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石智雷. 2000年以来中国劳动力迁移新特征[N]. 中国人口报,2012-01-09(003).
2000 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局势稳定，随着各种有利于农村、农业发展政策的推出，我国又兴起了新一轮的劳动力转移浪潮，并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征。
农村劳动力由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一直是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2000 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又出现了新动向，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双向流动的态势，一批又一批曾经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或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经商的农村迁移劳动力，陆续带着技术、项目、资金返回到自己的家乡就业，不仅形成了外出劳动力返乡潮，而且正在孕育产生回流劳动力的创业群体。
2008 年后，受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沿海许多出口外向型企业经营困难或倒闭；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规模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迁移劳动力呈城市融入与家庭化迁移趋势
农村劳动力城市迁移 30 多年来并没像西方国家经验那样，大量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新的市民。在特殊的制度遗产和渐进性的改革模式下，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并未实现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的同步、合一及彻底改变，而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割成三个阶段:城市迁入、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入。第一阶段城市迁入，这是一个人口空间转移的过程，即人口城市化的初期阶段，现基本上已经完成。第二阶段城市适应，这是流动人口在城市建立经济及社会基础与实现城市认同的阶段。第三阶段城市融入，流动人口真正的市民化，即外来人口彻底地融入到城市社会。当前绝大多数农民工处在城市适应阶段，而从城市适应向城市融入阶段过渡，是人口城市化一个重要的环节，它直接和从本质上决定了城市化的进程。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的问题。
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另一个新特征是家庭化迁移。过去，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往往是年龄较轻、身体强壮、经济活动能力较强的人，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独自到城市务工挣钱。受限于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他们的职业与身份相分离，从事着“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就业和生活方式。2000 年以来，农民工不再是暂时居住城市，而是居住的时间在不断地延长，并且很多农民工举家迁移。家庭化迁移也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流动已经由“候鸟式”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有了更深刻的人口城市化含义。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体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 2005 年以来，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开始登上社会舞台，数量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户口在农村但又生活在城市，对农业生产并不熟悉，对农村生活也渐趋陌生，他们的就业经历和成年后的生活历程更多地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之中，这就使得这一群体进入了“既不是传统的农村人也不是真正的城市人”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一出校门就迈进城市打工，从来没有种过地也不会种地，不像他们的父辈，在城市呆不下去时可以回乡务农养家。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期望较高，但是在落户、保险、医疗、子女上学等诸多方面却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甚至被完全排斥在城里人之外。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都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他们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
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伺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象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
“刘易斯拐点”欲现
自 2004 年春以来，在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相继出现了民工短缺现象。2010 年，中国的“民工荒”形势变得更为严峻。
“二元经济”理论认为，由于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随着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逐渐转移，滞留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后经济发展就到了“刘易斯拐点”，这时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而“民工荒”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工业部门用工的短缺，更进一步说是从农业部门流出的劳动力不足以满足工业部门快速扩张的需要。
结论与启示 2000 年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不断加强，迁移的流向和形式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予我们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人口形势和执政理念的不断变化，我国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对流动人口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随后又出台了严格的流动人口管制政策。从2000 年开始，我国流动人口政策进入融合阶段，流动人口管理内容正从“管理控制”向“服务管理”转变，消除歧视，保障权利，建立惠及流动人口的公共报务体系，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将成为未来政策的主导方向。
第二，东部地区对中部地区展开新一轮就业替代，人口继续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借助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利用对外开放带来的区位优势，沿海地区的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制造业发展更快。但是，当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发展之后，并没有像学者和中央政府所预期的那样，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扩散与转移，2000 年以来，这些地区显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工业化时期，进行着反梯度的要素集聚过程，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型模式。沿海地区工业化的再发展，一方面进一步催生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实现了这些先发展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对人口流动管制的放松，东部沿海地区吸引大量内陆劳动力迁移到当地。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区域发展的极化效应的作用，和东部地区距离较近的中部地区，大量生产要素被吸引到东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劳动力要素。
第三，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和城市融入，它们虽然是劳动力流动的两个不同方向，但它们都是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早期农村外出务工的多是年轻力壮劳动力，以增加收入为目的，独自外出；但是随着时间变化、物质生活资料的积累以及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便会开始大量出现投亲靠友或家庭整体的迁移流动，也可能因为家庭不能整体迁移而选择回流。家庭化城市迁移一方面会增加流动的成本，减少继续流动的可能性，易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更加稳定地居住，另一方面还会使迁移劳动力居留城市的时间越来越长，与城市联系频率日益密切，与农村联系频率开始减少。对于大多数回流劳动力来说，返乡究竟是创业还是失业，重点要看他们回流农村后的就业选择。与留在农村区域的劳动力相比，这部分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素质和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从而有可能成为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第四， “民工荒”的大面积的反复发生，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和结构性失衡的结果，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了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另外，近些年，农业比较利益的提高，让一些原本打算外出务工的农民选择留在家乡种地，这也减少了农村为城市提供的劳动力数量。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当前普遍发生的“民工荒”现象，就简单断定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达到了“刘易斯拐点”，也不能确定我国第一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但是“民工荒”现象至少是两者的一种前兆显现，它预示着我国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过去完全依靠粗放式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