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回顾过去三十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随后结合当前普遍发生的“民工荒”现象对第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延续做了分析，并提出第二类人口红利理论，研究认为，在第二人口红利开始之前，延续第一人口红利的有效途径是对现有人力资源进行再开发，以适应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对现有人力资源的开发重点是对劳动适龄人口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加大青少年教育投入和老年人力资源再开发。
关键词：人口红利 人力资源再开发 民工荒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来源】石智雷,杨云彦.人口红利、人力资源再开发与经济发展[J].学习与实践,2013(05):15-22.
人口问题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人口问题的演进也会影响到一国或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一直处于无限供给状态，但近几年来，在农村仍有富余劳动力继续向外转移的同时，“民工荒”现象却在中国部分地区反复出现，促使人们对中国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深入的思考。在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变化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上面，随后逐渐扩展到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这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而进一步探讨附带极具生产性的人口素质的人口红利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中我们解答的问题是，在第二人口红利开始之前，如何延续第一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以适应我国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
一、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口再生产相应地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高位均衡”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位均衡”转变。这是世界人口转变的一般过程，转变完成后的短期结果是，人口增长速度减慢，社会的抚养系数降低，劳动力比重上升。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已经经历“少年社会”向“青年社会”的转变，正在进入“壮年社会”，大量劳动力进入劳动年龄，劳动力供给充裕，形成人力资源的黄金期，也是就业压力十分突出的时期。通过考察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人们发现，随着死亡率下降，出生率的降低，将形成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生产性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规模变得越来越小，家庭负担也随之减小，使得劳动力供给相对充 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储蓄和投资增长，从而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时整个社会就进入人口红利期。同样，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社会变迁也会进一步促进人口转变发展和演化。
综观一些快速人口转变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过程，如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短期内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在这一过程中也伴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但是人口规模的扩大并没有阻碍这些地区的发展，反而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原动力。根据 Bloom 和 Williamson 估算，在 1966~1990 年间的东亚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对于 6%~7%的 GDP 年均增长率的贡献大约有 1.4~1.9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率的 1/3。“人口红利”同样是造就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通过高劳动参与率、高储蓄率和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三个方面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Wang Feng，Andrew Mason，曾经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红利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指出，人口红利解释了中国 1982~2000 年间经济增长 15%的作用。但是人口红利并不是可持续的，长期看，随着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将下降；短期看，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依然存在， 不利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人口机遇期并不一定就可以收获人口红利，因为只有具备了相应的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和比较高的人口质量、技术水平才能把“人口机遇”转化为“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演化，人口年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即从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人口结构，转变为年老型的人口结构，这时，人口抚养比也会抵达新的转折点开始由下降转为上升。如果将人口红利界定为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且比重不断提高从而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和高储蓄率，那么上述转折点的接近和抵达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减弱乃至消失。另外，Mason and Lee 研究认为无论是个人、 家庭还是政府都是经济理性的，当预期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时他们会针对产出和消费行为作出相应的安排，一般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的人口转变阶段，个人和家庭会形成较强的储蓄动机，那么在国家或区域层面则可能形成高水平的储蓄率和资本供给，以继续推动经济增长，这就是“第二人口红利”。不过，第二人口红利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相应的制度支持。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那样，在老龄化的条件下，储蓄动机及为未来所进行储蓄的保值增值都仍然是可行的，而是否能够成为现实则取决于相应的制度条件，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性质。在第二人口红利形成之前，我们需要做的是挖掘第一人口红利的潜力，对现有的劳动力资源进行二度开发，以进一步延续第一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
二、“民工荒”与第一人口红利
自 2004 年春季以来，中国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受到广大媒体和学者的关注。2004 年 4 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查显示：“民工荒”主要发生在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缺工率在 10%左右，较为严重地区有珠三角、浙东南、闽东南等，珠三角地区缺工最严重，缺工总计约 200 万人，深圳缺工总计约 40 万人，东莞市也缺工近 27 万人。另外，温州等城市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问题。从 行业分布来看，高级技术工缺乏的主要是模具、电 子测试、汽车涂装、数控机床等专业人才，普通工缺工主要集中在制鞋、制衣、电子、家具制造、玩具、餐饮服务等行业。该部门发布的 2010 年春季用工需求和就业情况调查报告显示，2010 年春节后企业用工需求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正常用工量净增 15 个百分点，与 2008 年同期调查相比企业计划新招工人数上升约 5%。调查结果还显示，被调查企业预期今年招工“有困难”或“有一定困难”占到调查量的 70%，这一结果与往年相比上升了 5%。对返乡务工人员调查发现，有 62% 的返乡者明确表示春节后还会选择外出务工，而在 2008 年同期同类型调查的比重则是68%(本部分数据来自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http://www. mohrss.gov.cn/index.html，2010，部分数据做了整理和重新计算)。“民工荒”爆发及全国范围蔓延，是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和结构性失衡的结果。如果进一步做深层次的思考，则会发现“民工荒”是城乡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近些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沿海地区制造业的积聚，增加这些地区对农民工的需求；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比较利益提高，部分农村劳动力开始选择留在农村发展，减少了农村为城市提供的劳动力数量。另外，一些进城农民工的回流更是在短期内加剧了城市用工缺 口。
近些年间歇发生的“民工荒”现象，掀起了学术界对中国人口红利是否在接近尾声的讨论。王德文等研究认为，关于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始，中国人口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阶段，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处于减速态势，到 2015 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转为负增长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这与于学军、陈友华等人对中国人口红利出现与消失时间的判断相距较远。陈友华研 究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大约一直要持续到 21 世纪 30 年代初，前后历时 40 多年，2010 年前后人口红利最为丰厚。从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和规模变化趋势来看 （见图 1，图 2），虽然中国劳动力总量还是相当丰富，但是随着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的年龄增长，15~29 岁之间的劳动力已经开始递减了。而据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轻工制造业工厂都只雇佣 18~26 岁的年轻女工，进入建筑业的男工也集中在 30 岁以下。随着 30 岁以下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沿海一些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行业会首先显现“用工短缺”。
根据“二元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初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出现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动力，开始向边际生产率高的城市部分转移，随着转移规模和比重的增加，滞留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后经济发展就到了“刘易斯转折点”，这时城市部门劳动力供给开始出现短缺。而“民工荒”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城市部门用工的短缺，尤其是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短缺。“民工荒”也可以解释为从农业部门流出的劳动力不足以满足工业部门快速扩张的需要。现有研究数据证实，从 1994~2007 年的非正规与正规就业人数变动来看， 非正规就业规模曾一度攀升并超越了城镇总体就业规模，但从近两年的趋势来看，正规就业的规模正不断回升，与此同时非正规就业规模开始出现下降。从微观角度看，随着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终结，农民工工资会有所增长，而劳动供给量会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图 3 描述的是在当地做临时工时，男性和女性一天可以挣到的实际工 资变动趋势。从整体来看，五个省份的所有样本村，与当地男性实际工资相比，女性的实际工资要明显低很多，但是无论是男女劳动力其实际工资的均值都呈现出上涨的趋势。从时间变化趋势上看，2004 年左右劳动力工资增速加快，如男性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在 2004 年至 2007 年的年均上涨速度为 9.1%，远远高于 1998 年至 2003 年的 1.8%； 女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速度在 2004 年后增幅更大，年均为 9.5%。
当前普遍发生的“民工荒”现象，一方面预示着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完全依靠粗放式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敲响了警钟：中国第一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预示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
三、人力资源开发与第二类人口红利
回顾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转变过程，可以让我们对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有更为深入的认识。亚洲很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日本、韩国等。在这些国家的经济起飞过程中，有一些共有的人口结构特征，如在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较慢。随着经济逐渐复苏和发展，工业吸收了新增的就业人口，劳动力增长的速度正好满足就业需求增长的速度，使他们转移到城镇中去，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所以，当时的就业问题还不至于对经济构成明显压力，而劳动力数量逐渐增多则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战后这些国家的人口达到出生高峰期，新增的人口在 20 世纪 60 年代相继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上升。每年将近 3%的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为当时蓬勃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但是这一时期，人口生育率在逐渐降低。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上一个十年生育率的下降减缓了此时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总量，再 加上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推迟了劳动适龄人 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步伐，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开始出现，而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更为凸显，但是并未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同时，劳动力的人口素质在增长。1946 年，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文盲率都比较高，但战后这些国家高 度重视国民教育发展，文盲率迅速下降，20 世纪 60 年代进入高中和大专院校的学生持续增加，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大学教育也进入大众化阶段。 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有效地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一样，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在中国出现。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推进，维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的劳动力总量和比重优势将逐渐下降乃至最终消失，而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依靠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金融资本流动性过剩和宏观经济持续低迷的环境下，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有两个，一是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配置效率，但是这需要内生性制度改革作为推动力。二是对现有劳动力进行资源再开发，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来弥补劳动力规模缩小导致的第一人口红利渐渐消失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可以弥补劳动力供给的不足，而人力资源再开发是对第一人口红利的再延续。
以往研究中，把由人口结构转变和储蓄率变 化形成的人口红利分别定义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王丰和梅森，2006），这两个都是第一类人口红利。为了区别于以往只考虑人口数量和结构因素的人口红利，我们把考虑人口素质因素的人口红利定义为第二类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的预期寿命和人力资本状况的提高，使得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方式和速度相适应，形成更具生产力的劳动力人口，在较长时期内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以往研究中所探讨的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都属于第一类人口红利，即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总人 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这时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劳动供给充裕，而劳动力平均负担比较低，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在比 重较大的劳动力人口队列进入老龄化阶段后，还会形成高水平的国民储蓄率和资本供给，对经济增长也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学术界对第一类人口红利的研究已有很多，第一人口红利研究的范畴重点是劳动力的规模和比重，第二人口红利研究的范畴主要是劳动力的储蓄和消费能力，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切入研究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一类人口红利理论显然忽视了体现在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因素，而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体现在现代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单位生产效率的提高上。由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只能算是出现了一个人口机遇期。人口机遇期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对人口红利的收获，它还需要一些必要的支撑条件：首先，劳动力资源需要得到合理的配置，劳动力生产效率的实现和提高需要与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源相匹配，还应尽量减少劳动力的闲置或隐性闲置，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基本上都能与适当的就业岗位相结合；其次，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能够和现阶段的物质资本积累和产业技术升级相适应，在使得生产效率充分发挥的同时，劳动者还要有能力进行自身人力资本的再投入。Schultz 和 Becker 等都曾指出，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会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还会深化劳动力分工，提高劳动力与物质资本的配置效率，这就产生了第二类人口红利。第二类人口红利实质上是人力资本的红利。若要实现和收获第二类人口红利，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现有劳动力的人力资源再开发、强烈的投资和储蓄动机以及高标准的卫生保健和教育体制都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普遍发生的劳动力短缺从根本上说，是人力资本的供给不足以满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转型的需要，是第一类人口红利减弱后第二类人口红利未能有效开发的结果。从 2004 年开始爆发并逐渐蔓延开来的“民工荒”，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绝对数的下降，而是 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即真正能够满足城市部门技能需求，又能外出的特定人群数量有限。因此，“民工荒”其实质是“技工荒”，是劳动者现有的人力资本不足以满足城市部门的需求。也就是说，企业发展开始转向对熟练技工的大量需求，但是现有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一般没有专门的非农务 工技能，或者由于对城市生活的不习惯，他们在短时间内很难掌握新的技术，甚至有些年龄稍大的劳动力不愿意学做技工。此外，还由于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在寻求转变，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企业的用工需求发生变动而劳动力供给结构无法及时做出相应调整，结果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性失衡，尤其是素质型民工数量偏少满足不了企业发展的需求。从沿海地区劳动力市场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缺工企业需求的是熟练工、技术工，而迁移劳动力是以普通工为主，供求错位严重。以浙江省为例，用工企业的空缺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到 93%，要求初级工以上水平的占到 71%，需求为熟练工人的空缺岗位占到 70%，另外有 34%的空缺岗位明确要求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 （本部分数据来自于：《民工慌、慌了谁》，《衢州日报》，2005 年 2 月 28 日，部分数据重新做了计算）。中国技工供给规模远远达不到需求水平。中国现有技术工人 7 千万人，高级工只占 3.5%。即使是全国最大工业基地上海，高级工比例也不足 7%，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 40%的水平相差甚远。
另外，当前中国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较低，劳动力人口素质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和发展潜力。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中国 6.1 亿农村六岁及以上人口中，有 90.24%仅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有 45.3%的农村人口只有小学以下的文化程度，并且还有 7.25%的农村人口是文盲，在农村女性中文盲比重更高，达到 10.48%。根据对我国 11 个省份的农村迁移劳动力教育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 45%的在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为初中未毕业，另外，约占 33%的迁移劳动力初中毕业但没有继续读高中，而进城务工接受过正规技能或非正规培训的只有 12.7% 。在中国制造业从业者中，初中和高中以下学历的职工构成了制造业劳动力队伍的主力军，两者约占总体的 89%；大专生的比重只有不到 8%，本科生和研究生加起来也不到 4%，企业职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为 10.65 年，介于初高中之间。而在制造业中， 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每提高 1 年，劳动生产率就 会上升 17 个百分点；如果企业职工构成由全部为初中以下学历改善为全部为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 24%，假如能进一步改善为全部的大专学历，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 高 66%。还有学者研究认为，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有利于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并且大学教育对效率改善的有利影响是通过具有大学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向更有效率的非国有企业再分配实现的，而中小学教育对于效率改善作用不明显。所以，投资于人，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源再开发，是实现和收获第二类人口红利、适应和促进中国经济新发展的根本途径。
四、投资于人以适应经济新发展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到，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廉价劳动力市场出现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而首先受到冲击的则是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
“民工荒”和第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标志着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将发生历史性逆转，这必将对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十分粗放的，而它的转变过程也必然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深刻影响。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设定的主要任务之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把经济增长的源泉从主要依靠物质和劳动的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托是所谓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最为标志性的就是低廉的用工成本。而低成本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国外将制造产 业转移到中国的主要原因。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依托于低廉用工成本的“血汗工厂”遍地开花，但大都是“两头在外”，在国内只是一个“组装车间”，吸纳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但是对于低成本劳动 力的依赖，会使得这些企业缺乏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动力，产业发展也容易进入“低成本陷阱”， 即依托于低素质和低成本劳动力的企业产品也只能在产业发展的低端徘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方面需要企业经营理念的转变和生产技术的更 新换代，劳动力的需求就从数量转向质量型，对劳动力的个人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即 将到来的人口红利的消失，还是正在进行着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都要求我们必须对中国当前 的人口与劳动力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充分利用，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结构，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拓新的动力源泉。
在第一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今天，要有效实现和收获第二类人口红利，一个主要途径是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也就是要对人进行投资。这不仅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也是维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需要。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性质、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为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要，进行人力资源再开发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是对劳动适龄人口进行职业技术培训。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包括学校的正式教育，还包括其他 使人获得一些技能的投入和训练。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尤其是沿海地区引领的产业换代升级，现代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在发生变化，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形成了对普通劳动力的替代，而对懂技术、可操作大机器生产的工人的需求量越来越 大。从不同国家人力资本的存量对比来看，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劳务市场上，高级技工一般占到整个技术工人的 1/3 以上；而在中国还不到 3.5%，并且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而实现人力资本供给和产业发展需求合理配置的有效途径是对现有劳 动人口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与普通正规教育有着明显的不同，成年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应打破以学校、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面向生产一线，灵活调整教学安排，培育适用人才，传授实用技术。
其次是加大青少年教育投入。青少年处于即 将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队伍的第一队列，他们的受教育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以后进入劳动 力市场的劳动者素质水平。当前，中国的基础教育的重点还是在农村，应该加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 的质量，因为九年义务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和技能的基础。目前我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有了一定进步，但在一些农村教育质量还亟待提高。要加大 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努力提高农民子女的入学率，搞好农村文化基础教育。
最后是老年人口人力资源再开发。老年人口并不等于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相反很多老年人口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知识技能。不应该简单根据退休年龄来判断一个人的劳动能力，而要综合考虑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以及预期寿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城乡居民的预期寿命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 40 岁，增长到 2009 年的 73 岁。并且不同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也差异较大。当然，如果简单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而社会又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不仅会给新增劳动力就业制造压力，并且部分高龄在职又无事可做的老人反而成了企业发展的负担。所以应该在全社会构建起一个更为宽泛、灵活的就业体系，让精力旺盛、劳动能力强的老人还能为社会创造价值。
另外，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需要人力、物力的投入，投入包括许多方面，但集中体现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各级政府应该出台相应政策，鼓励私办学，为教育提供更多的资源，也为现有的教育市场提供新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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