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KEYANCHENGGUO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3，2014），从社会和家庭两个层面探讨了早年受虐经历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长远影响。研究发现，早年受虐经历会显著提升中老年人抑郁的发生概率。不同层面上的施虐对中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社会层面上的虐待对个体中老年期抑郁的影响较大，家庭层面上的虐待其影响相对较小，其中在家庭层面上被父母虐待的影响要大于被兄弟姐妹虐待的影响。另外，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早年受虐待经历对于个体中老年期抑郁的影响力会有所减弱，而经济状况的改善反而会强化早年受虐经历的影响。

关键词：生命历程；早年受虐；心理健康；中老年人

The Influence of Early childhood abuse experience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Middle-aged and Aged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Process                    

SHI Zhilei， YANG Yuxu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2013, 2014),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early childhood abuse on middle-aged and aged people depression from both social and family levels. The study found that early experiences of abuse will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of depression of middle-aged and aged people. The effects of abuse at different levels on their depression are heterogeneous. The abuse at the social level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occurrence of depression of middle-aged and aged people, and the impact of child abuse at the household level is relatively small. In the household level，the impact of parental abuse at the household level is greater than the impact of abuse b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addition, the level of education will weaken the impact of early childhood abuse on middle-aged and aged people depression, While the improvement of adult economic conditions will strengthen the impact of early childhood abuse experience.

Key words: life-course; early abuse; depression; middle-aged and aged people

1  引言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压力越来越大，抑郁已成为当下乃至未来全世界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抑郁症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心理健康障碍的主要类型。据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的报告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3亿人患有抑郁症，而我国就有近一亿人患有抑郁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之后，全世界第二大疾病。抑郁症会给社会以及个人的家庭带来严重的影响，对于患有复发性抑郁症的患者来说，每7个就有1个采取自杀行为（龚智力，2008）。

关于抑郁症的患病根源，多年来生物医学家和心理学家一直争执不休。生物医学家侧重于从遗传因素、神经内分泌以及免疫应激等方面来研究抑郁症的发病机理（杨楠、李秋波等， 2006）。而心理学家则侧重于从压力传导，负性认知偏向（负性刺激注意偏向、负性情绪加工偏向及负性刺激记忆偏向等）等方面来研究（杨娟、张小崔等，2014）。随着抑郁症这一问题的蔓延，研究者们开始尝试着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去追溯抑郁症发生的早期原因。一方面，部分国外学者认为早年受虐经历会显著影响个体成年期抑郁状况。但是，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重点关注的是青少年时期，他们认为早年受虐经历会影响个体青少年时期抑郁的发生概率以及抑郁发生之后的应对方式（郭兰婷、张志群，2003；凌宇、杨娟等，2009）。另一方面，以往对该问题的研究局限在心理学领域，心理上的虐待与忽视是以往研究的主流（阎燕燕、孟宪璋，2005；Kent 和Waller，1998）。但是，近几年来，有关儿童遭受家庭暴力以及校园暴力的事件屡见不鲜，由此导致的躯体虐待也是儿童虐待的一种重要形式。除此之外，以往的研究并没有详细探讨家庭层面上的施虐和社会层面上的施虐对抑郁发生影响的差异。首先，家庭和社会对于个体来说一个属于私人领域，一个属于公共领域，他们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个人的影响也有差异。其次，国家对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上虐待的重视程度也不同，外生的影响会扩大二者的影响差异，2016年3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是一部保护儿童免受家庭暴力的法律，可见国家和社会对家庭暴力的高度重视。但是，目前针对校园暴力并没有成文的法律规定，由于校园暴力施暴人群的特殊性，使得对校园暴力的监管以及惩处都更加有难度。

因此，鉴于我国青少年儿童遭受暴力事件的严峻现状，研究个体早年受虐经历对整个生命历程尤其是对未来中老年期抑郁状况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立足于躯体虐待，从社会和家庭两个层面来考虑，将施虐人群分为三个大类，被父母虐待、被兄弟姐妹虐待以及被同龄人虐待，探讨了三种虐待方式对于个体中老年期抑郁状况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拓展分析了早年受虐经历对抑郁影响的年龄模式以及个体受教育程度和当期经济状况的调节效应。

2  文献综述

个体早年受虐经历是成年期发展抑郁症的重要危险因素，在个体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虐待和忽视严重剥夺了个体身体、情感的交流，使之处于孤独、冷落、寂寞、无助之中（许成岗、焦志安等，2007），这对个体成年期抑郁状况有着重要影响。现有研究主要是从以下3个维度展开。

其一，童年期受虐经历对于抑郁状况影响结果的考察。有研究显示早年不幸经历会使得个体在成年后的健康状况明显差于那些早年没有不幸经历的个体（石智雷、吴志明，2018）。那么对于心理健康来说，在儿童期受到虐待的个体，在其成年期往往具有较高的抑郁水平和焦虑水平（Jehu，1989； Briere，1992；Eckenrode， et al.，1993；Zlotnick，et al.，1996；Cloitre，et al.，2002）。经历过童年虐待的个体，缺乏建立健全自我价值体系的支持系统，会出现自尊偏低和抑郁的多发，即个体受到的童年虐待越多，其所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就会越低，从而越容易导致个体的低自尊和抑郁状态（王敏、郭菲等，2015）。于增艳（2017）等首次通过元分析技术来整合儿童期虐待的各种形式与抑郁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儿童期虐待经历与成年期抑郁的发生联系紧密，尤其是心理虐待与忽视对后期抑郁障碍的影响最大，受虐者的性别以及受虐的年龄阶段也可以影响儿童期虐待与抑郁的关系。另外，早年受虐经历对其以后的个人发展也存在着重要影响，经历过虐待的成年人与没有这些经历的成年人相比，教育水平，就业水平相对较低。控制相关特征变量，有虐待经历的个人与没有这些经历的个人，在中年时的就业概率存在着14％的差距，社会竞争中的劣势加剧了他们罹患抑郁症的概率（Currie 和 Widom，2010）。

其二，早年受虐经历对成年期抑郁的影响途径研究。在早年受虐经历对成年期抑郁的影响途径方面，国内外学者做了很多探讨。第一种说法为压力脆弱。童年创伤可能通过其对压力反应的影响而导致抑郁症。压力敏感模型表明，在童年时期经历创伤事件的个体在其成年阶段压力容忍度更低，因此有童年创伤经历的人群与那些没有童年创伤经历的人相比，更有可能患有精神疾病（Hammen et al.，2000；John et al.，2017）。

第二种说法为认知障碍。童年期的受虐经历可能会通过改变大脑的发育来诱导认知，并同时在认知评价的调节下间接实现对成年期抑郁的影响（位照国，陆邵佳等，2012；吴韦玮，陆邵佳等，2013；Joohan et al.，2015）。认知偏差在童年受虐者身上表现的相当明显，受虐经历会增加受虐者的无价值感，增加他们的绝望感，并伴随着成长而稳固发展，形成对自我的负性认知，表现为自动思维。自动思维是认知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自动、反复出现的关于自我的，消极的思想。这些思想源自童年的早期经验，创伤性体验提供了形成消极自我概念的基础，这些消极自我概念在认知加工中起指导作用，可基本被个体意识到。对于心理虐待来说，心理虐待可通过自动思维的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Gibb et al.，2006；Leeson et al.，2011；宋锐、刘爱书，2013）。与自动思维相联系的另一种叫做反刍思维，反刍思维是个体将注意指向当前所关注的行为和思想，沉浸于当前体验的情感之中、重复思索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情感以及这样的情感可能导致的多种结果，而不使用有效的方法解决难题。儿童期心理虐待经历通过个体的反刍行为，促使个体创伤后认知改变趋于消极，最终导致个体出现抑郁。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是通过沉浸反刍对特质抑郁产生影响，而不是通过反思反刍起作用的（曾庆巍、刘爱书等，2015）。与之相对应的，在面临生活重压或负性事件等情况下，若能够采取更有效的方式去处理负面效应，就能促进其“反弹效应”的发挥，提高心理弹性。心理弹性越高，消极想法和情绪出现的频度越少。心理弹性(mental resilience)是在面临逆境、创伤、悲剧、威胁、艰辛及其他生活重压下能够良好适应的“反弹能力（Lantman et al.，2017；王梦娇、宋丽萍等，2017）。第三种说法为环境因素。由于早年受虐反映了自己父母一辈的综合素质，包括受教育程度等方面。被同学，邻居欺负以及邻里关系更反映了早年生活的环境，这些环境劣势会对个人的情感，认知和行为造成非常大的影响（Wolfe和Jaffe，1991）。

其三，生命科学领域童年期受虐与抑郁在生理机能上的表达研究。在生命科学领域，丰富的生物学证据表明，童年创伤可能会造成终身受压的脆弱性(Hammen et al.，2000； Lupien et al.，2009)。对动物(Suomi，1997；Meaney et al.，1994)和人类的相关研究中都表明(Heim et al., 2000)，早期经历创伤会显示出应激反应的变化，而这种持续敏感的应激反应改变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增加神经内分泌应激反应以及糖皮质激素的抵抗，使得免疫激活和海马体积减少，并牵连到情绪上的变化，由此导致神经内分泌变化并增加应激性压力导致抑郁症的风险（De Bellis，2002；Heim et al，2008）。

总体来说，已有的研究已经证实早年受虐待经历和抑郁情绪的因果关系和影响机制，但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以往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生物医学领域，社会科学对于该问题的探讨相对较少。其次，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较多集中早年受虐对青少年时期的影响，而对于中老年时期关注较少，也就是说对于早年受虐的长远影响关注不够。最后，以往有关虐待的文献都是从单一层面来考虑，缺少统一框架下多层面的对比分析。因此，基于对已有研究的总结，本文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下，早年受虐经历对个体中老年期抑郁状况的影响是怎么样的？第二，个体早年所经历的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虐待对其中老年期抑郁状况的影响究竟有着怎样的差异？

3  实证策略：数据、方法与模型

3.1  研究设计

个体早年虐待经历的种类主要包括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在我国，躯体虐待是个体早年虐待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中国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父母或其他抚养人对儿童拥有惩戒权，当社会主流文化认可体罚儿童的行为时，很多潜在的虐待或者说是界限不那么清晰的虐待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但是却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俞宁、陈沃聪，2011）。因此考虑到数据的可达性以及我国本土特有的文化传统，本文主要研究躯体虐待。另外，考虑到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龄人口数的攀升，以及个体在中年阶段所面临的相对较大的社会压力，因此本文的研究人群为45岁至80岁的中老年人。

对于躯体虐待，本文主要是分为两个层面和三个维度来考虑的，两个层面包括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三个维度包括被父母虐待、被兄弟姐妹虐待以及被同龄人虐待。家庭层面主要体现在被父母虐待，被兄弟姐妹虐待则作为被父母虐待的一个补充，社会层面主要体现在被同龄人虐待，被同龄人虐待又主要表现为被同学虐待，这样划分的出发点是我们考虑到对于儿童受虐行为的研究与防治应该在不同的层面上给予体现，如此更见针对性。

3.2  实证策略

考虑一个早年受虐经历影响中老年人是否抑郁的基本方程：

（1）

方程中，[H]_i是个体中老年期抑郁评分，[M]_I是其受虐经历变量，[M]_1表示早年是否被兄弟姐妹虐待，[M]_2为早年是否被同龄人虐待，[M]_3为早年是否被父母虐待。[X]_i是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一些人口学特征以及经济特征等，[μ]_i是随机扰动项。考虑到自变量与因变量互为因果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早年受虐经历，为被访者在0-17岁时的经历，抑郁变量则是45-80岁年龄段的被访人当前抑郁状况。当前的抑郁状况不会影响几十年前的经历，互为因果问题可以避免。对于测量误差问题，为了提高抑郁变量的准确度，我们重点分析抑郁分数来表征抑郁水平的研究。

另外，我们也使用了二分类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采用同样的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对其进行回归说明。从纯数理的角度来说，相比较于单纯的某个阈值，我们用概率去描述分类要方便很多，同时Logistic函数是单调上升的函数，具有良好的连续性。另外，也是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以及获得受虐待变量对中老年期抑郁发生影响的概率变化。

  [H]_j是个体中老年期是否抑郁，并根据 Andresen 建议，将 CESD-10 评分≥10 定义为有抑郁症状，将有抑郁症状设为1，反之设为0。[M]_I是其受虐经历变量，[X]_i是其他控制变量，[μ]_i是随机扰动项，在自变量，控制变量的变量设置上都与（1）式相同。

3.3  数据与变量设置

本研究所使用的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该数据是由北京大学主持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其问卷设计参考了国际经验，包括美国健康与退休调查（HRS）、英国老年追踪调查（ELSA）以及欧洲的健康、老年与退休调查（SHARE）等。项目采用了多阶段抽样，在县/区和村居抽样阶段均采取PPS抽样方法。问卷内容包括了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健康状况，体格测量，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工作、退休和养老金、收入、消费、资产，以及社区基本情况等。本研究使用2013年CHARLS资料中人口特征，家户支出以及2014年受虐历史以及家庭环境信息。由于部分变量统计信息的缺失，本文最终的样本量为5392，其中男性和女性各占51.5%和48.5%，农业户口占79.95%，非农业户口占20.05%，有同居配偶的占83.88%，无同居配偶的占16.12%，平均年龄60.13岁。

（1）因变量：抑郁分数和是否抑郁。本文使用简版流调中心抑郁水平评定量表CESD—10来评判是否抑郁。根据 CESD-10中文版的使用规则，评分为4级，选项“＜ 1天”、“1～2天”、“3～4天”、“5～7天”分别编码为0、1、2、3，其中条目“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很愉快”采用反向计分。并借鉴 Andresen的衡量标准，将CESD-10 评分≥10 定义为有抑郁症状，在下文Logistic模型中将有抑郁症状设为1，反之设为0。

（2）自变量：CHARLS数据早年受虐经历指标有被邻居欺负，被同学欺负，被兄弟姐妹打，被母亲打，被父亲打，具体的问题设置为在您小时候，是不是经常被邻居/同学/兄弟姐妹/母亲/父亲打/欺负？选项的设置为四项，经常，有时，很少，从没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常被打视为虐待，赋值为1，其余情况都赋值为0。将被邻居欺负和被同学欺负两个项目合成为一个指标为被同龄人虐待，将被母亲打和被父亲打两个项目合成为一个被父母虐待，具体合成方法为将两个项目的分数加总，加总结果为0，1，2，将2换成1，即为最终合成项目的分数设置。本文重点研究被同龄人虐待，被兄弟姐妹虐待和被父母虐待对中老年期抑郁的影响差异。

（3）控制变量：模型引入三个模块，分为原生家庭特征、人口学基本特征和早年家庭经济状况。原生家庭特征包括户口情况，早年家庭经济状况，人口学基本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早年家庭经济状况用17岁之前家庭的相对经济地位来衡量。

由于使用的变量较多，且个体当期的经济状况使用家户日常支出来代替，这一信息缺失较为严重，因此进行数据分析的有效样本为539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介绍与描述统计（N=5392）

4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4.1  中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分布

表2在整体上显示了中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分布比例。可以看出，抑郁状况的分布在城乡，和性别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农村比城市的抑郁发生率更高，女性比男性的抑郁发生率更高。农村地区的中老年人抑郁平均分为8.68，抑郁症的患病率为36.91%，而城市地区的抑郁平均分有较为明显的下降，仅为6.72，患病率也只有23.59%。女性的抑郁评分为9.27，抑郁患病率为41.45%，男性为7.36，抑郁患病率为27.48%。除此之外，没有配偶的中老年人抑郁平均分为9.82，抑郁症的患病率为44.19%，而有配偶的中老年人抑郁平均分为7.99，患病率为32.35%，说明中老年人的婚恋状况对抑郁状况有很大的影响，拥有配偶能较好的减轻自身的孤独感，降低抑郁的发生率。

表2  中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分布

4.2  中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城乡、性别以及施虐人群的差异

考虑到抑郁发生的城乡、性别上的差异，以抑郁分数平均数作为抑郁症状的描述，进行城乡、性别和三种虐待方式的交叉分析。横向比较来看，早年被同龄人虐待者中，无论对于农村还是城市，女性抑郁水平都高于男性。早年被兄弟姐妹虐待者中，对于农村人群而言，女性的抑郁水平高于男性，而对于城市人群而言，情况恰恰相反。早年被父母虐待与被同龄人虐待情况相似，即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女性抑郁水平都高于男性。纵向比较来看，对于农村这一人群而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早年被同龄人虐待其抑郁水平要显著高于被兄弟姐妹和被父母虐待者。对于城市的男性来说，早年被兄弟姐妹虐待的人群其抑郁水平最高。而对于城市的女性来说，情况恰恰相反，早年被同龄人虐待和被父母虐待其抑郁水平要显著高于被兄弟姐妹虐待。（见表3）

4.3  中老年人抑郁状况的性别、年龄以及施虐人群的差异

从表3中可以看出，对于女性群体而言，早年经历被同龄人虐待和被父母虐待者中，其抑郁水平在年龄的分布上都是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模式，其中50—70岁年龄段的抑郁水平最高；被兄弟姐妹虐待者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抑郁水平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而对于男性群体来说，早年被同龄人虐待者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抑郁水平出现了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其中60—70岁这一年龄阶段抑郁水平最高，早年被兄弟姐妹虐待者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抑郁水平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其中70—8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抑郁水平最高，早年被父母虐待者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抑郁水平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其中50—70岁这一年龄阶段抑郁水平相对来说较低。（见表3）

表3  分城乡、性别、年龄段以及施虐人群各维度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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