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根据对湖北省 1483 位女性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统计描述的方法分析了金融危机影响下女性农民工回流及在外就业状况，并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决定女性农民工易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的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业，尤其是在其中工作的年轻、低技能女性农民工；就业流动较频繁的女性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失去工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具有一技之长则有助于女性农民工就业，但是，当前的技能培训对农民工的就 业帮助不大。
关键词：金融危机 女性农民工 回流 湖北省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就业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大量的回流现象，尤其是从 2008 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调查结果，截至 2008 年12 月20 日，全国提前返乡的流动人口有 1361.8 万人，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 9%左右（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09）。可见，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而农民工群体的回流和再就业问题则是政府工作的重点。
关于农民工回流问题国外学术界已有广泛的研究。Dustman et al.（1996）通过构建一个个体谋求福利大化的生命周期模型来分析劳动力的外流和回流，研究认为，影响回流决策的因素主要有：家乡和目的地的相对价格水平；迁移者在城市积累的人力资本状况；迁移者的主观偏好。Lucas（2003） 则认为，导致回流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城市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或在一定状况下失去了原来的工作；而另一种是外出打工攒一笔钱的目的已经实现，而家乡是花掉这笔钱或用这笔钱投资好的地方。国内学术界也对农民工回流问题展开了研究。白南生和何宇鹏（2002）研究发现，因外地就业困难而返乡的被动回流呈上升趋势，因个人原因或家庭原因的回流呈下降趋势，以回乡投资为目的的回流仅占回流劳动力的 2.5 %。刘铮（2006）认为，农民工流入城市就业，在城乡预期 收益差距缩小的情况下，这种流向则可能出现逆转。王翌、刘维佳（2007）认为，政府政策效应会 促使农民工主动回流。随着国家扶持农业的新政策不断出台，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以及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大幅度增长，农民工回流将成为一种潮流。罗静、李伯华（2008）在对武汉市新洲区农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农户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乡村的总体评价以及城市对农户的吸引力等都对农户回流意愿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个体属性对农户回流意愿有显著影响。葛晓巍、 林坚（2009）运用事件史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中国外出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因素，他们认为，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受到婚姻状况、参军入伍经历、不同地区和职业经历的影响。以上学者都对农民工回流问题做了一般分析，而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又存在一些不同的特征。国内已有学者对金融危机影响下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做了调查分析（例如张美涛、潘虹，2009；王怀民，2009；马红梅、金彦平，2009），但是，这些研究多是对农民工回流的现状、特征和影响的描述性分析，其调查 内容也相对简单，测量指标很少，分析工具基本上都是简单的百分比统计，缺乏对金融危机影响下农民工回流问题的深入分析。中国沿海地区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尤其以来自中部地区的为主，所从事的行业以制造业为主，而在制造业工人中又以女工为主，所以，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在女性农民工群体中有着重要的显现。本文以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女性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探讨哪些女性农民工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可以使人们对这次危机有更深入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对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有进一步的了解。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以湖北省外出务工人口作为研究对象。湖北省是中部地区的人口大省，常常成为中外研究者实证研究的对象，其中不仅有其“九省通衢”的优越地理位置的原因，更因其作为中部重要省份所具有的代表性。湖北省兼有其它许多省份的特点，是农业大省，又有大量外出劳动力，还有比较 发达的商业等，是研究劳动力流出问题的代表性省份之一。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从 1995 年以来湖北省一直是人口净迁出大省，1995～2000 年5年间净迁出人口 155.42 万，占总人口的 2.61%；2000～ 2005 年净迁出人口 293.32 万①。
本次研究所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2009年2月14～28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和统计研究所联合对湖北省 5个县（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入户抽样调查。该次调查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PPS）进行分层整群抽样，共调查了 4442 位女性，地理 分布于三个地级市的城市、城郊、县城、乡镇以及偏远的农村。调查地点分别为：仙桃市、鄂州市中心城区、鄂州市华容区、黄石市下陆区、黄石市阳新县。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4500 份，获得有效问卷 4442 份，有效率为 98.7%。调查对象为 18～45 岁之间的女性，所有问题都由这些女性直接回答。调查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女性及其家庭基本信息、生育意愿、流动性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本文采用的资料涉及调查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女性及其家庭基本信息部分包括：女性及其家庭其他成员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健康情况、就业状况、户口性质；流动性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部分包括：迁移现状、流出原因、回流情况、外出工作的职业状况、工作流动性、 流动中依托的社会关系、培训情况、在迁入地新建的社会网络、外地工作中主要困难以及将来的迁留打算等。
此次调查的对象是在 18～45 岁之间的女性，都是正值劳动力和精力旺盛的年龄，如果有孩子，孩子一般还都未正式成家，至少还没有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供给者。所以，处在这一年龄段的女性不仅有劳动能力，而且她们一般还有着家庭经济供给的责任。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33.7 岁，中位年龄为 35 岁，她们丈夫的平均年龄为 36.8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4 年，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多数处在小学和初中水平，有 46.2%的女性是初中文化程度，但仍有 3%的女性是文盲或半文盲。相比之下， 她们丈夫的文化程度要高一些，其中有近 40%的人接受了高中及以上文化教育。按户口性质划分：城市户口女性有 1514 人；农村户口女性有 2889 人，占总样本的 65%。按现住地划分：现住地为一般农村的 2419 人，农村集镇的 245 人，建制镇的 658 人，县城的 150 人，大中城市的 948 人①。有外地工作经历的城乡女性 1855 人，占总样本的 42%。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从调查对象中选取的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女性 1483 人；其中，有外出务工经历、已经回来当前不再外出的女性为 1112 人。在所调查的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女性中，受金融危机影响提前返乡女工221人，她们之中2008年2月～2008年8月返乡的80人，2008年9月～2008 年11 月返乡的 62 人，2008 年12 月～2009 年2月返乡的 79 人。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是从 2008 年 2月到 2009 年2月期间受金融危机影响提前返乡的女性农民工②。
三、金融危机影响下女性农民工的回流状况
（一）回流女性农民工的基本特征
在湖北省调查的 221 位受金融危机影响提前返乡的女性农民工（以后简称为“提前返乡女工”），平均年龄是 29.22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51 年，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不足 40%。提前返乡女工的流 入地和就业行业分布比较集中，有 154 位从东部沿海返回，其中，从广东省返回的有 86 名，占返回 总人数的 38.9%；有 71.9%提前返乡女工从事加工制造业，另有 12.2%从事宾馆酒店娱乐服务业。 可见，这次金融危机直接和主要影响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中的女性农民工。
（二）在外就业流动性
整体来看，外出务工的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流动性较强，在所调查的 221 位提前返乡女工中，有 55.7%至少换过一次工作地点，但是流动次数并不多，流动 3 次及以下的占 78.8%，只有 3.9%流动 次数大于 8次。从外地流动累计时间来看，这部分受金融危机影响提前返乡女工中在外流动时间 1～ 10 年的占了总数的 90.9%，其中，流动时间在 2～5年的占了较大的比重，为 39.2%。
（三）当初外出务工的原因和资源依托
对于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61%的提前返乡女工选择了“为了挣到更多的钱，增加自己或者家庭收入”，16.5%选择了“为了锻炼自己，以期在外面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排在第三位的是“为 了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
农村女性外出就业所依托的关系主要是私人社会网络，尤其以血缘亲属和朋友、同事为主（杨 云彦、石智雷，2008）。在所调查的 221 位提前返乡女工中，通过血缘亲属找到工作的占 40.6%，通过人才市场和职业介绍所找到工作的只占总数的 1.7%。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这些私人关系能为劳动者就业提供重要的帮助。调查数据显示，28.9%的女性农民工认为这些关系可以为她们直接提 供工作岗位，15.5%的女性农民工认为可以为她们推荐就业机会。当问到“您在外出务工（工作流动）中，第一次就业的工作单位选择您是因为看中您的哪一方面的条件或资源”时，43.7%提前返乡女工回答为“资方看重自己年轻能吃苦”，只有 5.2%回答为“因为自己的学历”。可见，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那些学历低、无技能的劳动力受影响比较大。
（四）返乡前在外生活状况
外出务工的女性在外就业期间社会资本有所增加，但层次较低，且局限在较小的圈子里。从对 221 位提前返乡女工的调查结果看，有 69.6%的人认为在外新认识一些关系不错的同事，11.5%的人说结识了单位领导或者管理人员。提前返乡女工中有 20%的人认为自己外出这些年收入一直没有变化，还有 16.7%的人认为这两年收入反而有所减少。
从生活条件来看，51.4%的提前返乡女工在回流前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有 32.7%在外租房子，另外，有 2.7%她们的家庭在当地购买了商品房。总体来说，她们对返乡前的住宿条件评价还不错， 70.8%的人认为住宿条件并不拥挤，还比较满意，只有 10.5%认为外面住宿环境太差，很不方便。在问到她们在外务工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时，有 28.4%的人回答说第一困难是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有15.2%的人认为第一困难是当地对外地人的各种限制和歧视。
（五）返乡后的将来打算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女性农民工被迫返乡，对于她们来说，现在面临的是再一次的选择外出还是留在家乡。调查资料显示，50.7%的提前返乡女工还是打算再次外出，有 12.2%的人还在犹豫是否外出，另外有 37.1%的人决定不再外出而留在家乡发展。想再次外出的不仅考虑的是自己的收入问题，还希望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就学环境；而不想再外出的主要是考虑在家乡发展熟悉环境和人际关系，办事方便。选择继续外出的提前返乡女工中，有 81.5%希望能够全家一起出去，有 13.9% 想自己出去。对于她们来说，再次外出就业的首选地方是省会大城市，占 39.4%；其次，有 30.3% 的人选择中小城市。
四、哪些女性农民工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从前面的描述性分析可以看到，受到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一部分女性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其中有些选择了返回到流出地。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这部分回流的农民工。但是，应该看到，农民工受到冲击而失去工作，和她们选择回流还不能等同，两者有联系，也有一定的差异。有一部分农民工失去工作后会选择留在外面继续找一份工作，并未回乡；也有一些回流的农民工并非失业而是暂时回乡，并且在下一阶段还会选择外出务工。本文重点研究哪些女性农民工容易受到金融危 机的影响而失去工作，并且容易选择回乡。
（一）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1.变量设置。基于前面的分析可知，在外务工的女性农民工是否容易失去工作和选择回流受到所 面临的自身条件、家庭环境和就业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对于处在金融危机风波影响下的女性农民工来说，她们是否会失去工作还会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另外，考虑到有些变量之间存在 相关性，应尽可能选择有代表性的因素。在估计模型前，先来了解一下模型中所要使用的自变量，以及自变量的一些基本统计（见表 1）
在本研究中，选入的自变量有三组。第一是反映女性农民工的个人特征的一组变量。年龄是决定劳动力参与还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变量（蔡昉、王美艳，2004），当然也是影响农民工是否容易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重要因素。本文把年龄分三组设置两个虚拟变量放入模型中，并预期年龄较大的女性农民工更易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失去工作。本文将受教育水平作为序次变量，分为四类处理。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预期受教育水平对农民工失去工作将有负向的影响。技能培训向来都是决定就业的重要因素，技能培训会增加农民工抗御失业风险的能力和重新获得工作的可能性。
第二是反映女性农民工在外就业流动状况的一组变量。女性农民工在外就业流动次数也是影响她们是否回流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外流动时间越长越不容易回流，而在外流动次数越多反而越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因为流动次数过多说明务工者的就业稳定性差，回流的意愿更强些。另外，女性农民工在外流动期间获得工作所依托的资源也是衡量其流动性及就业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三是反映农民工就业性质和环境的一组变量。由于这次金融危机影响范围和领域的特殊性，本文引入女性农民工的就业地点和所从事行业的性质，以判定哪些地区和行业的女性农民工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本研究中把中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①。通过前面的描述性分析，可以预期，在东部沿海地区从事加工制造业的女性农民工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2.模型选择。女性农民工是否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失业是一个二向性（dichotomy）问题，当女性农民工受金融危机影响后，其是否失业的情形可以明显地划分为“是”与“否”。本研究中，把 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而失去工作的返乡女性农民工设置为“1”，把不是因为金融危机影响而返乡的女性农民工设置为“0”。这一虚拟变量是本模型的因变量。经济计量方法 Logit 模型正是经常被用于分析该类问题的基本工具。该模型的理论基础为二元选择理论，即模型因变量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变量，模型函数为逻辑概率分布函数（comulative logistic probability function）。其具体公式如下：
（二）模拟结果与解释
根据湖北省入户调查数据，本文运用统计软件 SPSS11.5，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2。其中，模型 1 分析年龄对女性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是否失去工作的影响；模型 2 分析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是否失去工作的影响；模型 3分析培训对女性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是否失去工作的影响；模型 4分析就业流动性对女性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是否失去工作的影响；模型 5 分析在外获得工作的资源依托对女性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是否失去工作的影响；模型 6 分析农民工就业行业的性质对女性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是否失去工作的影响；模型 7分析就业地区对女性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是否失去工作的影响；模型 8把上述七个因素中通过显著性检验变量引入到模型中，综合分析这些因素对女性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是否失去工作的总体影响。
从表 2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各模型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并不是很强，但是，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足以说明所选的女性农民工个人特征变量、就业流动性变量和就业性质变量对其抵抗金融危机冲击能力的影响，并且本研究所引入的七组变量其影响都是显著的。具体分析如下：
1.个人特征因素对女性农民工抵御金融危机冲击能力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女性农民工个人特征中的年龄、学历和培训状况对她们在经济危机中是否容易失业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从年龄变量的影响来看，相对于 36～45 岁的参照组女性来说，18～25 岁和 26～35 岁等较年轻的女性农民工更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它们的影响系数在模型 1和模型 8中都是非常显著的，且影响方向为正。这应该与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不同有关，年轻人大多进加工厂做工，而这些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严重。
在模型 2中，高中或者中专学历的女性农民工更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其影响系数为正且显著，在模型 8中的估计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在综合模型中初中学历的文化程度对女性农民工是否容易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而失业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文化程度稍高一些的女性农民工受危机影响更为严重，反而初中文化程度的受影响较小。培训应该也是人们获得知识和技能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但是，从统计结果来看，参加技能培训对于女性农民工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并没有什么帮助，由此也可见国内就业培训机构的非正规化以及劳动力培训市场的不成熟，很多机构以培训的名义渔利，培训的内容实用性不强。
2.就业流动性因素对女性农民工抵御金融危机冲击能力的影响。在模型 4中只有流动 4～7次对女性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是否失业有显著的影响，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而在模型 8中流动 4～7 次和流动 8次以上对女性农民工抗金融危机能力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回归系数都为正，也就是说，在外流动次数越多的女性农民工越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失去工作。可能的解释是，女性农民工在外流动次数越多，其就业的稳定性就越差，一方面不利于她们技能和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她们取得雇主的信任。
从在外获得工作的资源依托变量的影响来看，有学历对于女性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失去工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技能对于她们在金融危机中失去工作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有一技之长的女性农民工不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失业。在这个群体中，技能较之有私人关系、学历和年轻能吃苦更为重要，因为她们的学历都不高，所从事的工作也不需要多高的文化程度，并且“年轻”这个资本总是在受到更多新来农民工的挑战，而技术是这个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立身之本。
3.就业环境因素对女性农民工抵御金融危机冲击能力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所引入的农民工就业地区的变量对于她们在金融危机中是否会失业的影响是显著的，相对于西部地区，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就业的女性农民工更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失业，也就是说，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影响更为直接和严重，尤其是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
从行业性质变量的影响来看，在模型 6中三个变量都是非常显著的，而在综合模型 8中只有手 工业工人变量变得不再显著，可见，这次金融危机对于手工行业、加工制造行业以及娱乐服务业等 低端行业都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综合比较来看，对加工制造业和娱乐服务业等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从金融危机影响的区位和行业的选择性来看，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外在的冲击，并且其影响是刚刚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凸显。
五、结论与启示
第一，从对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当前主要影响的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业，因金融危机而失业的女性农民工多为 30 岁左右、初中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她们在外就业时间集中在 2～5年左右，都有变动工作的经历。这些受金融危机影响而提前返乡者当初外出务工的目的多是为挣钱以增加家庭收入，外出后基本上是依托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私人社会网络来寻求工作。在外工作期间，她们主要是住在单位宿舍，对住宿环境并无太多不满，但是，她们普遍认为在外工作竞争激烈，心理压力大，并且反映存在当地对外地人的各种限制和歧视。这些被迫返乡的女性农民工，一半以上还是打算继续外出务工，几乎都希望能和家人一起出去，外出地的首选是国内省会大城市，其次是中小城市。而留在家乡发展的女性农民工多是考虑在家乡熟悉环境，并且如果有机会更愿意在家乡发展。所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改善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环境，增加当地小城镇的就业容纳能力，促进农民就地、就近转移，也是一条解决返乡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二，除了“培训”变量的估计结果虽然显著但与实证前设想的情况不同外，模型实证结果与实证前的设想还是相符的。年龄在35岁以上、初中文化程度并有一定技能的女性农民工不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失业，而参加过培训、在外就业流动次数较多的女性农民工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失去工作。这并不是说通过读书、培训和就业流动等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在这时失去了效用，而是与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有关，因为她们多从事低技能、劳动强度大的行业，对知识水平要求并不高，并且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的女性农民工就业流动性不强，所以在金融危机中不容易失去工作。但是，还应该看到，虽然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一般对她们的技能要求不高，这只是门槛，但是，如果她们有一技之长不但可以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而且对金融危机的抵御能力也更强一些。然而，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当前的技能培训对女性农民工就业帮助并不大，可见，在今后一段时间应该加强对失业农民工的有针对性的就业技能培训，农民工技能培训市场也需要进一步规范，并且应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私人企业投资和经营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地方政府及相关单位应做好对培训机构和单位的监督和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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