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城市容量角度关注农民工城市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本文从城市容量出发结合人口城市化的相关研 究成果，提出城市容量是一个以人口负荷量为主体，包含自然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的三维系统，并建构了人 口城市化与城市容量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 认为，在现阶段，城市的自然容量和经济容量有助于人口城市化， 而城市的社会容量则因无法满足农民工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而延缓着这一过程，也使农民工“半城市化”成为长期 现象。 因此，作出农民工城市化进程包括两个阶段、四种身份和八个特征的判断。 在此基础上，认为，解决农民工“半 城市化”的关键须从城市的社会容量着手，系统地考虑三维容量之间的相互嵌入和协调扩张，并提出农民工“深度 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人口城市化；农民工；城市容量；深度城市化
【来源】吴华安,王崇举,石智雷.基于城市容量的农民工深度城市化探析[J].西北人口,2010,31(06):82-86+92.
一、引言
作为中国特殊历史现象的农民工，其形成是因 为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供给与城市出现劳动力结构 性需求短缺对接的结果，但其出现之后就如同“滚雪 球”一样被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历史车轮不断 推进，规模越来越大，哪怕经历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 机的短暂冲击，这种趋势依旧没有改变。 中国农业 剩余劳动力呈现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快速转移，外 出农民工总规模已从 2006 年 的 1.32 亿 [1]， 其 中 64.7%的农民工流向地级以上大中城市 [2]； 到 2009 年已增加至 1.5 亿左右， 直接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 农民工的 95%已经返城就业且失业率不到 3%[3]。 长 期持续地就业于或非永久性地居住于城市，将成为 大多数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去农村化”和 “再社会化”的一种常态，这自然会吸引更多研究者 像关注当初的“民工潮”和近年的“民工荒”一样投入 热情。 但农民工的职业转换、身份转变与社会认同、 居住空间演变与实质性城市融入同“深度城市化”[4] 之间时序差距的弥合必然会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一过程的时间维度可能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 现代化的进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而从可预见的期 限（如 5-10 年）来看，一个城市对人口的容纳能力 及强度（即本文将要讨论的城市容量）将会直接影响 农民工在“职业、身份、地位、居住和城市融合”五者 之间弥合的程度。
然而，城市容量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如何？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中国人口城市化在城市容量的约 束下是否有阶段性特征？ 如果有此特征，又该如何 把握并藉此推进？ 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对准确和完 整的回答，将建立在对城市容量如何影响农民工从 职业、身份、居住、公共服务、生活消费、心理认同等 特征的“半城市化”[5]向“深度城市化”转化之间内在 联系的分析之上，因而有必要先对城市容量及其与 城市人口变化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
二、文献回顾
Pitchford（1974）最早从“更广泛的最大社会福利 的城市人口数量”[6] 角度关注城市容量问题， 索维 （1982）也从使城市发展产生最大经济效率的人口数 量视角提出了“适度人口理论”[7]，后来 Hochman，O.D. Pines and J.Thisse（1995）从对于公共服务的最佳人口边界的讨论中引出了所谓的 “亨利·乔治定理”[8]； 而 Au Chun-Chung et al.（2005）则认为，城市的货币 与非货币收益（如生活条件、受教育机会、公共卫生 设施、购物环境和社会交往等）、人口密度、城市人口 的百分比、城市规模等与国内劳动力转移正相关[9]。 国外的研究表明，城市容量问题都会与人口相关，不 仅是城市的自然因素，还有城市的经济、公共服务及 设施和其他社会因素等都会影响城市对人口的容纳 能力。 国内对城市容量的关注是与我国乡城人口流动 频繁、 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城市人口压力增大相联系 的，首先从城市人口的自然容量展开，并考虑到不同 经济因素对人口吸纳的影响， 以及城市人口的社会 容量问题。 任致远（1982）认为，城市容量是城市中各 种单项容量的综合，包括土地容量、空间容量、工业 容量、建筑容量、交通容量、人口容量、环境容量等[10]。 Niu-Wenyuan（2000）则从粮食、土地、水资源等对人 口的供养或承载能力角度研究了城市的自然容量[11]。 后来，朱喜钢（2000）对城市容量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 界定，认为，城市容量是在一定的城市空间范围内，以 某种生存生活质量为前提所能容纳的最大负荷量，可 用特定的空间范畴（城市）内的人口负荷量、与此相适 应的人的生存质量和生活质量、以及人口负载量的相 对时间性等指标来衡量，是一个以城市人口容量为主 体，同时包含城市的土地资源容量、交通建筑容量和 经济产业容量等的多重复合容量系统[12]。 从经济视角 关注城市容量对人口容纳能力的学者认为，投资强 度、经济结构、社会保障等省级层次变量对城市吸纳 劳动力有着显著影响[13]；而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改 善和城市经济的多元化加快了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 力[14]；发展第三产业，可在克服资本约束的情况下, 扩张城市的就业容量，而调整企业规模结构，发展中 小企业，也可较大幅度地扩张城市的就业容量[15]。 从 社会视角关注城市容量对人口吸纳问题的学者认 为，城市在吸纳流动人口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大都直 接或间接地与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相关 。 蔡 昉 等 （2001）认为依赖于补贴的城市福利体制是阻碍外来 人口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 [16]； 刘怀廉 （2005）认为，农民工不能定居是降低城市容纳能力 的一个重要原因[17]；叶建亮(2006)研究了在我国城镇 化背景下，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非歧视性分配制度 与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的关系[18]。 其他学者则从社会 保障、住房、医疗或教育等公共服务均等化角度对提 高城市人口容量方面进行了研究（杨立雄，2003；华 迎放，2004；崔晓黎，2006；朱镜德等，2007）。 综上可见，现有文献主要从粮食、土地、水资源 等自然视角和部分经济视角对城市人口容量的内涵 及构成进行了描述，也探讨了影响城市人口容量的 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部分社会因素，甚至对城市容 量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定量估算 （张延平等，2006）。 但鲜少涉及引入社会因素后对城市人口容量的完整 刻画，以及人口城市化与城市容量之间、大规模乡城 迁移的农民工群体的“半城市化”现象与城市容量之 间关系的研究。 而在城市容量规律作用下，如何让 农民工迁入城市后能较快地适应城市并有序地融入 城市，实现“半城市化”向“深度城市化”质变的研究 则更为缺乏。 下面，将在拓展城市容量内涵的基础 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人口城市化分析框架。
三、基于城市容量的人口城市化：一个分析框架
对城市容量的界定，本文虽倾向于朱喜钢教授 的观点，但引入了城市容量的社会视角。 认为，城市 容量是一个城市在特定空间范围上，维系城市系统 （肌体）正常运转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负荷量，可用 城市的自然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三个维度来 考量。 由于城市的主体是人，因此这三个维度的城 市容量均与城市人口相关。 城市的自然容量，也称 自然容纳力，主要揭示人口与城市的土地资源、大气 环境、水资源、能源、污水及固废处理等之间的相互 关系，城市的自然容量对城市人口的数量、质量及结 构等起着强制性的影响。 城市的经济容量，也称经 济容纳力，主要揭示人口与城市的经济规模、产业结 构类型及发展阶段、企业经济性质及集聚程度、劳动 生产率水平与劳动力价格、城市居民最低消费水平、 政府财政支出能力等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城 市的经济容量对城市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及分布 起着内生性的决定影响。 城市的社会容量，也称社 会容纳力，主要揭示人口与城市的住房条件、教育资 源、医疗卫生资源、社会保障条件、社会治安与政府 行政效能、城市文化与习俗等之间的匹配关系，在正 常情况下，城市的社会容量将影响着人口在城市的 生活质量。 可以说，城市容量是一个以人口负荷量 为主体，包含自然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的三维 系统。 从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来看，在城市诸容量 中，自然容量永远是第一性的，经济容量最初是第二 性的，社会容量是第三性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 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深入，社会容量上升为第二性的，经济容量则退居为第三性的。 但第一性的容量始终 决定着第二性的与第三性的容量。 也许发达国家的 人口城市化及逆（后）城市化现象与城市容量三个维 度的消长有关。 世界各国的人口城市化都是农村人口不断涌入 城市的现象，它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的重要标志。 李辉（2003）归纳了我国学者关于人 口城市化内涵的三个特征:农村人口比重相对减少， 城市人口比重相对增加，第一产业人口相对减少，第 二、三产业人口相对增加的过程；人口地域结构、产 业结构、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人口经济活动和生活方 式的非农化过程[19]。 这与上面对城市容量与城市人 口变化的分析是相承接的。 实际上，人口城市化过 程也是农村人口（在我国，其主体是农民工）与城市 容量的三个维度交互作用的过程（见图 1）。
城市的自然容量作为城市容纳农村人口的控制 性系统，其客观承载能力直接决定了一个城市在满 足现有城市居民的需求外，还有多大空间（包括城市 的现实空间和未来可拓展的空间）容纳外来迁移人 口。 城市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