以农户的家庭经济地位应该是影响农民外出的重要因素。
三、 因素分析
(一)农户家庭禀赋对外出务工决策的总体影响
从表 2 中的模型一可以看出,以本研究中规定的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物质资本变量来预测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人数,可消减 51. 4%的误差; 对于模型二,家庭是否有成员外出务工,家庭禀赋变量总的预测正确率为 86. 9%,说明农户家庭禀赋是影响农民外出务工的重要因素。这很好地验证了我们的研究假说。从模型一中各因素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在所有显著性影响的变量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家庭劳动力总数,其他依次是成员第一次外出时间、家庭成员有无技能型人员、家庭财富积累得分、家庭 2006 年总收入。
(二)家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民外出打工人数的因素中,劳动力总人数、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户主生产积极性、户主最远足迹、家人有无政府工作人员、家人有无人从事教师职业、家人有无技能型人员和 2006 年教育支出情况 9 个家庭人力资本特征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通过做家庭人力资本对外出务工人数的回归分析, 可以提供 46. 8%的解释力,可见在农户家庭禀赋中,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外出务工的主要因素。在所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人力资本变量中,劳动力总人数、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户主的最远足迹和家人中有技能型人员 4 个变量对农民外出务工的行为决策有着正向影响,即家庭劳动力总人数越多,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越高,户主见识越多,则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越多; 从劳动者年龄来看,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越小,外出务工的成员会越多; 而家庭教育支出是家庭发展的经济负担,因此,可以说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大,且外出的人数越多。
分因素来看,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和是否有人外出务工都有着正向影响,影响力比较大,且都在 0. 01 水平上显著。出乎意料的是,户主的生产积极性对家庭成员的外出务工决策有负面作用。一个可能性是, 对于欠发达地区土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保证, 农民习惯于农地耕作, 不愿意冒风险外出务工。家庭成员的工作性质是 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成员中有人自办企业、从事教师职业和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家 庭反而制约着成员外出务工的选择,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家庭在当地有着很好的发展空间,不需要外出谋生路,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家庭认为外出务工是不光彩的事, 是无奈的选择。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人拥有一技之长, 家人外出务工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虽然家庭医疗开支是衡量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重要指 标,但在模型中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三)家庭社会资本的作用
家庭社会资本对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人数有着显著影响。 正如我们所预期,户主夫妻的兄弟姐妹数量和家人有无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家庭成员的外出行为决策有着重要作用,它反映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以直系血缘关系为基础 的社会网络是农民获得城市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
在两个模型中,家庭亲戚中有无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关系投资对外出务工的影响都不显著,这一现象与我们的预期不相符。对于目前的结果,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传统、低技能的劳动力市场上,农民谋职一般不需要借助于重要的社会关系。农民对于社会关系的投资,往往是因为家庭的亲戚数量过多,花费较大,而不是投资在与就业相关的社会关系上。相比之下, 家庭成员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十分显著。农民对于外出有畏惧心理,而家 庭其他成员的外出经历和就业推荐,使他们产生安全感和信任感。
(四)家庭物质资本的影响
从表 2 可以看出,家庭物质资本对于农民外出务工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从通过显著性检验的5个变量来看,物质资本变量对模型一和模型二的影响比较一致。随着家庭财富积累值的增加,农民外出可能性在减小,当家庭财富积累水平较高时,家庭成员又倾向于外出务工, 家庭财富积累状况与成员外出务工人数和可能性成“U”字形相关关系,即经济条件较差和较好的家庭成员倾向于外出务工,而经济条件一般的农民则不愿意外出务工。家庭耕地总量也有类似的“U”字形关系。这与姚洋( 2002)所提出的倒“U”字假说正好相反。他认为耕地较少和较多的农民外出打工的意愿较低,而耕地拥有量居中的农民外出打工意愿较强。本研究结 论与以往研究有很大差异,可能的解释是,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贫困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出于脱贫致富的强烈动机,更愿意安排家庭成员外出挣钱,也可以说是受“相对贫困”的外推力的作用才选择外出谋生; 而经济水平较高的家庭有能力承担迁移成本和外出风险,并且也有较强的分散经营风险的动机。另外,这也可能与库区的特殊环境有关,库区内耕地数量整体偏少,对于一些贫困农户来说,目前所拥有的耕地根本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生计和发展; 而对于较富裕的家庭,库区环境闭塞,发展空间较小,如果有机会和能力他们倾向于走出库区。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农民外出的可能性越高,外出务工的人数也越多。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耕地质量对于家庭有无劳动力外出务工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家庭外出成员数量没有作用。其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需要家庭土地资源作为保障,如果家庭土地质 量较好,往往能够节省劳动力的投入量,那么就可以安排一部分成员外出务工,但是又不能都外出,还要留下一些劳动力来照顾家庭从事农业生产。
农户家庭在当地的经济地位对成员外出务工并没有显著影响,但从变量的回归系数看,农户的经济地位和农民外出务工选择成“U”字形关系,经济地位较高或较低的越有动力外出务 工,外出的人数也越多。这一结论和我们前面的分析相一致。
(五)外出务工的家庭内在延续性
从表 2 中家庭社会资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曾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于当前家庭外出务工的人数有着显著性影响,也就是说,有外出经历的家庭更易发生人口迁移。成员第一次外出务工时间的回归系数为正值,现实意义就是家庭中成员第一次外出时间越晚,当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也就越多。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农民外出务工的家庭内在延续效应。这一效应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外出经历的人更容易做出外出务工的决策,因为他们已经见过世面,对外面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接触,心理成本相对较低,并且在外务工的经历有助于积累了经验和技术,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增加了就业成功的概率; 二是曾经外出者容易影响家庭其他成员也外出务工,最初外出者的经历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新奇感和外出的向往, 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初次外出者的恐惧心理,并且最初外出者在迁入地所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帮助家庭其他人找到一份可靠的工作,降低了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另外第一次外出务的尝试,往往会进一步坚定户主安排成员外出务工的决策,以扩大家庭收入来源,分担经营风险。
家庭第一次外出的时间不同,对其他成员外出务工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首次外出时间的差异改变了整个家庭禀赋对成员行为决策的影响力。随着成员第一次外出时间临近,其家庭禀赋对成员外出决策的影响力在逐渐降低。第一次外出时间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农户, 其家庭禀赋包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物质资本可以为成员外出提供 56. 7%的 解释力; 第一次外出时间为 90 年代的农户,家庭禀赋提供的解释力下降到 41. 8%; 2000 年后才有人外出的家庭,其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到 37. 1%。不论从家庭禀赋的整体影响来看,还是单从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或者物质资本来看,第一次外出时间从 1979 到 2006 年,家庭对成员外出行为的影响力都在持续减弱。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新迁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农户家庭禀赋状况对成员外出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在分析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民外出务工行为选择方面,整体来说是适用的。(2)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成员外出的可能性越大。(3)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以直系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是农民获得城市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4)家庭财富积累状况和耕地数量与成员外出务工人数和外出可能性成“U”字形相关关系。(5)农民外出务工存在着家庭内在延续效应,越是晚期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家庭成员的再次外出影响越大; 并且首次外出时间的差异改变了整个家庭禀赋对成员行为决策的影响力。
家庭禀赋对成员外出务工决策的显著影响,充分体现了农民外出务工的行为不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是考虑家庭整体收益最大化,或者可以说家庭才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 基本单位。从家庭人力资本的回归结果来看,农村教育和技术培训对农民外出务工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应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做好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同时加大对现有农村劳动力和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尤其是技能培训。从家庭社会资本的回归结果来看,以血缘关系 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依然是农民实现非农就业的重要渠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内劳动力市场发育不足。为了实现农村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有序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应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和规范省、市、县垂直的职业介绍组织机构,充分发挥乡镇劳动就业服务所的作用,构建准确、及时的劳动 力供求市场信息网络,减少劳动力流动的盲目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家庭物质资本的回归 结果来看,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和较差的农民更容易外出务工,前者外出是出于经济理性,而后者更多的是由于贫困的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被动地选择没有把握的外出务工。而经济水平一般的农民则缺乏外出务工的动力,所以在这一群体中还应存在着较多的劳动力剩余。
参考文献:
盛来运( 2007):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观察》, 第 3 期。
姚洋( 2002): 《自由、公正与制度变迁》, 河南人民出版社。
杜鹰等( 1997): 《走出乡村》,经济科学出版社。
十堰市统计局编( 2006): 《2006 年十堰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南阳市统计局编( 2006): 《南阳市统计年鉴( 2006) 》,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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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d Stark( 1991) , The Migration of Labor. Cambridge, Basil Blackw 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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