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低生育率陷阱原假说出发，利用低生育率典型地区宜昌的调查数据检验并尝试重新阐释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效应的社会学机制。数据结果表明，社会学机制的自我强化效果是存在的，保证其作用发挥的理想家庭规模是通过纵横两个方向的社会化过程习得的。纵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父母的子女数量，横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同辈人的常见子女数量和其所处的计生政策环境。社会化过程具有退行性特征，因此育龄人群的理想家庭规模更倾向于较小的值，在社会学机制的作用下，育龄人群最终生育数量更倾向于小于其父辈。由此，低生育率实现了代际传递，进而实现了自我加强。但是这并不表示这种自我强化机制是不可改变的。
【关键词】低生育率；低生育率陷阱；退行性；生育政策
【来源】曹立斌,石智雷.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效应的社会学机制的检验与再阐述[J].人口学刊,2017,39(01):18-27.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进一步对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普遍二孩政策的出台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其中最为直接和突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从微观上，育龄家庭是否会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另一个是从宏观上，我国人口运行是否会出现新的大幅波动。显而易见，这是考察政策调整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问题，也是考察政策调整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效果的出发点。
回顾计划生育政策的本轮调整，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后，就有学者对目标家庭的生育意愿进行调查分析，但是不同调查的结果差异较大。“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普遍落地之后，争论的焦点则转移到政策的实施效果之上，一些学者将研究的结论总结为“政策遇冷”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 “遇冷”的原因做出分析。
考察我国的人口运行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一般认为，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经降低到更替水平，但是具体降低到什么水平则存在着相当的争议。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1.22，即已低于1.3的极低水平，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时为1.33，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则已经降低到了1.18。尽管学者们对历次普查时存在的漏报、瞒报等情况多有分析， 并使用不同的方法对总和生育率进行调整，但调整后的结果大多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事实上，“生育水平究竟有多低，这一争论并不妨碍我们对人口形势和趋势的判断和把握，因为我们确定的结论是生育率已经长期、明显低于更替水平”。
无论是在微观的个体家庭的选择层面上，还是在宏观的人口运行层面上，我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水平都在走低。这一方面符合人口生育水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下降的一般经验，另一方面，又使得人们担心我国的人口生育水平会一路降低下去，并陷于这种趋势之中而难以自拔。因此，在普遍二孩政策放开之际，选取低生育率的典型地区，分析其人口运行经验，检验低生育率陷阱效应是否将会、或是否已经在我国出现，既是对典型地区现状的分析，同时也具有特定的前瞻意义。
二、低生育率陷阱假说的主要内容及其讨论
低生育率陷阱假说是当今西方人口学界最具学术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它的提出主要是用来解释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率持续降低并且较长时间维持低水平而难以回升的原因。这一假说由W. Lutz 和V. Skirbekk首先提出并加以论证。
Lutz等人借用McDonald的观点，将总和生育率1.5这一水平作为界线，并进而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5这一水平时，低生育率将会通过特定机制自我强化，从而维持自身低水平并使其进一步降低，很难再回升，仿佛进入了一个不愉快而又难以摆脱的陷阱。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共有三个部分，分别是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三个自我强化机制可以分为两类，人口学机制是一种宏观机制，用来解释人口总量的减少，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都是微观机制，用来解释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为什么倾向于更少生孩子。
人口学机制的实质内容就是人口运行的惯性特征。低生育率将导致出生队列规模的缩小，这在未来将转化为进入生育年龄的妇女的数量的缩小，也就是未来的母亲将会越来越少，从而使得出生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在这一恶性循环过程中，出生人口数量逐代减少，构成低生育率的宏观自我强化机制。
社会学机制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理想家庭规模，正是通过这个变量，生育偏好，或者说理想生育率得以与实际生育率发生互动。年轻人群对于理想家庭规模的认识来自于其自身所经历的家庭规模环境，这一环境由其父母的家庭或者其他对其有影响的人的家庭构成，这种环境的影响作用通过年 轻人群的社会化和代际学习过程来实现。在个人理想家庭规模的形成过程中，如果亲代家庭的子女数量出现了下降，那么子代的理想家庭规模也将出现下降并落实于子代的生育行为之中，这种下降还将以相同方式传递给更年轻的一代，从而使得个人理想家庭规模逐代缩减。
经济学机制以伊斯特林的相对收入理论为基础假设，认为家庭的预期消费与预期收入之间的差距将会导致更低的生育偏好。一方面，发达的信息传播使年轻人受到更多的消费刺激，而且，由于其父辈的低生育率，其更可能在相对富裕的家庭中成长，由此形成了年轻人更高的消费预期；另一方面，由低生育率造成的快速老龄化将在经济发展中产生一系列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使得年轻人对于未来的经济形势持更加悲观的态度，两者之间的更大反差将迫使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表现 得更为谨慎。这将从两个方面对生育产生影响，一是减少生育的数量，即影响队列生育率，二是推迟生育年龄，通过进度效应降低时期总和生育率；其中，后者的影响更为广泛。
低生育率陷阱假说一经提出，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我国的人口学者对其多有援引，并利用这一假说来考察我国的人口形势。与此同时，低生育率陷阱假说也受到了尖锐的质疑，“不仅低生育率陷阱的关键值的确定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就是构成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的三个组成部分，也是值得商榷的”。
在石人炳的分析中，低生育率陷阱假说的三个自我强化机制均存在逻辑问题。人口学机制的作用发挥于出生队列的规模，但排除了年龄结构影响的总和生育率的高低并不受到队列规模的影响，换言之，“低生育率国家未来生育数量难以增加，不能说明未来生育率难以提高”。社会学机制的问题在于“不能解释西方低生育率国家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后生育率出现持续下降”，因为子代理想家庭规模受到亲代实际家庭规模的影响，其更符合逻辑的结果应该是特定的家庭规模得到代际延 续，而不是进一步缩小。经济学机制的问题在于不能与伊斯特林相对收入理论的第二部分相融合，更何况伊斯特林的假说本身也在承受着相当的争议。因此，“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事实还是神话，还需要理论上的进一步论证和今后人口发展实践的检验”。
比理论挑战更为直接的是事实的挑战。多数低生育率或极低生育率的国家生育率在2000年以来出现稳步回升现象，表现出很强的国家或地区异质性。这种回升现象“不仅发生在生育率极低的国家，也发生在生育水平较高的国家；既发生在欧洲，也发生在亚洲；生育率回升时的基点、回升的幅度及最终达到的水平各不相同”。低生育陷阱的自我加强机制无法解释这种普遍回升现象的出现。
学者们既有的分析（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告诉我们，低生育率陷阱假说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检验。从理论援引的角度则特别需要使用我国的数据对其进行检验，唯其如此，才能说明该假说对我国情况的适用性以及解释我国情况时的可靠性。
三、调查设计与数据介绍
湖北宜昌是低生育率的典型地区。在过去的20~30年中，宜昌市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全国水平，其低于更替水平的时间比全国至少提前12年。宜昌市198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72，1985年为 1.74，1990年为1.43；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宜昌市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6。如果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还将会继续降低下去，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宜昌人口状况的今天就是全国人口状况的明天。正因为如此，选取宜昌作为案例，检验低生育率陷阱效应是否将会、或是否已经在我国出现，既是对典型地区现状的分析，同时也具有特定的前瞻意义。
2015年8月，我们开展了宜昌市农村家庭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抽样调查。调查样本通过多层、分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获得。首先在宜昌市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地形特征、人口规模和结构选择了当阳市、兴山县、远安县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作为样本点，其中当阳市人口规模较大，我们抽取6个镇调查，其他3个县每个县抽取3个镇调查。
在调查中，我们选取18~49岁的农村育龄妇女作为深度访谈对象。发放问卷925份，其中有效问卷920份。抽样对象以已经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为核心，同时选择未生育和已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女性作为参照。其中，未生育的比例为3.6%，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为80.5%，生育两个孩子的比例为 15.5%，生育三个孩子的比例为0.3%。
从抽样数据来看，本次调查中汉族人口占样本的比重为80.3%，土家族占样本比重为19.1%，其 他少数民族所占比重为0.5%。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为11.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所 占比重为37.8%。在本村中经济条件较好、一般、较差家庭的比重分别为42.3%、47.1%和10.6%。
四、社会学机制的检验与再阐述
我们将要进行的检验是以低生育率陷阱假说为标靶，但并不是对假说的整体进行检验，而是具体地对其中的自我强化机制进行检验。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我国当前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对于我国的生育水平是否已经低于低生育率陷阱的界线水平的检验，实际上就回到了对我国总和生育率水平的讨论，而这不是本文讨论的初衷和重点；另一方面，我国的生育水平尚未呈现出显著的回升态势，而且有可能仍在继续下降，因此，假说整体即使存在问题，其中的自我强化机制仍然可能适用于我国的情况。
在开始检验之前，有必要指出，我们认为，低生育率陷阱假说所确定的界线水平需要更进一步的理论论证。总和生育率1.5这一水平的确定来自于对西方国家生育水平的经验划分，何以将界线水平确定在1.5而不是其他水平则缺乏理论说明。进一步地，何以只有在生育水平低于1.5以后自我强化机制才发挥作用也缺乏合理的解释。如此，我们将绕过界线水平的确定，而直接对自我强化机制进行检验。
自我强化机制的第一部分是人口学机制。对于人口学机制，我们赞成石人炳教授的分析。人口运行的惯性特征是队列意义的，而总和生育率（特别是去进度方法测算的总和生育率）是一个排除了年龄结构因素的值，队列规模的缩小并不能导致总和生育率相同方向的变化。这将使得人口学机制不具备检验的必要性。
1. 社会学机制的自我强化效果是存在的
社会学机制认为，年轻人群的理想家庭规模将在社会化和社会学习的过程中受到其父辈的实际家庭规模的影响，并且会将家庭规模的缩减逐代传递下去。如果这一机制确实存在，那么可以预期，在已经出现过家庭规模缩减的情况下，子代的理想家庭规模将小于亲代的实际家庭规模。由于假说讨论中都是将家庭结构默认为核心家庭，因此，家庭规模的变化将主要来自子女数量的变化。换言之，要检验社会学机制的自我强化效果，只需对子女数量的代际变化加以考察即可；其预期效果是子女数量不断减少。
我们对宜昌调研数据中的三个值进行两组配对，从而对社会学机制进行检验。第一组配对的两个值是受访者父母的兄弟姐妹数 量和受访者本人的兄弟姐妹数量，用以表明实际子女数量，进而说明实际家庭规模是否曾经出现缩减。第二组配对的两个值是受访者本人的兄弟姐妹数量和受访者的理想子女数量，用以验证在实际子女数量出现缩减的情况下子代理想子女数量是否小于亲代的实际子女数量。显然，受访者本人的兄弟姐妹数量就是其父母的实际子女数量。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见表1），受访者本人的兄弟姐妹数量的平均值为2.43个，其父亲、母亲的兄弟姐妹数量的平均值分别为4.56个和4.84个，受访者本人的兄弟姐妹数量的平均值显著低于其父亲或母亲的兄弟姐妹数量的平均值。由此可以首先确认，实际子女数量曾经出现缩减。再对受访者本人的兄弟姐妹数量与受访者的理想子女数量进行配对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理想子女数量的平均值为1.8个，显著低于受访者本人兄弟姐妹数量的平均值。换言之，子代的理想家庭规模确实小于亲代的实际家庭规模。统计分析的结果印证了检验预期，即亲代家庭的子女数量出现了下降，则子代的理想家庭规模也将出现下降并落实于子女的生育行为之中。由此，可以知道，社会学机制的自我强化效果是存在的。
2. 横向社会化是社会学机制的重要内容
宜昌调研数据显示，大多数受访者的理想子女数量是两个孩子，其比重占到全部受访者的78.2%，相对于其他理想数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有理由认为，个人子女数量理想的建立是在其社会化和社会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但是，这种社会学习的来源却并不完全在于其父母或者对其有影响的其他父辈，还可能来源于其社会化过程中的同辈人和一般社会氛围。换言之，我们可以将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学习过程分为两类，一类过程的来源是该个体的父辈，可以称之为纵向社会化；另一类过程的来源则是该个体的同辈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可以称之为横向社会化。
正如纵向社会化的具体来源不局限于父母一样，横向社会化的具体来源首先是个体周围可以直接接触的同辈，但又不局限于此，还可以包括能够以其他方式接触到的所有同辈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氛围。在今天，年轻一代所接触到的信息是其前辈所难以想象的，这得益于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是空前规模的人口流动，第二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充分个体化。流动使得年轻人更容易了解并接受本国更发达地区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模式；互联网平台则使得特定生活观念和生活模式得到更为 广泛地传播。而这些都将毫无疑问地影响年轻人对自己生活的定位与设计，其中也包括对于理想子女数量的设计。
作为横向社会化来源之一的同辈人影响，其影响是显著的，但是作用的发挥是柔性的。与之相对照，作为横向社会化另一来源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影响作用的发挥则具有相当的刚性。两者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影响作用的发挥是否具有强制性。进一步地，同辈人的柔性影响是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的，而计生政策所产生的刚性影响则是我国育龄人群横向社会化的一项独特因素。我国人口运行中，是否将会、或是否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都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做出如下分析设计。首先，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受访者现有的子女数量。对于这一做法，需要做出两点说明。第一，为什么选取实际的而不是理想的子女数量作为因变量？理由是，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作用发挥只能在于人们的行为，而不能在于人们的思想。的确不乏理想子女数量高于政策允许生育数量的人群，但当我们讨论低生育率的自我加强时，我们讨论的实质内容还是人们的实际生育行为。而且，也只有在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之后才能讨论社会 化对于理想家庭规模的切实影响。因此，选取实际子女数量是恰当的。第二，我们对受访者现有子女数量进行二元化处理：现有子女数量为一个及以下的，视为“未生育第二孩”；现有子女数量为两个及以上的，视为“已生育第二孩”。其次，作为核心自变量，我们选取两个指标来表征横向社会化。用于反映同辈人之间影响的是“亲友中要二孩的多吗”，该问题的选项处理为“多”、“一般”和“少”三 项。用于反映计生政策影响的是普遍二孩政策调整之前“政策允许生育的数量”，就宜昌市的实际情 况而言，分为“允许生育一孩”和“允许生育两孩”两种情况。显然，在普遍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不同类型家庭之间的政策允许生育数量不再有所不同。从方法上，没有在“变”的变量不能引入计量分析；但从逻辑上，政策允许生育数量作为个体家庭生育子女数量的指导值，其在横向社会化中的作用意义和作用机制都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再次，我们选取“本人的兄弟姐妹数量”作为第三自变量，从纵向社会化的角度，“本人的兄弟姐妹数量”也就是“父母的子女数量”，是纵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最后，选取若干经常被用于解释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以便保证分析结果的稳 定性。
基于以上分析设计，分别建立了三组二元Logistic模型，具体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在模型1中，我们仅引入了两个核心自变量。分析结果显示，周围同辈人群的生育行为和计生政策对于受访者“是否生育第二孩”都有显著影响。其中，“亲友中要二孩的多吗”以“多”为参照类，其影响是负向的；“政策允许生育数量”以“允许生育一孩” 为参照类，其影响是正向的。两者均符合预期。
在模型 2 中，进一步引入 了“本人的兄弟姐妹数量”这一变量，也就是加入了纵向社会化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 该变量对于因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与纵向社会化的预期不一致，值得另作专文加以讨论。
在模型 3 中,又引入了受访者“年龄段”、“受教育程度”、“务工经历”、“有无养老保险”和“家庭相对经济地位” 等变量。分析结果显示，横向社会化的两个自变量继续保 持显著影响，而受访者兄弟姐 妹数量的影响则不再显著。受访者年龄段中，相对于“24 岁及以下”组，“25~29岁”组和 “30~34 岁”组都是显著的，且系数为正数；进入生育高峰年龄段的育龄人群的再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更年轻的人群。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中，相对于“大专及以上”组，“初中”组和“小学及以下”组都是显著的且系数为正数；这一结果符合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再生育意愿越低的一般认识。“务工经历”、“有无养老保险”和“家庭相对经济地位”三个变量的影响则都不显著。
上述计量分析结果证实，横向社会化的影响效果是存在且显著的。进一步地，横向社会化所反映的是包括理想家庭规模在内的生活模式选择的代际差异。而其背后的根本推动力量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特定政策对于个人和个体家庭的影响作用。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强调横向社会化是社会学机制的重要内容，是将其作为纵向社会化的重要补充而并不是放弃了纵向社会化。
3. 社会学机制呈现出退行性特征
社会学机制实质上是给出了一个理想家庭规模的形成路径，这个路径就是个体社会化和社会学习的过程。其中的一个隐含意义是，理想家庭规模一旦形成就成为个体人或者个体家庭努力加以实现的目标，具有客观存在的逻辑含义。现在我们知道，个体社会化有着纵横两条路径，也就是说，人们努力实现的家庭规模目标有着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纵向来源，也就是父辈的实际家庭规模，相对于要努力实现的家庭规模而言，可以将其具体体现为个体的理想家庭规模，进而体现为受访者的理想子女数量；第二个来源是横向来源，也就是所处的经济社会和政策背景，相对于要努力实现的家庭规模而言，可以将其具体体现为个体家庭的政策允许生育数量。
调研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受访者实际拥有的子女数量的平均值为1.13个，而受访者理 想子女数量的平均值为1.8个，前者显著小于后者。这说明，受访者已经实现的家庭规模要小于其从 纵向社会化过程中建立的理想家庭规模。相似地，受访者实际拥有的子女数量的均值也显著小于普 遍二孩政策放开前政策允许的生育数量均值1.65个；政策调整后，政策允许生育的数量均值为2个， 受访者实际拥有的子女数量的均值更是显著小于这个值。这说明，受访者已经实现的家庭规模也要 小于其从横向社会化过程中建立的理想家庭规模。更进一步地，在政策允许其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受 访者中，有48%的人明确表示不会生育第二孩，另有14.8%的人表示“没想好”。这些分析比较结果 表明，社会学机制在将理想家庭规模转化为实际家庭规模时呈现出一种退行性特征。
我们所说的退行性是指这样一种特征：人们在将社会学机制中的理想家庭规模转化为实际家庭规模的过程中，其所取得的效果总是以理想家庭规模为上限并小于它，而且这一效果将小于两类社会化过程所分别确立的理想家庭规模中更小的那一个。正如数据所示，受访者实际拥有子女数量的平均值1.13个显著小于平均理想子女数1.8个，也小于调整前政策允许生育数量的平均值1.65个。即使我们假定，调整前政策允许且有意愿生育第二孩的受访者都能够完成再生育，其实际生育子女数量的平均值为1.25个，仍然显著小于1.65个的政策平均值。甚至，我们假定，“没想好”的受访者将来也都生育第二孩，其实际子女数量均值为1.35个，也还是显著低于1.65个的 政策平均值。这种退行性特征的存在并不会因为计生政策的调整而发生根本改变，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在纵向社会化和横向社会化之间，何者提供了更小的理想子女数量。
由于退行特征的存在，我们将能够为社会学机制为什么是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而不是维持特定家庭规模的代际传递机制提供一种解释。我们不妨认为，纵向社会化为年轻一代设定了一个与其父辈实际家庭规模相等的理想家庭规模，但在这种理想家庭规模向年轻人的实际家庭规模转化时，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横向社会化提供的理想规模更小，另一方面，由于退行特征的存在，实现规模小于理想规模，从而最终导致子代家庭的实际规模小于亲代家庭的实际规模。这一过程的不同代际重复形成了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效果。简而言之，社会学机制是为理想家庭规模提供了一个下行变化的起点。
4. 退行特征的形成
社会学机制的退行性是一种现象特征，那么，这种退行性特征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换言之，相对于受访者实际拥有的子女数量，无论是理想的子女数量还是政策允许的子女数量，都还存在一定的再生育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空间呢？换言之，特定的育龄人群为什么选择不再生育下一个孩子呢？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追问了不想生育第二孩或没有想好是否生育第二孩受访人其不想再生育的理由，设计了12个涵盖各个方面因素的选项，允许多选。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被选比例超过10% 的选项有6项，依次是：“孩子的教育成本太高”，被选比例59.4%；“子女婚嫁成本太高”，被选比例 28.7%；“没有精力带孩子”，被选比例17.4%；“有一个孩子就够了”，被选比例13.4%；“再生一个孩子会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被选比例13.2%；“希望好好培养一个孩子”，被选比例11.9%。
显而易见，上述六个理由可以依据其基本出发点分为两类：第四、第五两个理由为一类，其出发点在于自身；其余四个理由为一类，其出发点在于子女，且其中最为突出的两项理由的选择比重大大超过基于父母自身的理由。“没有精力带孩子”这个理由，直观上是“父母”没有精力，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于养育“子女”的需求，因此也将其划入后一类。
事实上，关于不再生育的理由出现这样的特征并不奇怪，应该说，在我国这是符合一般社会预期的。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育龄家庭关于其子女的消费预期也日渐升高。在我国的婚姻家庭传统仍有很强的影响、父母对于子女的成长和发展仍有较多义务的条件下，育龄家庭将面对较大的经济压力。在家庭经济能力与子女消费预期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的条件下，通过节制生育来加以规避，成为育龄人群的一项理性选择。概而言之，围绕子女当前及未来消费的担忧严重阻碍了育龄妇女将再生育意愿和政策空间落实为生育行为。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阻碍，则实际上是传统家庭安排的转变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相关条件的改变的结果。
毋庸讳言，上述理由及分析具有经济学性质。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分析中经济学因素的作用发挥机制与低生育率陷阱原假说不同，关键在于经济学因素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为作用发挥的起点不同。在原假说中，经济学机制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自我强化机制而存在的。其作用的发挥有两条途径：其一是悲观预期将迫使人们推迟生育，然而这条途径的问题是，生育行为并不会被无限期推迟，更何况，时期生育率的改变在去进度效应之后将会被消除；其二是悲观预期将迫使人们减少生育，然而这就回到了人口学机制难以奏效的原因上，生育总量的减低并不必然造成总和生育率的减低。而我们的分析规避了后一种情况的理论尴尬。我们认为，经济学因素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退行特征之下的，是在社会学机制的框架下进行的，所解释的是相对于其理想子女数量，为什么每一个育龄妇女会减少其实际生育的子女数量。因此，是可以影响总和生育率的。
五、结论
利用低生育率典型地区宜昌的调查数据，从低生育率陷阱原假说出发，我们检验并尝试重新阐释了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效应的社会学机制。检验和重新阐释的立足点都不在于整个假说，而在于考察是否存在一种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
数据结果表明，社会学机制的自我强化效果是存在的，保证其作用发挥的理想家庭规模是通过纵横两个方向的社会化过程习得的。纵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父母的子女数量，横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同辈人的常见子女数量和其所处于的计生政策环境。社会化过程具有退行性特征，使得育龄人群的理想家庭规模更倾向于较小的值，并在社会机制的作用下使其最终生育数量有极大的可能小于其父辈。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低生育率实现了代际传递，进而实现了 自我加强。
低生育率可以通过社会学机制实现自我强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自我强化机制是不可改变的。首先，可以改变横向社会化的政策引导基数，也就是政策允许生育的子女数量。社会化所得的理想子女数量是退行的起点，当这个起点被升高，相同的退行效应将产生高于原来的实际结果，从而提高每个育龄妇女的生育数量。从政策理解的角度，普遍二孩政策在未来的时间里显示其效果，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通过横向社会化这一途径改变了退行的起点。其次，可以通过实施特定的鼓励生育政策来减小退行程度。实际子女数量与理想子女数量、政策允许数量之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预期消费（特别是围绕子女的预期消费）与预期收入之间的反差的，如果特定的政策措施能够向育龄人群提供一定的收益引导进而给予其一个缩小反差的可靠预期，则将有机会缩小退行特征的实际程度。再次，退行性特征的存在，归根结底是预期经济条件和实际经济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社会经济得到良好的发展，特别是能够施实惠于育龄人群及其家庭，则有可能在根本上消除甚至扭转退行特征，那么，低生育率的代际传递机制也就在极大程度上被阻断了。
因此，应该说，特定的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是存在的，但是，低生育率陷阱是否存在，其答案将取决于不同标准的不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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