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城镇集聚和户籍制度共同决定了教育机会的多寡和群体分配特征。中国式城镇 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但限制了他们随迁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而这 种影响程度尚未得到充分评估。本文使用国家卫计委 2012 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 据、1964 ～ 2010 年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地级市的宏观匹配数据，在户籍制度的背景下分析城 镇集聚如何影响流动劳动者子女的受教育机会。总体而言，城镇集聚对流动劳动者子女入学 概率造成的负面影响在 1． 25% ～ 1． 84% 之间，进入公立学校的概率则受到 6． 63% ～ 20． 99% 的负面影响。即便如此，随迁多子女家庭中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较均等，并不存在数量和质量 间的替代关系。流动劳动者所具有的非正式制度条件难以弱化其所面临的正式制度约束，城 市发展战略的定位和城市内优质资源的向下歧视都放大了这种负面影响，但流动劳动者间 潜在的同群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子女入学的概率。低技能流动劳动者与高技能劳动者 通过人力资本的互补性推动了城市发展，包容式的城市发则需要尊重流动劳动者子女的受 教育权利，从而在收入和教育两个层面上促进人的城镇化，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 城镇集聚; 户籍制度; 流动劳动者; 随迁子女; 教育机会
【来源】赵颖,石智雷.城镇集聚、户籍制度与教育机会[J].金融研究,2017(03):86-100.
一、引 言
在中国的大国发展战略中，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2000 年以来，随着中国经 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教育总量投入增速较快，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平均受教育程度， 并增加了人力资本回报率。同期，中国城镇化也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城镇集聚对微观 个体收入具有正外部性，这成为人力资本回报率不断增加的重要基础( Snow and Pavan， 2012) 。劳动者收入的增加不仅与当期人力资本存量有关，更与未来人力资本增量有关。 因此，城镇集聚过程中教育资源如何影响未来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应成为中国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进而实现大国发展战略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劳动者户籍状态的差异，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参与教育资源分配的权利。城镇 集聚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差异，并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增加户籍资源分配价值制约着户籍制 度的改革，这种现象在发达地区尤为明显。因此，随着中国城镇集聚水平的不断提升，基 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户籍制度的教育资源空间分配差异开始出现，该差异使得城乡之间和 各城市之间的教育回报率开始出现较大分化，其中城市教育回报率高于农村，东部沿海地 区的教育回报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 陈钊和冯净冰，2015; Xing，2016) 。优质教育资源 的城市偏向性，还集中反映在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比重持续降低。基于户籍制度的城乡 教育资源分割，实际上限制了流动劳动者下一代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和速度，使他们的子 女难以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
虽然在短期内劳动者通过空间配置能 改善其收入状况，但在长期既不利于微观层面经济地位的持久改善，又不利于宏观层面劳 动力技能结构的稳定提升。因此，人力资本的持续改善，既需要重视教育资源的总量投入 问题，又需重视户籍制度在教育资源空间配置中的制约作用( 陆铭，2016) 。 虽然社会对流动劳动者子女在劳动力输入地受教育机会面临歧视有一定的主观认 知，但这种歧视的具体程度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导致相应的调整方案难以制定。迄今为 止，此方面的文献主要是定性分析或描述性统计式的定量分析，并未深入分析流动劳动者 子女受教育机会在这种户籍偏向型制度背景下受到的影响及内在机理。Chen and Feng ( 2013) 使用 2010 年 11 月在上海调查 11 所公立小学和 9 所打工子弟小学的数据进行了 测算，但该结果在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并非具有普遍性。本文采用国家卫生 计生委 2012 年在全国 31 个省级单位的调研数据，分析流动劳动者子女在劳动力迁入地 的受教育机会，为正确认识该问题提供中国的经验证据，弥补此领域研究的不足。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流动劳动者随迁子女在劳动力输入 地所面临的受教育机会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难以制定相应的改善对策。本文通过全 国范围内有代表性的样本测算流动劳动者随迁子女在劳动力输入地面临的教育歧视程 度，从而弥补此领域研究空白。其次，城镇集聚对流动劳动者物质条件的改善和子女入学 具有多方面的影响，这部分劳动者所面临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约束、城镇发展战略、基于 户籍和经济地位的双重歧视在城镇集聚的背景下如何影响子女入学机会，也是本文分析 的内容。因此，本文在城镇集聚不断推进和教育资源总量投入增加的前提下，分析教育资 源制度性配置失衡对处于城乡转轨边缘这一群体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影响，从而为中国更 好地实现大国发展战略提供人力资本视角的改善路径。
二、制度框架与经验证据
中国流动劳动者子女教育问题需要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力资本积累视角进行探讨。中国能否通过教育不断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不仅较大程度上决定劳 动力市场的技能结构，更关乎中国是否能实现大国发展战略。
( 一) 城镇集聚与户籍制度
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是一项社会管理制度，还是一项社会福利分配制度( 蔡昉， 2010) 。1993 年以前，户籍制度和粮票制度共同构成限制中国劳动者跨区域流动的主要 制度障碍，政策初衷是保证农产品的供应和城镇居民的基本福利。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 建立和发展，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得以废除，企业朝自主用工的方向改革，劳动力跨域 区流动成为劳动力市场成熟的重要表现之一。
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层面上的城镇集聚。具体而言，劳动力跨区 域流动使中国剩余劳动力资源在区域间实现了以效率为导向的配置，这种劳动力资源配 置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持续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为城镇发展注入了持续的活力。二是劳动力成本较低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劳动对资本的替代关系，在保证一定增速的同时技术升级换代能够推迟。 三是基于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排斥了流动劳动者，进一步降低了隐性劳动力成本。因此，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受益于劳动力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都相对较低。 城镇集聚的发展不仅没有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户籍改革 的成本。中国在倾斜式发展战略指导思想下，以效率为导向的资源分配模式占主导地位， 东部城镇集聚的程度不断增加。城镇集聚过程中资源配置的改善，主要产生两方面效应: 一是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二是增加资源使用的机会成本。城镇资源相对稀缺，流 动劳动者对资源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种稀缺程度。在城镇资源使用机会成本增 加的背景下，具有本地户籍的居民将优先获得相关资源的使用权。 城镇发展中这两种效应存在相互增强的趋势，从而导致以效率为导向的配置方式挤 出了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在此过程中，户籍制度不仅没有扭转这一局面，反而强化了身份 特征在城镇资源分配中的差异。中国的户籍制度在历史上曾为经济发展提供基本农产品 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基于身份差异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应 该逐步改善，使居民平等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 二) 户籍制度与教育机会
城镇集聚并不直接影响教育机会的大小，而是通过以身份特征为区别的户籍制度， 限制了流动劳动者参与包括城镇教育资源在内的公共资源分配过程，从而导致了一种 客观上的教育机会不平等。这种基于身份的限制，实际上阻碍了流动劳动者的城镇化 过程。
在诸多公共服务中，流动劳动者子女所能享受的教育资源是较重要的方面之一( 陈 钊，2015) 。教育资源对流动劳动者子女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 就微观 层面的意义而言，如果流动劳动者的子女具有相对公平的受教育机会，那么就能够通过积 累自身人力资本，提升潜在就业机会，改善未来经济地位( Benjamin，2014; Jackson et al． ， 2016; Hoekstra et al． ，2016) 。就宏观层面的意义而言，这是有效改善社会劳动力技能结构的重要方面。基于城镇户口偏向性教育资源分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流动劳动 者及其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也难以改善中国劳动力市场上长期的技能结构。教育能增 加阶层流动性的经验证据也开始逐渐出现( Wantchekon et al． ，2015) 。
教育水平的持续改善是提升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式，也有助于劳动者收入水 平的不断增加。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高技能劳动者比重的提升并不会减少低技能劳动 者的就业空间，相反会通过技能结构的互补性增加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岗位，且低技能劳 动者的受益程度可能更大( 陆铭，2016) 。即便如此，这是在既定劳动者技能结构下通过 劳动力资源空间配置实现的收入改善，而非通过优化劳动者技能结构来实现。较之于空 间配置的改善效应，教育提升对收入增加的作用更显著。陆铭( 2016) 通过整理相关的研 究发现，中国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逐渐从 1978 年的 － 0． 642% 上升至 2005 年的 13． 2% 。 教育质量的改善和城市发展中人力资本外部性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升教育回报率的增加， 而教师努力程度和人员配备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教育质量( Macartney，2016) 。
然而，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存在较严重的人力资本投资障碍，这主要体现在流动劳动者 自身在职业培训方面的不足，以及他们子女在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方面的困难。陈钊和 冯净冰( 2015) 从流动劳动者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角度论述了这一问题。在这两种人力资 本投资的困境中，子女教育机会的多寡将直接影响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技能 结构。流动劳动者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途径有两个: 一是通过赞助费的形式进入公立学 校，二是通过获得当地户口。第二个途径实际上是将流动劳动者群体进行正向筛选，使其 中的成功群体逐步成为城镇居民，而技能较低和资源较少的劳动者则继续持有农业户口。 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户口偏向型的教育资源分配矛盾。
劳动力输入地拒绝承担流动劳动者子女的教育成本，主要在于教育是一项区域性公 共产品，使用辖区的财政资源。随着受益对象的空间流动，这种教育资源对劳动力输入地 产生正外部性。为这部分群体子女提供教育资源，无疑会使输入地产生财政资源产生一 定的负担，且由于公共地效应存在最终导致输入地财力难以为继( 王小龙和方金金， 2014) 。
虽然劳动力输入地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提供存在分配的户籍歧视问题，但真正决定劳 动者迁移决策的因素仍是收入绝对数量的高低和就业机会的多寡( 夏怡然和陆铭， 2015) 。因此，即便劳动力输入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区域间发展的巨 大差异仍会使劳动者选择向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流动。即便如此，流动劳动者不会 一直保持流动的状态。年龄对流动劳动者外出务工的影响存在一个拐点，大约在 33 岁左 右( Chen et al． ，2014) 。在本文的样本中，流动劳动者年龄的均值和中位数基本在 34 岁 左右，结合子女年龄的均值和中位数，本文不难判断 34 岁左右的流动劳动者子女基本刚 完成小学义务教育。因此，34 岁作为流动劳动者的拐点，一方面与流动劳动者的难以持 续进行低水平高强度的劳动有关，另 一方面也可能与子女一个学习阶段的结束有关。在 此意义上，户籍制度导致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流动劳动者流动的 时间。
限制流动劳动者随迁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有碍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结构改善 ( Molnar et al． ，2015) 。这不仅影响了流动者子女的小学教育质量，也限制了他们所能获 得的最高学历，对其技能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现象可能导致中国长期 劳动者技能结构难以改善。中国经济发展受益于低成本劳动力供给，未来的发展则需注 重劳动者技能提升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流动劳动者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自身收入水平也在此过程中 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即便如此，低技能结构劳动者短期内不可持续的经济水平改善并非 真正实现了人的城镇化。如何逐渐改变这种基于身份特征而非贡献程度的资源分配参与 模式，应成为提升未来流动劳动者技能结构、促进人真正城镇化的重要命题。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2 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就流动劳动者子女 在劳动力输入地享受教育资源的公平性和质量进行分析。该数据在全国 31 个省级单位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 15 ～ 59 岁的流动劳动者，调查内容 涉及劳动者家庭基本情况、就业居住和医保、婚育情况与计划生育服务、生活与感受等四 部分，有效样本为 158556 个。
为了更好的分析宏观环境下微观个体的行为决策，本文还将该数据与其它数据合并。 本文的数据匹配工作主要包括两方面</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