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流动已成为推动中国农民群体能力变迁重要的结构性力量。外出务工经历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发展，具体体现在迁移劳动力回流后就业选择的扩大、职业的转换、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获取新技术能力的增长等等。一方面会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促进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新生产技能的传播，实现农村和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还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当地向非农产业转换，尤其是在农村自主创业，进而推动中国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回流劳动力在农村个人能力的有效发挥，以及投资回报率的增 长也是迁移劳动力回流的主要动力。我们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和回流，各级政府应该为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提供更为宽松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外出务工 农村劳动力 回流劳动力 能力发展 职业转变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自由流动空间与自由流动生产要素的出现，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迁移劳动力——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正是这一自由流动空间出现后的产物，他们一端与中国制造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进入到全球生产链之中；另一端又和广大的中国农村联系着，引发着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与变革。当前，9亿中国农民“站在工业文明 的入口处”，两亿多农民在城乡间就业迁移，在农村中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占了12.5%。
城乡间的自由迁移改变了农民原有的发展空间，虽然当前的中国农户外部形态变化不大，但是开放条件下的农民与传统的小农在性质上已有很大的差异。单从经营规模上看，当今中国的农民仍然是以小规模的家户进行生产和生活，但是，现在的小农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封闭状态下自给自足的小农。随着市场的渗透与开放程度的深化，农民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他们的交换、就业、生活及意义空间急剧膨胀，其扩张的速度与范围比过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延伸的还要快、还要大。通过四维空间的扩张，他们已经被卷入或者融入了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化体系中（徐勇、邓大才，2006）。在这个过程中，对于那些处于封闭向开放状态转变的村落来说，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与回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外出务工对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影响，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对农民自身能力的影响上。近些年大批农村迁移劳动力离城返乡，对于农村和农业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他们自身就是农村劳动力的组成部分，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外出劳动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农民群体一直处于发展和变迁中。如果按照经典理论对不同特征的农民的描述，可以认为中国农民基本上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首先是恰亚诺夫（1996）的“生存小农”，这时农民家庭生产是为了满足消费、生存的需要；然后到黄宗智（2000a）的“商品化小农”，是1949年以前商品化、市场化渗入中国乡村部分环节和领域以后的 小农；再到舒尔茨（1987）的“理性小农”，在准市场经济中，一旦有经济利益刺激，小农便会为追求利润而创新；现在则处于徐勇（2006）的“社会化小农”阶段，农民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就业和生产方式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小农的发展和转变过程中，也伴随着农民能力的发展变化，这些变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舒尔茨（1987）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在传统小农向现代小农的转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美国农业生产量迅速增加和农民生产效率迅速提高的重要因素就是农民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如果能在农村地区建立起“补偿性教育机制”，推动农业从业者人力资本的动态提高、提高农业生产活动中教育的投资回报率，则可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林毅夫（2003）则指出，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增产主要有赖于技术进步导致的农民生产效率的提高，未来满足我国粮食需求的增加必须依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制度环境也是影响农民发展的重要因素。林毅夫（2008）研究认为制度变迁是促进农民能力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合理的制度安排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并且会促进农民对新技术的采用，引导着农民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黄宗智（2000b）则比较重视区域商品化程度对农民发展的影响，认为对于传统中国，是商品经济的不发达造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而商品化的差异化发展则导致了农民生产动机的分化。也有一些学者从外出务工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Mochebelele和WinierNelson（2000）认为，劳动力外出务工带来劳动力流失与非农收入提高会使农户粗放经营农业生产，导致技术效率下降；汇款的流入则可以帮助农户更及时地使用农药、化肥等资金要素，提高农业生产效率。Wouterse（2008）在对布基纳法索的研究中采用了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并纠正了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内生性所可能带来的估计误差，研究发现，短距离务工导致留守农民技术效率提高，而长距离务工则相反。Oberai和Singh （1982）认为，劳动力外出务工与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反而是有回流劳动力的家庭采用高产种子的比率明显更高。瑞雪·墨菲（2009）通过对中国农村的实地调研分析认为，外出务工开阔了农民的视野，提供了他们对资源的获取能力，增加了他们实现目标的机会。西方形式主义学者则强调人口压力对农民发展的影响。Perkins（1969）通过对1368~1968年6个世纪中国农业所作的大规模定量研究，认为人口增长是中国农民发展变迁的主要动力，它促进了农民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产技术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有关农业和农民能力发展的讨论逐渐增多，特别是近年来，各种看法和观点纷纷纭纭，分别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外出务工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很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在研究的方法论上，现有关于农民能力发展的文献主要采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范式，不利于我们多视角的全面理解现阶段的农民能力发展的问题；在研究内容上，有关农民能力发展的文献主要从农民的生产效率或生产方式的角度展开，研究的指标比较单一，更缺乏从外出务工经历角度对回 流劳动力的能力发展进行整体、系统的分析；在研究方法上，绝大多数研究还是停留在定性分析、统计分析的层面，即使是少量的微观计量分析，在模型应用、变量选择以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处理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这正是本文需要重点突破的。在中国特有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下的农民流动，充满离乡与返乡、离土与守土的多向流变以及现代性和传统的反复冲折，外出务工对农业发展和农民 能力的影响将远较以往任何一次变迁复杂得多、深远得多，需要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地调查加以解读。笔者多年田野调查的结果显示，外出务工不仅带来了农村社会的发展变迁，而且这种经历对于回流劳动力也是一笔重要的财富。笔者将根据实地调查数据研究，改革开放30年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回到农村，其个人能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的个人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流动空间的开放在中国农民群体的发展变迁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二、外出务工对农村发展和农民能力的影响
（一）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体现
回流劳动力的能力发展主要体现在迁移劳动力回流后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是劳动力回流对农村发展发挥了正向促进作用的，但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程度并无统一的认识。一部分学者认为，仅有一小部分迁移劳动力的回流对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大多数迁移劳动力回流后的影响并不明显：他们不仅没达到预期的迁移目标 （Gmelch，1980），而且外出务工经历对他们自身人力资本或者社会资本也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改观和进步，回流者在外务工期间并没获取充足的技能（Stark，1995），或没有能力来应用所获得的技能（Gmelch， 1980），回流农村后又重新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其平均的收入水平低于未外出农户（Bai and He， 2003）。另外，回流者带回的打工收入也没有被有效地应用于能够带动其家庭长期发展的投资中，而主要用于盖房子等家庭消费（白南生、宋洪远，2002）。
大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回流劳动力已经对农村经济和农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回流劳动力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源自他们回乡后广泛的经济行为，如开办企业（Murphy，R.，1999）、进行农业投资 （Zhao，2002）、从事服务行业（KingandMortimeret al.，1984）等，并且很多经济行为不仅仅实现了回流者自身的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还为农村其他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且他们所具备的这些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促进了农村创业活动的开展，也为农村发展带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Maconachieand Binns，2006）。回流者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影响。外出务工经历会导致农村劳动力职业的转变，回流后的劳动力一般更倾向于从事非农就业，或者进入当地企业上班，这就为农村当地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并且是有相关职业经验的劳动力；或者是自办企业，利用外出务工积累的资金和技术从事自我经营，包括餐饮业、个体零售业、交通运输以及开办制造型企业等（Murphy，1999）。这不仅实现回流者自身的就业，增加其家庭收入，又能带来农村经济的多样化发展，活跃农区经济和创业氛围，创造就业岗位。迁移劳动力在外的工资积累是回乡后职业改变的决定因素，实现了资金积累的人回乡后容易从事自我经营，而没有实现较高的资金积累的回流者则倾向于从事被雇劳动（Ilahi，1999）。
其次是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方面劳动力回流 可以增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供给，在一个家庭的承包土地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当一个家庭迁出成员回流从事农业生产时，会增加农业的单位产出（RozelleandScott，1999）。另一方面，劳动力回流后，即使是从事农业生产也更倾向于增加农业的资金和技术投资，经营开发性农业，如发展观光农业、特色养殖、规模化种植等，提高了土地等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王西玉等（2003）的调查显示，回流者中从事蔬菜、林果、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经营开发的占12%。在个人、家庭和社区特征相同的情况下，回流者并不比未外出者从事的农业工作要少，并且他们更倾向于投资于农业机械，同消费更多的耐用品和建造好的房子相比，对农业机械的投资对农业生产的意义更加深远（Zhao， Y.H.，2002）。
第三，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政治结构和制度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后，受到 城市生活的熏染，会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比如市场观念、创业精神和政治参与等等。周大鸣（2003）通过对在江西14个村庄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发现，外出务工对乡村政治结构的影响已经有所凸显，越来越多的村民倾向于接受有外出务工经验的人担任村干部。回乡创业行为对农村制度环境的影响也较为广泛。劳动力回流后的就业问题一直是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尤其是近些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大量迁移劳动力集中返回农村，地方政府致力于增加非农就业岗位，更鼓励回流劳动力自主创业，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何晓裴、殷豪， 2010），这实际上是刺激了农区正式制度的变迁，改善了农区社会资本状况。另外，回流者带回的新观念、新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变迁，比如商品交易时利用正式合同取代信任关系、商业头脑冲击传统文化风俗等（时慧娜，2008）。
（二）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途径
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回流后对农村发展产生影响的本质原因和途径是劳动力个人能力的发展。国外也有经济学者认为，向现代化过渡以及 逐渐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农业生产，不仅仅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而且也造就了高素质的劳动力（Schultz，1982；聂振邦、王建、吴阿南，1996），尤其是农村迁移劳动力的能力得到发展。在本部分我们探讨的能力是超越人力资本概念的个人发展能力，能力发展的意义是对选择自由的扩展。杨云彦（2011）所提出的能力再造的ASIN模型，主要通过4个部分来实现，包括态度（A）、技能培训（S）、基础设施（I）和社会网络（N）。在本研究中，回流劳动力的能力发展主要通过可空间转移的资源变化来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视野态度的改善等。
1.人力资本
迁移本身就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更有利于实
现劳动力“干中学”或“用中学”，在这一过程中迁移劳动力获得了技术和知识（石智雷、杨云彦，2009），也增加了某些方面的工作经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和非农产业的就业能力。劳动力回流后，凭借这些技能和经验容易在当地企业获得一份就业岗位，也可以选择自主创业。回流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在外就业时间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Ma（2001）测算了迁移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最佳积累时间，结果发现，根据边际递减效应，6年的打工经历使得回流者对家乡的影响最为显著，过短的外出务工时间则人力资本的积累相对不足，过多的流动时间对回流后的发展帮助也不大。
2.社会资本
在中国特殊的农村环境下，外出务工形成的社会网络是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不可忽视的途径之一。 外出务工使农村劳动力突破了传统地域社会的局限，职业的转换使他们在生活中建立起了全新的社会关系，再构的社会网络一般以业缘、趣缘、友缘等弱关系为主，所建立网络成员不再以同乡、亲戚为主，而是扩展到同乡之外的人群。这种新鲜元素的加入打破了其原有的封闭式社会网络，使其关系脉络如同生长的藤蔓一样逐渐具有了向外扩张和延伸的功能，并因而逐渐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开放性（徐丙奎，2007）。回流劳动力的这种社会网络正逐渐成为链接城乡信息流、物质流的社会纽带，并为回流者在农村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及更高的投资收益。在回流者中，有35%的人仍与打工地有信息来往，7%的人与打工地有经济技术联系（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
外出务工建立的社会网络，不仅会影响回流者在农村的投资回报，而且还具有扩散效应。Ma（2001）对中国9省13县119个村的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当固定打工经历和教育后，社会关系的收入回报达到40%，其中，有一半的关系是直接发生联系的，另一半则是间接的，回流者的很多关系资源都是非常有用的。另一方面，思想、技术和信息向亲戚、朋友、邻居等网络关系的传递具有强烈的扩散效应，经测算一个回流者的创业行为能影响4个家庭的变化（Ma，2002）。
3.经济资本
资本投入是决定一个区域或者企业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而对于长期缺乏经济资本的农村来说，迁移劳动力回流所带来的经济资本，不仅为回流者自身创业准备了原始资本积累，同时也为农村注入了新的消费力量和多样的经济活动。 外出务工带回的工资，是返乡创业启动资本的主要来源。在问及外出打工对返乡创业最有帮助的是什么，38.3%劳动力回答对创业最有帮助是带回了资金（石智雷，2011）。他们在外打工虽然劳动量大，但省吃俭用，吃住行只占收入的38.8%，带回家的工资占60%，其中有22%用于家庭生产性投资（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
另外，经济资本的积累也是迁移劳动力回流后职业转换的决定因素。拥有高工资积累的人回乡后易于选择自我雇佣型职业，而非高工资积累的回流者更倾向于从事被雇劳动（Ilahi，1999）。对于中国农村来说，一般打工者年纯收入4000~5000元，是其回乡发展的主要原始积累。
4.视野态度
能力的积累和效用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者个人态度决定的。积极的、肯定的态度有助于能力的改善和提升，并促使思想和计划落实在行动上，创造实际的生产力；反之，消极的、否定的态度 不仅会扼杀良好的思想，甚至根本不可能去行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仅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而且还会提高他们的商业意识和市场意识，为人处事等各方面的能力也会有所提高（Galorand Stark，1990）。在城市环境中，各种非政府组织（NGO）也发展了起来，迁移劳动力通过组织和参与 NGO，也培养了自身的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
中国农村劳动力向来都有挣钱储蓄的习惯，但是缺乏商业意识和投资动机，所以迁移劳动力即使在外积攒了工资，也只是寄回或者带回农村来消费。只有具备了企业家精神，才能够把积累的资金、技术、知识等转化为创造生产能力的资本。回流劳动力具备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正是大部分传统农村劳动力所缺乏的（时慧娜，2008）。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在前文理论分析部分，我们探讨了迁移劳动力回流后，相对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农村劳动力，他们实现了个人能力的发展。能力发展也是回流劳动力影响农村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本部分我们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具体论证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个人能力的影响。
（一）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衡量
关于劳动力个人能力的衡量一直是经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用年龄因素来衡量劳动者的个人能力。近些年，在经济分析中，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力资本状况来衡量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使得经济模型对区域经济增长和个人经济效率有了更高的解释力。但是影响人们生产力的不仅仅是这些因素，不同的家庭禀赋、社区环境和制度背景对于劳动者个人生产效率的发挥都会有着重要的影响。森（2002）则认为人类的可行能力是扩展他们所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而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那么，可以认为能力发展就是个人生产效率的提高和选择能力的一种扩展，包括向更高投资回报行业的就业转换、在同一行业中生产力的提高和收入增长。
在本研究中我们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能力、农业生产能力和新技术获得能力来衡量迁移劳动力回流后个人能力的发展。关于就业选择能力，我们用劳动力在农村中的非农就业选择和职业转换来考察，包括在当地企业就业、自主创业。一般认为，在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的要素投资回报要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那么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或者第三产业就业，对于该劳动力个体可以说是能力发展的体现。随着近些年，中国宏观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农业投资回报得到大幅度增长，但是整体来说农业投资回报依然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黄少安、孙圣民、宫明波， 2005；邹薇、张芬，2006）。当然，对于劳动力某一个体来说，从事第二或者第三产业，其收入很有可能会低于其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的个人收入；并且对于某些劳动力，很有可能是身体残疾或者健康状况不适合从事农业生产才转为非农就业。但是关于劳动者的能力发展，我们只能是就一般化的个人在不同行业生产效率做比较。对于后者来说这一转变过程本身就是个人能力的发展，在非农就业中更好地实现了其生产效率的发挥。一个健康的劳动力，他选择非农就业至少可以表示他可以选择这一职业，即使工作不好或者收入较低，他还可以退回纯农就业；而非农就业并不是任何一个农村劳动力都可以做。在我们的研究中是对大量劳动者的一般统计和分析。
农业生产能力主要用农户的粮食单位亩产和经济作物的劳均收入来体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和技术，回流农村后即使是从事农业生产也会更倾向于尝试新的农业生产类型和方式。在抽样调查中，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所有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农户，包括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回流劳动力，研究方法是比较有回流劳动力和没有回流劳动力家庭的粮食作物亩均产出。
另外，我们还对农业劳动力的新技术采纳能力做了分析，调研问题为“生产活动中，如果农作物有新技术（新品种、栽培新技术、灌溉新方法等）时，您会：（1）马上使用；（2）个别人使用后，看情况再作决定；（3）当周围大部分人都采用时，我才考虑使用； （4）很少使用”。调查对象为农业生产劳动力，包括有外出务工经历和没有外出务工经历，剔除失去劳动能力和从事其他职业的样本。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描述
选择湖北省为调研地点，不仅仅是因为其“九省通衢”的优越地理位置，更因其作为中部重要省份所具有的代表性。湖北省是农业大省，一直是农村劳动力净流出的重要省份，近些年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尤其是惠农政策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回流劳动力在逐年增多，为研究农村劳动力回流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恩施州处于湖北省西部，和其他地区之间有大山阻隔，区域内具有山地、河谷和盆地平原等多种地形地貌，多民族杂居，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由于地理环境闭塞，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初期。恩施州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十分适合进行外出务工对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影响的实验案例。
2010年8月份在湖北省恩施州做了专门针对回流劳动力的农户抽样调查，抽样方法为分层随机抽 样（StratifiedSampling）在全州每个县市抽样调查2个乡镇，每个乡镇抽样调查2个村，每个村抽样50 户。为了深入研究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我们把调查对象分为两部分：一类是曾经到县城以外打工或经商6个月以上的农民，称之为“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另一类则为“从未外出务工过的农民”，虽然他们中有家庭成员外出过或正在外务工，但是他们本人没有外出务工经历，因此，他们与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形成了农村中两种不同的人群。这两类不同的人群，也许由于本身就具备不同的特质，也许因为有过不同的经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实际抽样过程中抽取40%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居民作对比分析。调查的样本包括了恩施州8个县25
乡镇、62村、1598户、6372人，其中从未外出务工的劳动力3307人，占所有样本的52.2%；现在正在外务工的劳动力1667人，占所有样本的26.4%；曾经外出务工现在已经回流的劳动力1358人，占总样本的21.4%，占有外出务工经历者样本的44.9%。 本文在数据选取上采用如下几点标准：扣除城镇暂时性迁移农村人口，只保留农村常住居民样本；扣除年龄不在15~64岁的样本，以便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劳动力这一群体；扣除正在读书的学生这部分样本，保持与同类研究的一致；样本的个人信息如年龄、婚姻状态、性别和文化程度等存在 数据缺失的将不予保留。共有2908个符合条件的样本调查数据，其中回流劳动力1324人，最终用于回归的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5和表6。
四、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统计描述
能力发展的意义就在于扩展自由，尤其是选择的自由。外出务工经历对回流劳动力个人发展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返乡后的就业选择上，包括就业多样性、创业参与、职业转换、经济地位变化等方面。
（一）就业选择
外出务工经历对劳动力回流后从事非农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与回流后的自主创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为参照，迁移劳动力回流后以非农就业为主，且自主创业占了很大的比重。回流劳动力中从事非农就业的比重为43.1%，已经超过了从事纯农业生产的比重（37.9%），也明显高于没有外出经历者从事非农就业的比重（31.1%）。迁移劳动力回流后有16%的人选择了自主创业，进入当地企业就业的比重为18.7%；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的比重只有 9.5%，进入当地企业就业比重为12.5%。从自主创业的类型来看，农村劳动力的创业以个体工商户为主，其次是自办企业。
从在当地企业的非农就业类型来看，回流劳动力中从事建筑及制造业等非技术性岗位的就业比重都较之未外出劳动力高出3个百分点左右，而在当地企业从事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只高出0.7个百分点。一种解释是迁移劳动力中回流的以非技术性人员为主，返乡后也只能选择非技术性就业岗位。也可能是农村中有一定专业技术的劳动力更倾向于在当地企业就业，而不易选择外出务工。回流劳动力中从事纯农业生产的比重明显低于未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而半工半农的比重又高于未外出者。有37.9%劳动力回流后从事农业生产，有6.7%的回流劳动力农闲时间进入当地企业打工。
（二）创业参与
外出务工导致的能力发展，包括资金、技术、信息、阅历、企业家精神等，则是创业的前提和决定因素。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分布中我们已经看到，回流劳动力中选择自主创业的比重明显高于未外出务工者，占到回流劳动力总数的18.4%。回流劳动力创业的资本投入规模也高于未外出者，回流劳动力创业的平均投资规模为80413元，而未外出者平均投资规模为63621元。由此也可见，外出务工不仅促进了劳动力回乡创业，而且还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多的创业资本。
从创业的行业选择来看，农村劳动力的创业以零售业为主，其次是养殖业。未外出农村劳动力的创业选择更为集中和单一化，零售业占了近一半的比重；回流劳动力的创业行为更为多样化，但是创业的选择仍然没有脱离农业，而是对农业产业链的进一步开发和延伸。回流劳动力中从事养殖业、特色农业、农资经销和运输业的比重明显高于未外出者（见表2）。
从创业的类型选择来看，农村劳动力的创业类型以个体户为主，占到创业者总数的60%以上。和未外出务工者相比，迁移劳动力回流后创办企业的比重更高，从事个人经营的比重稍低一些。回流劳动力为私营业主的比重为16.1%，合伙业主的比重为6.9%，而未外出者的分别为8.1%和3.5%。未外出者从事个人就业的比重较之回流者高出6个百分点。
（三）职业转换
外出务工后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主要方面是视野的开阔、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积累，这就为回流农村后进行职业再选择提供了动力和条件。职业转换是能力发展的集中体现，而从纯农业生产向非农产业的转换，则是劳动力就业选择性的扩展。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前有 63.73%的人从事纯农业生产，回流后只有32.18% 的人还在继续从事纯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前后从事非农就业比重变化明显，外出务工前只有 1.99%的人在当地企业全职务工， 3.56%的人从事个 体工商户，在回流后该比重分别增长为10.95%和 18.16%。另外，回流后从事半工半农、养殖业经营以及开办企业的比重也有较大幅度增长（见图2）。
为了更好地体现外出务工经历对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影响，我们对劳动力外出务工前后的职业进行了统计。在数据整理中，我们去除了在外出务工前后没有就业、退休或者失去劳动能力的样本，职业转换界定为原来从事纯农业现在在当地企业务工或者自主创业。原来从事非农就业现在依然是非农就业则认为其没有发生职业转换。统计分析发现，有52.8%的劳动力在回流后改变了原来的职业，其中22.4%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前从事纯农业生产现在转为在当地非农务工，26.4%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为自主创业。
（四）经济地位变化
有迁移劳动力的家庭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一般会低于没有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家庭；但是随着家庭中劳动力的回流，尤其是回流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家庭经济地位在逐渐上升。从调查结果来看，没有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家庭经济地位评价有31.5% 为中等以上，有一个回流劳动力的家庭为23%，有二个回流者时为24.3%，当有3个及以上回流者时就有39.1%认为自己的家庭处于村中中上等。并且随着迁移劳动力的回流，家庭走出相对贫困的速度更快，当有两个劳动力回流时家庭处于中下等的比重已经开始少于没有外出务工者的家庭。 从家庭的实际经济水平来看，随着家庭中回流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家庭平均年收入和年消费额在上升，当家庭中有3个及以上回流者时年收入和年消费额开始超过没有劳动力回流的家庭。当家庭中劳动力回流数量从一个增加到3个及以上时，家庭平均年收入从25083.9元上升到64964.7元，家庭平均年消费也从16183.9元增加到22078.1元。
五、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计量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1.择业决定模型
本部分将使用Logistic模型先后就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者就业选择、职业转换和创业参与的影响进行估计。分析样本不包括正在外务工劳动力，以无外出务工经历和回流劳动力为研究对象。
分别以非农就业、当地企业做技术工、当地企业做普工以及自主创业为因变量，基本的计量模型设置如下：
其中，jobchoiceti表示以务农就业为参照，受访者i是否选择了非农就业，t分别表示非农就业、当地企业技术工、当地企业做普工以及自主创业。如果当前从事农业生产则为0，如果从事非农职业则为1。χi为核心变量——外出务工经历，即“是否曾在外务工过”。yi为一组控制变量，包含受访者的家庭禀赋、性别、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民族、户籍类型和健康变量等。εi为随机扰动项。
类似地，以职业转变为因变量，分别构建模型估计务农就业向非农就业转变、务农就业向当地企业做技术工、普通工以及创业参与转变，基本的计量模型方程为：
其中，jobchangeti表示以没有职业转变为参照，受访者i是否在外出务工回流后从农业转变为非农就业， t分别表示从农业转变为非农就业、当地企业技术工、当地企业做普工以及自主创业等。如果始终从事农业或者一直从事非农就业都设为0，如果原来从事农业回流后转为非农职业则为1。χi为核心变量——外出务工经历，即“是否曾在外务工过”。yi为一组控制变量，其设定与上面大体一致，包含受访者的家庭禀赋、性别、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民族、户籍类型和健康变量等。εi为随机扰动项。
具体的变量说明及样本描述见表5。
2.农业生产决定模型
本部分将先后使用OLS、Logistic模型对家中有无回流劳动力与农户单位粮食亩产、经济作物劳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分析样本不包括从事非农职业和失去劳动能力劳动力，以农业生产劳动力为分析对象，包括有外出务工经历已经回流者和无外出务工经历劳动力。
我们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方法考察生产投入要素同农业产出的关系，重点分析家中有回流劳动力对农业粮食和经济作物产出的影响。以单位粮食亩产量为因变量，基本的计量模型方程如下：
农户i在2009年粮食作物产出是Oci千克，除以家庭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数量lsi，得到农户粮食单位亩产，为因变量。家庭i中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回流劳动力Ri是本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设置方法为，家庭中有回流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设置为1，没有为 0。如果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有效的，α1应该显著为正，如果无效应不显著异于0。其他变量为引入的控制变量，Mi为粮食生产的农业生产性投入，Pi为粮食生产为农业生产的人力资本状况，在这里用户主夫妻直系亲戚数量来替代，Li为家庭中总承包土地数量，Xi为其他可能影响粮食产出的控制变量，包括户主文化程度、户主新技术获得积极性、耕地质量等。εi为随机扰动项。
类似地，以农户经济作物劳均收入为因变量，计量模型方程构建如下：
由于经济作物的单位收入和劳动力的投入量相关性很大，在这里我们用经济作物劳均收入来体现经济作物生产能力。农户i 在2009年种植经济作物总收入是Yci元，除以家庭种植经济作物的劳动力数量lii，得到农户经济作物劳均收入，为因变量。解释变量设置同上。εi为随机扰动项。
3.新技术获得模型
以获得新技术的积极性为因变量，构建模型估计外出务工经历对劳动者新技术获得积极性的影响，计量模型方程为：
其中，tecgeti表示以获得新技术的积极性较差为参照，受访者i会积极获取和采纳农业生产新技术。在问卷调查中问题设置为：“生产活动中，如果农作物有新技术（品种、栽培、灌溉等）时，您会：（1） 马上使用；（2）个别人使用后，看情况再作决定；（3） 当周围大部分人都采用时，我才考虑使用（1）很少使用”如果选择（1）设为1，如果选择其他三项则为 0。χi为核心变量——外出务工经历，即“是否曾在 外务工过”。yi为一组控制变量，其设定与上面大体一致，包含受访者的性别、婚姻状况和民族等个人特征因素。 εi为随机扰动项。具体的变量说明及样本描述见表6。
（二）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的择业能力
1.外出务工经历对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1）外出务工经历对选择非农就业的影响。表7报告了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决定模型的估计结果。第一列显示，外 出务工经历对劳动力回流农村后从事非农就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比从未外出过的劳动力选择非农就业的概率高47个百分点。
（2）外出务工经历对选择当地企业务工的影响。在当地企业务工是劳动力在农村非农就业的一个主要途径，占在农 村非农就业人数的51%。从当地就业决定的估计模型来看，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选 择在当地企业务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和没有外出经历的劳动力相比，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选择在当地企业就业的概率增加41.9%，也可以说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后更倾向于在当地企业务工，而不是选择务农。
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务工类型就业决定的差异，我们对当地企业务工类型进行了再分解，分为在当地企业技术性务工和做普通工。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在当地企业做普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在当地企业做技术工没有显著的影响。可见，迁移劳动力在外务工期间并未获得可资利用的技术，回流农村后在当地企业只是一般性就业。对于从事技术性务工，和没有外出经历的比，也没有优势。
（3）外出务工经历对自主创业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明显大于对选择非农就业和在当地企业务工的影响。和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相比，有外出务工经历的选择自主创业的概率会增加49.8个百分点。可见，相对于务农和在当地企业务工，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后选择在农村自主创业的可能性更大。
2.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影响
（1）外出务工经历对农业转非农就业的影响。从表8的回归结果来看，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就业转换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有外出务工经历能够使得向非农就业转换的可能性提高23.3%。这与罗凯（2009）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得出的结果比较类似。迁移劳动力回流后，其非农就业竞争力比外出之前有了很大提高，这不仅增加了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客观上也促进了所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2）外出务工经历对务农转当地企业务工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从务农转为在当地企业务工的影响系数相对较小，且不显著。从对在当地企业务工的分类回归中，我们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劳动力从农业转为在当地企业做技术工的影响为负，且并不显著；而对农业转为在当地企业做普通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有外出务工经历使得其在实现转为在当地企业做非技术型工人的可能性提高41.8%。也就是说，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当地企业做技术工人并没有帮助，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可能的解释是，当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只是从事一般性的体力型劳动，并未学得足够的技术和知识，或者是回流农村的大多数是在外面就是从事非技能型务工，所以容易回流。
（3）外出务工经历对务农转自主创业的影响。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从务农转为自主创业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前面几个模型，并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和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相比，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从务农转为自主创业的概率会增加56.7%。这与罗凯（2009）的研究结果有较大的区别，在罗的回归结果中，外出务工经历对劳动力返乡创业并无显著的影响，只有在外工时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罗的研究中，是通过两个时点是否在外务工来测算该劳动力有无外出务工经历，对于时点之前已经回流者未能包括在内，也不能剔除暂时性回流者的干扰，所以很难看出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创业参与的影响。
农业转自主创业模型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和前面几个模型有着较大的不同。整体来看，个人特征因素对劳动力从农业转非农就业，尤其是转当地企业做普工，有着重要的影响，所引入的变量几乎都比较显著，而家庭禀赋因素影响力则较小。相比较而言，家庭禀赋因素对农村劳动力从务农转为自主创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所引入的4个资本因素都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引入的个人特征变量只有受教育年限和民族有着显著的影响。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对家庭禀赋资源的整合能力较强。分因素来看，家庭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劳动力转为自主创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社会资本每增加1%，劳动力从农业转为自主创业的概率会提高21%。家庭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依然是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丰富的劳动力并不能为自主创业提供帮助。
首先，我们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来测度解释变量间多重共线性问题。从检验结果来看，所选入的解释变量的VIF值都接近于1，可以认为所构建的计量模型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我们还做了一些模型稳健性检验，将核心变量原来的“是否有 外出务工经历”替换为“在外务工流动累计时间”，重新进行回归估 计，以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程度。“在外务工累计时间”是一个定距型数据。在调查问卷中所设问题为“外出务工（工作流动）流动的累计时间有多长了?（1）从未外 出或者6个月以下；（2） 6~12个月；（3） 1~2年；（4） 2~5年；（5） 5~10年；（6）10年以上”。和前面构建指标“有无外出务工经历”相比，选择（1）就相当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样本，不过较之前者收集到了更多的在外就业信息。回归结果显示，外出务工时间对农村劳动力选择非农就业和向非农就业转变的影响为正，且都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效应基本稳定在0.4%水平。模型解释力也没有明显变化。另外，我们还利用OLS方法估计了外出务工经历对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影响系数也显著为正。可见所构建的模型稳健性较好。
由于外出务工经历是在劳动力现在的就业选择前发生的，对于现在的就业选择和职业转变可视为前定变量，在这里不再做内生性检验。
（三）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的生产能力
1.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粮食亩产的影响
从表9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家中有没有回流劳动力对农户粮食亩产有着重要的影响。外出务工经历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性t检验的概率p值远小于显著水平0.01，因此应拒绝零假设，偏回归系数与0有显著差异。如果家庭中有回流劳动力从事 农业生产，那么粮食亩产就会增加18.7%。可见，劳动力外出务工后，不仅实现了非农就业能力的增长，即使是返回农村重新从事农业生产，也会提高农业的产出效率，也可以说是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的农业劳动投资回报也会高于未外出者。
2.外出务工经历对劳均农业经济收入的影响
在农村中，农户从事的农业生产不仅仅是粮食作物的种植，还包括经济作物种植以及家禽牲畜的零散养殖。在本部分我们考察的农业经济收入就包括了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和家禽牲畜的零散养殖售卖后获得的收入。作为底数的劳动力是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
从回归结果来看，家中有回流劳动力对劳均农业经济收入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可以认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回流后阻碍了农户家庭农业经济性收入的增长，有回流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家庭经济性收入会减少 18.7%。这种结果出乎我们的预料，因为在前一个模型中，家中有回流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会显著增加粮食作物的单位亩产，而对经济性的农业收入反而是反向作用。另外我们以农户经济作物（不包括零散养殖）劳均收入为因变量构建模型。回归结果也显示，家中有回流劳动力的回归系数为负，回归系数显著性t检验的概率p值为0.061，即有回流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农业经济作物劳均收入反而较低。
3.内生性及多重共线性讨论
若方程右侧的所有变量都可以被视为外生或者前定变量，那么所构建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致性估计结果。但是对于家庭有无回流劳动力的变量， 即使我们更换不同的度量指标，以尽量避免度量误差，仍然可能存在有遗漏其他变量导致的估计误差，并且家庭农业生产效率也会成为迁移劳动力回流的一个因素，所以家庭有无回流劳动力是一个内生性变量。我们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回流劳动力在外务工期间有没有参加过技术培训”。从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劳动力有没有外出务工经历和在外务工期间有没有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有着十分显著地相关性。而迁移劳动力在外务工期间有没有参加过技术培训和回流后的农业生产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将在外参加技术培训放入农业生产决定模型中，影响系数也不显著。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工具变量。由于只有一个工具变量不能做过度识别检验，在这里我们直接引入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进行估计。
第一阶段使用Logistic方法，先用家中有无回流劳动力作为因变量，回流劳动力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农业生产性现金支出、家庭禀赋、户主个人特征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第二阶段，我们用第一阶段得到的家中是否有回流劳动力的预测值来替代实际的回流劳动力变量，重新检验农业生产决定模型。检验结果发现，用家中有无回流劳动力的预测值代替实际值，粮食作物单位亩产的结果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也就是说这两个回归没有系统性差异，但是在2SLS模型中回流劳动力变量的偏回归系数增大了。这表明，回流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单纯这么一个指标很难完整体现劳动力外出务工后个人能力的增长，从而导致在OLS结果里回流劳动力的系数被部分低估了。
而在劳均农业经济收入决定模型中，用家中有无回流劳动力的预测值代替实际值，回归结果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回流劳动力变量的影响系数不再显著，系数的绝对值有所扩大，但是影响方向并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家中有回流劳动力对劳均农业经济收入的回归存在一定的偏误，回流劳动力对农业经济收入的影响效应被低估，但是家中有回流劳动力对劳均农业经济收入的影响依然是反向的。
我们还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家中有无回流劳动力的VIF值为1.025，所选入的其他解释变量的VIF也都接近于1，可以认为所构建的计量模型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劳动力的学习能力
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后，一方面会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经历还有可能会改变他们对新技术的采纳能力，以促进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新生产技能的传播，这也是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这里我们用农村劳动力对新技术采纳的积极性来衡量他们的学习能力。孔祥智等（2004）利用中国3个省419个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家中有成员外出务工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并无显著的影响。我们将利用回流劳动力变量进行类似的检验。
从表10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新技术采纳的积极性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从Exp（B）值来看，有外出务工经历会使得农村劳动力采纳新技术的概率提高22.6%。由此也正好印证了前面粮食生产决定模型的回归结果，外出务工经历提高了劳动者采用农业新技术的积极性，这也是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还做了模型稳健性检验，用回流劳动力在外务工时间来替代有没有外出务工经历变量。回流劳动力在外务工时间是比劳动力有无外出务工经历信息更为丰富的变量，是在劳动力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的信息。回归结果显示在外务工时间对农村劳动力技术采纳也有正向影响，且p=0.037，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结论。
六、结论与启示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外出务工使得农村劳动力个人能力得到了发展，不仅积累了工资，获得了技能，而且还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扩展了社会网络。能力发展也是回流劳动力影响农村发展的主要途径。能力发展的意义就在于扩展自由，尤其是个人发展可选择性的自由。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返乡后的就业选择上，包括就业多样性、职业转换、社会流动、创业参与等方面。特别地，外出务工 经历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向非农产业转换，尤其是在农村自主创业，不仅实现了回流劳动力的自我就业，还带回了技术，带动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经历还会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个人生产效率和收入，促进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新生产技能的传播，促进农村和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从计量分析结果来看，外出务工经历能有效促进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就业转换，尤其是转向当地企业做普通工。有外出务工经历能够使得务农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换的可能性提高23.3%，转为在当地企业做普通工人的可能性提高41.8%。但是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当地企业做技术工人并没有帮助，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从务农转为自主创业的影响力更大，并且非常显著。和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相比，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从务农转为自主创业的概率会增加56.7%。劳动力外出务工后，不仅实现了非农就业能力的增长，即使是返回农村重新从事农业生产，也会提高农业的产出效率。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后，从事农业生产的投资回报也会高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劳动者。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流动已成为农民群体能力变迁重要的结构性力量，尤其是对于那些位置偏远、信息闭塞的地区。外出务工的“去地域化”对于传统农户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地域性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而对于回流者来说，他们扮演着回归农村和农村社会重构的双重角色。回流劳动力属于走出乡村但未被城市工业体系所吸收的群体，在外务工期间积累的资本和能力回到家乡后重新找到了“用武之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亿万农民流动于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却没有引发社会动荡，农村家庭及其家庭禀赋对外出务工劳动力的重新接纳发挥了重要的“减压阀”作用。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不仅仅是简单的回归，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实现了个人能力的发展，为中国农村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应该以更为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和回流。外出务工是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重要途径，各级政府应该为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提供更为宽松的制度环境，要进一步改革城乡及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培育信息、劳务输出中介组织，通过技能培训和政策扶持，提高回乡民工的创业能力和多方位发展的机会。
外出务工对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逐渐显现。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将是通过引入回流劳动力在外务工期间的职业类型、职业技能和工作经历等变量详细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我们将通过分析农村劳动力对家庭禀赋的利用状况来研究劳动力回流后实现能力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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