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和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利用 2010 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农民工在城社会保障状况做了分析，并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借助计量经济学工具，研究了社会保障状况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参与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的提高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积极影响。缴纳过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相比未缴纳者城市融入水平更高;居住在廉租房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起正向作用，而居住在免费房或租房则起着反向作用。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城市融入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SHI Zhilei， SHI Nian ( The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o urban societ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a and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Hubei province in 2010，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the help of econometric tools， the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eir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economic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participation in medical insurance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migrant workers’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Besides， non － fixed term labor contracts for migrant workers also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migrant workers’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The level of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is higher for those migrant workers having paid housing accumulation than those who don’ t． Living in low －rent housing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however， it does not apply to migrant workers living in a house free of charge or rent one．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和非农部门的流动、转移和就业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迁移现象。2012 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 52． 57%，但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 29% ，这一数据说明了人口城镇化的迫切程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12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 万人。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及个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制约，他们被隔离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无法享受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待遇。因此，如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城市融入水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2012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对外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相关描述，有超过半数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并且农民工整体参与社会保险的比例偏低。在就业权益保障方面，农民工面临着就业信息渠道狭窄、就业行业受限、就业待遇无保障等问题。此外，目前大部分农民工集中在城中村，居住环境恶劣，住房问题较为突出。长此以往，农民工逐步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不能真正地获得市民待遇，进而对其城市融入造成极大的阻碍。
近年来，众多学者对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人力资本为视角，探究教育、培训、健康状况等与城市融入的关系。赵延东( 2002) 对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两种人力资本提升的方式做了进一步研究，发现职业培训与接受正规教育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影响相差无几。对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城市生活具有人力资本再生产的作用，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限制使得人力资本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曾旭晖， 2004) 。张杨珩( 2007) 、苏群、周春芳( 2005) 认为，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接受技能培训有利于增加其获得城市非农工作的机会，增强城市生活的稳定性，提高其工资收入水平。国外的研究也证实了类似的结论，周敏等( 2004) 考察唐人街的早期移民社区后认为，具有雄厚的人力资本的新移民，能够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二是以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为视角，注重揭示农民工是否具备融入城市社会的关系资源。赵延东( 2002) 提出在农民工经济地位获得过程中，社会资本所扮演的角色比人力资本等因素更为显著，甚至他们拥有的人力资本可能也要依靠其社会资本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郭星华、储卉娟( 2004) 认为，新生代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正在逐渐增大，他们不愿主动介入城市生活，而是自愿结成自己的社群网络，并以此与城市生活隔离。刘传江、周玲( 2004) 对春节期间湖北省返乡过年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占有和使用情况进行考察，发现农民工的边缘地位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和使用具有极大的关联性，因此农民工只有尽快融入社区生活，才能建立起更有价值的社会关系网络。然而，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并不相同，以老乡交往为代表的同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起阻碍作用，而与城市居民建立起来的新型异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正向影响( 童雪敏、晋洪涛、史清华， 2012) 。三是以社会排斥与社会距离为视角，强调农民工在心理层面融入城市的困难。我国 是根据社会身份来安排再分配资源以及社会流动机会的，农村流动人口进城务工，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从一个边缘社会( 指农村社会) 进入另一个边缘社会( 城市边缘) ，相当于水平流动( 王春光， 2003) 。我国城乡二 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就业管理制度( 周大鸣， 2006) 、社会保障制度( 杨菊华， 2011) 、教育 制度( 胡学勤， 2007) 、医疗保障制度( 于盈，2010) 等，将农民工群体隔离在社会公共资源和福利之外。在这种体制的庇护下，城市市民无需努力却占据着大部分社会资源，在他们看来，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形成了对公共资源的争夺，再加上农民工在社会文化生活背景方面与城市市民存在一定差异，最终会导致与城市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任远、邬民乐， 2006) 。
国内学术界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基本理论层面。如郑功成( 2002) 探讨了农民工社会保障中思想认识的误区，分析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诉求，提出了强化政府责任的改革思路。彭宅文( 2003) 的研究认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具有双重社会效应: 一方面能促进农民工对劳动力流动投资，具有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城市化等功能，但是同时由于与其他公共政策不协调而造成效率损失，对经济发展构成负面影响。二是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层面。如周亦乔( 2004) 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形成的原因与障碍，提出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是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关键。杨立雄( 2004) 在分析了三种“进城”方案之后认为，将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最为可行的方案。三是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治理对策层面。农民工是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政府在保障农民工权益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政府应该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援助，为农民工创造公平的环境( 高泉、尚坷， 2004;陈桂兰， 2004) 。四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地方实践模式研究。胡务、张伟 ( 2005) 对成都市综合社会保险的参保对象、参保意识、参保率及享受待遇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将上海市与成都市农民工社会保险政策进行综合比较。
概括而言，学术界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和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很少有将两者关联起来进行深入分析。已有文献中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大多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角度展开，很少从社会保障视角出发来探讨对城市融入的影响。韩俊强( 2013) 关于武汉市农民工的研究发现，工伤保险对城市融入的作用根据个人的经历而变化，只有那些遭遇过工伤事故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对城市融入的正向影响才显著; 孙国峰、张旭晨( 2013) 发现基本住房保障作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基本成本之一，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至关重要。此外，张佳、赵宝柱( 2011) 的研究肯定了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学术界已有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和教育培训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探讨，但这些研究只是将社会保障的某一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并没有给予社会保障足够的理论重视，更缺乏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本文将社会保险、就业性保障和住房保障统一归类为社会保障变量，试图从广义的社会保障视角研究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本致因。本文的研究将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现状如何，二是社会保障状况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怎样影响效应。
2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2． 1 数据与样本情况
本文采用了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2010 年的数据，该数据的调查对象是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地( 县、市) 户口的 15 －59 岁的流动人口，本次调查采取的是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方法，样本地理分布于湖北省的12 个地级市、 1 个自治州和 1 个省直管林区，覆盖范围较广。抽样时我们排除了 车站、码头、机场、旅馆、医院等地点的流动人口，数据代表性好。为了增加研究的可比性，本文选择了取得正式就业身份、所从事工作具有一定持续时间的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是其户口性质依然为农村户口( 田凯，1995) 。鉴于此，本研究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4200 个样本中筛选出户籍所在地为 农村的样本，得出本文的有效样本量———3660 名流入湖北省各级城市的农民工。
统计显示，目前湖北省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较为明显。在调查样本中，女性居多，共 1846 人，占 50． 7%， 男性1792 人，占49． 3%。平均年龄为36． 38 岁，最小年龄18 岁，最大年龄60 岁，标准差7． 98。其中31 ～40 岁最多，占40． 2%，其次为21 ～30 岁和41 ～50 岁，分别占23． 9%和31． 3%。在婚者3375 人，占92． 8%，未 婚者、离婚者和丧偶者分别占6． 6%、 0． 5%和0． 2%。样本的受教育程度为:68． 3%为初中学历， 11． 0%为小 学及以下学历，高中及中专占 18． 2%，大学专科及本科占2． 6%。大部分调查对象是省内跨市流动，占 59. 2%，跨省流动和市内跨县流动分别占24． 2%和16． 6%。在从业类型中，以服务业为主，其中批发零售业最多，占44． 4%，其次为住宿餐饮业，占18． 4%，社会服务业占样本总量的12． 1%。
2． 2 研究方法与变量设定
2． 2． 1 因变量的设置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多维度的，它不仅指农民工单方面融入城市的过程，还包括城市市民接纳和认同农民工的过程。学术界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合程度测度的研究中，刘传江、徐建玲( 2006) 从市场因素、个人因素和制度因素三个维度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算方程，将经济收入、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制度环境等因素纳入农民工城市融合评价体系。王桂新等( 2008) 选取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和心理认同等 5 个指标，基于等权重法测算出上海市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黄匡时、嘎日达( 2010) 借鉴欧盟社会融合指标和移民整合指数，从农民工城市融合政策指数、农民工城市融合总体指数、农民工城市融合个体指数 三个方面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合度的评价指标体现。本文在以上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城市融入的过程及结果，并结合调查数据的特点，构建了以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
第一，城市生活的满意度。即由迁移后的农民工对自身生活( 如职业、住房、社会保障、邻里关系等等) 的评价。如果农民工迁入城市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都逐渐与城市市民趋同，或者他们对目前的城市生活满意度较高，就表明他们对流入地城市的认可度比较高，用问卷中“以10 为满分，您觉得自己目前生活水平打几分”来衡量。打分小于或等于5 分，记为0，表示生活适应性较差，打分大于5 分记为1，表示生活适应性较好。
第二，社区活动的参与度。农民工流入城市之后，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初级社会网络发挥着极小的作用，而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会不断扩张。此时，农民工与本地市民的互动，如参加社区文体活动、公益活动、选举活动或参加单位工会的活动，都可以体现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用问卷中“今年以来您是否参加过社区文体活动”来测量，回答“是”记为1，回答“否”记为0。
第三，对城市的主观认识。同生活适应不同，对城市的主观认识体现的是农民工自身对所在城市的态度与感情。农民工关注着当前居留城市的变化，喜欢当前居留的城市并愿意长期居住下去，则表明农民工对城市有着比较强烈的归属感。用问卷中“您是否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来测量，回答“是”记为 1，回答“否”记为0。
第四，城市的客观接纳。城市融入是一个农民工与本地市民互动的过程，农民工在与市民的交往中获得他们的认可和接纳，才能逐渐消除过客心理，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进而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用问卷中“您是否觉得本地人总是看不起外地人”来测量，回答“否”记为1，回答“是”则记为0。
为测量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本文通过等权相加的方法构造出一个综合性的城市融入指数，即对以上四个维度的计分进行求和，得到一个取值为0， 1， 2， 3， 4 的变量来衡量城市融入程度，并将次此变量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加总求和数越大，表明城市融入程度越高。结果表明， 0． 7% 的农民工完全无法融入城市 ( 变量之和为0) ， 7． 4%的农民工初步融入( 变量之和为1) ， 28． 4%的农民工融入程度一般( 变量之和为 2) ， 46． 9%的农民工正在融入城市( 变量之和为3) ， 16． 6%的农民工已完全融入城市( 变量之和为 4)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个逐步同化和被接纳的过程，数据表明湖北省绝大多数农民工仍处于逐步融入城市的过程之中，仅有少数农民工已完全融入城市。
2． 2． 2 自变量的选择
社会保险变量。农民工人力资本较低，在城市的社会资本又极度匮乏，一旦面临疾病、妊娠、工伤、失业、 残疾、年老及死亡时会导致收入中断或收入降低，而城市社会保险的存在可以为农民工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解决其后顾之忧。本研究中具体考察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类社会保险的获得情况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就业性保障变量。由于大多数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下，他们只能从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寻求工作。然而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淡化和农民工维权意识不够的影响，劳动力市场上未与就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并不鲜见。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缺少法律的约束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农民工在面临劳动争议时会因没有证据而遭受损失，也无法维护自己在各种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合法权益。而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可以视为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再投资，有利于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能力。
住房保障变量。住房是家庭生活的主要空间，是人类繁衍生息、享受生活的物质基础。然而，大部分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他们非常渴望能够在城市拥有住房，但是我国城镇持续上涨的房价远远超出了农民工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用人单位和政府是否以住房公积金、提供保障性住房等形式帮助解决农民工的生活起居问题，对他们的生存稳定极为关 键。
控制变量。本文认为，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如性别、婚姻状况、流入本地时间、收入水平等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市 融入程度。在模型中我们控制了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变量，考虑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具体变量及其统计性描述见表1。
3 实证检验结果与讨论
3． 1 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交互分析
3． 1． 1 社会保险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作为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见表2) 。
总体而言，参与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程度高于未参加的群体。具体而言，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中， 21． 4%的已完全融入城市，比未参加的高5． 3 个百分点，一般性融入的占24． 1%，比未参加的低4． 8 个百分点。这一描述同样的适合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而对于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在参与这三类社会保障的群体中，没有出现无法融入城市或初步融入城市的农民工。结论表明，参与社会保险对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有积极影响。
3． 1． 2 就业性保障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从农民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类别来看，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农民工能更好地融入城市，其完全融入城市的比例占 19．6%，高于未签订劳动合同或无期限劳动合同近3个百分点。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中 66．7% 处于城 市融入的过程中，高于其他类别的农民工。农民工是否参加技能培训与城市融入水平的关联程度并不明显。未参加技能培训的农 民工完全融入城市的比例高出参加技能培训的 4．8 个百分点，而一般融入的比例却低4．8 个百分点，正在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占各类别的47．8%。从技能培训的提供者来看，由单位提供培训的农民工中，正在融入城市的农民工最多，占45．5%，仅有7．5%的农民工已初步融 入城市。由户籍地政府提供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中， 63．6%的正在融入城市，这一比例仅次于户籍地以外政 府。技能培训是由以上单位提供的农民工中，不存在无法融入城市的情况。相比较而言，由培训机构提供技 能培训的农民工正在融入城市的比重为39． 2%，明显低于其他类别，总体而言城市融入水平较低(见表3)。
3. 1. 3住房保障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从农民工是否拥有住房公积金来看，拥有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更好。交互分析结果表明，拥有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中没有无法融入城市的现象，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融入城市。与没有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相比，其正在融入城市的比例高了10．3 个百分点，完全融入城市的比例高了7．2 个百分点。从农民工的住房类型来看，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的农民工已完全融入城市， 50%的居住在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农民工完全融入城市，其余50%处于一般融入水平。然而，这一结果并不能表明居住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对城市融入的影响，因为在本研究的3660名调查对象中，仅有 2 名农民工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和自购的经济适用房，不具有代表性。而对于居住在免费房、租房和自购商品房内的农民工来说，大部分农民工处于正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见表4)。
3． 1． 4 个体特征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从性别来看，48．8%的男性农民工正在融入城市，45% 的女性农民工正在融入城市，女性农民工完全融入城市比例比男性农民工高 6．9 个百分点。从婚姻状态来看，已婚农民工表现出比未婚农民工更高的城市融入水平，其完全融入城市的比重高出未婚农民工7．9 个百分点，而正在融入的比重比未婚农民工低6．3 个百分点。
从来鄂的时间看，来鄂时间越短，农民工越能够融入城市，结果表明，来鄂时间不到 3 年的农民工中，50．3% 的正在融入， 18． 1% 的完全融入，均高于来鄂时间长于 3 年的农民工。 来鄂工作4 －10 年的农民工中，42% 的正在融入城市， 30． 9% 的城市融入程度一般。然而，对于来鄂工作长达 20 年以上的农民工，正在融入城市占 48． 5%，完全融入的仅占 6． 1%，低于工作时间小于20 年的农民工。但是，交互分析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相反，需要进一步论证。从收入水平来看，相比较而言，收入在 1500 元以下的农民工，其无法融入城市的比重高于1． 5%，收入越高，其无法融入城市的现象越少，收入在10000 元以上的农民工中没有无法融入城市的情况。此外，收入水平越低，初步融入和一般融入的比重越高，而完全融入城市的比重越低(见表5) 。
3． 2 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计量分析
交互分析结果表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有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包括: 性别、婚姻、来鄂时间、收入水平、劳动合同类别、住房类型、是否参与医疗保险、是否参与工伤保险、是否参与失业保险共9个变量。但为了避免遗漏重要解释变量，本文将可能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所有变量均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以考察对城市融入不同维度的影响(见表6)。
回归结果表明，大部分变量对城市融入某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影响显著。为了进一步了解各自变量是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的，本文将所有的变量纳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多元回归模型。在模型1 中，只考察社会保险对城市融入的影响，同理，模型 2 和模型 3 分别考虑就业保障和住房保障对城市融入的影响，而模型 4 中只考虑农民工个体特征对城市 融入的影响。在综合模型中，我们将所有可能影响城市融入的变量都纳入其中(见表7)。
在社会保险层面，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重要影响。从回归系数看，医疗保险和生育保 险表现出更强的影响。农民工工作生活条件恶劣，尤其是一些高危行业的农民工，面临大病大灾的风险较大，缺 乏完善的流动人口医疗保障机制，就医压力较大，医疗保险的存在无疑会大大缓解这一压力。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工作的稳定性差，而且新技术新工艺的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他们面临失业的风险较高，如果缺乏必要的失业保险，生活来源就会中断，其在城市生活困难重重，城市融入程度低。根据我国《劳动法》等法规规定，生育女职工产假最低标准是90天，在生育期间享有100%的产假工资。而根据本文的调查数据，生育保险的覆盖率仅为3． 36%，大多女农民工在怀孕生育期间不能享受孕期保护、生育期的福利待遇，使得她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困难。
在就业性保障层面，劳动合同类别、是否参加技能培训均对城市融入均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却不同。从劳动合同类别来看，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相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对城市融入具有促进作用。签订劳动合同能够促进劳动关系合法化，促进农民工对产业工人属性的自我认同，为农民工进行充分的再社会化提供前提。与未参加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相比，参加技能培训将提高他们在就业市场的“话语权”，提升就业竞争力和稳定性，从而在工作中寻找到自我成就感。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由谁提供，对城市融入不具有显著影响。当前，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已成为许多政府和单位关注的问题，然而，当前农民工培训中存在培训内容与农民工的需求有差距、培训走过场、农民工对新知识新技术接受能力差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培训的效果。如果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不管由何种单位或机构提供培训，都不会对农民工融入城市产生影响。
在住房保障方面，是否拥有住房公积金和住房类型对城市融入有一定的影响。拥有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住房公积金是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纳的长期住房储金，住房公积金能够在资金方面为无房职工提供帮助，为职工较快、较好地解决住房为题提供了保障。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一般就职于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事业单位等，有了稳定的住所之后，农民工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从而产生对城市的归属感。从住房类型看，与自购商品房相比，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免费房和租住单位房或私房的农民工反而不易融入城市，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居住在廉租房的农民工更容易融入城市。能够在城市自购商品房的多为农民工中的精英群体，他们具有很强的经济活动能力，教育水平也相对较高，通过多年的努力奋斗，再加上勤俭节约，他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财富，由此增强了城市居民对他们的认可，因而能够很好地融入城市生活。相比之下，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免费房和租住单位房或私房的农民工，大多从事体力活动，收入水平较低，由于城市社会的种种壁垒设置，再加上自身适应能力有限，很难建立起广泛的生活圈，也难以形成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个体特征层面，模型4 的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婚姻状况、来鄂时间及收入水平四个个体特征变量均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具体不同变量对其影响的方向不同。首先，由于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在收入水平、从业状态、就业身份及单位性质等方面存在差异，例如在本研究中男性农民工中有1730 人处于就业状态，而女性中就业的仅有1220 人， 31． 7%的女性未就业或操持家务，其对城市生活的感知更多地来自日常生活而非工作，因而其城市融入程度相比男性而言更高。其次，已婚农民工因为拥有了稳定的家庭，其在城市 生活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家庭的生活，因而城市融入程度比未婚农民工高。而农民工来鄂时间越长，一方面他们对于城市对外来人口壁垒设置的感受更加强烈，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时间达到一定年限后，会因年老、疾病、健康状况下降等原因感到不再适合在城市生存，所以他们反而不容易融入城市。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工，从事的大多是技术性、管理性工作，而不是体力工作，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较高，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0 年3660 名湖北省农民工的样本数据，计量分析了社会保障状况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越健全，他们的城市融入状况也就越好;社会保险、就业保障及住房性保障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程度有一定差异。首先，参加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着重要的影响，参加了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明显好于没有参加的农民工; 但是和没有参加生育保险的农民工相比，参加了生育保险的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更差。可以认为参加了生育保险的多是育龄 妇女，由于生育影响了就业，所以也会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入状况。计量结果中，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对农民 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其次，农民工在就业及劳动力市场方面的保障越健全，其城市融入程度越高。与工作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农民工，表现出更高的城市融入水平。可以认为稳定的职业不仅仅提供了就业保障，而且也是农民工生存发展和城市融入的重要基础。参加技能培训，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而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有谁来提供，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另外，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的住房保障条件越好，对城市融入的正向影响越大。拥有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更高。与居住在自购商品房相比，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更好，而那些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免费房或自己租房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较差。
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推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因素，制度性因素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得不到应有的就业保障，更不能与城市市民同等地享有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待遇，农民工一旦面临大病大灾等突发情况时，极少能从就业单位和政府机构得到帮助，这使得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重重。只有通过系统性的制度改进，不断解决农民工的经济问题和制度保障问题，才能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这对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现健康的人口城市化意义重大。但是如果将农民工纳入当地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或为农民工群体统一建立“一揽子”综合社会保障制度，则不仅忽视了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承受能力有限的事实，也不利于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应该根据不同类型农民工的群体特点与需求差异，通过放宽进入条件、政策协调等措施，在遵循低起点、广覆盖、有重点、有差别、易衔接的原则基础上，从社会保险、就业保障等多个维度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由于本调查是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专项调查，有关社会保障的变量和信息受到调查内容的限制，虽然 只是在现有数据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定量研究的尝试，但本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相对于人力资本 积累、社会资本扩展的短期难获得性，社会保障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在这一领域，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的特殊性，城乡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迁移选择各有怎样的影响，社会保障因素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内在机理等等。这也是我们下篇文章要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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