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国内学术研究和市民化政策制定忽略了在一个城市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市民化需求的差异性。为此，利用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以武汉市为例，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总体处于中等市民化阶段，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市区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较高，而以工业为主的城区农民工市民化进展较慢。人力资本、保障性因素对于主城区农民工的市民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对于郊区农民工的市民化影响并不显著，而职业培训仅对郊区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影响；工作经验的累积对主城区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非常明显。
[关键词] 市民化；城市空间差异；市民化政策；影响因素
【来源】石智雷,高晴.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17(06):10-18.
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但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换个思路来看，农民工转变成城市户口，重点在于获得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城市公共资源以及就业的平等性。但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不可能给予所有农民工市民身份和市民待遇，因此就有必要了解农民工与当地市民具体存在哪些差距。当前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进展到何种地步？农民工与当地的城市居民存在哪些差距，即农民工距离成为真正的市民还有多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拟建立一个农民工市民化衡量的一般化指标，把农民工的市民化现状与当地居民做比较，考察其市民化情况。另一 方面城市内部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也不同，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也会有所差异，但是目前地区政策都是以城市为基本单位的，在城市内部政策是普适的，将一个普遍适用的政策在市民化进程存在差异的地区间统一施行，造成政策执行的效率大大降低，在某些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甚至可能会阻碍市民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应该区别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在城市内部空间的差异性，从而使相应出台的政策更具有针对性、可行性。
一、农民工市民化测算方法及相关研究回顾
与国外关注促进移民的社会融合不同，国内的研究基于城乡二元制度分割的特殊国情，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经常与社会融合相关，变得更加多元与全面。借鉴以往相关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定义，本文认为市民化是指迁居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中获得长期生存的能力，享受与当地居民基本等同的公共服务待遇，逐步拥有一个城市市民身份和基本素质的过程。
对于市民化的测量维度，一般都是参考社会融合的维度标准。一般认为实现广义上的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也就是实现社会融合的过程，应该包括社会融合的各方面。杨菊华将城市融入分为经济、文化、行为、市民化意愿四个维度，且当前农民工城市融入多滞留在前三个阶段。周皓重构了社会融合指标体系，在杨菊华四个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结构融合，但是市民化意愿仍是关键所在。在确定测量维度的基础上，学者进一步拟定各维度的测量指标，对市民化程度进行测算，测评指标一般选择个人市民化意愿、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社会参与等等。但是这种考察融入的综合变量或者理性的变量都比较单一，无法满足社会融合程度测量的复杂性。
尽管已经有学者对市民化做出了测度，但是在测量体系中，各指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且在测量维度上存在一定的重复。比如刘传江等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分为身份认同与市民化能力两个部分，并将二者乘积取根值作为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得出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率为50.23%，而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率仅为31.30%。但是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本身是影响社会融合的因素，因此，这种指标体系容易混淆以社会融合为中心的因果链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表1中所列的测算方法均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并未加入一个参照指标。社会参照体系的变化是社会融合的重要标志，而且这种变化在我国的农民工中已经出现。因此，社会参照体系应该是社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参照指标。
所以本文拟建立一个包含参照体系的市民化测算指标，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做出一个相对客观的测算。 此外，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市民化区域差异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对更微观的一个城市内部的差异问题尚无人涉足。本文就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针对武汉市这一特定区域，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一个城市内部的市民化水平差异问题，以期为推动和优化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借鉴与实践上的参考。
二、研究设计及评价指标的建立
（一）数据介绍
之所以选择武汉市为调研对象，主要考虑到武汉市的空间发展特色。武汉市是湖北省省会，地处中国腹地中心，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水横贯市境中央，将武汉一分为三，形成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目前，武昌是湖北省委、湖北省政府所在地，坐落着50余所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湖北省的政治、文化、信息中心；汉口为华中地区最大的金融、商业、贸易中心；汉阳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中国中部地区最大城市武汉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大武汉的工业中心，共有机械、电子、建材、化工、纺织、轻工、汽车改装、生物工程等10多个门类，已形成综合性工业基地。
本文使用的数据截取于2013年全国农民工动态监测数据中，针对湖北省武汉市的农民工和当地居民的有关数据。数据是由国家卫计委于2013年5月在全国31个省（市）和新疆建设兵团对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15～59周岁农民工的调查而得到的。本文选择了调查地点为湖北省武汉市的农民工个人问卷部分，问卷调查涉及到农民工基本特征、就业与收入支出、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社会融合等信息，删除农民工中有城镇户口的和缺失信息的样本以后，共得到有效样本共计1495个农民工和673个当地居民。
（二）研究方法
本文在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时，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方法，从经济能力、社会关系、文化趋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来衡量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
第一，经济能力。对于该指标我们用净收入水平、就业稳定、职业类型和居住状况4个指标来衡量。经济状况是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基础。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在城市务工获得的收入是满足其日常消费与居住的保障。人们都希望得到一份好的职业来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是否在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产权房，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心理安全感。净收入水平与就业稳定用家庭净收入和从事当前工作时间的标准化得分衡量；职业类型赋值情况为无固定职业、其他赋值为0，经商、生产制造业、农业生产、商业服务业赋值为1，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负责人赋值为2；居住状况赋值情况为借住房、就业场所、其他非正规居所、单位提供免费房赋值为0，租住单位房、租住私房、政府提供公租房赋值为1，已购保障房、已购商品房、自建房赋值为2。
第二，社会关系。针对该指标我们选取了人际关系、组织参与、社区参与三个指标来度量。社会参与反映了农民工市民化和社会融合的广度，农民工交往对象的多少，是否参与社区活动、工会、老乡会等组织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群体与社会的互动。在一定意义上，农民工社会关系方面的市民化，也是真正反应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性特征。从武汉市的调查数据来看，农民工社会关系维度的 市民化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体现。遇见困难时的主要求助对象与平时的交往对象体现了一个人的交际圈，告别日常交往以血缘、地缘为主，避免内卷化这种现象，有利于农民工的市民化。其次，城市农民工社区参与和组织参与可以衡量农民工与当地社会的互动情况。
人际关系方面用工作时间外与谁来往较多衡量，采用本地亲戚、同事、政府管理服务人员、同学朋友4个指标加总，回答是赋值为1，否和不适用赋值为0；遇到困难向谁求助对象采用本地亲戚、同事、行政执法部门人员、同学朋友4个指标加总，回答是赋值为1，否和不适用赋值为0。当地居民作为一个参照，人际关系赋值为1。社区参与用是否参加 过社区文体活动、社会公益活动、选举活动、评优 活动、业主委员会活动、居委会管理活动衡量，参加过赋值为1，否则为0。组织参与用是否是工会、 志愿者协会、本地党（团）支部、同学会成员来衡量，回答是的为1，否的为0。社会融合用自己或家人与本地人相处好不好衡量，很融洽赋值为3，比较融洽赋值为2，一般赋值为1，不融洽、来往很少赋 值为0，本地居民社会融合按最高值3赋值作为对比。
第三，文化趋同。文化趋同情况表现了农民工对务工城市文化的适应和在务工城市精神生活的水平，它相对于经济能力和社会关系是属于更高层次上的市民化程度。城市的生活方式会逐渐地改变农民工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其生活方式、文化习惯逐渐与当地城市居民趋于一致，逐渐向城市文化趋同。对于该因素，我们采用语言使用、居住融合 和文化接纳3个指标来测量。语言使用方面用与人交流一般说哪个地方的话衡量，普通话赋值为1，本地话赋值为2，家乡话和视情况而定赋值为0；居住融合用邻居主要是谁衡量，回答外地人或者不清楚的赋值为0，两类人口差不多的赋值为1，本地市民的赋值为2；文化接纳方面外地人与本地人的文化差别用饮食习惯、服饰着装、卫生习惯、节庆习俗、人 情交往、观念看法6个指标加总衡量，回答有差别的赋值为0，无差别的赋值为1；对于存在的差别农民工的回应态度，回答想缩小差别但没有时间和精力和想缩小差别但不知怎么做的赋值为1，回答努力缩小差别的赋值为2，回答无所谓的赋值为0。由于农民工的文化趋同就是趋于流入地城市的文化，所以本地居民这一维度的指标赋值为1。
第四，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反映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深度，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最高等级，也是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标志。身份认同是农民工对一个城市的心理归属，只有对一个城市产生身份上的认同，才有意愿留在城市，因此身份认同是市民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反映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本质的深层次内涵。
本文中用市民化意愿和情感认同来反映。市民化意愿用是否愿意融入城市社区衡量，愿意赋值为1，否则为0；情感认同方面，用是否愿意自己或亲人与本地人通婚衡量，回答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的赋值为0，回答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的赋值为1；觉得本地人不喜欢外地人，回答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的赋值为1，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的赋值为0。当地居民由于已经取得城市户籍，所以身份认同维度统一赋值为1。
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4个维度、13个指标、16个测量变量。为了避免设置权数时的主观影响，采用“领域平均权数”法，具体赋值情况见表3。
（三）农民工市民化指标的评价结果
运用该指标测算后，武汉市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分维度市民化程度评价结果对比如表4和图1所示，由此可以看出，目前武汉市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农民工已经处于中等市民化阶段。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水平达到了73.05%，其中有 78.8%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超过了60%，处于中等市民化阶段。但是41.5%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在当地居民的极小值之下，91.8%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在当地居民的均值之下，可以说农民工仅仅实现了‘量’ 上的市民化，但是‘质’上的市民化与当地居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第二，与其他三个维度相比较，农民工在经济能力维度上的差距与当地居民较大，经济能力维度的市民化程度仅为49.41%。农民工的文化趋同进程已经达到86.48%，与本地居民差距较少，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生活习惯、观念看法趋于一致。第三，与以往认为四个维度是按顺序转化，且身份认同是关键所在的理论不同，农民工四个维度的市民化进程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且农民工更易取得身份上的认同，身份认同进程已经达到95.27%，在四个维度中最高。
三、城市内部不同区域农民工市民化特征
研究表明，当前的农民工在生活习惯、节庆习俗、人情交往、卫生习惯、观念看法等方面都很接近于市民，尽管身份户籍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但是目前在武汉的农民工更多了自主和自觉意识，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更容易对城市产生认同。然而，城市内部市民化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空间差异。
（一）农民工在武昌高新技术产业区和郊区的就业稳定性更高
农民工的净收入水平略低于当地居民，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工很难再找到工作，更由于户籍原因很难享受到城市中的各种保障，55岁之后当地居民的净收入水平是农民工的1.7倍。总体来看，农民工当前工作的持续时间要高于本地居民。在25岁之前，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要优于当地居民，这仍然与农民工缺乏保障，不敢随意变动工作有关，而当
地居民在25岁之前，大多处于工作磨合期，频繁的转换工作以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所以工作稳定性要略低于农民工，但是26岁以后，当地居民从事某一职业的时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增的，而农民工从事的仍然是一些短期的工作，工作稳定性逐渐拉开差距。汉口、汉阳等以服务业为主的区域，人员流动性大，农民工往往是“候鸟式”迁移，从事的大多是短期的服务行业，因此就业稳定性相对较差。
（二）城市内部区域市民化水平差异很明显
武汉城市内部空间的市民化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武昌区的市民化进程较快，总体市民化水平达到74.77%，但是在社会关系维度进程只有63.54%，与其他区县并没有太大差别。这说明经济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民工的经济适应，然而却未必能带来农民工和本地市民之间在行为、文化和心理方面的交融。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市民化进程缓慢区域主要集中在老工业为主的汉阳和郊区；与此同时，武昌、汉口的农民工经济能力情况要好一些。 区域市民化水平的不均衡，会导致城市在制定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时候要顾及各区政府的现实状况，很难取得意见上的一致性，因此协商成本增加。
进城的农民工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既有农民工自身因素和制度环境因素，也受到当地城市居民对进城的农民工接受度的影响。总体上，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态度是友善的，68.6%的当地居民认为自己与农民工的相处很融洽或者比较融洽，同时83.8%的人认为农民工对本地的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在其他方面，不少当地居民认为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服务有负效应，而且武昌、汉口等经济相对发达区域这一比例要大于汉阳老工业区和郊区。在经济发达区域的当地居民认为农民工对城市公共交通、社会治安、居住环境的影响更大。由此可见，发达区域的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并没有与其经济发展相匹配，发达区域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尚不能满足其所吸纳的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需要，大多数当地居民肯定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但却不愿与其分享有限的城市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均等化仍是当前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困境。
四、城市内部不同区域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学者普遍认为人力资本、社会制度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最主要因素，其中社会人口包含的各种变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要素对市民化产生了显著影响。结合上文对于在武汉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考察，本文假设个体、家庭以及社会三种类型的自变量均会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影响，将市民化程度作为因变量。具体各个变量赋值及分布情况如表6所示。
在构建的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模型中，将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以及社会特征变量运用逐步法纳入模型。由表7可以得出，模型标准化的R2 均在13.04%以上，通过F检验，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具体分析各个因素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如下。
从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来看，尽管三个模型中可以得出农民工中的男性比女性的市民化水平稍微高一些，尽管并不显著。年龄对于市民化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随着年龄增加逐步增强。此外，婚姻状况对市民化水平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未婚的农民工中90.32%都是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没有务农经验，对城市生活更加向往，接受新鲜事物能力更强，在城市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后往往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因此有迫切的成为城市居民的意愿。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中，市民化水平并不是随着受教育程度递增而增加，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与其受教育程度呈现U型曲线分布，初中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比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降低了1.2%，尽管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而高中教育程度市民化程度增加4.1%，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增加10.3%。农村土地对于市民化的影响不显著，对农民工回流的拉力已经没有那么强烈。此外，是否参加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也有显著的正影响。
在模型二中，引入反映农民工家庭特征的变量之后，与没有同家人同住的农民工相比，与家人同住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会显著的增加6.4%。
将社会特征变量加入第三个模型，从表7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本地参加养老保险的市民化水平要比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高出6%，而且这种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两种保障相比较，养老保险对农民工的市民化影响更大，农民工更在意的是年老以后在城市是否能养老，如果没有这种保障的话，农民工在年老时只能回到原居住地养老。农民工的职业属性中，事务型职业是经济能力维度市民化进程唯一达到90%以上的群体，其次是服务型职业，但是事务型职业这一职业集团从业比例仅有4.3%，而当地居民中，这一比例为30.9%。而从表7中可以得出事务型职业和服务型职业相比劳务型职业而言，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事务型职业的影响更大。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指出，整体与部分是辩证统一的，整体由部分组成，部分制约整体，关键部分的功能及其变化甚至对整体的功能起决定作用。因此，对整个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积极影响的因素，放置到城市内部区域可能就会发生某些变化，变得不太适用。然而部分之间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如图2所示，以往研究中，我们更多的是研究整个城市的市民化现状，却忽略了城市内部经济发展的不一致，可能导致在一个城市内部中，存在市民化程度的不协调。基于此，我们把武汉市分为主城区和郊区，可以发现在主城区，人力资本、保障性因素对其市民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城区由于经济相对发达，以工商业为产业基础，农民工不再依赖土地，实现了职业身份的转变，希望家人同住的意愿更加强烈。另一方面，主城区工作经验的累积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累积，因此年龄对市民化的影响非常明显；在郊区，产业仍然是农业为主，对劳动力和技术的要求更高，因此性别、培训对于农业生产产量和技术的提高有很明显的作用。然而，郊区农民工的家人进城后从事的仍然是农业，家人来武汉后并不会实现职业上升，因此保障性因素对其影响并不明显。进一步把主城区按照工业基础细分为汉阳、汉口、武昌三区。汉阳作为老工业区，工业基础以制造业为主，对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要求不大，因此影响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由于劳务型职业收入相对较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市民化影响更加显著，土地作为一种无形资产保障，对农民工的市民化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流入汉阳的农民工由于职业收入水平的落后，对户籍地土地更加依赖，农民工担忧失去土地这一天然保障有可能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和不稳定，这使农民工市民身份转变的意愿不够坚定，土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负向影响非常显著。汉口作为老商业区，服务业体系比较健全，在汉口的农民工大多从事服务型职业，对人力资本要求较低，教育文化程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但是，短期的政府培训对于提高服务型行业的农民工职业素质，进而影响其市民化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效应。武昌作为文化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心，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素质要求更高，收入也相对较高。因此，受教育程度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影响相对明显，而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逐渐弱化。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势必造成有限的城市公共资源的紧张问题，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城市内部，经济发达区域对农民工的吸引力更大，但是公务服务设施建设并不能满足容纳的人口，引发一些“城市病”会引起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排斥，一旦这种排斥取得合法性，将有可能演化为新的社会不平等机制。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方面要求我们在农民工比重较大的城市弘扬平等、包容的公民精神；另一方面，加快城市合理布局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引导城市工商业分散分布，降低农民工在城市重点区域的密集度，缓解城市公共资源供给压力。
此外，在城市中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往往存在便携性损失，导致农民工参保意愿低。但是这种损失在一个城市内部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郊区仍然是农业生产为主，农村养老保险的接续转移比较畅通；武昌区则是文化中心和高新技术产业区，农民工自身素质较高，薪酬也相应较高，养老保险对其的影响效用也弱化。但是对于汉阳、汉口两个以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区域，社会养老保障的影响非常明显。为了破解养老保障难以覆盖农民工这种难题，必须积极推进同城化待遇、均等化服务，提高社会保障缴纳费用的持续性，建立新型社会保障缴纳机制，实现养老保障资金的全国统筹，不再以各区域、各城市为单位施行。
再者，根据本文研究发现，城市各区域促进农民工转移的政策应该注意到城市内部市民化的异质性，在制定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时候不能一刀切，依据本区的产业结构特点有所区别，往往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服务业为主的区域，应该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个人素质；将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民工引导至高新技术产业中心，使其先实现市民化；在经济发展相对薄弱的区域可以先重点推进养老保障的覆盖，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养老保障体系当中。同时农民工的职业上升对于更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获得是没有区域限制的，可以将积极引导农民工从劳务型职业向事务型、服务型职业转化作为统一政策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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