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市民化和城市融入问题已成为当前学术界和政府管理者关注的焦点。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城乡预期和长期保障的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模型，并利用 1998 年和 2005 年武汉市迁移劳动力调查数据验证了这一模型，计量结果显示，城乡预期和长期保障状况是影响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重要因素，但是其影响效应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异。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和个人发展预期逐渐趋于理性；在 1998 年左右迁移劳动力是否打算融入城市更多地是考虑城乡收入差异，而在 2005 年左右开始重视长期保障问题。以农村家庭禀赋为基础形成的长期保障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迁移劳动力融入城市的动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影响机制的变迁。
关键词：城乡预期；长期保障；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
【来源】石智雷.城乡预期、长期保障和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入[J].公共管理学报,2013,10(02):75-84+140.
1 引言
改革开放 30 年后的今天，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迁入城市务工、经商，但是并未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城市化过程那样，实现市民化的真正转变。如果农村迁移劳动力长期处在城市的边缘，不被城市认同接纳乃至受到歧视，无法融入城市社会， 就很有可能成为城市社会中的新贫困群体，这不仅会加重城市政府的经济压力和社会负担，也会导致这一群体对城市社会普遍怀有一种疏离感和敌对心态。这种不彻底的转移方式，一方面起不到减少农民、使土地向务农劳动力稳定流转和集中的作用，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另一方面农村迁移劳动力不能在城市定居，也不利于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阻碍中国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农村迁移劳动力（以下简称为迁移劳动力）的市民化和城市融入问题已成为当前学术界和政府管理者关注的焦点。从 2004 年开始，民工荒由珠三角始发，然后慢慢向长三角扩张，并逐渐蔓延到中西部劳动力迁出大省。而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需求急剧萎缩，导致我国出口明显下降，沿海地区大批工厂开工不足甚至倒闭，伴随的是大量迁移 劳动力的离城返乡。在“民工潮”未退，政府仍在为 如何消化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而绞尽脑汁的同时， “民工回流”、“民工荒”并存的现象，一直是困扰国内外学术界的难题。在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大批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困难，甚至是回流农村的行为，更是以往的劳动力迁移理论所不能解 释的。
在国内外已有关于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研究。早期的一些研究往往把流动人口的非永久性迁移作为一种中国所特有，且主要产生于户籍制度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现象来研究。张翼实证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将自己的户口“非农化”，主要原因在于想保留“承包地”和“宅基地”。非永久性迁移行为并不为我国所特有，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十分普遍，但常被常规数据所掩盖。除了户籍制度之外，迁移劳动力个人素质和能力、劳动力市场的内部分割和固有波动以及企业的用工策略等都是影响劳动力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赵艳枝实证研究表明，在迁入地工作时间长、工作稳定、家庭式流动、在迁入地已购买和自建住房、原来属于农业户籍的人口更愿意在迁入地定居。李强和龙文进研究了迁移劳动力人力资本对其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就越强。秦昕等则基于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理论实证研究认为，农民工的工作特征影响他们的工作认知，进而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合，农民工感知到的工作社会地位越高，城市融入意愿越强。李树茁、任义科和靳小怡等采用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分析了以社会支持网络为代表的行为融合现状对现实和未来的情感城市融合意愿的影响。童雪敏、晋洪涛和史清华调查研究发现，拥有人力资本和新型异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以老乡交往为代表的同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起阻碍作用。石智雷则认为迁移劳动力之所以难以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转变，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个人发展能力的损失和贫困。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普遍注意到户籍制度、流入地经济和社会结构、个人素质和社会资本等因素对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影响，但从城乡预期或者长期保障的视角展开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缺乏基于多年调查数据的纵向对比分析。有学者注意到了在城收入的增加对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促进作用 ，孟颖颖和邓大松进一步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在融合的初期与中期对融合程度的提高有显著的正效应，融合后期收入水平的继续增加并不能带来融合程度的明显增进；Taylor 和 Martin 甚至认为只要存在城乡发展差距，农民工的进城及其市民化趋势就不可逆转。但这些学者都没有对城乡收入预期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文的重点在于考察城乡收入预期和长期保障状况对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影响，以及不同时期这两组因素影响效应的差异。以城市融入为目标，考察城乡收入预期和长期保障的影响效应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城乡收入差距和长期保障应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分别所具有的时代命题。经典迁移理论认为城乡收入预期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国内缺乏经验论证。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都在发展，迁移劳动力对城乡收入的预期也在变化。那么不同时期的城乡收入预期是否对于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入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期保障状况是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转变中，是否体现了农村劳动力城乡迁移和个人发展预期的理性化？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到 90 年代末“三农问题”进一步凸显。进入 21 世纪，中央开始推行第二次农村改革，倡导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加大对农村发展的政策倾斜。从 2000 年开始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到 2005 年全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文章选取的抽样时间为 1998 年和 2005 年，前者代表城乡收入差距的峰值时期，后者代表中国全面推行惠农政策时期。另外，从 2004 年 8 月份开始湖北省全面推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放宽对申请迁入城市投靠亲属的条件限制，实行户口迁移准入制度。武汉市 2005 年的抽样调查数据，也为我们研究户籍制度改革后户籍差异对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影响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农村劳动力跨城乡、跨区域转移的最终结果是要么返回家乡，要么选择城市融入。关于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研究有两个思路，一是对于已发生行为的探讨，即研究迁移劳动力中已经实现城市融入的群体，这是整个迁移过程的结束状态。但是在现有的文献研究中还未有大家所普遍接受的衡量迁 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指标，且城市融入的目标群体都没有统一认识。另一种思路是对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研究，这是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前 提，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一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研究对象是当前正在城市务工的迁移劳动力。态度决定行动，也会影响着城市融入的能力。本研究采用的是第二种思路。关于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决定因素中，重点考虑的是迁移劳动力的城乡收入预期和长期保障状况。
2.1 城乡收入预期与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入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们一直在探讨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影响，认为收入差距在城乡迁移决策中占据中心地位，它直 接或间接地决定了迁移规模、区位选择和迁移时间等。而在托达罗迁移模型中，城市是存在失业的，决定城乡迁移的不是城乡收入差距，而是考虑了在城市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的城乡预期收入。斯塔克在检视了托达罗及其许多延伸的理论模型后发现，预期收入的概念几乎成为这些模型探讨迁移行为时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与动机。在托达罗的理论中，劳动力的迁移主要取决于相对经济利益的刺激，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劳动力的经济预期，也就是心理上的考虑和认识，而不是实际的城乡工资差异。其中，预期的差异由实际的城乡收入差异和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两个变量相互作用决定，或者说城市预期收入是经过城市失业率和工业扩张率调整过的现代部门的工资。同样对于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市社会，也会受到城乡收入预期的影响。只是迁移劳动力对于城乡的预期不仅仅是在城市和农村的收入以及获得工作的概率，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如在城市的生活成本、适应性、未来发展空间以及农村经济状况的改善等等。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的生存费用（生存成本）。城市生活支出要远远高出农村的生活支出，这部分多出的生活成本对理性劳动力的流动决策影响绝不能忽略。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在考虑是否继续留在城市时，就会衡量扣除迁移成本、城市生活成本和行政管理费用的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差额。
在托氏的模型中，城乡收入预期的差异由实际的城乡收入差异和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两个变量相互作用决定，或者说城市预期收入是经过城市失业率和工业扩张率调整过的现代部门的工资。在随后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依然采用可测算的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来解释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而很少经验论证城乡收入预期的影响，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城乡收入预期数据在抽样调查中不易获得，另一方面以往的研究多是使用统计年鉴数据，变量选择上有局限。在本研究中引入的城乡收入预期和托达罗模型中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异，这里的城乡收入预期是迁移劳动力对自己未来一段时间在城和回乡收入的直接感知，它是受访者综合考虑自身能力和城乡当前实际工资水平的一个理性预期值。较之托达罗使用的城乡收入预期，这个数值更能体现迁移劳动力个体性差异，可以更有效地反映收入预期对个人行为意愿的影响。
假说 1：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入意愿和他们的城市收入预期正相关,与农村收入预期和城市最低生活成本负相关。
2.2 长期保障与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入
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关键和主要障碍是能否获得有效的社会保障。如果进城务工的目的仅仅是增加收入，那么，农村迁移劳动者的决策会比较灵活。当城镇就业困难、城镇务工收入下降或在乡工作收入增加时，农村迁移劳动者可以回乡；而当城镇就业形势好转、城镇务工收入增加或在乡收入减少时，他们又会再度进入城镇。也就是说回流已经是他们迁移计划中的一部分。但是迁移劳动力一旦把定居作为进城务工的目的，就不得不从长期乃至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考虑定居城市所需的收入和支出。
由于城市社会保障机制滞后，企业因为社会责任弱化导致的用工制度不规范及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抵触，以及迁移劳动力较强的流动性而引起执行上的困难，迁移劳动力在经济收入上的窘迫、自身可支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所导致参保的理性规避等诸多原因，将迁移劳动力直接纳入城镇社保 体系和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在现行条件下还存在很多困难。在现阶段迁移劳动力既有农民身份，并且一般在农村还有家庭和财产，现在又在城市务工、生活，他们有着城乡居民的双重身份和特征，本研究从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来分析迁移劳动力的长期保障状况，在农村是家庭禀赋，在城市则是和户籍制度相关的一系列福利。
家庭禀赋。在农村的家庭禀赋是为迁移劳动力回流后提供长期保障的一个主要来源，一旦在城市失业或者生活不下去，甚至由于城市就业和生活的波动，他们就会选择回流农村。尤其是一些迁移劳动力过了一定年龄或者身体状况不好就会选择回流。因为家庭禀赋可以为回流者提供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和资源，并且对农村家庭禀赋的应用门槛较低，年龄较大、身体状况不佳的回流者也可以耕地务农，凭此生活。但是迁移劳动力要维持对家庭禀赋的所有权，他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投资，需要和农村家庭保持稳定的联系，比如在节假日返回农村，往家乡汇款，或者为家乡亲戚朋友提供外地的就业信息等等。
假说 2：以家庭禀赋为基础的农村长期保障会削弱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动力，包括家庭禀赋的增长和维持家庭禀赋的投资。
城市户口。20 世纪 80 到 90 年代，人们关注的是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使广大农民获得合法、平等的在城市就业的权利；进入 21 世纪，人们进一步关注到与迁移劳动力城市就业相联系的社会保障权利，如失业保险、退休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近些年人们的注意力开始从迁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权利转向公民保障权利，如义务教育权利、生存保障权利（指最低住房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权利）等。然而，中国的户籍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公民权利实现具有“属地化”特征，即获取义务教育、生存保障权利等公共产品的权利是以地方户籍身份为凭证的。另外，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管理制度，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从身份上区分开来，更是导致了依附于城乡二元管理制度上的一系列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所以，迁移劳动力要实现自己在务工城市的劳动保障权利和公民权利，就必须获得务工所在地的城市户籍，以获得在城市生存发展的长期保障。
假说 3：户籍制度依然是阻碍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不能获得城市户口的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较低。
假说 4：从 1998 年到 2005 年，城乡收入预期和长期保障对迁移劳动力城乡融入的影响发生了明显变化。
3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3.1 永久性迁移与城市融入意愿的测量
从国外移民研究的报告来看，永久的定居迁移并不是所有移民的选择。虽然暂时性与永久性劳动力迁移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但是中国特有的城乡户籍制度似乎使得中国城乡间劳动力的循环与永久迁移的区别具有了特别的意义。Goldstein 将中国户籍制度下的人口迁移按照是否打算返回原居住地区分出循环（Circulatory）和永久（Permanent）迁移。Woon 根据已经（或者打算）获得迁入地的户口将不打算返回原居住地的永久迁移再区分为合法性（De Jure）永久迁移和事实性（De Facto）永久迁移。但是对于城市融入测量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从国内相关研究来看，融入城市也不是所有迁移劳动力的选择。侯红娅等在全国 25 个省份完成的 1182 份问卷调查显示，只有45．99％的农村流动人口愿意“放弃土地和农业劳动，进入城市居住并从事非农工作”。蔡禾和王进利用在广东珠江三角洲 9 个城市的迁移劳动力抽样调查，研究发现有 43．85％的迁移劳动力表示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有 60．38％的人表示不愿意把户口迁入打工城市。李强和龙文进根据北京市八城区迁移劳动力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描述发现，有50％左右的迁移劳动力“愿意放弃承包地成为城市居民”，有 25％迁移劳动力明确表示“更愿意回农村老家”。
本研究也是对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考察，问卷中设置的问题为：“你将来是打算留在城市居住生活还是返回农村？”回答选项有 5 个：（1）希望留在武汉市，并融入城市社会，不回农村；（2）争取留在这个城市，不行就换个城市，总之要留在城市；（3）争取留在城市，真不行就回家；（4）在城市务工一段时间就回农村；（5）还没有明确意向。
关于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决定因素中，重点考虑的是迁移劳动力的城乡收入预期和长期保障状况。
统计结果显示（见表 1），在 2005 年数据中，选择（1）人数最多，占迁移劳动力的 41．7％，比 1998 年高出10 个百分点。总体来说，有 76．4％的迁移劳动力希望留在城市工作生活，并且有一部分人（57．9％）下了决心努力争取融入城市，这一部分人有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也有对自己城市生存能力的自信。可见，从 1998 年到 2005 年迁移劳动力融入城市的意愿有所增强，有融城意愿的比重也在增加。
3.2 抽样与数据介绍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分别在 1998 年和 2005 年对武汉市迁移劳动力做的两次抽样调查。这两次调查使用了基本相同的一套迁移劳动力调查问卷。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武汉市 7 个主城区的 50 个社区，共涉及 44 个街道；每个社区又随机抽取 15 户迁移劳动力户作为调查对象，选择其中的 12 户组织专门调查员入户调查。1998 年调查迁移劳动力家庭 1651 户，2005 年调查 593 户。以下解释实证研究框架中的主要变量的度量，表 2 对这些变量做了基本的统计描述。
3.3 变量设置
3.3.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意愿，设置的四个选项分别是：（1）希望留在武汉市，并融入城市社会，不回农村；（2）争取留在这个城市，不行就换个城市，总之要留在城市；（3）争取留在城市，真不行就回家；（4）在城市务工一段时间就回农村。 选择（1）（2）（3）设置为 1，选择（4）设置为 0。下面是模型中所使用解释变量的介绍。
3.3.2 解释变量
在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因素中，将重点考察城乡预期和长期保障状况的影响，另外还引入了迁移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和在外就业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城乡预期。在模型中引入的城乡预期变量有四个，分别为城市收入预期、农村收入预期、城乡收入差距预期（通过城市收入预期减去农村收入预期计算所得）和在城最低生活成本估计。在 1998 年和 2005 年武汉市调研数据中，我们对迁移劳动力的城乡预期收入做了调查。统计分析显示，从 1998 年到 2005 年迁移劳动力对城市和农村的收入预期都有所增加，农村预期收入的增长幅度稍大于城市预期收入，前者增加了 62．74％，后者增加了 61．91％。在 2005 年，迁移劳动力对城市的预期收入平均为每月 729．14 元，对农村的预期收入人均为每月 354．92 元。
长期保障。由于迁移劳动力既有农民身份，并且一般在农村还有家庭和财产，现在又在城市务工、生活，他们有着城乡居民的双重身份和特征，本研究从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来分析迁移劳动力的长期保障状况，在农村是家庭禀赋，在城市则是和户籍制度相关的一系列福利。
家庭禀赋包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等等，为迁移劳动力提供长期保障的主要是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可以为劳动力就业再选择提供支持，在模型中用进城务工时所使用的社会网络来做代理变量。问卷提供了“在外务工取得工作的主要途径”问题项，本研究将“通过社会网络”设置为 1，“自谋职业”设置为参照组。家庭自然资本是劳动力回流农村后的生活保障性资源，在模型中用耕地数量来衡量，为连续变量。
迁移劳动力和家乡的联系，如往家乡汇款、通信等等，一方面可看作是迁移劳动力对家庭禀赋的 投资，另一方面也体现着迁移劳动力和家乡联系的紧密度。问卷提供了“您目前和原住地有何联系（可选多项）”，4 个选项为：（1）向家人或亲友汇款；（2） 经常给家乡亲友通讯；（3）为家乡亲友提供各种就业与经济信息；（4）联系很少。为了实现变量的二分，将（4）联系很少设置为 1，选择其他三个任何一个或多个的都设置为参照组（设为 0）。
迁移劳动力要实现自己在务工城市的劳动保障权利和公民权利，就必须获得务工所在地的城市户籍，以获得在城市生存发展的长期保障。解决迁移劳动力的城市户籍，是减少大规模的乡－城循环 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实现迁移劳动力融入城市社会的根本选择。在模型的变量选择中，将“您最需要政府提供的帮助”第一选择认为是“容许迁入户口” 设置为 1，其他如增加就业机会、保障权益等设置为参照组。
控制变量。在以上这些关键变量之外，还在计量设定中控制了迁移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和在外就业状况，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在外就业状况包括是否参加技能培训、在外就业类型、在外务工时间以及转换工作次数等等。在统计分析中，主要运用了二元变量的处理方法，如对于“性别”，“男”赋值为 1，“女”赋值为 0；对于“婚姻状况”，“已婚”设置为 1，“未婚”设置为 0；“参加过技能培训”设置为 1，“没有参加”设置为 0；在外就业类型中，“雇主”设置为 1，“雇员”设置为 0。另外，本研究也将转换工作次数设置为控制变量，转换工作两次及以上设为 1，其他设置为 0。转换工作次数也是迁移劳动力在外就业稳定性的衡量指标。
4 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决定因素
4.1 城乡预期和长期保障的影响效应
本部分将城乡预期和长期保障变量分别引入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决定模型，然后将得到的极大似然估计的调整 R2 进行比较，相关结果见表 2。从 2005 年数据的估计结果来看，含有城乡预期、长期保障和控制变量总估计方程的调整 R2 为 0．546，仅含有城乡预期和长期保障变量估计方程的调整 R2 为 0．378，由此也可见本研究所引入的变量对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入意愿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和决定性，尤其是城乡预期和长期保障特征已成为当前影响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主要因素。分别来看，当单独引入反映城乡预期的 3 个变量时，估计方程的调整R2 为 0．118，要小于单独引入长期保障状况变量时的解释力（调整 R2 为 0．26），但是城乡预期和长期保障因素都分别对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入意愿产生了很大的效用（见表 3）。
和 2005 年数据的估计结果相比较，所选入同样的几组变量，在 1998 年模型中解释力明显较小，仅为 0．085。当单独引入反映长期保障状况的 4 个变量时，估计方程的调整 R2 为 0.046，其解释力比 2005 年减小了 5．7 倍。可以认为，长期保障等因素的劳动力迁移效应在 2005 年左右才得以凸显，在 1998 年左右并未得到迁移劳动力足够的重视。
4.2 城乡预期对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
通过表 4~5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无论在1998 年还是 2005 年，城乡收入预期都是影响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重要因素。城乡收入差距预 期和城市收入预期对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入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雇主群体留城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也就是说城乡收入差距预期值越大，劳动力越容易选择留在城市。城乡收入差距预期每增加 1 元，迁移劳动力倾向于留城的概率会增加 0．3 个百分点，其中雇主会增加 1 个百分点。在1998 年数据中，城市收入预期只是对雇员群体城市融入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全体样本中并不显著。农村收入预期对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有着年代的差异，在 2005 年数据中，农村收入预期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在 1998 年数据中，农村收入预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在 1998 年城乡收入差距预期（通过城市收入预期减去农村收入预期计算所得）是影响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主要因素，城市收入的增加使得更多的迁移劳动力愿意融入城市，但是留在城市生活需要成本，只有那些在农村收入能力较强的才有能力实现城市融入。而在 2005 年，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农村收入预期较高的迁移劳动力更倾向于回流农村发展。
另外，在 2005 年数据中，城市生活成本的估计对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城生活成本估计值每增加 1 元，迁移劳动力倾向于融入城市的概率就会降低 0．3 个百分点。在 1998 年城市生活成本估计是正向影响，但是回归系数并不稳定。
4.3 长期保障对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
从模型整体结果来看，长期保障状况是影响迁 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重要因素，但是其影响效应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异。在 2005 年数据的回归结果中，所引入的体现长期保障状况的变量的影响系数都是显著的，而在 1998 年数据中只有 3 个长期保障变量是显著的，且“通过社会网络寻找工作”的影响还不稳定。可见，在 1998 年左右迁移劳动力是否打算融入城市更多地是考虑城乡收入差异，而在 2005 年左右开始重视长期保障问题。
分因素来看，在反映家庭禀赋的指标中，家乡有承包耕地对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入意愿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2005 年数据），发生比值为 0.922，意味着承包耕地数量每增加 1 亩，迁移劳动力倾向于融入城市的概率就会降低 8．4 个百分点。但是在1998年模型中，家乡有承包耕地的影响并不显著。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 1998 年左右，迁移劳动力进城务工更多地是考虑城市较高的预期收入，而对可以提供长期保障的耕地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 2005 年左右，迁移劳动力对长期保障性问题有了更多的关注，也认识到耕地作为保障性资源的重要性。另一种解释是，2004 年之后，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农业发展，耕地产出和农产品价格都开始增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的自身价值开始显现，所以家庭耕地较多的迁移劳动力回流意愿会更强一些。
社会资本是迁移劳动力家庭禀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因素，它有着更为广泛和开放的外延。从 2005 年数据的回归结果来看，迁移劳动力在城市里通过自身和家庭的社会网络获得工作，对他们的城市融入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有着非常强的边际影响力。也就是说丰 富的社会资本，尤其是能够在城市中提供支持的社会资本，会增加迁移劳动力融入城市的意愿,并且对雇主的影响更为明显。但是在 1998 年的模型中， 社会网络对迁移劳动力留城意愿的影响系数为负，丰富的社会资本使得迁移劳动力在当时更倾向于回流农村。从调查样本来看，在 1998 年数据中以 20 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第一代迁移劳动力为主，占了总样本的近 1/2，在 2005 年数据中以 70 年代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为主，占了总样本的 60％左右。 第一代迁移劳动力乡土情结更重，如果家乡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经济条件，他们会更倾向于在家乡发展；而新生代迁移劳动力更愿意利用家庭丰富的社会资本在城市生活发展。
从对家庭禀赋的投资状况来看，相对于常和家 乡汇款、通信，很少和家乡联系的迁移劳动力城市 融入意愿更强一些。2005 年全样本模型的发生比值显示，和家乡很少联系的人倾向于融入城市的概 率是常向家乡汇款和通信的迁移劳动力的 4．44 倍。和家乡汇款、通信是一种感情的维系，也是对回流农村后重新获得长期保障的投资。如果在农村不 能够获得这种保障或者不需要，他们就会选择争取在城市生活的长期保障。而与一系列城市社会福利和长期保障相联系的城市户口，就成为有城市融入 意愿迁移劳动力争取的另一个对象。
在迁移劳动力选择的最需要政府提供的政策帮助中，“容许迁入户口”对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从 2005 年数据模型的发生比来看，相对希望获得其他政府帮助，如增加就业机会、保障权益等等，希望帮助解决城市户口的迁移劳动力的不倾向于融入城市的概率是前者的28 倍；而在 1998 年数据中则是 3 倍左右。可见城市户口限制依然是阻碍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并且近些年对迁移劳动力的影响力在增加。
4.4 控制变量
在其他的解释变量中，年龄因素对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入意愿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的迁移劳动力越不倾向于选择融入城市。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年龄增加和身体状况的变化使得迁移劳动力不得不考虑回流农村。性别因素（也就是男性）对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系数为负，但是在整体样本中的回归是不显著的，只是针对雇主样本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在迁移劳动力中，男性且从事自我雇佣职业的更容易选择回流农村。另外，婚姻状况（即已婚）对雇主群体的城市融入意愿有着显著负向的影响，即已经结婚的从事自我经营的劳动力更倾向于回流农村。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在农业生产中对男性劳动力的依赖性更强一些，或者对于从事自我经营的劳动者，男性回家乡创业的动机会更强。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多是单独外出务工，已经结婚的劳动力回流的意愿会更强一些，尤其是对于从事自我经营的已婚劳动者，更倾向于在家乡创业。
从迁移劳动力在外就业状况来看，相对于雇员，在 2005 年雇主更倾向于融入城市，而在 1998年左右雇主和雇员的城市融入意愿并无显著差异。这有可能是近些年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第三产业和私人经营快速发展的结果。另外，在 2005 年数据中，参加过技能培训也只是对雇主群体的城市融入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过技能培训的雇主更倾向于融入城市社会，而对于雇员群体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外就业流动次数对迁移劳动力的城市融入意愿并无显著影响，只是在外就业流动时间越长，作为雇主的迁移劳动力越倾向于在城市定居下来。
5 总结与启示
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不仅是希望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而且还渴望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市民，他们强烈需要在制度上被城市社会所接纳。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由于城乡差距、户籍制度和城市利益集团抵制等原因，导致迁移劳动力难以融入城市社会，仍然是城市的“过客”。 无论是从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他们都游离于城市正式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成为典型的城市边缘人群。整体来看，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外就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就业流动性强且缺乏长期保障，这也是导致一部分劳动力在外务工一段时间就选择回流的重要原因。计量结果显示，长期保障状况是影响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重要因素，但是其影响效应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异。在 1998 年迁移劳动力是否打算融入城市更多地是考虑城乡收入差异，而在 2005 年开始重视长期保障问题。丰富的社会资本，尤其是能够在城市就业和生活过程中提供支持的社会资本，会加强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的意愿，并且对雇主的影响更为明显。向家乡汇款以及和家乡亲人之间的通信是一种感情的维系，也是对回流农村后重新获得长期保障的投资，经常和家乡联系的迁移劳动力融入城市的意愿较弱。城市户口限制依然是阻碍迁移劳动力留城的重要因素，并且近些年对迁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力在增加。2005 年以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农村收入预期较高的迁移劳动力融入城市的动力在减弱。
从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农村劳动力的乡城流动是一种理性的前瞻性行为，在他们做出迁移决策的时候，往往已经考虑到他们在城市和农村生活、工作时的预期状况，其中迁移者首先要考虑的是长期生活保障。可见农村迁移劳动力群体的城市融入正逐步趋于理性，他们会根据城乡生活成本以及劳动力价格的波动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未来发展预期，这将有利于提高城乡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如果进城务工的目的仅仅是增加收入，那么，农村迁移劳动者的决策会比较灵活。但是迁移劳动力一旦把定居作为进城务工的目的，就不得不从长期乃至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考虑定居城市所需的收入和支出、家庭可持续发展以及个人的长期保障问题，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必然会考虑失去劳动能力后的生活保障问题。在广大的中国农村，至今不存在一个有效的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长久以来，家庭禀赋作为现金型社会保障的替代物，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迁移劳动力生存保障、养老保障的最后防线。迁移劳动力在城长期保障的缺失以及对农村家庭的依附导致的结果是，只有在城乡比较收益以及城市预期收益更高的时候农村劳动力才会外出务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至少带来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城市融入动力不足。
城市化和工业化不仅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文明进展的一般趋势，但是要实现迁移劳动力真正的市民化和城市融入，目前还有很多阻碍和困难。只有改善迁移劳动力经济状况，建立起覆盖迁移劳动力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促使迁移劳动力更快完成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过程，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生活之中。而迁移劳动力经济状况的改善不仅仅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还要考虑其实际购买力和城市生活成本。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则要求推进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打破户籍制度所规定的地方保护主义格局，尽快实现户籍与福利的彻底脱钩。部分地区地方政府尝试本地户籍迁移劳动力通过交回承包地而非农化，以获得城市社会保障。从上文分析可以发现，引入土地换社会保障的机制，会加快土地流转的进程，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更快的转移，“候鸟式”的民工潮也会成为农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大大降低了城市化的交易成本。但是，一旦遇到经济波动，这些保障水平较低的新移民就极易转化为脆弱群体，从而影响社会的长期稳定。地方政府应以居住地和就业地配置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政策，在尊重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意愿的基础上，根据迁移劳动力需要，遵循自愿、合意的原则，通过市场手段稳步推进人口城镇化。另外，考虑到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和迁移者个人特征的差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可以分阶段逐步推进。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研究数据只有 1998 年和 2005年两个年份，样本时间队列少，且缺乏近两年的数据。调研的范围也只是局限在武汉市，不能进行东中西部城市的对比分析。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将是研究同一个年龄队列的迁移劳动力在 1998 年和 2005 年的城市融入及影响因素的差异，尤其是城乡收入预期和长期保障影响效应的差异。这一工作将在我们的下一篇论文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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