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迁移劳动力返乡后，利用外出务工期间积累的资本、技术从事自我经营，或者创办实业，发展新的产业，成为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新现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迁移劳动力回流后个人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回流劳动力就业行为和收入能力，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职业转变和创业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迁移劳动力返乡以后，是否会促进技术的改进和新技能的传播。迁移劳动力回流后的就业选择将对回流地的就业结构、就业机会和工资结构等产生怎样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关键词：迁移劳动力回流；个人发展；职业转变；创业参与
【来源】石智雷.劳动力回流后的个人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西北人口,2012,33(03):79-83.
城乡间的自由迁移改变了农民原有的发展空间，虽然当前的中国农户外部形态变化不大，但是开放条件下的农民与传统的小农在性质上已有很大的差异。单从经营规模上看，当今中国的农民仍然是以小规模的家户进行生产和生活，但是，现在的小农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封闭状态下自给自足的小农。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市场化的加深，农民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他们的交换、就业、生活及个人发展空间急剧扩张，其速度与范围比过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延伸的还要快、还要大，他们已经被卷入或者融入了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化体系中（徐勇， 2006）。在这个过程中，对于那些处于封闭向开放状态转变的村落来说，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与回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外出务工对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影响，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对农民自身能力的影响上。近些年大批农村迁移劳动力离城返乡，对于农村和农业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他们自身就是农村劳动力的组成部分，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外出劳动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迁移劳动力返回农村后，利用外出务工期间积累的资本、技术从事自我经营，或者创办实业，发展新的产业，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在 2000 年我国返迁人口占所有省际迁移人口的 5.276%，占全国人口的 0.1446%，由此推算出全国返迁人口的规模大致为1795789 人（周皓、梁在，2006）。另外，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 2006 年底的统计，全国累计有 1.2 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同时，近 500 万迁移劳动力回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开办工商企业，兴办的企业总数约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 1/5（陈卫洪、漆雁斌，2009），回乡创业的迁移劳动力人数约占各地外出迁移劳动力总数的 3%-8%（刘唐宇，2009）。
在当前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的背景下，迁移劳动力回乡创业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意义。关于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后就业选择问题，得到各级政府和民众的极大关注，学术界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并且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劳动力回流后的就业状况
1.外出务工经历与个人能力发展
关于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个人素质和能力的影响，学术界已有广泛的探讨，但是还没有统一的认识。部分学者认为，回流劳动力多是因为外出务工失败了，或者没有实现期初的迁移目标（Gmelch，1980）；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很难在城市中找到工作并适应城市生活；外出务工经历对他们自身人力资本或者社会资本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改观和进步，在外务工期间也没有获取充足的技能（Stark，1995），或者在返回农村后没有机会和能力来应用在外学得的技能（Gmelch，1980），回流后还是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其平均的家庭收入水平低于未外出农户（Bai，He，2003）。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外出务工提高了迁移者的个人素质和能力。Galor and Stark（1990）认为迁移本身就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外出务工者获得了技术、知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为人处事等各方面的能力也有所提高。外出务工对迁移者个人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回流者的经济行为上，包括社会资本的增加（Ma，2002）、生产效率的提高（Zhao，2002）、职业的转变（Ma，2001）等方面。 Ma（2001）还分析了外出务工者人力资本积累的最佳时间，研究发现，根据边际效应递减规律，6 年是外出者人力资本最佳的积累时间，这时回流对家乡的影响也最为明显。罗凯（2009）研究发现，农村迁移劳动力返乡后，他们在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竞争力比外出务工之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收入也有明显增长。
另外，外出务工经历还可以提高迁移者的个人交际能力和社会资本。Ma（2001）实证研究研究显示，当固定外出务工经历和文化程度后，社会关系的收入回报达到40%，主要的关系资源包括主管财务和企业的官员（37%）、乡村干部（29%）、亲戚和朋友（18%）以及乡镇和县城干部（12%），其中，有 50%的关系是直接发生联系的，回流者的很多关系资源都是非常有用的。
2.外出务工经历与职业转变
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职业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 相当大比例的迁移劳动力回流后已不再从事原来的农业劳动（Ma，2001），他们利用在外务工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以及社会关系等发展非农产业，如开办企业、从事服务行业（King，Mortimer，et al，1984），以及投资开发性农业（Murphy， 1999）等，以追求人力资本更高的经济回报。罗凯（2009）利用 9 省市 6 年的农户跟踪调查数据，回归模型显示，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者的职业转换有显著且非常稳健的促进作用，这种经历能够使其回流后转换职业的可能性提高 60%左右。迁移劳动力回流后从事非熟练工种、服务业和熟练工种等主要非农职业的比重明显高出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参与创业的概率也提高了一倍，而回流后依然务农的比重从 80. 61%降至 52. 6%。王西玉等（2003）根据我国 9 省 13 县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回流劳动力依然从事传统种植业的占 48.5%，而已经转变职业从事非种植业的占到回流者的 51.5%；从事非农职业的具体行业分布依次为工业18%、建筑业 11%、商业 9%、运输业 6%、服务业 3%、农产品加工业 1%。
在外务工特征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后的就业选择有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他们选择非传统结构的从业。白南生和何宇鹏（2002）利用安徽、四川两省农户调查数据，就外出时所从事的行业对回流后的就业选择的影响做了统计分析，将回流后在本地从事非农务工、从事规模化养殖和水产养殖、从事非农 经营性职业做了合计，其中在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在建筑业从业者中占 18.1%，从事农业者中占 15.2%，在服务业从业者中占 14.8%，在工业从业者中占 10.0%。在外务工期间从事农业者回流后在当地务工的比重 (3.0%) 远低于其他行业从业人员 (11.5%)，曾从事工业者回流后务工的比重(8.7%)低 于全部回流者的总体水平(11.2%)，曾从事建筑业者回流后务工的比重(13.7%)相当高，非农经营比重 (3.6%)在各大行业分组中最高。在服务业大类中，曾从事批发零售餐饮业者回流后从事非农经营的比重最高，达到 4.7%。
也有学者研究认为，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返乡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和职业转变影响并不明显。Zhao （2002）研究认为，返乡后迁移劳动力的职业和消费行为与本地从未外出务工过的农民和仍在外地务工的迁移劳动力之间并无明显差异，较为显著的只是返乡劳动力用于农业生产资本的投入显著高出其他群体。
3.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创业
在农村返乡劳动力中，有一部分人群是以回乡创业为目的的主动回流。虽然回乡创业者在所有回流劳动力中的比重还相对较小，但整体来看，回乡创业的农村迁移劳动力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创业者对农区的实际价值和意义已经超过其本身的创业活动，对农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王西玉，崔传义和赵阳，2003）。关于农村迁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现在还未见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和统计，但从一些学者对返乡创业者进行的跨省份大规模调查以及部分区域的典型调查中，大概可见我国农村迁移劳动力回乡创业的规模和趋势。
1997 年，在我国 9 省(市)13 个县对 136 个村所做的大型调查研究中，回乡创业者占到所有被调查的回乡农村迁移劳动力总数的23.8%，占当地农村迁移劳动力总数的15.5%；在737名回乡劳动力中，做小生意(含开车跑运输)的占49.4%，创办企业的占到了18.2%（王西玉，崔传义和赵阳，2003）。1999 年对安徽、四川两省 62 县、5484 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回流地所从事的职业中，在本地务工 11.2%， 规模化养殖和水产养殖 1.6%，非农业经营性职业 2.7% ，非农业经营性职业中经商、开店 1.4%，经营 饭馆、舞厅、歌厅等服务业 0.6%，办企业、开公司 0.3%，运输 0.3%（白南生、何宇鹏，2002）。2002 年对信丰、林州、天长三县 30 个村的调查数据显示，回乡创业者占当地农村迁移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为 15.9% （王西玉，崔传义和赵阳，2003）。2009 年在湖北省恩施州 1019 位返乡农民工及其家庭状况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有创业意愿的占43%，正在创业的占23%，现在没有创业打算的为32.1%，可见迁移劳动力回流后更倾向于自主创业，并且正在创业的比重有所增加（石智雷等，2010）。
一些学者对县级区域的返乡创业现象做了典型调查和分析。1996 年陕西省山阳县己有 1500 多名劳务输出人员相继返乡创业，他们已累积投资 4000 多万元，开发山地，兴办或并购企业等。目前，返乡创业者已成为该县的投资主体（程春庭，2001）。截止 1996 年，安徽省无为县累积有 5000 多人回乡创业，已创办了 900 多家各类企业，创造了 4 万多就业岗位（程春庭，2001）。2003 年，江西万年县回乡创业 的农村迁移劳动力占所有农村外出劳动力的 1.3%，而这一数据比全省平均数据低 1.5%，折射出江西省回乡创业的农村迁移劳动力约占全省农村外出劳动力的 2.8%（胡明文，2006）。截止 2004 年，安徽省无为县回乡创业者群体有1万多人，独资或参股兴办起 1100 多家各类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 6.9 亿元（凌斌、王勇，2006）。
另外，也有学者对迁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类型做了调查分析。王西玉、崔传义和赵阳（2003）通过对 9 省(市)的 13 个县 136 个村的回乡民工调查分析，认为迁移劳动力返乡创业以小型企业为主，同时又以个体私营企业占绝大多数，这些企业虽然从事了非农产业，但仍然没有离开农业，兼业经营是一个重要特点。韩俊和崔传义通过对全国 28个省的 101 个县关于迁移劳动力回乡创业问题的调查研究，认为迁移劳动力回乡创业以第一代迁移劳动力为主，多数从事个体和私营，企业规模较小，半数选择在离家较近的小城镇创业（韩俊、崔传义，2007）。 石智雷 等（2010）在湖北省的研究发现，迁移劳动力返回家乡选择创业的类型多是和农业相关的产业，统计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 77.8%的人会选择和农业相关的产业 ，其中比重最高的是选择种养专业户（46.4%），其次是选择农产品加工 （10.4%）， 也有 9.2%会从事农资经销，选择从事观光农业等现代业的也占了较大比重。
二、回流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对回流劳动力就业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主要从回流者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区和制度环境等因素展开的。
影响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个人因素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在外职业及收入状况等等。其中，年龄是影响返乡劳动力再就业选择重要因素。董伟才（2007）通过对湖北省部分县市进行专题调研，研究认为来至劳务输出起步较早的县市里那些文化程度较高、有一定技能并且有市场头脑的中青年迁移劳动力更倾向于返乡创业。Piracha 和 Vadean （2009）研究认为，年龄越大迁移劳动力回流后越倾 向于从事自我经营，但是这一效应只是在 10%水平上显著。Arif and Irfan（1997）研究发现，相对于 30 岁以下或者 40 岁以上的回流者，青壮年（30-39）劳动力返乡后就业转变的概率较低，一般还是会从事外出就业前的职业。
受教育状况对回流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有着促进作用。张善余和杨晓勇（1996）调查发现，返乡创业的迁移劳动力以 30-40 岁、初高中文化程度的男性劳动力为主，且大多有一定的专业技术。Piracha 和 Vadean（2009）研究认为，文化程度较高在外流动时间较长的劳动力回流后倾向于选择不同于流出前的职业；中学文化程度、在外流动时间较长对劳动力返乡后从事非农务工有些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学文化程度对迁移劳动力回乡创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经过大学教育的回流劳动力则不倾向于从事自我经营。罗凯（2009）通过对中国 9 个省份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文化程度越高的迁移劳动力回流后越倾向于从事非农就业，创业参与的积极性也越高，且都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Arif and Irfan（1997）和 Ilahi（1999）的早期研究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在文献中，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教育对于回流后从事非农就业有显著的负作用，Mesnard(2004)就研究认为，文化程度越高的迁移劳动力回流后越不倾向于从事自我经营（创业）。这可能是与 Mesnard 的调查地点突尼斯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有关，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劳动者在突尼斯就可以在一个当地的大公司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不错的工作，并且这种就业机会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所以只有文化程度很低的才去从事私人经营（Blanchflower and Oswald,1990）。
在外流动时间和就业状况也会影响回流者的就业选择。 Arif and Irfan（1997）研究认为，劳动力在外流动时间越长，回流后越倾向于转换职业；并且在外就业期间往家乡汇款越多回流后一般也不再从事原来的职业。Ilahi（1999）认为，劳动力在外务工期间积累的经济资本是其回流家乡后职业转换的决定因素，实现了较高的经济资本积累的人回乡后易于选择自主创业，而经济资本积累程度较低者回流后更倾向于从事被雇劳动。罗凯（2009）研究发现，在外务工时间对劳动力回流后职业转换的效应显著为正，在使用多种控制组合进行的回归分析中，这一效应基本稳定在4%水平。而Zhao（2002）以及 Taylor 等（2003）则研究认为外出务工对职业转换作用并不明显。罗凯（2009）对这一差异的解释是，外出务工经历对职业转换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外出务工时长对职业转换的作用是在外出务工经历作用基础之上的累加，它在幅度上也相对小得多。
家庭因素对回流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的家庭依附性（石智雷、杨云彦，2009）及其对家庭资源的有效利用上，后者也是在就业选择中个人发展能力的拓展。可以拓展个人发展能力的家庭因素主要有家庭经济水平、财富状况、土地数量、社会资本等等。 Ilahi（1999）研究发现，家庭的土地数量对劳动力回流后继续从事农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Piracha 和 Vadean（2009）研究认为，家庭的经济地位对迁移劳动力回乡创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劳动力就业的家庭依附性主要是指家庭赡养或者子女养育等负担对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Mesnard（2004）研究认为已婚和家庭规模对突尼斯 的迁移劳动力回流后从事自我经营（创业）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并解释说，家中孩子较多的回流者更倾向于自己从事个体经营，这样孩子长大后至少不会失业，并且从事自我经营也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 Piracha 和 Vadean（2009）研究认为，婚姻状况和家庭规模对回流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已经结婚、家庭规模较大的劳动力回流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几率更大些，并且都在 1%水平上显著。罗凯 （2009）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对回流者就业转变的影响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已经结婚的迁移劳动力回流后一般不倾向于转变职业，还会延续外出就业前的工作。石智雷等（2010）研究发现，户主的受教育状况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随着户主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返乡农民工家庭选择创业的比重在逐渐上升。
另外，劳动力回流地金融信贷的可获得性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后创办企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回流者从事个体经营没有显著的作用（Piracha、 Vadean2009）。
三、简评与启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对于劳动力城乡迁移的研究和相关迁移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从城市的角度出发(蔡昉，1996；宋洪远，2001)，即使是对农村劳动力回流的研究也是多关心于“民工荒”对城市部门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蔡昉，2008)，而缺乏从迁移劳动力自身和农村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尤其是劳动力回流对迁移者自身和农村发展的 影响的相关研究还很少。关于迁移劳动力回流后就业选择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就业行为和收入能力的影响，考察和分析迁移劳动力返乡以后，是否会促进新技术传播和传统技术的改进，是否能提高农村居民的劳动生产率和家庭收入。
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已经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后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有定性分析，也有基于调研数据的经验论证；但是对于迁移劳动力回流后就业和创业选择的研究，仍是以描述统计为主，缺乏对作用机制和综合效应的深入研究；探讨影响迁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因素也主要是主要从个人特征的角度，很少以家庭决策为视角，更缺乏对家庭要素禀赋影响效应的深入分析；现有文献多是对返乡劳动力群体就业行为的研究，而缺乏纵向和横向的对比研究，比如劳动力外出务工前后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变化。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个人能力的影响，会在该劳动力 的就业选择上有着根本的体现；而迁移劳动力返乡后的就业选择，尤其是创业行为，还会在很大程度受到家庭禀赋和家庭决策的影响，可以认为家庭禀赋是返乡劳动力个人能力的一部分。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就业选择将对回流地的就业结构、就业机会和工资结构等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农村劳动力回流后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将是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而这一部分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且没有比较一致的观点。 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劳动力回流，不仅带来了“智力回流”和技术扩散，而且扩大了当地商业投资的供给，增加了就业机会（Ma Z D 2002；Zhao Y H，2002）。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则认为回流劳动力多是外出就业不成功被动返乡，没有积累足够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不会对农区产生重要的影响 （Stark O，1995；Piracha， Vadean，2009）。这类问题的研究将对劳动力回流趋势的把握、农区经济的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2-8.
[2]周皓，梁在.中国的返迁人口: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J].人口研究，2006，30（3）：61-68.
[3]陈卫洪，漆雁斌.贵州返乡农民工创业问题分析[J]. 贵州农业科学，2009，37（7）：228~231.
[4]刘唐宇.农民工回乡创业问题:研究述评与进一步研究的思路[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9（2）：34-38.
[5]Gmelch，G. Returning migration[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80（9）：135-159.
[6]Stark，O. Return and dynamics：the path of labor migration when workers differ in their skills and information is asymmetric[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97（1）：55-71.
[7]Bai，N. S. and He Y. P.，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versus continuing to work in the cities：A study on rural urban migrants and their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J]. Social Science in China，2003 （4）：149-159.
[8]Galor，O，and Stark，O. Migrants’ savings，the probability of return migration and migrants’ performance[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0，31（2）：463-467.
[9]Ma，Z. D. Urban nabor-force experience as determinant of rural occupation change: evidence from recent urban-rural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1，33（2）：237-255.
[10]Ma, Z. D. Social-capital mobilization and income returns to entrepreneurship：the case of return migration in rural Chin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2，34（10）：1763-1784.
[11]Zhao, Y. H.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2，30（2）：376-394。
[12]Murphy，R. Return migrant entrepreneurs and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two counties in south
Jiangxi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9，（11）：661-672.
[13]King，R.，Mortimer，J.，et al. Return migration and tertiary development：a calabria case study[J].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1984，57（3）：112-124.
[14]罗凯.打工经历与职业转换和创业参与[J].世界经济，2009（6）：77-87.
[15]王西玉,崔传义,赵阳.打工与回乡:就业转变和农村发展—— —关于部分进城民工回乡创业的研究 [J]. 管理世界，2003（7）：99-109.
[16]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 —— —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02（3）：64-77.
[17]石智雷，杨云彦.家庭依附、人力资本与城乡女性劳动力供给研究[J].青年研究，2009（5）：16-26.
[18]程春庭.重视“返乡创业”增强县域经济整体发展能力[J].中国农村经济，2001（4）：68-72.
[19]凌斌,王勇.回乡创业是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以安徽省无为县为例[J].特区经济， 2006（4）：355-357.
[20]韩俊,崔传义.农民工回乡创业热潮正在兴起[N].中国经济时报，2007-12-27.
[21]胡明文.外出农民工回乡创业现状分析—— —以江西万年县为例[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6（1）：56-59.
[22]石智雷，谭宇，吴海涛.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0（5）：:25-37.
[23]董伟才.昔日输出农民工今朝迎回创业者—— —关于湖北省农民工回乡创业的调查[J].中国就业， 2007（9）：40-44.
[24]车鸣.对“非典”引发的农民工返乡潮的思考[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9（4）：46-49.
[25]Piracha，M. and Vadean，F. Return migration and occupational choice. University of Kent and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3922，January，2009.
[26]Arif，G. M. and M. Irfan. Return migration and occupational change：the case of pakistani migrants returned from the Middle East[J]. 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36，no.1，1997：1-3.
[27]张善余，杨晓勇.“民工潮”将带来“回乡创业潮”—— —以安徽省阜阳地区为例[J].人口与经济， 1996（1）：43-47.
[28]Ilahi，N. Return migration and occupational change [J]. Re
[29]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3（2）：170-186. Mesnard，A. Temporary migration and 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 Oxford Economic Papers，2004，56 （2）：242-62.
[30]Taylor，J. E.，Rozelle，S and Brauw，A. Migration and incomes in source communities：a new economic of migration perspective from China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52 （1）：75-101.
[31]蔡昉.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1）.
[31]宋洪远.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手稿[Z].北京天则经济 研究所第205次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2001-11-30.
[32]蔡昉.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