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研究个体早年受虐经历是否会对其心理健康造成长远影响， 关系到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在源头上的开展。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CHAＲLS， 2013， 2014) ， 从社会和家庭两个层面探讨了早年受虐经历对个体中老年期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 早年受虐经历使得个体中老年期患有抑郁症的概率明显高于那些没有受虐经历的群体。相较于家庭内父母或兄弟姐妹的虐待， 社会上同龄人的虐待对个体中老年期抑郁的影响更大。成年后的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会对该影响效应起到不同的调节作用: 随着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早年受虐经历对中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在弱化; 但随着个体经济状况的改善， 这种影响却在增强。
关键词: 生命历程; 早年受虐; 心理健康; 中老年人
【来源】石智雷,杨雨萱.生命历程视角下早年受虐经历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J].人口与发展,2019,25(03):94-105.
The Influence of Early Childhood Abuse Experience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Middle － aged and Aged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Process*
SHI Zhi-lei， YANG Yu-xuan
Abstract: Studying whether individual’s early abuse experience having a long － term impact on his or her mental health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 work at the source．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Health and Ｒ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ＲLS， 2013，2014)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early childhood abuse on middle － aged and aged people depression from both social and family levels． The study found that early experiences of abuse will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of depression of middle －aged and aged people． The effects of abuse at different levels on their depression are heterogeneous． The abuse at the social level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occurrence of depression of middle － aged and aged people， and the impact of child abuse at the household level is relatively small． In the household level， the impact of parental abuse at the household level is greater than the impact of abuse b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addition， the level of education will weaken the impact of early childhood abuse on middle － aged and aged people depression， While the improvement of adult economic conditions will strengthen the impact of early childhood abuse experience．
Key words: Life － course; Early Abuse; Depression; Middle － aged and Aged People
1 引言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压力越来越大， 抑郁症已成为当下乃至未来全世界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抑郁症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 是心理健康障碍的主要类型。据世界卫生组织2017 年的报告数据显示， 目前全球有超过 3 亿人患有抑郁症①， 而我国就有近一亿人患有抑郁症。预计到2020 年， 抑郁症将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之后， 全世界第二大疾病。抑郁症会给社会以及个人的家庭带来严重的影响， 对于患有复发性抑郁症的患者来说， 每 7 个就有 1 个采取自杀行为( 龚智力， 2008) 。关于抑郁症的患病原因， 多年来生物医学家和心理学家一直争执不休。生物医学家侧重于从遗传因素、神经内分泌以及免疫应激等方面来研究抑郁症的发病机理( 杨楠、李秋波等， 2006) 。而心理学家则侧重于从压力传导， 负性认知偏向( 负性刺激注意偏向、负性情绪加工偏向及负性刺激记忆偏向等) 等方面来研究( 杨娟、张小崔等，2014) 。随着抑郁症这一问题的蔓延， 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开始尝试着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去追溯抑郁症发生的早期原因。
近几年来， 有关儿童遭受校园欺凌、家庭暴力以及社会侵害事件屡见不鲜， 这些案件发人深省②。受虐经历会使得儿童出现一系列心理障碍( 如对周围环境过分警觉、易愤怒、紧张焦虑等) ( 宋锐、刘爱书， 2013;于增艳、赵阿勐等， 2017) ， 但是我们不知道受虐所带来的长期影响， 伴随着个体的成长， 在个体成年之后甚至步入中老年期， 早年受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会逐渐消失， 还是依然存在? 一方面， 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且主要集中在短期的影响， 重点关注的是青少年时期， 他们认为早年受虐经历会影响个体青少年时期抑郁的发生概率以及抑郁发生之后的应对方式( 郭兰婷、张志群， 2003; 凌宇、杨娟等， 2009) 。另一方面， 以往对该问题的研究局限在心理学领域， 心理上的虐待与忽视是以往研究的主流( 阎燕燕、孟宪璋，2005; Kent 和 Waller， 1998) 。儿童遭受家庭暴力以及校园暴力的事件屡见不鲜， 由此导致的躯体虐待也是儿童虐待的一种重要形式。除此之外， 以往的研究并没有详细探讨家庭层面上的施虐和社会层面上的施虐对抑郁发生影响的差异。首先， 家庭和社会对于个体来说一个属于私人领域， 一个属于公共领域， 他们有着本质的不同， 对个人的影响也有差异。其次， 国家对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上虐待的重视程度也不同， 外生的影响会扩大二者的影响差异， 2016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是一部保护儿童免受家庭暴力的法律， 可见国家和社会对家庭暴力的高度重视。但是， 目前针对校园暴力并没有成文的法律规定， 再加上校园暴力施暴人群的特殊性， 使得国家对校园暴力的监管以及惩处都更加有难度。
因此， 鉴于我国青少年儿童遭受暴力事件的严峻现状， 研究个体早年受虐经历对整个生命历程尤其是对未来中老年期抑郁水平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立足于躯体虐待， 从社会和家庭两个层面来考虑， 将施虐人群分为三个大类， 被父母虐待、被兄弟姐妹虐待以及被同龄人虐待， 探讨了三种虐待方式对于个体中老年期抑郁水平的影响及其异质性， 并拓展分析了早年受虐经历对抑郁影响的年龄模式以及个体受教育程度和当期经济状况的调节效应。
2 文献综述
个体早年受虐经历是成年期发展抑郁症的重要危险因素， 在个体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 虐待和忽视严重剥夺了个体身体、情感的交流， 使之处于孤独、冷落、寂寞、无助之中( 许成岗、焦志安等， 2007) ， 这对个体成年期的抑郁水平有着重要影响。现有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
其一， 个体早年受虐经历对于抑郁水平影响结果的考察。有研究显示早年不幸经历会使得个体在成年后的健康状况明显差于那些早年没有不幸经历的个体(石智雷、吴志明， 2018) 。那么对于心理健康来说， 在儿童期受到虐待的个体， 在其成年期往往具有较高的抑郁水平和焦虑水平( Jehu， 1989; Briere， 1992; Eckenrode， et al． ， 1993; Zlotnick， et al． ， 1996; Cloitre， et al． ， 2002) 。经历过童年虐待的个体， 缺乏建立健全自我价值体系的支持系统， 由此会出现自尊偏低和抑郁的多发， 即个体受到的童年虐待越多， 其所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就会越低， 从而越容易导致个体的低自尊和抑郁状态( 王敏、郭菲等， 2015) 。于增艳( 2017) 等首次通过元分析技术来整合儿童期虐待的各种形式与抑郁的相关研究， 结果表明儿童期虐待经历与成年期抑郁的发生联系紧密， 尤其是心理虐待与忽视对后期抑郁障碍的影响最大， 受虐者的性别以及受虐的年龄阶段也可以影响儿童期虐待与抑郁的关系。另外， 早年受虐经历对其以后的个人发展也存在着重要影响， 经历过虐待的成年人与没有这些经历的成年人相比， 教育水平， 就业水平相对较低。控制相关特征变量， 有虐待经历的个人与没有这些经历的个人， 在中年时的就业概率存在着 14% 的差距， 而社会竞争中的劣势则加剧了他们罹患抑郁症的概率( Currie 和 Widom， 2010) 。
其二， 早年受虐经历对成年期抑郁的影响途径研究。在早年受虐经历对成年期抑郁的影响途径方面， 国内外学者做了很多探讨。第一种说法为压力脆弱。童年创伤可能通过其对压力反应的影响而导致抑郁症。压力敏感模型表明， 在童年时期经历创伤事件的个体在其成年阶段压力容忍度更低， 因此有童年创伤经历的
人群与那些没有童年创伤经历的人相比， 更有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Hammen et al． ， 2000; John et al． ， 2017) 。
第二种说法为认知障碍。童年期的受虐经历可能会通过改变大脑的发育来诱导认知， 并同时在认知评价的调节下间接实现对成年期抑郁的影响( 位照国、陆邵佳等， 2012; 吴韦玮、陆邵佳等， 2013; Joohan et al． ，2015) 。认知偏差在童年受虐者身上表现的相当明显， 受虐经历会增加受虐者的无价值感， 增加他们的绝望感， 并伴随着成长而稳固发展， 形成对自我的负性认知， 表现为自动思维。自动思维是认知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自动、反复出现的关于自我的， 消极的思想。这些思想源自童年的早期经验，创伤性体验提供了形成消极自我概念的基础， 这些消极自我概念在认知加工中起指导作用， 可基本被个体意识到。对于心理虐待来说，心理虐待可通过自动思维的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 Gibb et al． ， 2006; Leeson et al． ， 2011; 宋锐、刘爱书，2013) 。与自动思维相联系的另一种叫做反刍思维， 反刍思维是个体将注意指向当前所关注的行为和思想，沉浸于当前体验的情感之中、重复思索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情感以及这样的情感可能导致的多种结果， 而不使用有效的方法解决难题。儿童期心理虐待经历通过个体的反刍行为， 促使个体创伤后认知改变趋于消极， 最终导致个体出现抑郁。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是通过沉浸反刍对特质抑郁产生影响， 而不是通过反思反刍起作用的( 曾庆巍、刘爱书等， 2015) 。与之相对应的， 在面临生活重压或负性事件等情况下， 若能够采取更有效的方式去处理负面效应， 就能促进其“反弹效应”的发挥， 提高心理弹性。心理弹性越高， 消极想法和情绪出现的频度越少。心理弹性( mental resilience) 是在面临逆境、创伤、悲剧、威胁、艰辛及其他生活重压下能够良好适应的“反弹能力( Lantman et al． ， 2017; 王梦娇、宋丽萍等， 2017) 。第三种说法为环境因素。由于早年受虐反映了自己父母一辈的综合素质， 包括受教育程度等方面。被同学， 邻居欺负以及邻里关系更反映了早年生活的环境， 这些环境劣势会对个人的情感， 认知和行为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Wolfe 和 Jaffe， 1991) 。
其三， 生命科学领域童年期受虐与抑郁在生理机能上的表达研究。在生命科学领域， 丰富的生物学证据表明， 童年创伤可能会造成终身受压的脆弱性( Hammen et al． ， 2000; Lupien et al． ， 2009) 。对动物( Suomi，1997; Meaney et al． ， 1994) 和人类的相关研究中都表明( Heim et al． ， 2000) ， 早期经历创伤会显示出应激反应的变化， 而这种持续敏感的应激反应改变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 HPA) 轴， 增加神经内分泌应激反应以及糖皮质激素的抵抗， 使得免疫激活和海马体积减少， 并牵连到情绪上的变化， 由此导致神经内分泌变化并增加应激性压力导致抑郁症的风险( De Bellis， 2002; Heim et al， 2008) 。
总体来说， 已有的研究已经证实了早年受虐待经历和抑郁水平的因果关系和影响机制， 但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 以往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生物医学领域， 社会科学对于该问题的探讨相对较少。其次， 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较多集中在早年受虐对青少年时期的影响， 而对于中老年时期关注较少， 也就是说对于早年受虐的长远影响关注不够。最后， 以往有关虐待的文献都是从单一层面来考虑， 缺少统一框架下多层面的对比分析。因此， 基于对已有研究的总结， 本文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下， 早年受虐经历对个体中老年期抑郁水平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第二， 个体早年所经历的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虐待对其中老年期抑郁水平的影响究竟有着怎样的差异?
3 实证策略: 数据、方法与模型
3． 1 研究设计
个体早年虐待经历的种类主要包括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在我国， 躯体虐待是个体早年虐待的一种主要形式， 在中国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文化中， 人们普遍认为父母或其他抚养人对儿童拥有惩戒权， 当社会主流文化认可体罚儿童的行为时， 很多潜在的虐待或者说是界限不那么清晰的虐待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但是却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 俞宁、陈沃聪， 2011) 。因此考虑到数据的可达性以及我国本土特有的文化传统， 本文主要研究躯体虐待。另外， 考虑到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老龄人口数的攀升， 以及个体在中年阶段所面临的相对较大的社会压力， 因此本文的研究人群为 45 岁至 80 岁的中老年人。
对于躯体虐待， 本文主要是分为两个层面和三个维度来考虑的， 两个层面包括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 三个维度包括被父母虐待、被兄弟姐妹虐待以及被同龄人虐待。家庭层面主要体现在被父母虐待， 被兄弟姐妹虐待则作为被父母虐待的一个补充， 社会层面主要体现在被同龄人虐待， 被同龄人虐待又主要表现为被同学虐待， 这样划分的出发点是我们考虑到对于儿童受虐行为的研究与防治应该在不同的层面上给予体现， 如此更见针对性。
3． 2 实证策略
考虑一个早年受虐经历影响中老年人是否抑郁的基本方程:
方程中， Hi 是个体中老年期抑郁评分， Mi 是其受虐经历变量， M1 表示早年是否被兄弟姐妹虐待， M2 为早年是否被同龄人虐待， M3 为早年是否被父母虐待。Xi 是其他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一些人口学特征以及经济特征等， μi 是随机扰动项。考虑到自变量与因变量互为因果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早年受虐经历， 为被访者在 0 － 17 岁时的经历， 抑郁变量则是 45 － 80 岁年龄段的被访人当前抑郁水平。当前的抑郁水平不会影响几十年前的经历， 互为因果问题可以避免。对于测量误差问题， 为了提高抑郁变量的准确度， 我们重点分析抑郁分数来表征抑郁水平的研究。
另外， 我们也使用了二分类 logistic 模型进行回归， 采用同样的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对其进行回归说明。从纯数理的角度来说， 相比较于单纯的某个阈值， 我们用概率去描述分类要方便很多， 同时 Logistic 函数是单调上升的函数， 具有良好的连续性。另外， 也是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以及获得受虐待变量对中老年期抑郁发生影响的概率变化。
Hj 是个体中老年期是否抑郁， 并根据 Andresen 建议， 将 CESD － 10 评分≥10 定义为有抑郁症状， 将有抑郁症状设为 1， 反之设为 0。Mi 是其受虐经历变量， Xi 是其他控制变量， μi 是随机扰动项， 在自变量， 控制变量的变量设置上都与( 1) 式相同。
3． 3 数据与变量设置
本研究所使用的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ＲLS) ， 该数据是由北京大学主持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 45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 其问卷设计参考了国际经验， 包括美国健康与退休调查( HＲS) 、英国老年追踪调查( ELSA) 以及欧洲的健康、老年与退休调查( SHAＲE) 等。项目采用了多阶段抽样， 在县 /区和村居抽样阶段均采取 PPS 抽样方法。问卷内容包括了个人基本信息， 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 健康状况， 体格测量， 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 工作、退休和养老金、收入、消费、资产， 以及社区基本情况等。本研究使用 2013 年 CHAＲLS 资料中人口特征， 家户支出以及 2014 年受虐历史以及家庭环境信息。由于部分变量统计信息的缺失， 本文最终的样本量为 5392， 其中男性和女性各占 51． 5% 和48. 5% ， 农业户口占 79． 95% ， 非农业户口占 20． 05% ， 有同居配偶的占 83． 88% ， 无同居配偶的占 16． 12% ，平均年龄 60． 13 岁。
( 1) 因变量: 抑郁分数和是否抑郁。本文使用简版流调中心抑郁水平评定量表 CESD—10 来评判是否抑郁。根据 CESD － 10 中文版的使用规则， 评分为 4 级， 选项“＜ 1 天”、“1 ～ 2 天”、“3 ～ 4 天”、“5 ～ 7 天”分别编码为 0、1、2、3 分， 其中条目“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很愉快”采用反向计分。并借鉴 Andresen 的衡量标准， 将 CESD － 10 评分≥10 定义为有抑郁症， 在下文 Logistic 模型中将有抑郁症设为 1， 反之设为 0。
( 2 ) 自 变 量: CHAＲLS数据早年受虐经历指标有被邻居欺负， 被同学欺负， 被兄弟姐妹打， 被母亲打， 被父亲打， 具体的问题设置为在您小时候， 是不是经常被邻居 /同学 /兄弟姐妹 /母亲 /父亲打 /欺负? 选项的设置为四项， 经常， 有时， 很少， 从没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常被打视为虐待， 赋值为 1， 其余情况都赋值为 0。将被邻居欺负和被同学欺负两个项目合成为一个指标为被同龄人虐待， 将被母亲打和被父亲打两个项目合成为一个被父母虐待， 具体合成方法为将两个项目的分数加总， 加总结果为 0， 1， 2， 将 2 换成 1， 即为最终合成项目的分数设置。本文重点研究被同龄人虐待， 被兄弟姐妹虐待和被父母虐待对中老年期抑郁的影响差异。
( 3) 控制变量: 模型引入三个模块， 分为原生家庭特征、人口学基本特征和早年家庭经济状况。原生家庭特征包括户口情况， 早年家庭经济状况， 人口学基本特征包括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早年家庭经济状况用17 岁之前家庭的相对经济地位来衡量。
由于使用的变量较多， 且个体当期的经济状况使用家户日常支出来代替， 这一信息缺失较为严重， 因此进行数据分析的有效样本为 539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4 早年受虐经历与中老年人的抑郁状况: 描述性统计分析
4． 1 中老年人早年受虐经历的结构分布
从总体上来看， 中老年人的早年受虐经历以被同龄人虐待和被父母虐待为主， 且受虐人群比例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和性别差异。具体来看， 有 4． 6% 的中老年人早年被同龄人虐待， 5． 75% 的中老年人早年被父母虐待， 仅有 0． 9% 的中老年人早年被兄弟姐妹虐待， 早年被同龄人虐待和被父母虐待的人群比例比被兄弟姐妹虐待的人群比例分别高出 3． 7% 和 4． 85% 。就城乡差异来看， 无论哪种施虐方式， 农村与城市受虐人群比例之间的差异均在 1% 以内。就性别差异来看， 女性人群中早年被同龄人虐待的比例为 4. 32% ， 比男性相应比例仅低了 0． 58% ; 女性人群中早年被父母虐待的比例为 4． 97% ， 比男性相应比例低了 1． 51% 。
4． 2 中老年人抑郁水平的结构分布
表 3 在整体上显示了中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分布比例。虽然中老年人早年受虐经历的人群分布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和性别差异， 但抑郁水平的分布在城乡， 和性别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农村比城市的抑郁发生率更高， 女性比男性的抑郁发生率更高。农村地区的中老年人抑郁指数为 8． 68， 抑郁症的发生率为 36. 91% ，而城市地区的抑郁指数有较为明显的下降， 仅为 6． 72， 发生率也只有 23． 59% 。女性的抑郁指数为 9． 27， 抑郁症发生率为 41． 45% ， 男性为 7． 36， 抑郁症发生率为 27． 48% 。除此之外， 没有配偶的中老年人抑郁指数为 9． 82， 抑郁症的发生率为 44． 19% ， 而有配偶的中老年人抑郁指数为 7． 99， 发生率为 32． 35% ， 说明中老年人的婚恋状况对抑郁水平有很大的影响， 拥有配偶能较好的减轻自身的孤独感， 降低抑郁的发生率。
4． 3 中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城乡、性别以及施虐人群的差异
考虑到抑郁发生的城乡、性别上的差异， 以抑郁分数平均数作为抑郁症状的描述， 进行城乡、性别和三种虐待方式的交叉分析。横向比较来看， 早年被同龄人和父母虐待者中，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女性抑郁水平都高于男性。早年被兄弟姐妹虐待者中， 对于农村人群而言， 女性的抑郁水平要高于男性， 而对于城市人群而言， 情况恰恰相反。纵向比较来看， 对于农村这一人群而言，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早年被同龄人虐待其抑郁水平要显著高于被兄弟姐妹和被父母虐待者。对于城市的男性来说， 早年被兄弟姐妹虐待的人群其抑郁水平最高。而对于城市的女性来说， 情况恰恰相反， 早年被同龄人和被父母虐待者其抑郁水平要显著高于被兄弟姐妹虐待者( 见表 4) 。
4． 4 中老年人抑郁水平的性别、年龄以及施虐人群的差异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对于女性群体而言， 早年经历被同龄人虐待和被父母虐待者中， 其抑郁水平在年龄的分布上都是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 U 型模式， 其中 50—70 岁年龄段的抑郁水平最高; 被兄弟姐妹虐待
者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 抑郁水平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而对于男性群体来说， 早年被同龄人虐待者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 抑郁水平出现了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其中 60—70 岁这一年龄阶段抑郁水平最高， 早年被兄弟姐妹虐待者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 抑郁水平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 其中 70—80 岁这一年龄阶段的抑郁水平最高， 早年被父母虐待者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 抑郁水平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 其中 50—70 岁这一年龄阶段抑郁水平相对来说较低( 见表 4) 。
5 早年受虐经历对中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 计量分析
5． 1 早年受虐经历对中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效应
在表 5 中， 我们构建了两个模型。模型1 中的因变量是中老年人的抑郁指数， 是连续变量。回归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原生家庭的经济特征以及个体的人口学特征之后， 三种早年被虐待经历都对中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相较于没有早年受虐经历的个体， 早年受虐经历会使得中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显著提升。另外， 相较于家庭内父母或兄弟姐妹的虐待， 社会上同龄人的虐待对个体中老年期抑郁的影响更大。具体来看， 早年被同龄人虐待会使中老年人的抑郁指数上升 2． 19 个单位， 被父母虐待会使其抑郁指数上升 1. 186 个单位， 且二者均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早年被兄弟姐妹虐待会使中老年人的抑郁指数 上 升1. 895 个单位， 但显著水平稍弱， 只在 5% 的置信区间下显著。为了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我们在模型 2 中将是否有抑郁症这个二分类变量作为因变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显示: 三种早年受虐经历都会显著提升中老年人抑郁症的发生概率， 其中被同龄人虐待和被父母虐待依然是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几率比计算显示早年被同龄人虐待会使中老年人抑郁症的发生概率提高 111% ， 早年被父母虐待会使中老年人抑郁症的发生概率提高 59． 1% ， 早年被兄弟姐妹虐待会使中老年人抑郁症的发生概率提高 80． 2% 。
对于个体来说， 家庭内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自己的亲人， 社会上的同龄人只是自己的同学、邻居或陌生人。父母、兄弟姐妹和同龄人此三者与个体之间的情感距离是越来越远的， 与之相对应的是三者的施虐对于个体抑郁的影响程度是逐渐递增的。对于家庭层面上的虐待， 由于个体与父母特定的人身关系， 当个体受到来自父母的虐待时， 一方面， 作为家庭成员之一的受虐者常常基于血缘或亲情关系宽容所发生的虐待事件; 另一方面， 由于这种亲属关系的特殊性， 虽然个体受到了来自父母的虐待， 但是父母给予了个体成长和发展所需的社会支持。因此， 个体会对来自父母的虐待进行较大程度的自我消化，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父母对自己的心理伤害。相较于父母， 兄弟姐妹与个体之间情感距离相对较远， 关系也更加脆弱， 这就使得个体在面对来自兄弟姐妹的虐待时， 自我消化能力更弱， 患抑郁症的概率也就更高。而对于社会层面的虐待， 施虐人群主要是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学和陌生人。当个体在成长过程中， 被同龄人虐待相较于被父母和兄弟姐妹虐待， 更容易让他们的自尊与自信受到伤害， 内心滋生出恐惧与不安， 这使得他们对周围环境的信任感下降、陌生感增强。再加上他们跟施虐者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亲近， 导致个体没有较强的动力对来自社会层面的虐待进行自我消化。因此， 较于家庭层面的虐待， 社会层面的虐待对个体伤害更大， 也使得他们患抑郁的概率更高。
如果考虑到教育， 以及中老年人当期的经济状况， 早年受虐经历对于中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是否稳定? 估计结果表明在加入受教育程度和中老年人当期的经济状况两个变量之后， 早年受虐的影响依然稳定。在( 1) 中加入教育变量， 我们发现， 三个虐待变量的系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小， 但整体上系数减小的幅度较小， 基本上保证在 0． 2 个单位之内， 且系数显著性没有发生改变。在( 1) 中加入当前经济状况这一变量后， 在显著性方面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在系数变化方面， 三个虐待变量中被父母虐待的系数变化最大， 但是其幅度也仅在 0． 02 个单位内。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加入受教育程度和当期经济状况变量之后， 早年受虐经历对于中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该结果是很稳健的。如果获得了更高的教育程度或实现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 早年受虐经历对抑郁水平的影响是否依然稳定? 在本部分我们将中老年期的受教育程度区分为小学以下和小学毕业及以上， 将家庭生活支出区分为 3000 以下和 3000 及以上。分组回归结果表明， 在早年被父母和同龄人虐待的群体中， 相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一组， 早年受虐经历对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抑郁水平的影响系数更低， 这说明随着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受教育水平弱化了受虐对抑郁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 相比于被同龄人虐待， 被父母虐待的影响力下降幅度更大，弱化的程度更大。而对于中老年期经济状况来说， 在早年被父母和同龄人虐待的群体中， 经济状况越好， 早年的受虐经历对于抑郁水平的影响系数就越大， 这说明随着经济状况的提高， 早年受虐经历对于中老年期抑郁水平的影响会有所增强， 经济条件越好， 早年受虐经历对中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就越大， 其中被同龄人虐待相比于被父母虐待来说， 增强的程度更大。可能的原因是， 一方面， 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心理承受能力会越大， 新的认知会不断覆盖以往的认知， 更能坦白的面对自己的过去。另一方面， 随着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周围朋友们的受教育水平相对也更高， 更高层次的社会网络能缓解早年不幸经历对自身的伤害。而对于经济状况来说， 当中老年人物质生活满足之后， 他们更渴求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良好的经济状况使得他们在富足的物质生活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自己的生活状态， 早年受虐画面不断回放， 孤独感倍增，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抑郁的发生概率。
早年受虐经历对中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以直接效应为主， 即早年受虐会直接影响中老年人抑郁的发生。另外， 早年受虐经历也会通过降低个体的受教育程度， 由此影响中老年人的抑郁水平， 但是这种中介效应的作用力相对较小。通过影响中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进而影响抑郁水平， 只有被父母虐待这一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成立。早年受虐影响人们的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又进而影响经济水平， 并最终影响中老年人的抑郁水平， 在这样一个多步中介效应分析中， 三个虐待变量都是显著的负向效应， 而且极小。由此可见， 教育和经济状况对抑郁发生的中介效应较小， 二者对于中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调节
效应上( 由表 6， 表 7 可得) 。
5． 2 早年受虐经历影响中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年龄模式
在表 9 中， 我们将年 龄 分 成45—55 岁、55—65 岁和 65—80 岁三段分别进行回归， 来探究早年受虐对中老年期抑郁影响的年龄模式。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年龄的增长， 早年受虐对中老年人抑郁影响的年龄模式存在着因施虐人群的不同而导致的异质性。年被父母虐待随着年龄的增大对抑郁的影响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正 U 型模式; 早年被同龄人虐待随着年龄的增大对抑郁的影响则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 U 型模式。对于 45—55 岁的人群来说， 早年被父母虐待和被同龄人虐待对抑郁的影响差异没有特别大， 但是对于 55—65 岁的人群来说， 被同龄人虐待对个体中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最为显著， 且影响最大; 对于 65 岁以上年龄段来说， 早年被兄弟姐妹虐待的影响较大， 远远高于其他两种虐待方式。
6 结论与讨论
促进居民心理健康是“健康中国”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从源头上预防或减少各类心理健康问题是必然趋势， 研究个体早年受虐经历对其抑郁状况的长期影响则顺应了这种趋势。以往的文献主要从虐待方式的不同来分析早年受虐经历所造成的影响， 忽略了施虐人也有不同的层面， 本文的研究策略是把虐待按照施虐人的不同分为家庭虐待和社会虐待， 并将两个层面上的虐待放在一个框架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 中老年人的早年受虐经历以被同龄人虐待和被父母虐待为主，受虐的概率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和性别差异， 但女性中老年人抑郁症发生的概率要高于男性， 农村中老年人抑郁症发生的概率要高于城市。回归结果显示， 早年受虐经历对中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不同层面的虐待对中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 社会层面虐待对其的影响要大于家庭层面虐待所带来的影响， 其中在家庭层面上， 相较于被兄弟姐妹虐待， 被父母虐待对中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更小。具体来看， 相对于没有被虐经历， 早年被兄弟姐妹虐待会使得中老年人抑郁指数平均上升 1． 895 个单位， 抑郁症发生的概率平均上升 80． 2% ; 被父母虐待会使得中老年人抑郁指数平均上升1． 186 个单位， 抑郁症发生的概率平均上升 59． 1% ; 而被同龄人虐待会使得中老年人抑郁指数平均上升 2． 19 个单位， 抑郁症发生的概率平均上升 111% 。研究结果还表明， 早年受虐的不同类型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还存在着城乡、性别以及年龄上的差异。对于早年经历同龄人和父母虐待的中老年人来说，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女性的抑郁水平都要高于男性。而早年被兄弟姐妹虐待者中， 对于农村人群而言， 女性的抑郁水平要高于男性， 而对于城市人群而言， 情况恰恰相反。对于 45 － 65 岁的中老年人来说， 早年被兄弟姐妹虐待对其抑郁的影响并不显著， 而对于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 早年被兄弟姐妹虐待的影响远远高于其他两种虐待方式， 这表明早年被同龄人和被父母虐待的经历会显著影响 65 岁以下中老年人的抑郁水平， 但是倘若个体在 65 岁之前抑郁水平比较低， 那么早年被兄弟姐妹虐待会使得他们在 65 岁之后的抑郁水平明显上升。即使个体在成年之后拥有较好的教育和经济水平， 与早年受虐经历相关的抑郁风险仍然存在， 那么这种向上的社会流动究竟是加深还是减弱早年受虐的影响呢? Novelo 等( 2018) 发现随着教育和经济水平的提高， 童年受虐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是在逐渐强化的。而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教育和经济水平在受虐经历对抑郁的影响过程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是不同的， 随着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早年受虐经历对其中老年期抑郁水平的影响在弱化， 且相比于社会上的同龄人虐待， 家庭内虐待的影响弱化的幅度更大。但随着个体经济状况的变好， 早年受虐经历对于中老年期抑郁水平的影响却在增强， 其中社会上的同龄人虐待相较于家庭内的虐待， 增强的幅度更大。
减少儿童虐待， 提高国人的心理健康是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本文的实证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要减少儿童受虐事件。一些发达国家都有一整套成熟的法律和政策保护体系， 以保护儿童、实现儿童利益的最大化( 胡巧绒， 2011; 师艳荣， 2013) 。反观国内，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而且现有的法律主要是针对家庭层面上的虐待行为， 对于社会层面上的虐待， 现有法律并没有明确的做出规定。减少儿童的虐待事件， 维护儿童的人权， 相关法律法规应该逐渐完善， 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 从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建立健全一整套相辅相成的监督执行体系， 确保法律条款能够落到实处。其次要阻隔受虐经历对抑郁风险的影响过程。加强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关注， 对于有心理障碍的孩子及时进行疏导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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